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曉平：延安文藝座談會紀事
一、“赤腳天堂”里的毛澤東家宴
“我趕快脫下皮靴/因為我發現/所有走進天國的男男女女/都是赤腳/啊，延安/好一個赤腳天堂”。這首小詩創作于1939年底，它的作者是一名畫家，名叫蔡若虹。蔡若虹是著名抗日將領蔡公時的侄子，生于九江，學于南昌，出道于上海，后來成為新中國美術奠基人之一。這一年，他29歲，正青春。
和千千萬萬懷抱抗日救國理想的愛國青年一樣，年輕的蔡若虹和妻子夏蕾，從上海出發，取道香港、越南、昆明、貴陽、重慶、西安，經過7個月的顛簸輾轉，終于來到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和他在上海就熟悉的老朋友丁里、華君武在延安北門外的魯迅藝術學院相聚。可一到這里，萬丈熱情的蔡若虹內心一下子變得冰涼，剛剛遭遇日軍飛機轟炸的延安殘垣斷壁，“一走出城門就是山，到處盡是山，不長樹木的山，連野草也稀稀拉拉的荒山。那不黃不赤的顏色和不高不低的形象不但不討人喜歡，還令人生厭！荒涼，荒涼，天下無比的荒涼！”
延安竟然是如此荒涼，這是蔡若虹沒有想到的。然而，誰又能知道，僅僅過了一天，他的印象又徹底改變了——“歌聲出現在這些荒山里，口號出現在這些荒山里，奇跡出現在這些荒山里，原來無比的荒涼正是天堂不可缺少的背景，天堂的典型環境！”于是，畫家瞬間變成了詩人，激情澎湃地寫下了這首《赤腳天堂》。這種天堂般的感受一直珍藏在蔡若虹的生命之中，以至到了晚年，他在回憶錄中赤誠地寫道：“延安啊延安，你從艱苦中找得樂觀，你從勞動中奪取幸福，你從戰斗中獲得安樂與發展！延安啊延安，我不能用別的名稱叫你，我只能稱呼你是個‘赤腳天堂’！”
的確，延安就這樣成了作家、藝術家們的“赤腳天堂”。他們在這里吃著小米飯、喝著南瓜湯，享受著精神上巨大的自由，獲得了從未有過的尊重，擁有著無與倫比的尊嚴。日子就這樣在熱火朝天的歌聲中、口號聲中度過，轉眼就到了1942年。
這一年的2月15日，延安美協主辦了一次諷刺畫展。參展的70多幅漫畫，對延安存在的一些社會弱點和問題給予了批評。17日，毛澤東參觀了畫展。大家請他提意見，毛澤東只說了一句話：“漫畫要發展。”對毛澤東的回答，華君武說：“我不懂，又不敢問。”不久，毛澤東就主動約華君武、蔡若虹、張諤三人到棗園交換意見，舉例對華君武畫的《一九三九年所植的樹林》提出了不同看法。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親自出面指導文藝創作問題。
那天一進棗園，華君武、蔡若虹就遠遠看見毛澤東坐在一棵高大棗樹下的藤椅上，面對遠處的群山和天上的流云，好像在沉思默想。蔡若虹回憶：“主席見了我們，把我們讓進一間老式的客堂，完全是一種老大哥對待小弟弟的態度。”
張諤首先向毛澤東介紹說：毛主席，蔡若虹是蔡公時的侄兒。
毛澤東笑容滿面地說：好呀！那我今天應該優待烈屬了。
談話就在這輕松愉悅的氛圍中開始了。
毛澤東說：有一幅畫，叫《一九三九年所植的樹林》。那是延安的植樹嗎？我看是清涼山的植樹。延安植的樹許多地方是長得很好的，也有長得不好的。你這幅畫，把延安的植樹都說成是不好的，這就把局部的東西畫成全局的東西，個別的東西畫成全體的東西了。漫畫是不是也可以畫對比畫呢？比方植樹，一幅畫畫長得好的，欣欣向榮的，叫人學的；另一幅畫畫長得不好的，樹葉都被啃光的，或者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兩幅畫畫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這樣畫，是不是使你們為難呢？
華君武說：兩幅畫對比是可以畫的。但是，不是每幅漫畫都那樣畫，都那樣畫，諷刺就不突出了。有一次橋兒溝發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沖到河里，魯藝有些人下河撈西瓜。但是他們撈上來后，不是交還給種西瓜的農民，而是自己帶回去吃了。這樣的漫畫可不可以畫呢？
毛澤東說：這樣的漫畫，在魯藝內部是可以畫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畫得尖銳一些。如果發表在全國性的報紙上，那就要慎重，因為影響更大。對人民的缺點不要老是諷刺，對人民要鼓勵。以前有一個小孩，老拖鼻涕，父母老罵他，也改不了。后來小學的老師看見他有一天沒有拖鼻涕，對他進行了表揚，從此小孩就改了。對人民的缺點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觀，要熱諷。魯迅的雜文集叫《熱風》，態度就很好。
談話結束后，毛澤東請華君武、蔡若虹、張諤三人在棗園吃了一頓家宴。一張木桌上擺了三個菜，一碟涼拌豆腐，一碟西紅柿，當然辣椒也是少不了的，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二、賀龍批評丁玲與毛澤東批評胡喬木
隨著丁玲、蕭軍等一大批國統區和大后方的知名作家、藝術家的到來，延安的文藝事業有了新發展新氣象。但由于各自的文藝觀點不同，文藝界出現了不團結的現象，有人爭生活待遇和名譽地位失去革命熱情，對工農兵群眾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真心朋友。針對這些問題，毛澤東開始研究作家、藝術家們的作品，或主動找他們交談，或書面交換意見。
就在這時，延安北門外“文化溝”的墻報《輕騎隊》，也出現了一些消極的內容，含沙射影，冷嘲熱諷。有人建議中央封掉這張墻報，不許它再出。毛澤東知道后，冷靜地說：“不能下令封，而是應該讓群眾來識別，來評論，讓群眾來做決定。”
1942年3月31日，毛澤東主持召開《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會上，賀龍、王震等人非常尖銳地批評了丁玲，對她寫的《三八節有感》很生氣。
賀龍說：丁玲，你是我老鄉呵，你怎么寫出這樣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礙？值得這樣挖苦？
賀龍的話說得很重，丁玲有點下不了臺。坐在一旁的胡喬木一聽，感覺問題提得太重了，覺得這樣批評也不能解決問題，就跟毛澤東說：“關于文藝上的問題，是不是另外找機會討論？”
毛澤東裝作沒聽見，沒有作聲。
第二天，毛澤東批評胡喬木：“你昨天講的話很不對，賀龍、王震他們是政治家，他們一眼就看出問題，你就看不出來。”
毛澤東批評胡喬木“看不出來”的問題到底出在哪里呢？晚年胡喬木回憶說，表現尤為明顯的是五個問題：首先是所謂“暴露黑暗”問題，其次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傾向，第三是學習馬列主義與文藝創作的關系問題，第四是“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第五是文藝工作者的團結問題。
三、“開個會，你出來講講話”
4月初的一個晚上，毛澤東自己提著馬燈來到中央研究院，用火把照明，認真閱讀了《矢與的》墻報，又看到一些文章在“鼓吹絕對平均主義，以錯誤的方法批評黨的領導干部及當時延安存在的某些問題”。看完墻報后，毛澤東說：思想斗爭有了目標了，這也是有的放矢嘛！
4月初，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國文藝研究室主任歐陽山致信毛澤東，反映文藝界出現的各種問題。4月9日，毛澤東復信歐陽山：“擬面談一次。”11日，歐陽山和草明二人面見了毛澤東。4月13日，毛澤東第二次寫信給歐陽山和草明：“前日我們所談關于文藝方針諸問題，擬請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見，如有所得，祈隨時賜示為盼！”
不久，毛澤東先后邀請丁玲、艾青、蕭軍、舒群、歐陽山、草明、周立波、姚時曉等談話，交換意見。毛澤東還曾專門找劉白羽談話，讓他找“文抗”的黨員作家先行座談。劉白羽立即找馬加、師田手、魯藜、于黑丁等十余人座談。會后，劉白羽給毛澤東寫信報告了座談會的情況。隨后，毛澤東再次約見劉白羽。此外，毛澤東還和魯藝文學系和戲劇系的教員們進行了集體談話，有周揚、何其芳、陳荒煤、曹葆華、嚴文井等。在與作家、藝術家們的談話、通信中，毛澤東就作家的立場、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文藝為什么人等問題交換了意見，并對草明提出的“文藝界有宗派”的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大家一致認為，應該開個會，讓文藝工作者充分發表一下意見，交換思想。接著，毛澤東又與歐陽山、艾青等寫信探討或面談。
艾青面見毛澤東時，懇切地說：“開個會，你出來講講話。”
毛澤東說：“我說話有人聽嗎？”
艾青回答：“至少我是愛聽的。”
4月27日，毛澤東約請歐陽山、艾青草擬了一份參加座談會的名單。
4月底，100多位作家和藝術家，幾乎同時收到了一張中共中央辦公廳用粉紅色油光紙印刷的請帖：“為著交換對于目前文藝運動各方面問題的意見起見，特訂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時半在楊家嶺辦公廳樓下會議室內開座談會，敬希屆時出席為盼。”落款署名“毛澤東、凱豐”。
四、“朱總司令”和“魯總司令”
5月2日下午，“飛機樓”中央會議室的20多條板凳上坐滿了人。1941年建成的“飛機樓”是中共中央辦公大樓，是延安當時最為現代化的建筑之一。其主樓三層，兩側配樓各一層，從寶塔山俯瞰，因形狀如飛機而得名。中央會議室平時是機關食堂。
當毛澤東穿著1938年下發的、上衣袖口和褲子膝蓋上都補著巨大補丁、洗得發白但卻十分整潔的粗布棉襖，從“飛機樓”后面不遠處棗園的家中，信步向山下走來時，多年不見毛澤東的作家、藝術家們發現他變了：一是胖了，二是精神了。
會議開始，毛澤東第一個講話。他開門見山地說：“我們的革命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朱總司令”就是朱德，“魯總司令”就是魯迅。毛澤東生動形象的開場白，贏得大家的掌聲和笑聲。
在毛澤東講話中間，外面炮聲隆隆。那是國民黨軍隊在洛川向八路軍進攻。一些作家、藝術家有些緊張，有人遞條子給毛澤東，問有沒有危險。毛澤東看了條子后說：“我們開會，聽到炮聲，你們不要害怕。前方也有我們的部隊，能頂住。我提幾個建議：第一，你們的母雞不要殺了，要讓它下蛋；第二，你們的孩子要自己養著，不要送給老百姓；第三，我們的部隊在前面頂著，萬一頂不住，我帶你們鉆山溝。”
毛澤東的話又贏得一片掌聲和笑聲。大家又安心開會了。
在講話中，毛澤東提出了立場、態度、工作對象、轉變思想感情、學習馬列主義和學習社會等五大問題，要大家討論。他說：“今天我就只提出這幾個問題，當作引子，希望大家在這些問題及其他有關問題上發表意見。”
聽了毛澤東的話，大家爭先恐后發言。
蕭軍是第一個站起來發言的，口氣很大。他不僅是第一個發言，而且也是發言最長的一個，許多人都聽不下去了。他身旁有個人提一壺水，時時給他添水，一壺水全喝完了，他的話還沒有講完。蕭軍的“意思是說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獨立’的，魯迅在廣州就不受哪一個黨哪一個組織的指揮”。
誰知蕭軍話音剛落，會場就響起洪亮的聲音：“我發言。”大家抬頭一看，嚯地站起來一個人。此人就坐在蕭軍旁邊，是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這多少讓大家有些意外，更讓大家意外的是，胡喬木的發言既尖銳又明朗，當場對蕭軍的觀點進行了反駁。胡喬木說：“文藝界需要有組織，魯迅當年沒受到組織的領導是不足，不是他的光榮。歸根到底，是黨要不要領導文藝，能不能領導文藝的問題。”
胡喬木對蕭軍頗為出格的意見實在忍不住了，才站起來反駁他的。那時，胡喬木并不知道魯迅先生與中共有聯系。后來，作家劉雪葦寫信告訴胡喬木：魯迅當年跟黨是有關系的。對此，蕭軍當時也不知情。蕭軍名氣很大，毛澤東欣賞他。平素言語不多的胡喬木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說了關鍵的話，在會場引起震動，給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也令毛澤東非常高興。一開完會，毛澤東就請胡喬木到他家吃飯，說：“祝賀開展了斗爭。”
5月16日，延安文藝座談會舉行第二次會議。
第120師戰斗劇社社長歐陽山尊大著膽子發了言：“戰士和老百姓對于文藝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們要你唱歌，要你演戲，要你畫漫畫，要你寫文章，并且還要你教會他們干這些……看起來似乎你付出去的很多，但事實上，你從他們身上收到的、學習到的東西更多”“前方的戰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藝工作。這樣多的文藝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方去吧，我舉雙手歡迎！ ” 2002年，他在北京方莊的家中告訴筆者：“當時我剛從晉西北回來，把主席講話的記錄一遍又一遍地讀著，經過幾天的思考，終于鼓起勇氣把自己想到的一些意見寫了出來，寄給了主席。不多幾天就收到了主席的親筆回信，總共只有七個字：你的意見是對的。 ”
詩人柯仲平報告了民眾劇團在農村演出《小放牛》的情況。他說：“我們就是演《小放牛》。你們要瞧不起《小放牛》嗎？老百姓都很喜歡。你們要在那些地區找我們劇團，怎么找呢？你們只要順著雞蛋殼、花生殼、水果皮、紅棗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柯仲平的發言引起一陣歡笑。毛澤東聽了非常開心，笑著插話說：“你們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沒有雞蛋吃了。”
座談會的氣氛是十分活躍的，矛盾也是十分尖銳的。譬如有位作家從“什么是文學藝術”的定義出發，空空洞洞地講了一個多小時，當時就有人耐不住了，喊起來說：“我們這里不是開訓練班，請你不要給我們上文藝課！”
毛澤東一直全神貫注地聽，偶爾插話，不時做著記錄。
五、毛澤東輕輕念叨“這篇文章不好作呀”
5月23日，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了最后一次會議。
會上，朱德有針對性地說：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農兵，也不要嫌延安生活太苦。中國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農兵群眾來批準。共產黨、八路軍和新四軍為了國家民族流血犧牲，既有功又有德，為什么不應該歌？為什么不應該頌呢？有人覺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實比起我們從前過雪山草地的時候，已經是天堂了。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的詩句，現在的“韓荊州”是誰呢？就是工農兵。馬列主義是真理，我在真理面前舉雙手投降……
朱德為什么忽然提到“韓荊州”呢？原來，為慶祝《解放日報》文藝副刊出版100期，艾青發表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艾青說：“讓我們從最高的情操上學習古代人愛作家的精神——‘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艾青引用李白《與韓荊州書》的這句話，意思是贊美韓朝宗善于用人。后來，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的口頭政治報告中再次提及“韓荊州”，說：“很多文化人總是和工農兵搞不到一起，他們說邊區沒有韓荊州。我們說邊區有韓荊州，是誰呢？就是吳滿友、趙占魁、張治國”“他們找不到韓荊州在哪里，其實到處都有韓荊州，那就是工農兵”。
朱德講話結束，已是黃昏。借著晚霞的余暉，攝影家吳印咸按下了歷史的快門，毛澤東在“飛機樓”前和延安文藝工作者的合影成了最好的歷史見證。
晚飯后，接著開會。毛澤東作了文藝座談會的“結論”。參加會議的人比前兩次的還多，因此只得換到“飛機樓”大門外的廣場上，但還是擠得滿滿的。
對親歷者來說，這是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夜晚。歐陽山尊告訴筆者：“主席講話的時候，天色已經漸漸黑了下來，于是就點了一盞汽燈，掛在一個用三根木椽搭起來的架子上，毛主席就站在架子的旁邊，就著燈光，看著提綱講。恰巧我坐在架子的下邊。由于離他那么近，使我感到一種巨大的幸福。”
一落座，毛澤東嘴里輕輕地念叨了一句：“這篇文章不好作呀。”
盡管聲音很小，但還是被坐在前排的畫家羅工柳聽到了。毛澤東說：這個會在一個月里開了三次，開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幾把椅子，請你們來坐。我對文藝是小學生，是門外漢，向同志們學習了很多。前兩次是我出題目，大家作文章。今天是大家出題目，要我作文章，題目就叫作“結論”。朱總司令講得很好，他已經作了結論。
毛澤東一口湘音，聽起來有些費勁，但大家都明白他要說什么。正如胡喬木所說：毛澤東以深刻洞察力和高度概括力，把全部問題歸結為一個“為什么人”的問題，即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和如何服務的問題。毛澤東圍繞這個中心問題，具體講了“文藝是為什么人的”“如何去服務”“文藝界統一戰線”“文藝批評”和作風等五個方面的問題，號召“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最后他說：“我這個講話不是最后的結論，同志們還是可以提出不同意見，等到中央討論了，印成正式文件，那才是最后的結論。”
5月30日，毛澤東又親自到橋兒溝為魯藝全體學員講了一次話。大家坐在院子的空地上聽。毛澤東說：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毛澤東還用大樹和豆芽菜比喻提高和普及的關系：紅軍在過草地的路上，在毛兒蓋那個地方，長有很高很大的樹。但是，毛兒蓋那樣的大樹，也是從豆芽菜一樣矮小的樹苗苗長起來的。提高要以普及為基礎。不要瞧不起普及的東西，他們在豆芽菜面前熟視無睹，結果把豆芽菜隨便踩掉了。你們快畢業了，將要離開魯藝了。你們現在學習的地方是小魯藝，還有一個大魯藝。只是在小魯藝學習還不夠，還要到大魯藝去學習。大魯藝就是工農兵群眾的生活和斗爭。廣大的勞動人民就是大魯藝的老師。你們應該認真地向他們學習，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點逐步移到工農兵這一邊來，才能成為真正的革命文藝工作者。
毛澤東講話后不久，魯藝秧歌隊推出了《兄妹開荒》。6月10日，魯藝在延安公演歌劇《白毛女》，毛澤東和全體中央委員觀看了演出。當晚，毛澤東夜不成寐，在家里和女兒李訥一起演起了“喜兒”“楊白勞”“黃世仁”。之后，《白毛女》在延安演出30多場，場場轟動。
11月23日，當毛澤東在看完第120師戰斗劇社的《虎列拉》《求雨》《打得好》等四個小話劇后，專門給歐陽山尊、朱丹、成蔭寫信鼓勵，說：“你們的劇，我以為是好的，延安及邊區正需要看反映敵后斗爭生活的戲劇，希望多演一些這類好戲。”
六、“為文藝工作，給我們鋪平一條平坦寬闊的路”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讓延安的作家、藝術家們在迷茫中找到了方向，在苦痛中找到了力量。毛澤東欣喜地注視著作家、藝術家們在新的創作道路上取得的每一個新成就。
1944年1月9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俱樂部觀看了楊紹萱、齊燕銘編導的京劇《逼上梁山》后，專門寫信向他們“致謝”，贊揚他們把“歷史的顛倒”“再顛倒過來”，打破了舊戲舞臺上把人民當成“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的局面，使“舊劇開了新生面”，“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
1944年6月，丁玲、歐陽山描寫邊區合作社勞動模范的新人新事作品《田保霖》和《活在新社會里》發表后，毛澤東極為快慰，專門派人送信給丁玲和歐陽山：“快要天亮了，你們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覺前一口氣讀完，我替中國人民慶祝，替你們兩位的新寫作作風慶祝！”當天下午，意猶未盡的毛澤東又專門派人送信給住在延安南門外的丁玲和歐陽山，請他們到家中吃飯，席間再次對他們的創作給予贊賞和祝賀。后來，毛澤東在高級干部會議上曾多次表揚丁玲，說：“丁玲現在到工農兵中去了，《田保霖》寫得很好。作家到群眾中去就能寫出好文章。”
對于毛澤東的表揚，丁玲十分清醒地說：“這是毛澤東鼓勵我，為我今后到工農兵中去開放綠燈。他這一句話可以幫助我，使我通行無阻，他是為我今后寫文、作人，為文藝工作，給我們鋪平一條平坦寬廣的路。這不是為我一個人，而是為許多的文藝工作者。”她還說：“我的新的寫作作風開始了。”什么是她的新的寫作作風呢？那就是寫工農兵，寫人民群眾，以人民為中心。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的口頭政治報告中說，陜北人民對共產黨開始抱著“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直到去年春季，趙毅敏同志帶著楊家嶺組織的秧歌隊，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開勞動英雄大會，那些老百姓也組織了秧歌隊，和楊家嶺的秧歌隊一起扭了起來，我說從此天下太平矣！因為外來的知識分子和陜北老百姓一塊扭起秧歌來了。從前老百姓見了他們是敬鬼神而遠之，現在是打成一片了”。
“一世雄談萬世師。”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近半個世紀后，把延安喻為“赤腳天堂”的蔡若虹曾用這句話真切、深刻、生動、形象地概括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給他、給中國文藝事業帶來的巨大影響。延安文藝座談會是在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整風運動中召開的。毛澤東的講話像一盞明燈，照亮了文藝工作者為人民服務的道路，陜甘寧邊區和各根據地的文藝戰線出現了百花盛開欣欣向榮的新氣象，涌現出了《白毛女》《劉胡蘭》《把眼光放遠一點》《糧食》《王貴與李香香》《逼上梁山》《三打祝家莊》《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種谷記》《荷花淀》《暴風驟雨》等一大批優秀的歌劇、話劇、京劇、詩歌、散文、小說和報告文學，解放區的革命文藝發生了質的變化，文藝成為激勵人們同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戰斗的號角和鼓點，樹立了一個時代的里程碑。
（作者系解放軍出版社副總編輯，中國作協報告文學委員會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