三人行——對舒蕪和綠原、牛漢關系的探討
內容提要：舒蕪、綠原、牛漢三人在年輕時候，曾以進步青年的身份走上左翼文學的道路。1950至1980年代，他們是來往較多的朋友，后關系因某事件而破裂。關于1980年代中期平反事件中的舒蕪角色，此前有不少研究成果，但結論和范疇已經固化。其實，當時就有人對這種角色定位提出過不同看法，只是社會思潮正處在它的峰值期，并沒有給商議留下足夠的空間，所以有價值的討論亦未能展開。本文并非它的專門性研究，而是在撰寫文章的時候，偶爾發(fā)現(xiàn)了一些新材料，認為新材料不僅是對當年研究有益的補充，某種意義上，也成為重勘三人關系史的新角度。
關鍵詞：舒蕪 綠原 牛漢 1950至1980年代 時與勢
作為“七月派”重要成員，舒蕪與綠原、牛漢的關系向來沒人研究。但他們的關系，不是一般性的人事關系，而是可以觀察和研究攜帶著社會思潮起伏走向的一種特殊社會關系。它關涉人們對20世紀五十至九十年代歷史巨變的認識難度，而這種認識難度往往要具體個人去承載，這就呈現(xiàn)出了容易被忽視的多重的層面。
從現(xiàn)有材料看，他們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兩個時期，尤其是干校時期的關系，是比較正常的。1979年，因舒蕪調到中國社科院所屬的《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離開了人民文學出版社，不常見面，交往逐漸減少，但1985年胡風案件徹底平反過程中一些“事實真相”的披露，是三人關系突變的主因。尤其是在綠原連續(xù)公開發(fā)表批評舒蕪的文章后，終至斷絕。因此，圍繞“胡風案件”這個中心點，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社會歷史對普通人生活的沖擊和滲透的方面入手，是理解胡風圈子成員關系的一個新嘗試。
一、三人關系史的梳理
雖然舒蕪、綠原和牛漢都在胡風主編的《希望》雜志發(fā)表過文章和作品，三人卻沒有交往，他們是1949年后在武漢和北京才認識的。1950年代齊聚北京之后，由于舒蕪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綠原在外國文學部、牛漢在現(xiàn)代文學部（他們此前曾在樓適夷任負責人的“編譯所”就職），成為同事的緣故，加上有胡風這層特殊關系，交往開始變得密切起來。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他們是干校受難者。七八十年代先后平反，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投入所熱愛的編輯工作。這一時期，他們之間的關系可以用“密切”來形容，后來的變化，也許是連他們自己都始料不及的。
舒蕪與綠原的相識要早于牛漢。據《舒蕪口述自傳》，他1950年10月從南寧到北京參加中蘇友好協(xié)會總會的會議，拜訪幾年未見的胡風、路翎，回南寧前，順道到武漢去見綠原，因此才會有“我結合這些學習體會，寫出一些思想和文藝問題的短論，寄給在《長江日報》擔任文藝組組長的綠原，總是很快就能在《長江日報》上發(fā)出來”①。根據時間推算，這應該是從北京返回南寧前，經胡風或路翎牽線搭橋，兩人得以認識，之前他們有無通信，還不知道。寄文章應在該年10月，因為次年11月上中旬，中南區(qū)的文代會在武漢召開，舒蕪在會議閉幕后，“又在綠原家住了幾天，11月23日才離開武漢回南寧”②。《口述》在此之前，沒有兩人來往的記載，由此推斷，兩人是于1950年10月認識，應該基本屬實。
綠原也證實，他們第一次見面是1950年舒在北京開中蘇友好會議南返武漢時，他到“《長江日報》社找過我，我雖是第一次和他相晤，卻對他表示了一個老朋友的情誼，并介紹他認識了曾卓”。第二次見面，是在1951年中南文代會期間。③綠原夫人羅惠對這個材料有些補充，她說綠原與舒蕪過去不認識，沒有交往，雖然都是胡風《希望》的作者，但一個搞理論，一個搞創(chuàng)作，不搭界，而且不在一個地方（注：當時綠原在川北十分偏僻的岳池縣新三中，舒蕪任職于重慶上游江津白沙鎮(zhèn)的“國立女子師范學院”，盡管他們先后到重慶看過胡風，但如正巧碰上恐怕很難）。1950年舒蕪到北京開會，回程主動到《長江日報》拜訪綠原。因為《詩墾地》詩社時的朋友很年輕和單純，所以綠原像對這些朋友一樣熱情接待了舒蕪。只是舒蕪走后，綠原說，舒蕪比《詩墾地》的朋友要復雜，他不像曾卓，讓人一下子能看清楚，舒似乎“喜歡過分地琢磨別人的意思”④。
從舒蕪自北京南返的日期來看，可大致弄清楚以下情況：一是舒蕪和綠原的結識，緣于胡風或路翎其中一人的介紹，他在回程途中，并不急于抵南寧，而是主動去《長江日報》找綠原，原因是希望日后能在那里發(fā)表文章；另外還有，武漢是中共中南局所在地，號稱中南六省湖北、湖南、河南、廣東、廣西（現(xiàn)含海南）首府，是不是舒蕪也有希望通過認識綠原和其他執(zhí)掌權力的人，以后脫離南寧調來武漢的心理在里面？這里暫不猜測。⑤二是雙方見面氣氛熱情友好，綠原不僅留其在家中短住，還陪他去見了中南區(qū)文藝界的領導和頭面人物，比如陳荒煤、熊復、于黑丁、李季、黎辛等人。受此氣氛感染，舒蕪向綠原坦率談了胡風在北京的情況和處境，恐怕綠原也不知道其中的內情。但圍繞著“胡風問題”，以及思想和文藝觀點，兩人有一些爭論，第二次見面還爭論得比較厲害。這一潛在的矛盾，《舒蕪口述自傳》沒有記述，綠原直到1980年代末才在一篇文章里公開披露，之所以隱而不發(fā)，也許他們當時是28歲的年輕人，彼此都十分珍視這種青年時代的友誼。這種友誼所以從1950年代維持到1980年代，說明不管后來發(fā)生了什么事變，雙方仍然想在心靈深處為對方留下一個美好的角落。
《舒蕪口述自傳》首次提到牛漢，在287頁，內有“我回編譯所前不久，綠原已調進來了”“他在里面改造得好，所以第一個出來。是林默涵親自安排他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來的，放到編譯所，搞翻譯。從此，綠原就和我在一起工作了。同在一起的還有牛漢”的敘述。他還補充說，因為大家都背著所謂“問題”，沒有什么區(qū)別，何況彼此認識，我們三人經常交談，當然我們也會經常談一談胡風。⑥綠原是1962年6月9日，被林默涵親自安排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譯所的。因為綠原是中宣部干部，所以出來后由原單位負責人談話，也經他重新安排工作，是理所當然的。但這里容易有錯覺，以為舒蕪是這時才認識牛漢的，其實不然。牛漢1953年從志愿軍轉業(yè)到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因胡風事件被隔離調查，1958年2月被從現(xiàn)代文學編輯室轉至編譯所。編譯所成立之初，有社長馮雪峰想集中國內著名專家學者來搞一些工程的考慮，馮被降職后，也被貶到編譯所，于是這里就變成安置各種有問題人士的地方。綠、牛三人重聚此所，原因在此，由此也發(fā)展出他們幾十年的友誼。經此材料可以認為，舒蕪和牛漢是1953年同時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而非相識于1962年綠原來編譯所之時，相類似的命運，把他們聚到了一起。
由于《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2008年才姍姍出版，原稿中有沒有對“三人行”軼事蹤跡的敘述，不得而知；因此前已發(fā)生綠原對舒蕪的批評，三人關系轉冷，這就使本書對他們歷史交往的講述多少會受到一些影響。在本書“我與胡風”連篇累牘的章節(jié)里，雖間或跳出舒蕪的名字，有不少批評、抱怨之處，例如關于他與聶紺弩私下議論舒該不該交信，這種交信行為對胡風的傷害究竟有多大等。由于回憶錄晚于綠原的批評，這就使對他們三人歷史關系本應占有一定篇幅的內容，在無形中被壓縮，也是一個不應排除的因素。社會形勢經常在正常進行的回憶錄、口述史等歷史著作寫作過程中，產生干擾和扭曲作用，并非僅在舒、綠、牛三人對過去歷史記憶的追溯中才有，它顯然不是孤例。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同類著述里，這種現(xiàn)象其實經常發(fā)生，也沒必要奇怪。只是對于研究者來說，輕易地失去對一些有價值材料掌握的機會，卻尤感可惜。
不過，牛漢與舒蕪交往的情景，還是出現(xiàn)在他親身經歷的干校時期生活中，雖內容不多，但仍值得重視。比如《自述》在173頁至174頁提到，1973年秋冬，因大批干校干部陸續(xù)返京重新安排工作，另一些人自找門路，到其他各省的大學和文化單位就職，干校只剩下百十個人。當年熱火朝天的勞動場面已不再現(xiàn)，取而代之的是人心渙散，許多人開始抱著混日子的心理。這種背景下，一些人借口回京治病，逾期不歸。另一些人則借去湖南學習參觀之由，搞起了變相旅游。他和舒蕪是后一類人（此時綠原也滯留在此）。
我們，我和舒蕪，還有纏著要我們帶她走的十三四歲的盧小冰（人民出版社的盧敏、人民文學出版社辦公室前主任陸耿圣之女）。放一周假，我們三個人，打著……的名義，實際上坐火車從武漢一路到了桂林，游了兩三天漓江。《華南虎》就是在桂林起草的。到陽朔還待了一天。回來說……深受教育……
……
舒蕪家學淵源很深。他沒有上過大學。他們家有大房小房之分，舒蕪出自小房。他祖父方守東字寫得很好，在河北當過縣太爺。他離任走時雇書童挑書，一擔書，怎么會這么沉？原來書頁中夾了一片片金葉子（這個桐城流傳的故事是我老伴吳平說的，他們方家的孩子在吳家的私塾寄讀）。⑦
干校滯留干部畢竟有“百十來個人”，但與牛漢同游桂林的為什么是舒蕪而非別人？這個事實，恰好說明他們個人關系不錯，否則一切都不會發(fā)生。這情形竟像是回到了一二十年前，同為天涯淪落人；雖然人文社已經復辦，回京名單肯定不會考慮他們。盡管干校盡力在將遺留人員推薦給相關省市的大學和文化單位，無人認領，仍是他們必須面臨的尷尬局面。我認為，相同的命運（綠原也在其中），產生了某種惺惺相惜的心理情緒，更何況有十余年的交際作為基礎，這是牛漢約舒蕪同游、而舒蕪也樂意同往的主要原因。
舒蕪小女兒方竹提供的材料，也足以說明所說的“三人行”并非是主觀臆猜，而是確實存在的事實。
1975年，父親從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經常來往的有周紹良先生（筆者注：人民文學出版社老同事）。
……
還有幾位朋友，淵源更深，年齡也基本和父親相仿，可稱密友，就是胡風派的幾位了。不過主要是綠原、牛漢兩位先生。因為都在北京，又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上班，交往方便些。
往往是傍晚下班后，綠、牛二先生，有時還有文學出版社另一兩位談得來的同事一道，和父親一同回家，他們先在黑屋神聊一通后，便挺熱鬧地一涌而出，去飯館吃一頓。
我一直感覺，仿佛父親還是胡風派的人，他們依然是患難與共的朋友。
他們密切的友誼，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一直持續(xù)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⑧
方竹是與晚年舒蕪同住的子女，她對三人下班后不回家，而是意猶未盡地到舒蕪位于崇文門外胡同矮舊的平房來“神聊一通”，余后“挺熱鬧地一涌而出，去飯館吃一頓”的情景之所以記憶猶新，因為她是現(xiàn)場第一見證人。這個時間，大概是在1975年三人返京到1979年舒蕪調到社科院《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間。這時胡風案件尚未平反，沒有外來因素干擾三個人的正常來往。從這個角度看，方竹對三人關系是“胡風派”“可稱密友”“他們密切的友誼”的直接感受，可以說是非常真實和確切的。由此證明上述對三人關系的梳理，有一定的現(xiàn)實基礎，這種歷史事實，不能因后來他們關系的破裂而予簡單否認。
如果說方竹的傳主親屬身份，在敘述事實上尚難避免某些偏袒的傾向的話，那么人民文學出版社年輕的編輯王培元，對牛漢和舒蕪關系的就近觀察，應該比較客觀，至少是可以作為方竹這個旁證的支持性材料。王培元1984年由北師大碩士分配到人文社任編輯的時候，舒蕪已調至《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初來乍到，是出版界新手，因此需要盡早結識本社、包括調往他處的資深編輯，以便拓展人緣，增長編輯的視野、經驗和知識。這種情況下，他便跟著牛漢去西直門皂君廟舒蕪的宿舍拜訪他。“那時的《新文學史料》主編牛漢先生，有一回到皂君廟去登門造訪舒蕪先生，并向他組稿時，我也相跟著，由此認識了舒蕪先生。”⑨王培元所說的時間應在1984年和1985年之間，與方竹所說的時期大致相符。
果然，王培元1993年做了人文社出版的舒蕪《周作人的是非功過》一書的責編，兩位忘年交相互贈書、切磋學問，這種關系一直到舒蕪去世。
二、他們關系疏遠、破裂的內外原因
近來，我一直在查找綠原、牛漢和舒蕪關系出現(xiàn)問題的相關材料，一無所獲。還是方竹這份材料，某種程度上能說明一定的問題，而且時間、事件等也都有一些憑據，雖然目前，它僅是一個孤證，這只能寄希望查出更多材料來繼續(xù)開展研究。
據方竹說，1980年代前期的一個星期天，聶紺弩“文革”時期的獄友劉羽來訪，談到舒蕪在《中國社會科學》編稿的閑話，又談了一些別的無關緊要的事情。劉羽起身告辭，她送他邊走邊聊，行至理工大學附近時，他突然冒出一句：“胡風一案遲早要平反，你爸爸當年交胡風信的事，還會被翻出來。”她聽后頗覺突兀，心想此事可能早就傳開，只是他們一家還蒙在鼓里。當時，平反冤假錯案已在全國全面鋪開，此舉大得人心。方竹私揣，中央1980年已撤銷了“胡風案件”，但下一步怎么處置不得而知。
劉羽接著問了一個更尖銳的問題：“你爸爸當年干嗎要交信？”方竹更是一驚，感覺一片懵懂，一是不知“借信”“交信”之間的區(qū)別；二是不知道其思想淵源。雖是晚輩，根據過去的經驗，她不由得聯(lián)想到：“當時劉羽常去聶紺弩家，與其他文化界名人也時有往來，在他們那里，胡風一案肯定已成為重要話題，甚至在來我家之前，他們有可能剛剛議論過，不然恐不會有此一問。”⑩
此事并非空穴來風，舒蕪兩次被拒之門外的事，早已發(fā)生。一次是舒蕪堂妹方徨的追述，大概在1979、1980年前后，舒蕪聽說胡風被釋放出來，想與聶紺弩一起登門探望，結果被拒之門外。還有在重慶時期親若兄弟的路翎，他也想登門看望，亦遭拒絕。追述人是舒蕪親屬，此時表現(xiàn)得通情達理，她推測：“他們不能原諒三哥，這不能怪他們，因為他們被迫害得太深了。”11方徨是新華社資深記者，有很高的政治敏感度和思想自覺，自然對那個年代的社會生活比較了解，無論是從妹妹角度，還是從外圍角度，她對事情有一個相對辯證的認識，應與其身份相符。
牛漢也說，1983年，在中國作家協(xié)會開過一個有關胡風的座談會，會后舒蕪欲拜訪胡風，胡風沒讓他進太平巷的門，他認為，胡風拒絕見他的態(tài)度已經非常明確堅決。12聯(lián)系到1954年夏天，何劍熏從重慶來北京參加九三學社會議，與聶紺弩、舒蕪聚到一起。聶紺弩事先知道舒蕪跟何是老朋友，何和胡風也是老熟人，三人吃完飯后，聶便說胡風就住在附近，建議一起去拜訪，沒想進院子后反遭胡風拒絕。胡還說出了“老聶，你也事先不通知一聲什么人都往我這里帶”的難聽話（胡則對何另有一番客套說辭）。因此，胡風在回京后，兩次拒見舒蕪，實出于歷史積怨。眾所周知，鑒于胡風在胡風派成員中的崇高威望，包括眾人對他命運遭遇的深切同情，結合當時形勢，他的態(tài)度，以及后來徹底平反事件這一“時勢”所產生的影響，綠、牛、舒三人關系的疏遠乃至破裂，應在意料之中。
所以，方竹認為三人關系出現(xiàn)問題，主要原因是胡風案件被徹底平反這件事。她向讀者坦露：
果然不出劉羽所料，1985年，胡風一案被徹底平反。公開出版物上，有關文章逐日增多。
反映在父親生活中的，首先是他的幾位密友的疏遠。隨著胡風一案慢慢浮出水面，他們的關系就漸次疏遠，但是過程緩慢，不易察覺。
最判若兩人的就是綠原先生。13
她補充說，其實此事前幾年已有預兆，只是因三個人在一個時期里過從甚密，來往頻繁，一般人不易覺察罷了。這個預兆，就是1981年綠原、牛漢合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詩集《百色花》，令人奇怪的是，在他們兩人簽名送舒蕪的這本書上，稱謂上發(fā)生了蹊蹺變化，扉頁一改過去送書時的“舒蕪兄”字樣，而改稱“方管兄存念”。兩字之差，大有深意焉。方管是舒蕪原名，舒蕪則是后來發(fā)表文章時的筆名。她和父親隱約感覺裂痕已然出現(xiàn)，他們推測，改“舒蕪兄”為“方管兄”，意在強調他們與舒蕪只是一種歷史關系（原名反映的是歷史現(xiàn)象），因“舒蕪”一詞容易聯(lián)想到胡風事件，顯然早有避諱之意。盡管表面還維持關系，沒有翻臉，大概是胡風案徹底平反的“時勢”尚未形成而已。
方竹的推斷不錯。不過在我看來，致使三人關系疏遠的起因表面是胡風徹底平反，這個起因不能忽略，然而另一層原因也不應該忘記，這就是隨著當年被查抄材料歸還當事人，與之有關的人士的訪談、回憶、口述開始浮出地表，例如林默涵、王文正14、葉遙，包括胡風女兒張曉鳳整理的“胡風書信”，亦在《新文學史料》陸續(xù)刊出，還有我們沒有掌握的逸事、小道消息、傳聞等，許多不知就里的真實細節(jié)，令胡風派成員震驚，輿論為之嘩然，尤其是當年舒蕪怎樣和胡風決裂的“真相”被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其震撼效果已非讀者能夠想象。這些追憶和著述對歸還材料“逐日增多”的多方面解讀分析，將大不利于舒蕪的在世形象。胡風被釋放后，舒蕪幾次登門探望，除內疚負罪之外，也不妨存在通過與胡風和解，以便勸阻他披露更多真相的深層恐懼心理。
方竹說“最判若兩人的就是綠原先生”，所指即綠在胡風故世后寫的三篇文章：一篇是應《人民文學》主編王蒙邀約寫的《悼念為藝術真理而獻身的胡風同志》，第二篇是1988年中央為胡風文藝思想平反后給《人民日報》寫的文章，第三篇則是1989年應《我與胡風》一書編者邀請，撰寫的長文《胡風和我》。綠原在胡風圈子里有詩人中的學者之名聲，因此其著文，向來以思想縝密和擅長說理分析而見長。最后這篇長文，不僅對舒蕪指名道姓，還依據各種真相材料，對舒蕪背叛胡風的思想行為作深入探討，由此得出導致釀發(fā)胡風一案的根本原因歸咎于舒蕪主動寫文章和交信的結論：“胡風作為批判對象的尷尬處境解放后突然明朗化并日益嚴重起來，則是由于舒蕪1952年的‘轉變’和反戈而促成的。要研究胡風問題及其對中國文化界和知識分子的教訓，不研究舒蕪是不行的；不僅應當研究他所揭發(fā)的‘材料’，更應當從那些材料研究他的人品，研究當時的領導層通過舒蕪向知識分子所樹立的‘樣板’，并通過這個‘樣板’研究某些人所掌握的知識分子改造政策的實質。”而且他認為舒蕪對熟人朋友一向如此，例如1957年，舒蕪把馮雪峰跟自己私下談的話公布出來，為進一步批馮提供依據。1970年在干校清查“516分子”時，“又寫大字報當眾將他的軍”，等等。15
綠原結合材料談出他不原諒舒蕪的理由之一，即不是他被動“卷入”，而是在“主動”出擊。這就牽涉到“人品”，也即“道德”的問題。對此，需要將綠原妻子羅惠女士與綠原兩篇文章對照著解讀。羅惠證實，舒蕪1952年5月25日刊于《長江日報》的文章《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被《人民日報》轉載后，北京舉行“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他路過武漢沒找綠原，而去見曾卓，曾卓勸告他，你可以說自己，不要扯別人，他沒聽從忠告，于是在《文藝報》又發(fā)表第二篇文章《致路翎的公開信》。言下之意，他認為這是舒蕪越過了做朋友的底線。16綠原對舒蕪的行為有更嚴密的分析。他在《胡風和我》“補注”中說，從胡風平反后發(fā)還的材料可以看出，周恩來曾通過周揚給胡風轉信，希望他做自我批評，跟上時代步伐，在中間有緩和沖淡之意。批胡風那些人，起先也不是非得把胡風斗倒，只是希望他改正文藝思想。相較之下，舒蕪則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動表現(xiàn)：“他在轉變前后的思想活動，我不妄加猜測；但那些思想活動的一些外在表現(xiàn)，我卻從頭兩次的接觸中有所感受。舒蕪的轉變，或曰由此岸向彼岸的過渡，是靠三篇文章來完成的：一篇是《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篇是《致路翎的公開信》，又一篇則是《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至于胡風被‘反革命’化以后，舒蕪所寫的一些批判文章，或者為擴大批判影響所作的報告，大都是以上三篇的歸納和演繹，沒有什么更新的實質內容。關于這三篇的寫作和發(fā)表經過，一些研究者正在搜集背景材料加以研究；例如，第三篇所揭露的那些私信，究竟是舒蕪主動交出來的，還是臨時被調卷調出去的，目前說法不一。不過，我覺得，第一篇雖然簡短，卻帶有宣言的性質，并為知識分子改造樹立了‘榜樣’，是更值得研究的。”總之，他判定舒蕪不是出于被動，而是主動所為，這就使這種行動具有了“宣言”“決裂”的性質。17
隨著胡風案件徹底平反而發(fā)酵的“真相”材料，還不止綠原、羅惠這些，而是比他們搜羅更勤，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的李輝所著《胡風集團冤案始末》一書。很可能，他們對材料的搜集和回憶，起先還是以此書為基礎而展開的。此書1986年至1988年7月完成，1989年2月出版。但事實上，作者對胡風派成員及相關知情人的走訪、材料搜求，恐怕在胡風去世前就已開始。李輝認為自己所著大多屬于“事實材料”，材料本身豐富復雜，不需要自己再做想象性的發(fā)揮，《作者后記》說：“寫這本書，我越來越感覺到與其說自己是一個作者，不如說是一個‘記者’——名副其實的記者。從全書來看，所盡到的責任和完成的任務，無非是在記，記當事人的談話，記從報章上抄下來的文字，記僥幸從不同角度獲得的第一手資料。除此之外，我還作了些什么呢？沒有精心設置的結構，完全是按時間發(fā)展順序平鋪直敘，沒有深刻而酣暢的議論，僅僅在事實的敘述中間或流露出幾句不痛不癢感嘆；沒有生動的場景描繪和心理剖析，一切都讓位于也許是枯燥的、直接了當?shù)臄⑹觥！?8李輝是復旦大學中文系七七級學生，畢業(yè)后分配到《北京日報》。因他是湖北隨縣人，自然走進了同為湖北人的胡風家庭，以及湖北人居多的胡風派圈子。這本成名作，確實如他所說，用的是一個“記者”的手法和眼光，力求敘述事實，不作個人判斷。這番表白，無疑增加了它作為“真相材料”的分量。
行文至此，我不由得想，接觸到這本書后，綠原和牛漢對舒蕪的觀感，與1950到1980年代的大部分歲月相比，大概要發(fā)生極大的變化了吧。因為此前數(shù)年，他們也知道舒蕪信，是胡風案得以“成立”的憑據之一，但沒想到的是，舒蕪的自覺行為，居然在其中還起著如此大的作用。這對他們從“慢慢地”與舒蕪疏遠，直到最后決裂，確實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與此同時，也可能極其深廣地波及到其他胡風成員與舒蕪之間的關系，致使舒蕪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19
為便于了解這本書對上述人士產生的沖擊性影響，我們不妨將李輝著作的“記者敘述”分摘如下，以供參考。
4月13日，舒蕪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胡風文藝思想反黨反人民的實質》。就在這期間，對前來約稿的《人民日報》的一位編輯，他拿出了胡風四十年代給他的信。他拿出這些信，他想用這些信證明胡風并不像自己說的那樣，當年是不贊同他的《論主觀》的觀點，而是充分肯定他的文章，并對當時的批評極為反感。
……
不管舒蕪是否清楚地意識到，交出私人間的通信作為批斗的武器意味著什么，他的舉動，在這場事件中，無疑具有特殊的意義。不管他是否情愿，是否承認，他在歷史悲劇中成為一個重要的角色，也成為上面求之不得的人選。
……
根據要求，舒蕪的信分成四類。四部分的小標題分別是……舒蕪……還在每一類信的后面，加上批注性的話。在整套材料的后面，他寫下兩段言辭激烈的話，既表示出對胡風的憎恨，又懇切地表示自己悔悟的愿望：
整理胡風給我的信中這許多材料之后，不禁觸目驚心。這些材料，現(xiàn)在擺在面前，反共反馬克思主義的氣息，卑鄙的個人野心的氣味，是這樣的強烈。可是當時，卻把這些信經常指導自己整個生活、工作和思想的寶貴文獻，從來沒有看出什么不對的地方。這就是一個鏡子，可以照見自己當時的面貌是何等的丑惡！
我在這里提供這些材料，主要為了幫助大家進一步認識胡風文藝思想錯誤的實質，同時也為了促使自己進一步檢查過去的錯誤。
……
1944年之后，高中沒畢業(yè)的他，卻成了一些高校的教授，講授的科目“讀書指導”“墨子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歷代詩選”等齊集于一身，足可見只有20幾歲的舒蕪出色的才能。
真正將舒蕪推到一個赫赫然位置的是胡風。在短短時間里，舒蕪的興趣集中在哲學問題上，經胡風之手，連續(xù)發(fā)表《論主觀》《論存在》《論因果》《論中庸》，洋洋灑灑，縱橫捭闔。說不上西方哲學家冷靜、嚴密的思辨，但貫穿其中的氣勢、揮灑自如的旁征博引，倒是讓人驚奇它們都出自二十四五歲的舒蕪。
……
需要的是與胡風、路翎劃清界限——舒蕪不會不明白這一點。
他開始做到了。在這篇文章中，舒蕪點出了路翎的名字，贊同《人民日報》上批評路翎的小說中工人形象的“品質特征”：濃厚的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流氓和無賴的作風；工人階級的“精神狀態(tài)”竟是歇斯底里，精神病患者。
……
就在胡風、阿垅分別給路翎寫信的第二天，5月25日，《長江日報》發(fā)表了舒蕪的《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
胡風于5月30日給綠原一信：
此文看到了。應該想象得到的。原來我們把他當作書生，現(xiàn)在看來，倒是我們是書生了。我想，這是示范，恐怕是經過長時間工作的結果。20
限于目前條件，如想對李輝著作的材料來源一一加以查證、核實和勘校，查明哪些確是出自“事實真相”的“記者敘述”，哪些是作者的判斷評述，沒有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是很難做到的。需要指出，李輝在撰寫這部名著時，雖不過三十上下的年紀，但他與這一歷史很有心靈同感，通過走訪大量人士，核實材料，對胡風事件始末有了比當時大部分人都要更具深廣度的把握，他對有些問題的敘述分析，是令人欽佩的。然而，畢竟因為年輕，又處在“胡風案件”徹底平反社會思潮的湍急漩渦和氛圍之中，“揭露真相”顯然就成為他著書立說的根本宗旨。所以綜合上述因素，他很難做到純粹客觀的“記者敘述”，而難免忍不住要給予評判，作一些結論。比如“1944年之后，高中沒畢業(yè)的他，卻成了一些高校的教授，講授的科目‘讀書指導’‘墨子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歷代詩選’等齊集于一身”等措辭，就不免有譏諷之意；再者，與緊接而來的“真正將舒蕪推到一個赫赫然位置的是胡風”一句相聯(lián)系，“忘恩負義”之罪名，就是板上釘釘了。如此的表述和語意鏈接，在此書中不止一處，可以摘出不少，有一些話，主觀色彩應是十分濃厚的。但是，想到作者撰寫該書也只“兩年”，又要趕著出版，自然打磨不夠，可能也沒向更多資深人士征求意見，就急忙拋出，是它容易被舒蕪親屬和有識讀者詬病的因素之一。但這絲毫未損它作為最早一部研究“胡風案件”名著的歷史地位。
不過，純粹從專業(yè)訓練的角度看，我不認為這些采自社會各方面的材料，已達到了“窮盡”的程度，它偏重于胡風而未兼及其他，與對史料的占有深廣度不夠有關。舉例來說，該書所引舒蕪對胡風四類通信的批注，來自胡風親屬提供的公安部發(fā)還材料，假如是原件，那上面應留有舒蕪的“批注”；一些來自綠原，如胡風因舒蕪發(fā)表《從頭》一文致他的信，也是發(fā)還的材料之一；而胡風提攜一個高中沒畢業(yè)、然而才華出眾的舒蕪，沒有胡風，也不可能有1940年代中后期登上文學理論舞臺的舒蕪的材料，大概出自梅志的講述。對李著所引材料，舒蕪親屬表示有些只是一面之詞，他們對李著主動“交信”的敘述尤感不悅，理由是作者既未到舒蕪這里求證，也不顧忌當時大環(huán)境對具體當事人精神、生活的擠壓等因素的存在，而匆促作出判定。舒蕪親屬不認可綠原文章和李輝著作的一些觀點，根源即是對材料是否真實、全面，符合當時事實存在懷疑。此議將在文章下一部分征引，這里暫存。21因此，由此引出的一個問題是，研究者在引用材料的時候，如何站在歷史高度，更辯證復雜地思考和敘述，給出相對客觀的結論，是對作者的考驗。
這些摘自李輝原書的文字段落，給人以下較突出的印象：一是凸顯了胡風和舒蕪關系中的“道德因素”。胡是舒的恩師，對他從一個偏僻的女子師范學院走向全國文學界和理論界，起了關鍵作用。路翎和舒蕪是重慶時期的好友，兩人相濡以沫，在各自的事業(yè)上認真切磋，相互激勵，而且還是路翎把舒蕪引薦給胡風的。在我國的人際關系中，向來以“師生之道”“朋友之道”為做人首要原則，對違反該規(guī)則的人與事，均視為大逆不道，不管它是以什么理由和名義，都會在朋友圈子中，乃至在整個社會觀感中喪失道德形象，為眾人甚至為歷史所不齒。在李輝敘述中，舒蕪恰恰是違反這一規(guī)則的典型事例，綠原、牛漢等胡風派成員，包括當時的讀者，凡是看到這種敘述，心靈深處的震驚反應大概可想而知。二是舒蕪“交信”并在私人信件上批注，對當時胡風事件的升級更無疑火上澆油。當然，從目前顯露的各方面材料，包括具體知情者以及舒蕪親屬的敘述材料來看，他并非孤立的個人行為，而是受到有關方面和人士的指引、安排，只是他沒有、在當時也沒法拒絕而已。正因如此，舒蕪當時究竟是“交信”還是“借信”，是因為他寫文章批評胡風、路翎，提供這些信件，才直接促發(fā)和影響了“胡風案件”的最后結果，還是事先已有安排，舒蕪的文章、材料不過是用來包裝，即使沒有舒蕪交信，也是大勢所趨等觀點，一直是胡風和舒蕪關系研究中的焦點和難點。雙方各執(zhí)一詞，互不退讓，有些現(xiàn)象，至今還令人迷惑不解。我與牛漢先生1990年代初在武漢一個會議上初識，至現(xiàn)在的大學任教后，曾多次登門拜訪就教，遂成為忘年交，盡管聽他多次講述自己的歷史經歷，卻從未涉及和舒蕪先生的關系。牛漢先生的風骨，我是很佩服的。我與舒蕪先生有一點很是淺顯的文字之交，原因是拙著《艾青傳》出版后，有一天他突然致信，指出我所引1930年代一篇文章的署名錯誤。后來還寄來一份賀年卡，并在《舒蕪口述自傳》一書中對我略有提及，這對一個晚輩學者來說，都是太客氣和過于抬舉了。可惜的是，老先生在世的時候，我竟未尋機登門求教，其實我對舒蕪先生的《周作人的功過是非》及其他著述的淵博學問是十分敬佩的。而我在北京幾十年，居然未曾與綠原先生相遇，也是一件奇事。我早知綠原先生1940年代政治抒情詩的詩名，以后又拜讀他復出后的《重讀圣經》等名詩，在課堂上講過這些作品。綠原先生令人稱道的譯筆，我不是很了解，但讀過他寫的詩論和其他文章，對老先生嚴整的邏輯和精湛觀點一向注意，還驚訝它們是出自一個詩人之手。他和牛漢先生合編的《白色花》，包括他執(zhí)筆寫的詩序，對我們這代人有很大的影響。由此可知，我寫這篇文章并沒有“站隊”的問題。我之所以寫它，純屬偶然，是在寫一篇關于牛漢、綠原干校生活的文章的時候，偶爾看到涉及舒蕪的材料。于是產生了好奇心，想繼續(xù)追蹤他們20世紀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心路歷程，將它們作為上下文，來觀察他們干校時期的心靈史活動。保持客觀態(tài)度，并秉筆直書，是我寫此文的初衷。如果行文中有未盡之處，還望三位九泉之下的老先生及親屬海涵。
自然，這種爭論所引發(fā)的舒蕪和綠原、牛漢關系疏遠乃至斷絕的“道德”和“時勢”問題，還需在下一節(jié)繼續(xù)討論。
三、對關系破裂的“道德”問題的探討
說到引起三人關系從疏遠到決裂的“道德”和“時勢”問題，不能不回到198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社會環(huán)境。
1979年，中共中央及時作出為各類冤假錯案平反的英明決定，不僅卸掉了沉重的歷史包袱，團結廣大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向著改革開放的偉大目標堅定前進，更是大獲人心，對營造改革開放初期寬松和諧的社會環(huán)境，產生了深遠影響。還應看到，隨著揭露冤情和整肅“三種人”運動的深入，也使某些相關當事人的“道德”問題，逐步浮出水面，例如作家中汪曾祺與江青關系的風波、張承志首提“紅衛(wèi)兵”的口號、余秋雨“文革”時期在上海寫作組等等，都曾經使他們在社會公眾中的形象大跌眼鏡。作為曾被封存在公安部檔案中的“舒蕪現(xiàn)象”，一旦材料發(fā)還給個人，眾多受害者心目中原先撲朔迷離的印象，經這些材料一再證實，舒蕪“賣友求榮”的“真相”便成為一個鐵板釘釘?shù)氖聦崱＿@番波瀾在劉羽造訪舒蕪之際，已是暗流涌動，到胡風徹底平反，才掀起了驚天大浪，這話前面已經說過。由此，綠原、羅惠夫婦對舒蕪與他們關系，以及舒與胡風關系的前因后果，包括對隱蔽事實的公開大膽的披露，李輝著作對胡風一案材料的辛勤收集和研究性敘述，即是這一過程中的產物。
牛漢此前在評價舒蕪的問題上，雖較綠原態(tài)度溫和謹慎，也沒在1980年代中期的集體聲討中趕趟，但還是在二十年后“補課”，即在2008年出版的《牛漢自述》一書中作了直接回應。該書第七、第八和第九章用了整整三章（我與胡風及“胡風集團”上、中、下），長達57頁的篇幅，講述了自己自結識胡風，到受牽連被審查，以及幾十年來一直為此背著沉重包袱的詳細歷史過程，其中，直接點名批評舒蕪的地方不少于9處，還提到1938年舒在家鄉(xiāng)入黨和自首的問題（作者為此配了詳注：“建國后，自首的性質和叛徒差不多。這是他人生最大的隱患。舒蕪內心難免恐慌。要有新表現(xiàn)也在情理之中。”）。對舒蕪背叛胡風，最具分量的是118頁的這兩段話：
舒蕪肯定是上邊對他做了工作，讓他揭發(fā)“胡風集團”的內幕。1953年4月他奉調人文社古典室搞《紅樓夢》研究。……是把他當“胡風集團”的“起義”分子看待的。
……舒蕪交出信件是個大事件，證明“胡風集團”有人“起義”了。舒蕪說聶紺弩同情他，我知道紺弩內心不是這樣。我跟紺弩談過。你舒蕪交信考慮過后果沒有？你舒蕪交出的信，成為中央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定性的主要依據。后果他知道，不僅僅是交材料，都是自己的好朋友，怎么能這樣！22
作者在113頁，特意加上自己與胡風重逢的情景，讀之實在哀婉感人，想必那時期的讀者在感情上都會難以自抑吧。
梅志同志領我到他們的住處，胡風已立在門內。我們緊緊地握手，他的手還是有力的。我止不住涌出了熱淚。離別多年，他的容顏和體態(tài)比那次我在法庭上望到的樣子，又有了很大的變化，他真正衰老了……23
牛漢批評舒蕪雖較綠原晚二十余年，但提供的新材料，如“自首”“紺弩內心不是這樣”等措辭，對舒蕪行為的指責則比綠原更加嚴厲。“都是自己的好朋友，怎么能這樣！”盡管在《自述》中，他回憶了與舒蕪的友情，干校時期的患難之交，以及1980年代初的繼續(xù)交往，然而前面的表述，已足以解釋他為什么后來與舒蕪最終關系破裂的真正原因。他顯然認為，這不是形勢所迫必須做出的舉動，而是做人的問題，這件事已遠遠超出做人的底線。
“交信”是事關舒蕪個人道德的尖銳問題，它后來成為舒蕪研究，以及舒蕪和綠原、牛漢關系的主要爭執(zhí)點，也就在意料之中。
較早觸及“交信”還是“借信”問題的是舒蕪本人，他在《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1期刊發(fā)的由奚純（馬蹄疾）整理的《第一批胡風材料發(fā)表前后》中有所交代。24他說信不是自己“交出去”的，而是來約稿的《人民日報》編輯葉遙要借，理由是要校對與信相關的他的文章。交信、借信事件的當事人葉遙先生，乃舒蕪夫人陳沅芷北平師院（后改為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的同學，曾同住一個宿舍，因為既是熟人，又是舒蕪文章的責編，“借信”一說，應該可信。葉遙后來也證實，當時確是“借信”，而非舒蕪自己主動“交信”，她在文章中回憶了具體細節(jié)。
我問他那些信是否還在，他說在。我現(xiàn)在已記不清楚，他當時說，那些信是存放在安徽老家沒有運來，沒有整理。只清楚舒蕪媽媽動作很麻利，彎腰從雙人床下拉出一個小皮箱，把箱子打開說：“信都在里面哩。”舒蕪同志說，他想根據這些信說胡風的宗派主義。我說，那你就給我們寫一篇這方面的文章吧。舒蕪同意。25
這里有具體的情景、對話、人物動作和心理，真實復原了當時“借信”的歷史原貌。因為葉遙與舒蕪及家人是一般熟人關系，沒責任要為他辯護，而且她與胡風一方，也向來沒有交惡，所以作為直接見證人和經手人，提出“借信”的說法，應當站得住腳，符合歷史事實。
“借信”還是“交信”并非一般小事，而事關重大道德問題。同情舒蕪一方認為，這是對他做人的唯一有力的辯護，所以有極大的現(xiàn)實價值和歷史價值。
有意思的是，可能是出于平衡的考慮，在綠原、舒蕪兩位老先生先后離世后，2010年第1、第2期的《新文學史料》，分別發(fā)表了雙方的懷念文章，雖說“懷念”，但爭執(zhí)還在這些文章中進行，令人不讀不快。同情并為舒蕪辯護的，是聶紺弩、朱正、羅孚、姚錫佩和吳永平等人。聶紺弩是發(fā)起者，朱正緊跟，而吳永平最厲害，提出了胡風之前也曾拿出“私信”揭發(fā)舒蕪一事，試圖將兩件事相提并論。
朱正沿襲了聶紺弩評論胡、舒關系的觀點，即不應該讓一個普通人為歷史錯誤承擔責任，而應看到他當時在大、小雙方的取舍中，軟弱無力的地方，這個地方，恰恰就是個人在巨大歷史變動面前無力選擇的悲劇性。需要注意的是，聶紺弩和胡風是老朋友，和舒蕪是人文社關系較密切的上下級關系，朱正引用他的觀點，可能認為聶并未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希望盡量客觀公正和更具包容性而已。朱正對聶紺弩的觀點作了一些新發(fā)揮，指出：報紙發(fā)表的第一個“罪證”，是舒蕪署名的《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內容是胡風給他的一些信件的摘錄，用這些摘句去證實有一個以胡風為首的宗派集團。運動按照它自身發(fā)展的邏輯，迅速升溫升級。“從此，說到胡風冤案的時候，舒蕪就脫不了干系了，一直到現(xiàn)在（估計以后也還會有）對舒蕪作道德譴責的頗不乏人，說他不應該背叛和出賣胡風，不應該交出胡風給他的信件，他這樣做了，就突破了做人的底線。”在對事件后果的評價上，他又與聶紺弩的觀點不謀而合，即第一，不能認為有舒蕪這篇《材料》才發(fā)動反胡風的運動，而是因為要發(fā)動，才由人組織舒蕪編寫并炮制了材料；第二，舒蕪是出于對上面的信賴才批評胡風的，其實他和胡風一樣，起初都信任上面，只是結局不同。另外，朱正對舒蕪的學養(yǎng)才具贊不絕口，有愛才之意，然而他指出：“后世看待這一位歷史人物，不論諒解他也好，不了解他也好，請注意一下他所處的時代。”26
在分析舒蕪的責任時，羅孚比朱正要更加直截了當。他認為，舒蕪不是什么見不得人的“告密者”，而是有關方面向他索要，他所告的也只是他認為這些人搞的宗派主義活動。在此情況下，特別是這一冤案終于真相大白之后，一些媒體硬把“告密者”的頭銜加到他的頭上，“這是不夠公道的”。對發(fā)起反胡風運動，羅孚還有自己的新解，他認為不能只注意舒蕪提供“材料”這一條線索，更重要的線索是胡風三十萬言上書，真正觸怒了上面。綜上所述，他認為將舒蕪捆綁在“道德”問題上去問責，其實站不住腳，為此，他還引用了舒蕪《〈回歸五四〉后序》為自己辯護的觀點。27
吳永平在2010年第1期《新文學史料》的“舒蕪專輯”發(fā)表《舒蕪胡風交往簡表》，對舒蕪所謂“主動”一說提出質疑。《簡表》披露，舒蕪在《從頭學習》一文之后，接著又寫《致路翎的公開信》，事出有因，是有關人士要他“寫篇較詳細的檢討和批評文章”，約稿信是葉遙執(zhí)筆，由《長江日報》轉交南寧的舒蕪。這就與綠原、羅惠的“主動”投稿有了較大事實出入。而且為反擊以“交信”為由審判舒蕪的諸家觀點，吳永平在陳半灣所編、顯然是為舒蕪辯誣的研究專集《思想者的知情意——讀憶舒蕪》一書中，發(fā)表了厲害的反駁性文章《細讀胡風之“關于舒蕪問題”——兼及“將私人通信用于公共事務”問題》。文章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胡風將‘私人通信用于公共事務’早于舒蕪一年整”，他舉例說，胡風“三十萬言書”第三部分的第四節(jié)，“最令人驚奇的發(fā)現(xiàn)是：胡風用以證實論敵舒蕪‘氣質’和‘品質’的十一則材料幾乎全是私人書信”。不僅如此，舒蕪最早在文章中引用胡風信件的時間是1955年4月底或5月初，而胡風引用舒蕪書信則是1954年4月，要早一年。在他看來，舒蕪引用胡風書信，是因此而起，還是另有原因，目前不知詳情。第二部分“胡風利用私人書信之例證”，較為詳細地舉出了這些書信的用途：第一則通過兩封私信，用意是澄清自己在《論主觀》事件中所持的態(tài)度，證明是自己的書信才避免了舒蕪的情緒化，避免了矛盾走向激化；第二則是說舒蕪有“市儈主義”氣質；第四則材料摘引了三份書信，用以證實解放后舒蕪不愿留在南寧，希望到大城市工作，通過他們的通信，舒蕪終于接受了胡風建議，表示要向老干部學習，因為“在老干部身上看到了‘毛澤東思想的化身’”；第八則材料用于揭露“舒蕪的‘虛偽’”，稱他1952年到北京參加“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是要幫忙“開刀”，他其實對形勢看得很清楚，信上卻佯裝不知，只說“兩年多來，不大清楚你的行蹤，事情又忙，故一直不曾寫信”；第九則材料列舉舒蕪的一封信，目的是批駁舒蕪對他的誣陷；第十則材料則繼續(xù)揭發(fā)舒蕪為人之“虛偽”，特別引用舒蕪一次離京前寫的一封信：“那篇文章（指《向錯誤告別》），回去后將重寫。因為大致是要發(fā)表的，將只檢查自己。那篇里對你所提的意見，則想著是幾個人看看的性質，所以盡所能理解地寫出來，其中不對的地方當然一定有，僅提供參考。”又問胡風：“不知何時返滬？何時移家來京？”舒蕪一方面替自己的冒犯開脫，另一方面又假裝關心。胡風評價此信說：“他安詳?shù)煤埽@是轉過頭用笑臉把我也當作小孩子看待了。”吳文另外指出，除以上外，還有五則材料是為“揭露舒蕪的政治‘品質’的”，而這些內容，都來自“私人談話”，怎么能輕易地公之于眾。28
令人慶幸的是，吳文并未止步于替舒蕪辯護，用其他人指責舒蕪的方法再加罪于胡風，而是從事件漩渦中走出來，用一種更為理性和學術的眼光，來看待兩人以“私信”揭露對方的行為。他對雙方“互加罪名”進行了較深入的“解析”，說胡風利用私信給舒蕪戴了四頂帽子，而舒蕪則在《關于胡風的宗派主義》一文中，不當?shù)卮罅空L書信，他們這種“將私人通信用于公共事務”的行為，不僅傷害了彼此感情，而且開了一個壞頭，因為它僭越了學術界一直堅持的“倫理底線”。他強調，在這個意義上，胡風和舒蕪以私人書信入文肯定都有悖法理。“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草案）公布于1954年6月14日，正式頒布于1954年9月20日，第九十條明確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舒蕪作于次年5月的《關于胡風的宗派主義》摘引他人書信之違法自不必說，即如胡風的《關于舒蕪問題》摘引他人書信也是違法的。身為全國人大代表的胡風自當年4月27日起就‘參加了憲法座談會’”，“他應該非常清楚憲法草案中關于‘通信秘密’的相關規(guī)定”。如此來說，當年兩人在引用對方書信時“互加罪名”，從法律的角度看，都有點“盲”。除此之外，“或如胡風家屬所說，關鍵問題在于誰運用了‘歪曲事實、移花接木的手法’。胡風摘引舒蕪書信，應該作如是觀；舒蕪摘引胡風書信，也只能從這個角度來判斷”29。
值得注意的還有，舒蕪親屬也并未一味替其辯解，舒蕪堂妹、新華社資深記者方徨女士在舒蕪去世后撰寫的《痛悼三哥》一文中就寫道：
當時我在新華社浙江分社當記者，也參與過浙江反胡風運動的一些報道。我的家人當時對三哥交出信件的做法也表示不滿，對他此舉不能理解。我的九姑方令儒在杭州時見到我就說：“小管子太不像話了，他怎能糊涂到這種地步。”她還要我不要參加這方面的報道，說，政治斗爭太復雜，你不懂。30
四、三人關系變化中的“時與勢”
在舒蕪和綠原、牛漢關系的起伏波動中，有一個問題也需要相當?shù)刈⒁猓丛谒麄兩硗狻⒁苍谄淅锏哪莻€年代的“時與勢”。
在綠原接連發(fā)表批評舒蕪的文章以后，方竹與父親有過幾次零星的談話。她記得他曾經困惑地說：“綠原現(xiàn)在這么恨我，怎么當初還和我那么好呢？那真是無話不談。”方竹則答道：“仇恨一直埋在他心里，可能他自己都沒有意識到。胡風一案一翻也就算了，案子一翻，仇恨全出來了。”她還指出，這種分析恐怕適合胡風派的其他人，比如賈植芳。2007年媒體曾經炒作過一陣所謂的“賈拒認舒”這件事，經父親拿出并無此事的證據后，我看見李輝也跟著改口說，賈先生去看父親，是想看他有無道歉之意，而實際上，賈來北京，是由綠原、牛漢等陪著來的，父親事后請他們吃飯，飯后還一起去琉璃廠逛了一下舊書店。方竹不想就此罷休，她接著問舒蕪：“他們不也從當年過嗎？難道不知道解放初的情況？”舒蕪苦笑著說：“怎么不知道，都是從那時候過，就要那么說嘛！”31這說明，舒蕪對他和綠原、牛漢關系的理解，仍然停留在1950至1980年代初，而沒有與時俱進。據方竹回憶：
舒蕪雖與綠原等人不再來往，依然關注綠原在翻譯和研究的動態(tài)。1994年，綠原翻譯的《浮士德》出版，這是一項難度很大、很有學術價值的工作，此前僅有郭沫若翻譯過歌德的作品，據說翻譯此書，還來自胡風的建議。有一天，舒蕪對女兒說起此事，“《浮士德》終于出版了，我在文學出版社時，綠原還和我說過‘以后咱們一起翻譯《浮士德》好不好？分房子時，最好要求住到一起，你住樓上，我住樓下，我把德文關，你把中文關”。這件事證明，舒蕪是很欣賞綠原的才具的，認為他不僅詩寫得好，而且翻譯和寫文章也樣樣拿手，不過，這也印證出他身上有書生氣的一面。另有一次，他對女兒贊揚綠原說:“很少有綠原這樣的，理論文章寫得好，詩也寫得好……‘人活著/像航海/，你的恨/你的風暴/你的愛，你的云彩’，說得多好！”32
為探究關系破裂后綠原對舒蕪的真實態(tài)度，我查找了另一些材料，有兩處可以列舉。一處是2005年，綠原在《新文學史料》第1期發(fā)表的《漫憶樓適夷同志——為紀念他的百年誕辰而寫》一文。樓適夷是年長綠原和牛漢一輩的老作家，在他們落難人民文學出版社后，作為副社長的他，并未采取鄙夷或冷淡的態(tài)度，而是一如往常，這是他們非常尊敬這位文壇前輩的地方。綠原回憶道，釋放后他到中宣部見副部長林默涵，“他以平等的語調對我表示諒解和期望”，還專門為“綠原同志”給人文社寫了一份介紹信。他匆匆趕到人文社，遇到神情冷淡的韋君宜，她的話里似乎還有刺，形成鮮明對比的，卻是樓適夷的溫和。“她起身把我引到編譯所去見所長樓適夷，意思大概是把我這個人交給了他。我在五十年代見過樓適夷幾面，這時他像個長者接待了我，讓我先接替馮雪峰編制‘五四新詩’目錄。”33在這篇充滿懷舊之情的文章里，綠原對樓適夷感念有加，也提及干校時期的牛漢，卻對同在干校一起患難的舒蕪，只字未提。另一處材料是兩年后，多年整理“咸寧五七干校”史實的李城外來訪，分別采訪過綠原、牛漢、舒蕪、周汝昌和臧克家。在訪談中，舒蕪談到牛漢、綠原，說他們三人呆在一起的時間最長，在大多數(shù)人都撤回北京，干校日趨寥落的背景下，這種相處，可以算作“患難之交”。“1974年底，我和牛漢、綠原等人集中到‘四五二高地’，眼見同事一批批調回北京，留守者明顯是原單位不歡迎”，“何去何從，我們心里茫茫然，甚至想到過到某個縣城文化館搞點抄抄寫寫維持生計”。讀到此處，不由得想到，大概綠、牛那時與舒蕪也有過這種“茫茫然”的私下交談，而且不止是一回吧。但令人詫異的是，綠原在被問到與人的接觸時，只提到許覺民、牛漢和劉嵐山三人的名字，舒蕪被有意忽略。34
對舒蕪為人“懵懂”的一面，綠原其實十分清楚。他在《胡風和我》中有這樣一段話：
一位和舒蕪共事多年的老專家，在贊嘆他的才學的同時，幾次對我談到過：“人都有弱點，舒蕪兄也不例外，他的弱點就是政治上的自我表現(xiàn)欲。每逢什么運動初起，他都表現(xiàn)出驚人的敏感，不論是批判別人還是檢討自己，都跑到了別人前頭，似乎總是勝人一籌；然而，結果往往超出了實際需要的限度，難免還傷害了別人。但是，要說他存心害人，倒也未必是他的本意。”35
盡管綠原根據多年與舒蕪的接觸了解，愿意“半信半疑地接受”這位專家的“平議”，但他依然在同篇文章里作出了“要研究胡風問題及其對中國文化界和知識分子的教訓，不研究舒蕪是不行的；不僅應當研究他所揭發(fā)的‘材料’，更應當從那些材料研究他的人品”的厲害決斷，實出意想之外。確實，胡風一案對他全家的傷害很大，妻子受牽連，小女兒婚姻也被戕害，以致被逼發(fā)瘋，實乃人間的慘劇。可“文革”中此類現(xiàn)象十分普遍，而這位老友對另位老友公開指責，乃至不惜到決裂地步的事情，卻發(fā)生不多。
這就多少牽涉到舒蕪父女對話中“懵懂不知”，而被聶紺弩看得非常清楚的“時與勢”的問題了。
聶紺弩的看法與上述“老專家”的見解，有異曲同工之妙。這都是不單就事論事地看一個人的是與非，還應該關注站在許多具體的人與事之上的那個“時和勢”。對舒蕪、綠原和牛漢關系來說，這個“時”，就是貫穿于1970年代末到至今的改革開放運動，它改變了幾代人的觀念和生活；而這個“勢”，就是人們須在“思想解放”的背景中考慮自己的言與行，這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人們對人與事在態(tài)度上的取舍。所以，既然聶紺弩清楚地看到了1980年代這個“時與勢”的運行，所以，他不是僅僅從1950年代初胡風和舒蕪的具體關系中想問題，而是在“一架天平”中想問題，判斷是非。在他看來，既然1950年代初是這架天平在左右和支配著人們的言行的，那么，誰能否認八九十年代以來，它不是在繼續(xù)有力、強烈地和根本性地左右著人們的言行呢？這就點出了他在那段著名“平議”中，自己“非常憤恨”心情的緣由了。
但是，即使有這個巨大的“時與勢”在，胡風派成員也不是都與舒蕪從此不來往的，比如彭燕郊和曾卓。他們并沒有因一致指責的聲浪而“轉變”。
舒蕪親屬回憶說，父親本來與彭燕郊先生不認識，是1979年“四次文代會”時，由綠原、牛漢陪同著來家才結識。他回湖南后，開始和父親通信，“遂成好友”。他1997年5月9日的來信有11頁之多，是“推心置腹”的語氣。
回憶50年代初，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我們誰不曾“刻苦”學習“講話”？誰不曾寫“心得”做“檢討”？我以為，現(xiàn)在想起來，可以難為情，但不必以為那是可恥的，我們是把這當作必須為革命做出的犧牲的一部分，心情是悲壯的，因為對于我們，犧牲文藝理想幾乎等于犧牲價值。胡先生的偉大在于，即便他受精神、政治迫害而至病時，肉體是部分地垮了，精神卻沒有垮，他從未放棄自己的文藝理論。那位朋友寫這樣的文章，難道不覺得是侮辱死者嗎？而他卻自居（亦假居）胡風先生的嫡傳弟子。36
這個“寫這樣的文章”的“胡風先生的嫡傳弟子”究竟指誰，有待考證。不過重要的是，彭燕郊卻對在胡風徹底平反因“墻倒眾人推”而陷入極度尷尬、無助之境地的舒蕪，表現(xiàn)出與舒蕪九姑方令儒和與綠原談話的那位老專家，在評價舒蕪時相類似的看法：“糊涂”卻并非“存心害人”。盡管后來，2002年在上海召開的紀念胡風一百周年誕辰及第二屆胡風學術討論會上，“幾個當年胡風派的人在會上抱頭痛哭，其中有彭燕郊”，這個場面又影響到彭，使他逐漸不再和舒蕪通信、來往了。舒蕪還是“非常正式、非常動情”地在家人的面前，朗誦了彭燕郊2000年寫給他的長詩《先生：五位一體》，這說明，在這二十年間，當朋友們紛紛散去，孤獨自守中的他，愈發(fā)覺得彭燕郊這份友情的珍貴和稀少。
在“時與勢”的背景下，除彭燕郊，還有一位與舒蕪始終保持著朋友之情的胡風派成員，這即是曾卓。“‘七月派’詩人曾卓直到去世前都是父親的好友，另一位好友是彭燕郊。兩個人都是如春陽般讓人感到溫暖的人。”37舒蕪親屬對曾卓為人的好評，與綠原、羅惠夫婦對他的評價，以及牛漢《自述》中認為曾卓“是個非常重感情、非常真誠的人”的看法，卻在這里達成了一致。
在結束這篇以材料和事實寫就的長文之前，我要說，對舒蕪、綠原和牛漢“三人行”關系及其轉變的認識，不能僅僅局限在已有事實當中，還應將這一關系放置到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所有重大的歷史事件對一個具體人的影響的角度之中來認識。在重大歷史事件對一個人的擠壓和影響下，每個人的反應和應變之舉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性，只能從人性的方面來體察，而不能單純從人性變化本身來體察，尤其是不能簡單地只從“做人”的方面來作結論，雖然，“做人”在人的全部社會實踐中，仍然是極其重要和珍貴的品質。所以，綠原在《胡風和我》中“關鍵在于，我不能像舒蕪那樣公開‘檢舉’胡風，把一切污濁潑到他身上”的決然表示，是錚錚鐵骨，至今都是令人欽佩感動的。但也應看到，那個年代的特殊性，畢竟在兩三百年來的歷史空間中，是非常罕見的。舒蕪、綠原和牛漢從友誼始到友誼終，正是那個年代的歷史產物。而正因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是中國歷史的兩個大變動的年代，所以越是在一個大時代中，人與人關系的近與遠，才容易成為一個被人關注和研究的文學史現(xiàn)象。
注釋：
① ② ⑥舒舒蕪：《舒蕪口述自傳》，許福蘆撰寫，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28、230、287頁。
③ 17 33 35綠原：《胡風和我》，《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3期。
④ 16羅惠：《幾多風雨，幾度春秋》，《新文學史料》2010年第2期。
⑤關于舒蕪“揭發(fā)”胡風的動機，曾有不少他是希望引起上面注意，脫離南寧到武漢或北京等文化中心城市工作的譏評，但舒蕪本人及親屬都堅決予以否認。
⑦ 12 23牛漢：《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何啟治、李晉西編撰，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8年版，第173-174、119、113頁。
⑧方竹：《知識分子在政治大潮中的宿命——記我的父親舒蕪》，《新文學史料》2010年第1期。這期是舒蕪故世后，《新文學史料》雜志專組的“舒蕪專輯”，除方竹這篇，還有朱正的《讀書敢寫的種子——送別舒蕪》、方徨的《痛悼三哥》、姚錫佩的《往事問天都冥漠——悼舒蕪先生》、吳永平的《舒蕪胡風交往簡表》和王培元的《我所接觸的舒蕪先生》等篇。
⑨王培元：《我所接觸的舒蕪先生》，《新文學史料》2010年第1期。
10 13 32 36 37方竹：《知識分子在政治大潮中的宿命——記我的父親舒蕪》，《新文學史料》2010年第1期。
11 30方徨：《痛悼三哥》，《新文學史料》2010年第1期。
14王文正系當時參與胡風一案的法官之一，他的《我所親歷的胡風案》一書，也披露了許多人所不知的具體情節(jié)。
15綠原：《胡風和我》，《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3期。他說，“1952年8月舒蕪去北京參加‘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返程時他沒有找我，但找到曾卓，他對曾說：‘北京拿胡風沒辦法，請我去開刀’”。不久， 他的《致路翎的公開信》發(fā)表。兩次都是針對熟人朋友。
18李輝：《胡風集團冤案始末?作者后記》，人民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
19在目前為止胡風派成員“劫后合照”的集體照片里， 從未出現(xiàn)過舒蕪的身影。而在歷史上，他是這一文學流派，與路翎旗鼓相當?shù)牧硪恢匾蓡T。某種意義上，正是路翎的小說和他的理論長文《論主觀》，才能夠稱之為“七月派”的，雖然胡風主編的這份雜志，也刊登過許多七月詩人的作品。上述事實，與“除名”無異，甚至更加嚴重。
20李輝：《胡風集團冤案始末》，人民日報出版社1989 年版，第195、195、196、197、94、103、107等頁。
21方竹：《知識分子在政治大潮中的宿命——記我的父親舒蕪》，《新文學史料》2010年第1期。除本文外，她還在《舒蕪：不幸的思想者》一文中，對父親有所辯護。
22牛漢：《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何啟治、李晉西編撰，生活?讀書? 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8年版，第118頁。這里關于“肯定是上邊對他做了工作”一說，綠原、李輝也都持此論。
24舒蕪答問、奚純整理《第一批胡風材料發(fā)表前后》，《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1期。
25葉遙：《我所記得的有關胡風冤案“第一批材料”及其他》，《文藝報》1997年11月29日。
26朱正：《讀書敢寫的種子——送別舒蕪》，《新文學史料》2010年第1期。
27羅孚：《悼舒蕪》，《思想者的知情意——讀憶舒蕪》，陳半灣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4-36頁。
28 29吳永平：《細讀胡風之“關于舒蕪問題”——兼及“將私人通信用于公共事務”問題》，《思想者的知情意——讀憶舒蕪》，陳半灣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2、24-27頁。
31方竹：《知識分子在政治大潮中的宿命——記我的父親舒蕪》，《新文學史料》2010年第1期。這段話， 在2014年收入陳半灣編《思想者的知情意——讀憶舒蕪》一書時有所修改，把“那真是無話不談”，改作“簡直無話不談”，又在括弧內加上（現(xiàn)在綠原的親人否認曾無話不談，我只記錄原話而已）。
34李城外：《人在“向陽湖”——訪綠原、牛漢、舒蕪、周汝昌、臧克家》，《新文學史料》2007年第1期。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