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現青春中國形象的一張“名片”——《青春之歌》的海外傳播
楊沫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在1958年出版后，很快成為風靡中國大江南北的暢銷書。這部作品在1959年除了被改編成話劇、京劇、新川劇等藝術形式外，還被拍攝成同名電影，作為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獻禮影片在全國放映，更加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同時，它也成為中國當時主動推介到海外的一部經典之作。這部反映中國現代青年以青春之我創造青春之中國、青春之民族的偉大作品，把一個充滿青春活力的中國形象展示給世界讀者，由此也成為代表新中國的新形象、新氣質、新氣場的一張鮮亮的國際“文化名片”。
電影《青春之歌》海報
陳毅稱贊電影《青春之歌》：“什么是國際水平，這就是！”
最早提出《青春之歌》具有國際性水平的是時任外交部長陳毅同志。1959年，北京電影廠的導演崔嵬、陳懷皚依據楊沫從頭一年11月份就開始著手改編成四萬字的《青春之歌》劇本，從3月拍攝到9月，歷經五個多月的日夜趕工才攝制完成，也預定將在國慶節期間上映。陳毅等領導人先行觀看審片。陳毅在看后非常興奮，贊嘆道：“什么是國際水平，這就是！”陳毅又將影片推薦給周恩來與鄧穎超。周恩來與鄧穎超為此專門召集電影攝制組人員、主要演員和作者楊沫等人到他們中南海的家中一起觀看該片。周恩來與鄧穎超看后同樣也對影片贊不絕口。鄧穎超后來曾給楊沫寫信，說：“《青春之歌》電影我看過不止一次，小說也看到‘忘食’。”
該影片在全國放映時產生了轟動效應，有的影院甚至二十四小時輪番播放，依然座無虛席，成為中國電影史中的盛事。該片位居中國電影經典之列。在1995年紀念中國電影誕生90周年盛會上，它成為獲得中國電影“世紀獎”中的十部影片之一，在2021年還被列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優秀影片展映活動片單。
隨著小說與電影的流行與廣泛傳播，作者楊沫已經與這部半自傳體長篇小說融合為一體了。楊沫在1993年3月26日的日記中記載，她在北京參加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見到了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李鵬同志是北京團的代表，他至少已參加兩次大組會。有一次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召開大組會時，全體代表先合影，完了，當大家向北京廳走去時，許多代表爭著和他握手，當他走進我身邊時，我向他伸出手去，說了一句：‘李鵬同志，我是楊沫……’他握住我的手，有些驚訝地說了句：‘啊……青春之歌’。真沒想到他竟會在一剎那間把我和《青春之歌》聯系起來。”
楊沫在寫作
日本讀者稱：“把個人的命運和民族的命運連接在一起，把自己所有的青春的熱血和熱情獻給祖國和人民的女主人公林道靜的生活道路，使我深受感動”
《青春之歌》很快成為中國當時采取類似“品牌營銷”方式主動推介到海外的一部作品，這種方式即是把國內特別受歡迎的、能夠代表新中國形象與時代精神的一些文學作品，不但通過改編為京劇、舞劇、連環畫及電影等多種媒介形式在國內繼續進行傳播，而且還推廣到海外進行大力宣傳與廣泛傳播。《青春之歌》在最初對外傳播時采用這種主動外宣方式，如對蘇聯與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外宣并取得顯著成效；然而，它很快就以高超的民族性成就與國際性水平，滿足了不同國家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多種需求，由此轉變為以海外國家在本國內主動進行吸收、傳播為主的狀況。
從1960年開始，電影《青春之歌》被推介到日本、越南、朝鮮等海外多個國家播放，果然不負眾望地引發當地人們的觀看熱潮，受到熱烈歡迎。小說作品同時被翻譯為日語、朝鮮語、俄語、阿爾巴尼亞語、保加利亞語、德語、西班牙語、泰米爾語、韓語、泰語、世界語、僧伽羅語等20余種版本，更加助長了《青春之歌》在海外的廣泛接受，也推動了中國紅色經典在海外的成功傳播。
這些都與《青春之歌》擁有國際性水平及價值意義密切相關，正如陳毅所稱贊的那樣。這部作品的世界性的價值和意義首先體現在女主人公林道靜的形象具有生活典型性與現實真實感。與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離家出走后所面臨的前途未卜境遇相比，林道靜這個受過現代教育的中國女青年知識分子在叛離封建家庭之后卻選擇融入社會集體生活中，由一個多愁善感的浪漫主義者，在經過艱苦的思想改造與社會工作實踐之后，逐漸成長為一名革命者與自食其力的新人。更確切地說，這是一個知識分子從個人主義走向集體主義并投身社會生活的故事，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文化意義與價值。自從《青春之歌》問世以來，林道靜的生活道路就啟發著一代代中國青年進行思考：到底應該怎樣生活，才能使自己寶貴的青春年華不被虛度？是投入熱血沸騰的社會生活中發揮個人價值與作用，還是把自己圈在個人小世界中做多愁善感的林黛玉？這同樣是全世界青年人在林道靜啟發下要進行思考并選擇的人生問題。
日本共產黨主席野坂參三在廣州看過電影后，著文《中國知識分子所走的道路》，號召日本青年閱讀《青春之歌》，指出林道靜的道路就是日本青年應該走的道路，并說：“女主人公在入黨時舉手向黨和人民宣誓，用她那充滿了喜悅和自豪的目光凝視著紅旗的神態，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在日本二十多個城市陸續上映，一年中一部拷貝共放映了3249次，許多青年工人看過影片，紛紛提交加入日本共產黨的申請。林道靜的扮演者謝芳跟隨中國婦女代表團訪日期間，東京的大街上也出現了林道靜的巨幅劇照和畫像。
日本青年在讀過小說或看過電影后深受林道靜的影響與感染，甚至比中國青年更傾向于走“林道靜道路”。據載，有兩位年輕的日本女孩幸子與輝子就是因為都特別喜歡《青春之歌》而結緣成為知心筆友，盡管一個住在大阪，另一個在距離很遠的埼玉，但是卻并不妨礙二人締結真誠的友誼，并且二人樹立的共同人生目標就是“走林道靜道路”。
《青春之歌》的藝術魅力之一正在于林道靜形象產生真實可信的審美感受，以致很多海外讀者，特別是青年人經常感同身受地拿她的性格特征與人生體驗來對照自身，產生代入感與心靈共鳴。一位不到十九歲的日本女工三浦下圖在1965年寫給中國作家協會的《青春之歌》讀后感中說：“我試著把林道靜和自己換個位置，這樣一來這部《青春之歌》就一頁也翻不過去了。我如果遇到這本書中的情況一定會受挫而氣餒的。這本書給了我許多各種各樣的教育和斗爭勇氣。讀著這本書，在看到林道靜成長的同時好像我也和她一起成長起來了。”
同年剛畢業的日本女學生藤田峰子在閱讀該書的過程中被感動得流下眼淚，她忍不住在給中國作協的信中抒發感慨：“生下來就命運不濟，但并不悲觀，把個人的命運和民族的命運連接在一起，把自己所有的青春的熱血和熱情獻給祖國和人民的女主人公林道靜的生活道路，使我深受感動，以致用淚水來抑制內心的沸騰。”她還以自己的親身體驗為例，談到自己在春天畢業后因孤獨感而參加一位高校老師的讀書會，當幾個愛讀書的日本青年與老師聚在一起閱讀《青春之歌》時，每個人都被林道靜等年輕人的精神所感動并產生情感共鳴，同時產生非常強烈的代入感：“以老師為中心展開討論的時候，產生我們自己也成為同志一般的錯覺，感到我們的老師就像盧嘉川或者是江華似的；而且認為自己應該是林道靜，并把自己的朋友看成是王曉燕……這部光輝的作品，照耀著離開學校去獨立生活的我的前進道路：這將會使我無論遇到任何細小的事情也會想到林道靜，想起那些卓越的同志們的形象。”
在朝鮮和越南，影片也深受歡迎。朝鮮廣大讀者在爭先恐后地讀過本國剛出版的譯文之后，同樣懷著激動興奮的心情，其中高輝本的看法很有代表性：“《青春之歌》為什么能夠這樣強烈地鼓舞為正義而斗爭的年輕人的熱情呢？這也許是作者本人親身體驗過和林道靜一樣的現實生活，并且在那里成長的緣故吧！”可說《青春之歌》在當時的國際文壇中如同夜空中升起的耀眼明星，照亮并指引著異國青年，特別是女青年同樣投身到事業中，以便尋找更有意義與價值的生活方式與生命色彩。
蘇聯在1959年11月出版了由翻譯家尤·勒琴科與伏·弗克齊斯托娃所譯俄文版《青春之歌》，其目的在于“《青春之歌》在中國國內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它將幫助蘇聯讀者更好地了解中國青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和中國人民一道為建設自己的光明未來——社會主義而進行的英勇斗爭”。有趣的是，本國內主要是老年人閱讀它，讀后還經常寫信給作者楊沫，同樣把林道靜的故事代入自己的經歷，并以此來抒發自己對青年時代的懷念與對戰爭生活的諸多回憶。這也說明《青春之歌》在海外傳播并不僅局限于年輕人，而是被不同年齡層所接受。這個現象在20世紀70年代后愈發明顯，也是這部紅色經典在海外得到廣泛傳播的成功經驗之一。
小說《青春之歌》日文版
印尼華僑給楊沫寫信：“林道靜的命運使讀者們會感到：一個革命者，難道就不能享受愛情的幸福嗎？而事實卻相反，在革命中成長的愛情才是最偉大的愛情”
《青春之歌》的國際性的價值和意義還體現在，對青年人充滿青春浪漫色彩的不同愛情選擇的真實表現，以及對他們追求事業成就的肯定與贊揚。由于愛情生活是每一個青年人必然會經歷的人生體驗，也是人類在現實生活中的一個自然現象，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在這個世界上，唯有愛情和咳嗽是無法掩飾的”，而且經歷愛情生活還代表著閱歷成長與思想成熟，愛情由此成為世界文學與文化中的一個永恒主題，特別是在表現青年人的青春熱情與人生道路選擇的國際作品中。《青春之歌》就屬于此列，而這在中國紅色經典中也是較為獨特的。
在1958年發表于香港《文匯報》署名李奔的一篇文章《青春的火花——〈青春之歌〉讀后感》中，作者先是指出：“小說通過林道靜和其他革命青年的形象，給我們刻畫了當時從苦悶、彷徨到覺醒、成長的知識分子面貌，寫出了他們的痛苦和歡樂，流血和斗爭，也寫出一部分人動搖和沉淪以致叛變而成為時代的渣滓。這本小說可以說是四十年代中國政治、社會面貌和中國革命知識分子成長的一個真實的側面，也是一本充滿了朝氣、活力、上進的美麗的青春頌詩。”接著探討林道靜的生活經歷及書中的其他英雄人物事跡，然后又專門探討林道靜對兩次愛情的處理，認為林道靜與初戀，即第一任丈夫余永澤之間感情的破裂與分手，在于兩人之間缺乏共同的愛情目標追求，而她與江華之間的愛情與婚姻卻正是因為他們擁有“共同的生活目的”，后者“是愛情的基礎，是愛情的靈魂”。這也體現了正確的愛情觀與事業觀。
《青春之歌》在印度尼西亞非常受當地華僑喜歡，一個原因同樣是它對愛情故事的充分描寫。華僑林育才在1959年給楊沫的信中寫道：“林道靜的命運使讀者們會感到：一個革命者，難道就不能享受愛情的幸福嗎？而事實卻相反，在革命中成長的愛情才是最偉大的愛情。”
與當時海外讀者普遍肯定《青春之歌》中的愛情故事為其“青春頌詩”增加朝氣蓬勃光彩的同時，國內在《青春之歌》出版之后卻持有兩派意見，其中否定一派以工人郭開發表的兩篇批判性文章《略談對林道靜的描寫中的缺點》《由〈青春之歌〉談文藝創作和批評中的幾個原則問題》為代表，并引發《中國青年》《文藝報》先后展開大討論，還延伸到學校、工廠、共青團等中，有四千余封讀者來信討論“怎樣正確認識余永澤這個人”。當時質疑、反對的聲音主要針對作者詳細描寫林道靜與幾個男青年之間的愛情糾葛，并以此為理由把《青春之歌》和林道靜看作是小資產階級作品與知識分子。雖然時任文化部長茅盾與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何其芳分別撰文《怎樣評價〈青春之歌〉》《〈青春之歌〉不可否定》等文章反對郭開的觀點，但是重點卻并非像海外讀者一樣肯定愛情故事，而是從更宏觀的理論視角來談，像何其芳指出：“郭開同志根據的原則都是正確的。然而他把這些原則運用到具體事物上來，卻完全不顧實際的情況，這樣他的批評就成為正確的對立物了。這正是教條主義的特點。”
這次大討論事件也傳播到日本。島田政雄、三好一兩位翻譯家在1960年所寫的《〈青春之歌〉日譯本的譯者后記》中，不但肯定《青春之歌》中的愛情與林道靜具有的正面價值與現實意義，而且可用來做這場大討論的一個總結語：“這場爭論的提出，被認為是三十年代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苦悶的中國知識分子和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青年之間的思想距離。中國領導發現了這個問題，有意識地開展討論，通過廣泛、深入、徹底的討論，以豐富現代青年思想，從而填平這兩個時代的精神的歷史差距。爭論的結果，絕大多數人，熱愛主人公，肯定了作品，出現了新的口號——走‘林道靜的道路’！”
當《青春之歌》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特殊時期在國內受到批判與冷落時，英美與歐洲等西方國家對《青春之歌》的研究、譯介等傳播活動卻逐漸開始興盛，特別是80年代后日本、蘇聯等國家因冷戰結束、時代巨變等原因轉向對中國最新作品的宣傳，此時西方國家卻反而成為它的傳播重鎮。
《青春之歌》英文版由中國翻譯家南英翻譯后，在1964年由外文出版社發行，之后以高度的藝術成就與青春中國的美學魅力逐漸成為英語世界的暢銷書與中國文化參考書目，扭轉了西方對新中國的諸多誤解。因此在以英語國家為主的西方，對《青春之歌》與林道靜的肯定性評價始終占據主流。美國學者魏克蘭早在1963年發表的《中國共產主義小說中的英雄與英雄崇拜》一文中，談到當時一些英美讀者誤會中國共產主義小說中宣傳說教的因素太多，然而當他閱讀這些小說后卻發現包括《青春之歌》在內的諸多有趣佳作。
美國學者黃胄于1973年在英國出版的專著《共產主義中國的英雄與惡棍——中國當代小說對生活的反映》及1974年的文章《浩然——農民小說家》中，則把丁玲小說《莎菲女士日記》中體現出五四新文學先鋒精神的莎菲看作是林道靜的雛形，認為后者是“新城市女性”，“剛從儒家倫理道德的束縛中得到自由，要求采用一種新鮮的、全新的刻畫方式”。荷蘭學者佛克馬、法國學者保爾·巴迪等人也持類似的觀點。
林道靜的愛情故事與事業追求對全世界的婦女解放之路具有巨大的啟示意義，如果說女性追求個性解放與個人成長之路的青春歷程在20世紀50至70年代海外傳播中尚處于隱而未發的階段，時代環境決定著海外傳播重點關注的是林道靜的事業追求之路與她參加革命運動的人生軌跡；那么當這個主題與80年代后流行于西方的女性主義理論、性別理論、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等相結合，林道靜就順理成章地變成一位勇敢追求女性身心解放與個人幸福的國際先驅者與開路人，且個人情愛成為推動她追求個人解放的一個重要動力，這也成為近幾十年來海外流傳最廣的觀點。如美國學者葉紅玉在文章中稱：“楊沫的《青春之歌》創造出兩個美麗的女英雄林紅和林道靜。電影根據楊沫的流行小說改編，她非常明確地把林道靜描寫成一個非常有魅力的女性。”
美國華人學者王斑在專著《崇高的歷史形象》中對個人情愛與革命事業之間存在的隱秘復雜關系提出了看法：“《青春之歌》接近尾聲時，林道靜的愛情似乎得到了強化和擴展。在革命影片中最為感染人的景象莫過于和睦的家庭關系，親密的同志友誼和手足之情，革命大集體節日般的歡樂。”
小說《青春之歌》英文版
海外讀者熱切盼望《青春之歌》續篇：“我們希望不久林道靜將以一個經過種種斗爭考驗后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形象呈現在我們眼前”
日本女青年幸子和輝子在1961年給楊沫所寫的信中，在結尾時提出希望能夠盡快看到《青春之歌》第二部出版：“我們希望不久林道靜將以一個經過種種斗爭考驗后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形象呈現在我們眼前。”海內外讀者始終關心林道靜在1935年參加“一二·九”運動之后的命運發展軌跡，所以《青春之歌》續篇的出版成為大家共同的心愿。
其實，《青春之歌》電影放映之后，楊沫在1960年左右就開始籌劃用三個月時間寫出下部電影劇本，而且當時已經構思好部分故事情節。然而因為疾病折磨等多種原因并未完成這個劇本。這個想法持續多年，她在1971年5月20日的日記中還再次表明決心要寫出下半部小說。只是70年代特殊的時代背景限制了她的創作，她此時創作出的長篇小說《東方欲曉》另設男女主人公，而林道靜與誤傳被殺害但實際上卻被地下黨救出的盧嘉川在本書結尾才偶然重逢。該書于1980年出版，但是楊沫對帶有此前“三突出”創作理念等濃重時代痕跡的這本書并不滿意，因此她又寫了脫胎于此但幾乎完全重寫的個人第三部長篇小說《芳菲之歌》，于1986年出版，成為“青春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不過直到她在1989年寫出“青春三部曲”中的第三部《英華之歌》，才真正接續上第一部中以林道靜、盧嘉川、江華等為主人公的故事，同時繼承其中人物心理刻畫細膩生動、形象較為飽滿感人、故事情節曲折動人等藝術特征。這部作品在1990年出版，也算是給林道靜、盧嘉川二人曲折多變的愛情故事與事業追求一個完滿結局，更是了卻楊沫多年來的心愿，盡管這個心愿延遲了30年才得到實現。《英華之歌》的背景是從1939年到1942年的冀中平原的抗日敵后根據地斗爭，圍繞幾對年輕人的愛情糾葛與矛盾展開故事。這些情節依然帶有自傳特征。三部曲的完成既給《青春之歌》中人物的命運畫上一個句號，同樣也為楊沫坎坷的愛情婚姻生活畫上句號。
問世六十余年來，《青春之歌》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雖然國內外讀者對這部作品接受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是對其擁有高度思想成就與精湛藝術水平的看法卻是一致的。這部紅色經典把林道靜、盧嘉川等人所代表的充溢青春氣息、除舊布新精神的青春中國兒女的形象散播到世界各地，也把一個嶄新美麗、朝氣蓬勃的青春中國的形象在國際上樹立起來。
（作者：張清芳，系河北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主任、文學院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