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革命：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觀照
非常感謝賀老師、何浩兄的邀請。我其實是這次與會者中最緊張的一個，當初看到這次會議議題，我就有些忐忑和猶豫。會議主題是回顧和整理20世紀中國革命中的文學經驗，但我自己對于中國革命尤其是1950—1970年代的革命文藝所涉不夠廣，這是我當初忐忑、此刻仍然緊張的緣由。和何浩兄交流后，他說我可以談談中國現代文學的革命經驗，以及與之相關的革命文學問題，這是我這幾年特別留意和用心的地方。
我先從姜濤兄昨天發言的一個假設說起，他說路翎如果沒有像胡風那樣的包袱，有可能他會是從國統區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典范的革命作家，也就是說，路翎原本會帶來和延安不同的革命文學傳統。但事實上，路翎不僅僅因為胡風問題的影響，其實，他和諸多所謂“國統區”的作家一樣，只能匯入到作為主流的延安文藝，或者被主流所遮蔽，或在主流的檢視下，他的“革命性”終歸是要受質疑的。這就得從我們現代文學學科的創設和文學史的建構說起，從文學史背后的革命史觀說起。
自胡適敘述新文學發生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算起，以“新文學史”“現代文學史”為名的著述，為數并不少。但正如李怡老師所說“嚴格的學科意義上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并不是在1949年以前的民國時期建立的，盡管那時已經出現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大學教育，也誕生了為數可觀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但是主要還是講授者(如朱自清)、著作者的個人選擇，體系化的完整的知識格局和教育格局尚不完整”。1順便補充一句，民國時期的“新文學史”“現代文學史”著述，主要關注的焦點是“新文學”如何發生，即傳統中國文學的現代轉換如何完成。1949 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歷史揭開了新的篇章，新的學科、新的教程、新的文學史編纂也水到渠成，且迫在眉睫。1951年7月，由老舍、蔡儀、王瑤、李何林署名的《<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正式公布，《大綱》《緒論》部分，明確規定了“新文學”發展階段的劃分：“一、五四前后——新文學的倡導時期(一九一七—一九二一)，二、新文學的擴展時期(一九二一—一九二七)，三、‘左聯’成立前后十年(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四、由‘七七’到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一九三七—一九四二)， 五、由‘座談會講話’到‘全國文代大會'(一九四二—一九四九)。”2毫無疑問，這樣的章節目錄，這樣的分期和體例編排，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有關“新文化”的論述基本吻合，也凸顯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下文簡稱《講話》)的重要性。
《大綱》對1950年代以后的文學史書寫，產生了深遠影響，《大綱》所遵循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觀，成為諸多文學史教程和現代文學研究的指導方針。就在教育部組織制定新文學史教學大綱的同時，《大綱》編寫者之一的王瑤，完成了上下兩冊的《中國新文學史稿》。這是第一部貫穿新文學30余年的文學史著作，也是一部對后來產生了深遠影響的新文學史著作，和《大綱》基本一致。王瑤同樣以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觀為指導，不過，王瑤的文學史很快就因“不夠革命”而受到諸多批判，此后的文學史“急遽政治化”，像丁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第一次鮮明地以中國革命史為綱，把新文學史作為革命史的一個部分來寫”3。毫無疑問，從《<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開始，到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再到高度政治化的丁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包括其后的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以及始于1960年代由唐弢領銜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等等，這些文學史都以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講話》為理論指導，建構了五四文學革命—“左聯”十年的革命文學—延安文藝的主流敘事。
新時期以來，現代文學史開啟新一輪的編史熱，并最終形成了頗為壯觀的“重寫文學史”浪潮，直至今日，“重寫文學史”的構想(反思)和實踐仍在繼續。從新時期初就開始醞釀的“重寫文學史”，其最早的系統性成果當屬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積極倡導的“20世紀中國文學”，而錢理群等人寫作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則是“重寫文學史”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成果。就像洪子誠老師所指出的：“把《三十年》和王瑤、唐弢先生的現代文學史放在一起，可以看到‘現代文學’這一概念的含義已發生了很大變化。這種變化具有編寫者個人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現代文學史理念的時期變遷。”4的確，不論是“20世紀中國文學”整體觀的提出，還是《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編撰，都體現了文學評判從政治標準向文學標準的轉變、文學史書寫從革命史觀到“現代性”史觀的轉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首先意味著文學史從社會政治史的簡單比附中獨立出來，意味著把文學自身發生發展的階段完整性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5錢理群也承認說：“《三十年》一書就因為我的關系，而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有了某種聯系。”6作為深受“20世紀中國文學”觀影響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其編排體系和分期也用時間概念來區隔，如第一編為“第一個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二七)”，第二編為“第二個十年(一九二八—一九三七年六月)”，第三編為“第三個十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九月)”。7這三個十年的劃分，相比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現代文學史書寫，淡化了有關革命意義的標示，和“20世紀中國文學”對整體時間意義的強調一樣，“時間”概念背后都被賦予了一系列的“現代性”指向，有關這一點，學界已有不少論述。《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之后的現代文學研究，在“文學性”和“現代性”言說方面走得更遠，諸多沒有“明確”政治姿態的作家，成為新的學術焦點。大家對文學的“內外”之別也越來越自覺，政治性等因素作為文學之外的內容越來越被排斥。過去那些被稱為“主流”的革命文學、左翼文學、延安文學等，因為曾經和政治的密切關系逐漸被冷落。
時至今日，“重寫文學史”已開展了近40年，《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也幾經修訂再版。回過頭來， 我們再重新審視這一系列的文學史著述，它們力圖擺脫革命史觀的敘述范式，強化“現代性”史觀的表述，重視中國現代文學自身發展的內在經驗，成為大家的主要訴求。但必須承認，盡管《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及其之后的諸多文學史寫作，和此前相比已有很大突破，然而，從整體的闡述框架上，從分期的時間點上，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觀的痕跡仍然很明顯。這也說明，現代文學的發生發展始終與中國革命緊緊嵌在一起。其實，就連“告別革命”論者也不得不承認：“影響二十世紀中國命運和決定其整體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8
因此，重新回到中國革命的歷史語境，正視中國革命和革命文學發展的曲折與艱難，打開中國革命歷史進程中不同時期的細微褶皺，探尋和總結屬于中國革命和革命文學自身的歷史經驗，體現了“革命”之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螺旋式”的回歸，也昭示著新一輪“重寫”文學史的可能與可行。正如程凱所提出的那樣：“無論對革命性進程，還是對文學實踐，以及它們的‘結合’與相關性，都需要經歷一個破除、深入、再結合的往返過程。”9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提法，以及我們這次會議“20世紀中國革命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召開，都會在學術史上留下重要的位置。
我們這次會議和圓桌討論的議題是“20世紀中國革命與中國現當代文學”，但就我這兩天聽到的和看到的，各位師友所說的“20世紀中國革命”，基本上是社會主義革命，或者以此來回看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歷史過程，或者是對這個歷史道路上的困境和挫折的一些討論。我其實想由此繼續展開，即思考如何更加歷史化地去處理20世紀中國革命，以及它與文學的關系。賀照田老師在《啟蒙與革命的雙重變奏》的開頭就有一段論述，我印象特別深刻。他說：“歷史地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是從新文化運動這一歷史母體中脫胎出的，是新文化運動中眾多思想光譜中的一支。”10他把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和革命看作是新文化運動母體孕育而來的。我這幾年也常在思考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和20世紀中國革命的關系，在此簡單匯報一些我粗淺的看法。
長期以來，新舊文化之別主導著我們有關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敘述，認為提出新文化、新文學的老師影響了學生，從而有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然而我通過考察發現，真正領導和發動“五四”的卻是堅持使用“文言”拒斥“文學革命”的《國民》雜志社同人，這在我的論文《五四新文化的“運動”邏輯》中有詳細論述。由《國民》雜志來切入，我們看到了一幅不一樣的新的“運動”圖景。“五四”是個“意外”的日期，“新文化”也并非當時的焦點語詞，“國民運動”才是“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中的關鍵所在和共同之處。從“運動”的邏輯來看，五四運動是由學生主導的走出校園的“國民運動”，目的是為了喚醒和再造國民。新文化運動則是在“國民運動”基礎上，繼續社會和國家改造運動的方向而非回到學術和思想文化層面的“真正的革命”。“改造”和“革命”，都意味著重新再造一個國家的指向，正是在“國民運動”的基礎上，經由作為革命方法和革命內容的新文化運動，這一偉大的國民革命才得以展開。正如毛澤東所評價：“沒有五四運動，第一次大革命是沒有可能的。五四運動的的確確給第一次大革命準備了輿論，準備了人心，準備了思想，準備了干部。”11臺灣學者呂芳上也用“革命之再起”12來概括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這一時段。因此，歷史地看，我們更應該在社會革命的脈絡中而非簡單的思想層面來觀照新文化運動。賀老師關注的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新文化運動眾多思潮中的獨異性，而我更想探究新文化運動之前和之后的眾“革”喧嘩，中國現代文學是怎樣被這種眾“革”喧嘩所激發、所激蕩出來的。當然，我并非只是要強調和復原20世紀中國革命的多維性、復雜性，這只是討論20世紀中國革命與文學最基本的一個層面。正如我前面講到的作為“國民運動”的五四運動和導向國民革命的新文化運動，即展現出五四前后眾“革”喧嘩的情形，但其背后的革命觀和革命邏輯，并非新民主主義所能完全涵括，而是以建造、再造新的國家所導引。也就是說，國家與革命，是中國現代文學最無法繞開的兩個重要關鍵詞，在此基礎上，我想打通思考創造民國的辛亥革命、再造民國的國民革命和建立社會主義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20世紀中國革命的延長線上來探討作家們的言行與創作。
例如，長期以來我們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框架中闡釋魯迅的，自1980年代以來，大家開始反思此前過多介入的政治因素，因此，作為思想家和文學家的魯迅獲得重視，作為學者的魯迅也備受關注，與此同時，伴隨著“去政治化”和“告別革命”論的興起，作為“革命家”的魯迅則被日趨冷落。可是，離開了魯迅生前積極介入的一系列政治革命活動，如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左翼無產階級革命，我們其實很難對魯迅有深入而系統的把握。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和魯迅思想及創作的關系，近幾年大家又開始重新關注，但仍有很多可以進一步深入研究的議題：辛亥革命、民國之于魯迅的原點意義，魯迅南下廣州與“新舊”民國的革命與反革命之爭，這些都不能簡單放在左翼革命或者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邏輯鏈中來理解。魯迅1927年到廣州，然后又離開廣州，我們過去都會在左翼革命的脈絡里，認為反革命政變和“清黨”促使魯迅離開，促使魯迅“左轉”，轉向左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那為何“四一五”廣州“清黨”之后魯迅還滯留在廣州，長達五六個月的時間里他都做了什么？他的活動究竟意味著什么？他那些對于革命的表態，有哪些值得我們重新去清理和挖掘的東西？根據我的考察，魯迅從中山大學辭職以及待在廣東，主要是因為顧頡剛而非“清黨”，“清黨”對于魯迅而言，是因為有人借“清黨”來說事，所以，魯迅自己一再否定“涉共”的傳言。魯迅痛恨的恰恰是顧頡剛和“現代評論派”的南下，在他看來，這意味著國民革命的變質。我在我的文章《1927：魯迅的演講、風度與革命及國家之關系》中對此有詳細的論述，我這里簡單說一下要點。1927年魯迅在廣東，積極介入“再造民國”的國民革命，仿佛又回到了辛亥之際的紹興，他的興奮與熱烈，他的“野心”與干勁，他的失望與憤懣，廣州的“咸與革命”與紹興的“咸與維新”，魯迅把這一切都融進了有關魏晉文人的演講。魏晉孔融、嵇康、阮籍，辛亥時期的范愛農，1927年的魯迅，他們之間完全可以互換串演，他們都處在“行將易代”的時刻。魯迅的“落伍”和“激進”，都可由“新舊”民國易代這一視角來燭照，這是魯迅自己對革命的“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是屬于魯迅自己的“寶貴的革命傳統”。這就是我這幾年特別強調國民革命對魯迅和現代文學的意義的原因。當然，我并不是要單獨拎出這一段歷史，以此來割裂魯迅和之前之后的革命的關系，恰恰相反，我正是從國家和革命兩個維度，從辛亥革命到國民革命再到左翼革命的革命延長線上來探討魯迅。所以，我也有多篇細致考察魯迅晚年和“民族話語”的關系，以及魯迅逝世和“民族國家”的關系，因為時間關系，我就不在此展開了。總之，“國家與革命，才是理解魯迅的支點所在”，13由此才能有力把握住魯迅和政治革命的關系。
最后我抓緊時間補充幾點我有關革命和文學之間關系的思考：
第一，辛亥革命之后其實在文壇上最具力量的是南社，那革命的南社為什么會被在革命政治立場上相對并沒有南社那么激進的《新青年》社團所取代，并形成了“文學革命”？《新青年》同仁的“文學革命”和南社的革命文學究竟是什么關系？這是我考察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與文學關系的非常重要的、第一個很關鍵的點。
第二，后“五四”時代革命的分化和中國現代文化、現代文學的關系。比如“少年中國學會”“中國青年黨”，以他們的視角切入，思考中國革命文學的源流，重繪革命文學的歷史譜系。
第三，左翼和中共內部相對處于邊緣的革命資源和革命文學傳統。比方說我們談到“革命文學”論爭的時候都會談到上海左翼的中心性，我最近這兩年在思考上非常關注的一個重要話題，是1930年代中共北方局和北方左翼文化的歷史經驗，考察對后來影響很大但卻被忽略的北方左翼群體。比如，1930 年代北方有一個非常活躍的左翼作家澎島，胡風敏銳察覺到他創作的價值，撰寫《“京派”看不到的世界》，向文壇推介澎島，挖掘和闡述被遮蔽的北方文學圖景和北方世界。然而，在后來的文學史和文學研究中，澎島卻完全消失了，成為“京派”研究和上海左翼研究視域下看不到的人。消失的澎島只是北方革命文學歷史被遮蔽的一個縮影，打撈被人遺忘的澎島，是希望由此來探尋和重構那被遺忘的北方左翼群體。我們需要在京派“看不到的世界”里去挖尋，還需要在上海左翼的視野之外，講述那不能被替代的北方革命文學的獨特歷史。還有像中共南方局和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后方左翼之間的關系等等。就像昨天姜濤老師說的，這里面是否意味著在走向革命文學的歷史進程中其他的聲音、其他的實踐就沒有了？這里面的有些內容和一些有價值的東西，我覺得都需要一個歷史化、在地化的重新發掘的過程。我就簡單說這些。
我能理解賀老師、何浩兄讓我來的原因，我這些年其實沒有沿著“正統”的革命主線走，但我并不只是為了呈現革命和革命文學的含混與復雜，的確最初我寫過不少類似傾向的文章，但后來我自然不滿足于此，總想著從中總結出一些更具有內在規定性、建構性意義的內容。我目前仍然在探索，仍然在思考從國家與革命看似兩分實則合一的角度來觀照中國現代文學和現代作家，我特別重視“國民革命”的原因正基于此：它上聯辛亥，下接中國共產黨人建造社會主義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是我的一個簡單的匯報，謝謝大家。
注釋
1.李怡：《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中的“民國文學”概念——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演講》，《文藝爭鳴》2017年第2期。
2.老舍、蔡儀、王瑤、李何林：《<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李何林等著《中國新文學史研究》，新建設雜志社，1951年版，第4頁。
3.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頁。
4.洪子誠：《<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現代文學”》，《文學評論》1999年第1期。
5.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頁。
6.錢理群：《矛盾與困惑的寫作》，《文學評論》1999年第1期。
7.見《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目錄和各編標題部分，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王超冰：《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1頁。
8.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序》，香港：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4頁。
9.程凱：《“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針對性》，《文學評論》2015年第6期。
10.賀照田：《啟蒙與革命的雙重變奏》，《讀書》2016年第2期。
11.毛澤東：《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252頁。
12.呂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后對新思潮的回應》，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革命之再起”確實為經典之概括，不過與其說此概括是“對新思潮的回應”，毋寧說是對“國民運動”的回應。
13.張武軍：《1927：魯迅的演講、風度與革命及國家之關系》，《東岳論叢》2021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