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講話》精神的發揚光大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毛澤東同志影響最深遠的著作之一。80年來，文藝界從未間斷過對《講話》精神的學習、理解和貫徹。在文藝理論上，《講話》最大的貢獻是提出和明確了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導向則是對這一命題的繼承和發展。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在表現人民群眾創造歷史偉大實踐方面，已經形成新的創作熱潮，并在決勝小康社會之際達于高潮。
研究這一高潮對于深入認識《講話》精神、進一步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無疑具有啟示意義。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同貧困作斗爭的歷史，脫貧攻堅之戰，寄托著廣大人民群眾千百年來追求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在這一重要時刻，中國作家們沒有缺席。在各地宣傳部門和作協的組織下，作家們紛紛深入精準扶貧第一線體驗生活、從事創作，投入作家的數量之眾是前所未有的。一批又一批相關主題的作品不斷問世，創作的數量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形成了全國各地攻堅戰場都有作品反映，典型省份、重點地區、“最后一公里”地帶都有作品描寫的嶄新局面。這一態勢的形成，正是文藝工作緊緊貼近人民群眾的結果。
投入相關主題創作的著名作家數量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這使整體主旋律創作水平達到新的高度。作家的創作是自由的，寫什么、怎樣寫，由作家自己決定，但是有這么多重要作家能夠積極投身于這項創作，從根本上說，是由于作家們普遍認為，小康建設事業意義重大，代表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很值得進行文學書寫。毛澤東同志關于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深入生活的思想，在今天也得到大規模的實行。我們看到，絕大多數作家是愿意有更多機會接觸社會，到不斷發展的現實生活中去親身體驗、獲得靈感的，“深入生活”已化為作家們的自覺行動。
作家本來自人民。當家鄉西海固發生改天換地的變化時，作家季棟梁十分激動，自2018年起由兒子開車重走舊地，往返三四十趟自發采訪，后寫出《西海固筆記》。陳應松回到公安縣，寫出《天露灣》，滿懷熱情地頌揚了發展葡萄產業給老家帶來的奇跡。王懷宇在《芬芳大地》里真摯書寫留在鄉村的老同學們，為他們命運的改變傾情抒懷。
作家們為深入生活不辭辛勞，徐劍曾20次入藏，《金青稞》描繪了西藏最后一批脫貧縣奔小康的故事，他們為一個雪山環繞的蓮花圣地的發現而歡呼。紅日為創作《駐村筆記》主動申請到一線扶貧，并任偏遠村駐村第一書記。有些作家帶病堅持工作，有的在采訪中疲勞過度，甚至離我們而去。
作家們的創作成果，使許多過去鮮為人知或人們不太熟悉的地區得到實際生動的展現，一些地方由此“一舉成名”。王宏甲偶然發現貴州塘約村事跡，在無人邀請情況下主動寫就《塘約道路》一書，出版后得到多方面的肯定并廣受關注，此后全國各地到塘約村參觀學習的人絡繹不絕。何建明的《德清清地流》使一個以“地理信息”產業聞名的縣得以突出報告，書中呈現的鄉村數字化程度令城里人驚嘆。作家們書寫的是廣大鄉鎮最新狀況，并非來自過去印象或想象，如溫燕霞的《琵琶圍》里，貧困戶們都擁有手機，即時通訊，“釘子戶”石浩財甚至熟稔于錄像直播，在平臺上擁有自己的粉絲，數次借此挑起事端，這些情節帶來了作品別樣的現實感。
當然，作家們更為大眾讀者介紹和集中刻畫出許多時代人物。朱曉軍《中國農民城》中的陳定模的形象幾乎是驚人的，他開創了農民集資建城的道路，克服無數現實阻力，促使龍港市成為一座“現代農民城”。王華以在扶貧工作中犧牲的干部們為原型，寫出了《大婁山》，頗為感人，其中碧痕村原第一書記婁婁，從未出場卻身影時時浮現，她的精神始終鼓舞著后人。滕貞甫《戰國紅》中塑造的“四大立棍”四個農民，由于直接出自生活，栩栩如生，使人印象深刻。
作家在深入生活中常有意外的發現，帶來主題的豐富、視角的更替和題材的演化。關仁山聽到一個農民挖掘老種子金谷的故事，形成《金谷銀山》的雛形。王松深入基層，認識到農民們精神蛻變是實現鄉村振興的持久動力，寫出《暖夏》。任林舉詳盡考察晉江的商業傳統，使《晉江，奔流到海》富于文化內涵。陳毅達筆下的臺風和大石厝，傳達出《海邊春秋》中獨具特色的鄉情。也有作家在接觸地方革命傳統時意識到脫貧大業密切關聯革命初心，如吳克敬的《乾坤道》展現延安精神滲透新農村建設，凌翼的《井岡山的答卷》形成紅色歷史與小康征程的雙重架構，潘小平的《大別山上》寫出一部跨越近百年的人民脫貧史。
這些創作實踐，是《講話》精神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發揚光大；這些創作實績，是作家們在新時代積極踐行以人民為中心創作導向的結果。這也再次驗證了那些基本的文藝原理：生活是文藝創作的唯一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