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們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80年后要重新感知《講話》蘊含的思想能量，前提之一在于突破文藝論“小坐標”，努力將其回置到歷史與現實的難題、挑戰與辯證關系中，重建《講話》理解的“大坐標”。在重建《講話》解讀的“大坐標”時，如何理解《講話》中一再重申的“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群眾相結合”的必要性實居于樞紐的位置。因此，這里想特別圍繞這一命題在革命主體論和文藝實踐上的意義展開一些討論。

回溯中國革命和中國現代轉型所遭遇的系列挑戰，其中貫穿性的問題之一是：如何養成作為中國現代轉型引導、支撐力量的“新人”，這些新人應具備怎樣的意識準備、思考品質、精神氣質和行動能力，以及他們如何發揮廣泛的社會作用，如何與其他社會力量互動。《講話》所發揮的中樞作用之一是努力將“五四”式的“新人”轉化、改造為革命隊伍和普遍的社會改造所需要的“新人”。從這個角度看，《講話》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主體論文本。但這個主體論棄置了哲學意義上的主體論討論，它不像早期“無產階級文學論”那樣將觀念性的意識轉換（所謂“轉向”）作為主體改造的充分條件，而是把階級意識的突破、主體的重塑看成一個必須經由身心機制、情感機能的變化才能達成的狀態。因此，首先，它必然是長期的（《講話》中所說“非有十年八年的長時間不可”）；其次，它必須通過與工農兵“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結合才能達成。為要實現這種“完全的結合”，為從“了解人熟悉人”遞進到思想意識上“打成一片”，再遞進到階級感情徹底起變化，就必須在檢討、批判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意識、習性的前提下重新認識革命工作、認識群眾，“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全力投入置身于工農兵之中的群眾工作，通過與工作密切結合而與群眾結合。這也就是1943年“黨的文藝工作者會議”上所認定的要通過“深入工作”來“深入生活”的工作與創作道路。這樣一種主體改造路徑是《講話》重點指示的方向，而它能夠實現則特別依托于當時觸及了整個革命隊伍的“整風運動”。《講話》發表后能激發出創作上的豐富創造力，《講話》所指示的改造文藝生產的方向——打破現代文學生產的自律性傾向和小圈子狀態，使得革命文藝“再嵌入”社會實踐過程作為其中一個有機環節發揮作用——能行之有效，與“整風運動”后“群眾路線”工作意識、工作方法的全面鋪開、拓深大有關系，是基層工作實踐本身的改造、新變為文藝的改造、新變打下了地基。畢竟，“深入生活”也好，“及時反映現實”也好，其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依存于革命實踐的良好運轉。當革命政治本身有創造力時，那個被革命打造、穿透的“生活”就會被激發出超常的活力，而沉入、結合于這個“生活”的創作者就此可以生成同樣有活力的社會感與政治感。

上世紀80年代之后一度流行的思潮認為“五四”主潮是以“人的發現”、個人覺醒為核心的啟蒙主義。但實際上，五四的啟蒙立場并不單系于知識階級的覺醒，它更進一步訴諸民眾的啟蒙與解放、全體社會的啟蒙與解放。五四先驅者提出的“走向民間”、“民眾的大聯合”乃至組黨、革命化都應視為五四啟蒙主義立場的深化與延續。從這個角度看，“革命啟蒙”很大程度上是五四啟蒙的拓展。由于革命啟蒙將解放的主體不僅放在自己身上，同時將解放的使命寄托于無產階級、工農大眾身上，因此它能夠突破個人主義啟蒙那種將知識階級的思想意識過于優位化的潛意識，關注到工農大眾身上蘊含的革命潛力、自我解放的可能，從而使得他們在啟蒙工農大眾的同時受到工農大眾的反向教育。這使得五四式的單向啟蒙有可能變成一種知識階級與工農、民眾之間的雙向互動的啟蒙。（賀照田《啟蒙與革命的雙重變奏》）如果我們把“思想解放”的含義界定為不斷突破、顛覆趨于僵化、教條的現實認識與自我認識，那“革命啟蒙”對趨于固化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而言就具有新的“思想解放”的意義。

相較于五四式的啟蒙，《講話》的關鍵推進之一是訴諸“普遍的啟蒙”，意在造就工農群眾意義上的“新人”。只是，這種工農的提高不可能完全依靠工農自己完成，工農提高的前提恰好是五四式的新人、新青年糾正自己的單向啟蒙意識，克服與工農在思想、感情、心理、表達上的隔閡，使得“教育者”與“被教育者”構成雙向互動的辯證關系，使得工農群眾自我提高式的“新人化”和知識分子自我改造式的“新人化”融匯成一個彼此促生、有機結合、又不可分割的實踐過程。由此產生的“新人”才是既在文化、思想、價值上占據進步立場，又高度結合進社會機體，能在社會最基層發揮組織、構造、帶動作用的社會改造力量。以此為基礎的革命政權、革命國家方能獲得穩固的根基。因此，這是《講話》原則中最富創造性的部分。

眾所周知，《講話》發表后的30多年是其特別具有塑造力的時期，這種塑造力在新時期之后的某些解讀中越來越被窄化為一種政治的單向塑造力，由此導致這一時期的文學被籠統地冠以“政治文學”的帽子。然而，這種特定時代狀況下的“政治文學”具有怎樣復雜的構成和張力，具有怎樣的在摸索一種新的文藝生產機制上的抱負、嘗試，以及由此激發出的豐富且富于實驗性的創作經驗，尚未得到充分認識與挖掘。而不真正深入剖析這些《講話》在歷史展開中形成的系列后果，我們對《講話》所蘊含的價值、能量就難以有切實的體認。《講話》所開辟的文藝經驗固然帶著“政治文藝”的色彩，但其中也蘊含著激發重新思考文藝與政治、文藝與社會、文藝與生活這幾重關系的可能，蘊含著重新理解、想象現代中國所期待的主體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