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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晉，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會長、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外事委員會委員，曾任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中華讀書報：在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書山有路——毛澤東的學用之道》中，您談到了毛澤東的讀書方法。能概括一下他讀書有哪些特點嗎？

陳晉：讀書效果的好壞，關鍵在于讀法和用法，在于是不是擁有從書本到實踐、從主觀到客觀進出自如、出神入化的本事。毛澤東擁有這樣一種大本事。

概括起來，第一，他把讀書學習當作一種調查研究。毛澤東讀《徐霞客游記》和酈道元的《水經注》，就關注到兩位作者是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才能寫出有所發現的“科學作品”；讀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也說蒲松齡“很注意調查研究”，否則他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毛澤東酷愛讀書，同時又提出“反對本本主義”，看起來矛盾，實則反映出他提倡的一種讀書理念，即不是為讀而讀，而是調查研究前人或別人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思考。

第二，讀書要到“底”，經典的和重要的書反復讀。毛澤東把讀書學習叫“攻書”。要“攻”，就不能半途而廢、淺嘗輒止，必須到“底”。什么是“底”？就是最大限度地悟透書中的要旨，最大限度地汲取和發揮經典書籍蘊含的智慧和經驗。對喜歡的文史哲經典，毛澤東確實是常讀常新。1954年在杭州的一次閑談中，他對人說自己已經讀了五遍《紅樓夢》。此后，他又十五次索要過《紅樓夢》，這在工作人員的記錄中有明確記載。反復閱讀經典書籍，因每次閱讀背景不同、需求不同、心境不同、年齡不同，總是會有新的理解和發現。這樣，書中有價值的內容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掘。

第三，相同題材內容的書，要把不同的甚至是觀點相反的著述對照起來讀。毛澤東想讀關于美國歷史的書，就讓人到北京圖書館，專門寫信說，不光是馬克思主義學者寫的，也要有資產階級學者寫的。他讀拿破侖的生平傳記，一下子就要來英國人、法國人、俄羅斯人分別寫的三種版本，同時閱讀。關于《楚辭》，他在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幾十種古今對《楚辭》有價值的注釋和研究書籍。

第四，讀書不僅要做到傳統的“四到”，還要注重討論。古人強調讀書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口到”“手到”好理解，無非就是看、念、寫。此外，毛澤東還有一個“耳到”，就是讀書討論時聽別人讀，自己想。毛澤東的“口到”，也不光是自己念，還經常在一些場合，給人講書，直接宣達自己的閱讀體會和收獲。有了這幾“到”，方能“心到”。

中華讀書報：您如何評價毛澤東的讀書理念和方法？

陳晉：毛澤東的讀書之法，彰顯了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反映了他的讀書活動同客觀實踐的深刻關聯。這種關聯，激活了書本，讓一些“閑”書有用，“死”書變活；也激活了毛澤東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獲，進而在實踐中有新的運用和發揮。

中華讀書報：《書山有路》中有一章，您談到“四書”“五經”是毛澤東那時候的必讀書，具體情況是怎樣的？

陳晉：毛澤東那一代知識分子，基本上都接受過傳統“四書”“五經”的熏染。從小打下的舊學根底，為毛澤東的人生性格和政治實踐提供了厚實的文化底色。毛澤東讀私塾，歸納起來有這樣幾點引人注目：一是書讀得比較多，開蒙的起點不低。先是讀《增廣賢文》《三字經》《幼學瓊林》等，繼而圈點《論語》《孟子》《詩經》，后來讀過《春秋左氏傳》（即《左傳》）、《綱鑒易知錄》等。從現有的資料看來，《綱鑒類纂》是毛澤東讀到的第一部中國通史，他從這里最初得到系統的中國歷史知識。那是1910年他在韶山東茅塘私塾念書，塾師毛麓鐘教他讀的，使他很早就對歷史發生濃厚興趣。另外，韶山毛澤東紀念館至今還存有毛澤東當時讀過的一本《詩經》，上面留有他的簽名。二是有讀書天分。讀書癮頭大，一閑下來總是在看書。父親讓他輟學在家里幫助干農活的那些日子，他總是偷偷閱讀，惹得父親很不高興。毛澤東記性好，讀許多書能記得住，還喜歡按自己的意思去發揮。三是開始學寫“破題”文章，文思比較快，有時還幫助同學作文。當時朝廷剛廢科舉，但在鄉村塾師那里，學作破題文章，仍然是基本訓練。

中華讀書報：在《讀書有法》（廣西人民出版社）中，您提到毛澤東喜歡讀魯迅的書。能否具體談談？他是從什么時候開讀魯迅著作的？他有怎樣的閱讀習慣？

陳晉：很奇怪，毛澤東1920年創辦長沙文化書社（實際是書店），刊登廣告，推薦讀者購買的書目中，有胡適的，周作人的，但是沒有魯迅的。他真正關注到魯迅，應該是1930年代初期在中央蘇區，特別是長征到陜北后。他當時特別注意收集和閱讀魯迅著作的一些單行本和選本，專門寫信讓人給他弄一本《朝花夕拾》來。他從設在延安的陜西第四中學只有兩間房那么大的圖書館里發現魯迅的書，立即高興地借走了幾本；幾天后，他讓秘書退回看完的，又借走了幾本；第三次，他又讓秘書把魯迅的幾部選本和單行本全部借走了，一并讀完后才還給圖書館。

曾任毛澤東專職圖書管理員的徐中遠，在一篇文章中回憶，毛澤東曾說：“我就是愛讀魯迅的書。魯迅的心和我們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讀魯迅的書，常常忘記了睡覺。”

毛澤東一生閱讀和保存有三種版本的《魯迅全集》。一是1938年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的二十卷本的《魯迅全集》（內容包括魯迅的著作、譯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新華社曾發表過一張毛澤東在延安棗園窯洞里工作的照片，辦公桌上便放著其中的三本。二是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帶注釋的十卷本《魯迅全集》（只收著作，未收譯文和古籍）。毛澤東逝世后，報刊上發表過一張他站在書柜前看書的照片，他手里拿著的書，就是這版《魯迅全集》中的一本。三是1972年有關部門根據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魯迅全集》重新排印的大字線裝本。這三版《魯迅全集》，毛澤東都是細讀過的。他有個習慣，讀一次習慣在書上畫一個圈；看兩次就畫兩個圈。在第三種版本上，他在一些冊的封面上，還寫有“1975.8再閱”字樣。此外，毛澤東還閱讀和保存有一套1972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線裝本《魯迅手稿選集三編》。

中華讀書報：能說《魯迅全集》是毛澤東的枕邊書嗎？

陳晉：可以這么說。魯迅的雜文，在一定程度上是毛澤東從事政治和思想工作得心應手的工具。1975年7月，毛澤東因患老年性白內障動了手術。手術之后，視力不濟，他還請身邊的工作人員給他朗讀《魯迅全集》第五卷《準風月談·關于翻譯（下）》。魯迅在這篇雜文中說，那種因為有點爛疤，就一下把整個蘋果都拋掉的做法，首飾要“足赤”、人物要“完人”的思想，是很錯誤的。聽讀這段內容，毛澤東連聲稱贊：“寫得好！寫得好！”1975年底到1976年初在有關理論問題的談話中，毛澤東又專門強調：“建議在一二年內讀點哲學，讀點魯迅。”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前夕，他臥室的床上，床邊的桌子上、書架上，都擺著那套新印的線裝大字本《魯迅全集》里的一些卷冊，有的是在某一頁折上一個角，有的地方還夾著紙條，有的還是翻開放著的。

中華讀書報：您說毛澤東讀書細，細到什么程度，能舉個例子嗎？

陳晉：毛澤東從青年時代就讀二十四史。為了便于閱讀查找，他在一些列傳、本紀的封面上標注出傳、紀的人名；絕大多數卷冊，他都作了圈點、斷句；有的封面和天頭上畫著兩三個圈圈的標記，有的地方還細心地改正了錯字。他的閱讀是根據需要和計劃，有重點、有選擇地展開，批注文字較多的，是“紀”“傳”部分。舉個例子，讀《舊唐書·黃巢傳》后，毛澤東根據傳中的記述，專門畫了一張黃巢起義軍的行軍路線圖。

中華讀書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問答中國》一書，本來是講理論的，但卻很有故事性，而且關鍵是有問題意識，非常引人入勝。您在寫作中是怎樣考慮讀者的接受度的？

陳晉：關鍵是先要設置閱讀對象，就是說，你的書準備給誰看？像“問答中國”這樣的寫作題目，要求立足現實，論述當代中國的夢想訴求、發展道路、制度特點、文化土壤、處理國際關系的來龍去脈，我設想的閱讀對象有兩類，有意愿和需要了解中國卻又看不清中國面貌的境外讀者（譯成外文），還有就是有意愿了解當代中國卻又不是專門搞理論、歷史研究的國內普通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這就要考慮，他們最關心和在意甚至有疑惑的是什么問題，不能回避；再就是回答問題的時候，不宜純粹按邏輯來個一二三。這就需要故事切入，需要娓娓道來，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認識和觀點引出來。總之，寫作中，我始終設想，有一個提問者、辯論者在和我對話，我的每一句話，講的每件事情，打的每個比喻，都是在和對方討論現實問題的經緯原由。不僅希望對方能夠聽得懂，還希望對方能夠聽得進。實際上，有些想法和觀點，也是在和對方不斷深入的“交談”中明確起來的，你要力求回答對方的問題，經受住對方的駁疑，不得不被迫根據對方的思路去思考，而回答邏輯卻是自己的。

這樣的寫法，不是居高臨下，也算是體現對讀者的尊重之心。講話寫文章，是敷衍應付，還是要說點自己的認識，這是決定有什么樣文風的起點。作文從來講“修辭立其誠”，不顯其誠，不擁有實，長空假的寫法，是看不出誰寫的，寫給誰看的，是不顧及讀者感受的。這對別人不僅是一種折磨，而且讓人覺得你說話寫文章沒有誠意，對讀者也是一種輕慢和冒犯。

中華讀書報：您的枕邊書有哪些？

陳晉：我讀的書不多。枕邊書或許是個比喻。真正晚睡前的枕邊書是雜書閑書，還有一些喜歡的刊物，看半個小時左右自然入睡。拉開架勢閱讀的，無非兩類書籍，工作需要的黨史文獻類著述，再就是政治和文化方面書籍。

中華讀書報：在您的收藏中，最珍貴或有紀念意義的是什么書？

陳晉：我不是藏書愛好者。記憶中，20多歲讀的三本書，印象非常深刻。一是大學時讀到《美的歷程》，那時興做閱讀卡片，我大段大段地抄錄了不少，因為它讓我知道，美學史可以那樣寫；二是參加工作不久讀到《萬歷十五年》，它讓我知道，嚴肅的歷史論著可以那樣寫；三是1987年夏天，讀到逄先知、龔育之、石仲泉等人寫的小冊子《毛澤東的讀書生活》，它讓我體會到，毛澤東這樣偉大的人物，竟有如此深厚的“書生本色”，思想太豐富了。這大概是我后來長期研究毛澤東的誘因之一。當時讀的這三本原書借出去后，都找不到了，前些年我又重新買了這三本書的新版本，對《萬歷十五年》又看了一遍，依然耐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