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的任務：百年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
● 摘 要
百年中國文學思想是文學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它既是對古代文學思想的承續和發展，也是對西方文學思想的轉化和創新，更是中國文學現代性的重要標志。它以百年作家作品、文學理論和批評為中心，同時兼顧社會思想、文化思潮和文學體制，討論文學體制、文學觀念和語言形式的思想與審美的融合，呈現文學思想史的場域、內涵、結構和形式的復雜性與獨特性，確立百年中國文學思想史的總體特征及其歷史嬗變。
● 關鍵詞
百年中國文學；文學思想；歷史嬗變
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成果豐碩，但它主要還是集中在古代文學領域，近百年中國文學思想，或者說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想史的研究則顯得凌亂，多有闕失，亟需進行系統研究和整體推進。這也應是我們這一代的任務。百年中國文學早已進入歷史化和學科化研究，各種類型文學史也不下千余種，如思潮史、文體史、流派史、社團史、地方史，等等，迄今卻沒有出現一部完整而系統的百年中國文學思想史。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提出百年中國文學思想史，意在重新認識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自古是一個重視歷史經驗的國家，史學發達。每逢歷史更替，社會轉型，必然牽動對歷史的重新審視，鑒史而資治。重審文學思想史，雖然不為資治之用，但至少可以總結歷史，重塑未來。歷史研究永遠是現在與過去的對話，這里的“現在”確是懷抱著未來追求的現在。當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最需要正視的不是缺乏理論，而是沒有思想，并且，也不需要一種可以解釋歷史或文學的標準理論或唯一理論，因為任何理論相對文學歷史，都會顯出它的貧乏和單調。文學歷史，包括文學活動和文學思想，都是豐富多彩而奇詭多變的。理論只是一種假說，它必須與歷史事實發生對質，才會產生作用。
一 何謂文學思想史研究
首先，需要解釋何謂文學思想史。文學作為審美意識形態，具有思想和審美的雙重性。在阿多諾看來，“藝術的本質是雙重的：一方面，藝術本身割斷自身與經驗現實和功能綜合體（也就是社會）的關系；另一方面，藝術又屬于那種現實和那種社會綜合體。這一點接源自特定的審美現象，而這些現象總在同一時刻既是審美的，也是社會事實的”。一句話，文學思想史就是研究文學思想的歷史。敏澤認為，文學思想的核心構成，“是一定的文學觀念群中的主要的或主導文學思想觀念，它影響著一定時期的價值取向、審美風尚、理念批評范式，以至文體風貌、藝術形式，使其區別于它之前或他之后的其他文學風貌”，“在一定意義上，文學思想史實際上也就是文學觀念史”。周群則將中國文學思想史理解為歧出于中國思想史之下，貼近文學理論，主要從思想史立場闡釋文學理論，解釋其范疇、命題和意蘊，如文道關系、湯顯祖“情生詩歌”、晚明“性靈說”，由此，“揭示諸種深植于思想文化土壤之上的文論命題的內涵，比‘批評史’更加直接、更加深入，也更適合展示中國文論的神韻風采”。中國文學思想史，就成了思想史視角中的中國文學理論史。也有學者認為，文學思想史研究應以文學語言觀念的形成與發展為中心，將文學發展史和文學批評史結合起來，使創作中的語言觀念和批評中的語言觀念相互映襯、相互闡發，由此描述文學的語言性的認知和實踐過程。
在我看來，文學是人們認識和想象世界的一種基本方式，它認識自我，認識生活，認識世界，并給人們以審美感悟、情感體驗和思想啟迪，從而創造美好生活，推動社會的變化和進步。文學思想，主要是人們在社會思想文化中以文學方式認識和表達生活與世界的觀念和意識。它主要有兩種存在狀態，或者說兩條入思路徑，一是“文學中的思想”，二是“在思想中創造文學”。文學中的思想，或者說以文學方式表達思想，主要指作家作品和理論批評，它們顯現和隱含的文學思想和觀念，涉及作家的思想觀念和情感體驗，作品的思想內容，以及文學批評觀念和文學理論的價值取向。文學中的思想、甚至是哲學，都要以文學方式出場，包括故事、人物、形象、意象、細節、象征、寓言、隱喻等等，它們可稱之為文學性或審美性，也就是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特征，它“交織著多層意義和關系的一個極其復雜的組合體”。在思想中創造文學，主要涉及思想與文學的關系。一定文學思想的發生發展，總是與一定的哲學、社會和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它關系著文學思想發生的背景、動因和取向，并參與了文學思想的生長和創造，因為社會政治經濟及其文化思潮的更替定會滲入作家的生活體驗，影響其人生態度，自然也會影響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文學理論乃至文學形式。劉勰有“時運交移，質文代變”“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棋園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于時序”，以及“江左篇制，溺于玄風”之論，所說的就是此理。當然，思想進入文學，需要以文學方式，如同韋勒克所說：“只有當這些思想與文學作品的肌理真正交織在一起，成為其組織的‘基本要素’，質言之，只有當這些思想不再是通常意義和概念上的思想而成為象征甚至神話時，才會出現文學作品中的思想問題。”相對而言，文學作家作品的思想，比較明晰，容易辨識。在思想中生成文學，則不甚清晰，需要細致考察。文學既不能拋開思想去審美，也不能忽略審美去思想，它是以審美方式表達思想。老舍曾深有感觸地說到文學傳達思想的方式：“文藝作品是具體的表現，借著有骨有肉的人、有情有景的事，去說明一個思想。我們必須有豐富的生活，然后由生活中找出思想來，用活生生的人與事解釋思想。用文藝表達思想，思想就不是哲學中的名詞與理論，而是人們為什么那樣活著、那樣說話行事的根兒。根兒埋在地下，生活卻是地上的綠葉與紅花——要這理解文藝！沒有綠葉紅花，而只有一條根子，那就不成為文藝作品。自然，沒有一條根兒，紅花綠葉也會馬上枯萎了的。文藝作品必須要根深、葉茂、花兒好。”文學表達的思想不是邏輯化的、概念性的，而是啟示性的、符號化的，它主要以文學方式表達對社會人生的感受和思考，意在喚起人們的同情心和感悟力。于是，文學思想是審美化的思想，是語言化的思想，也是由社會思潮、作家作品和文學理論共同建構而成的思想。
中國傳統文學擁有儒釋道思想傳統，如注重倫理教化、“厚人倫”“移風俗”等，這與其宗法制度和倫理社會有關。《尚書》的“詩言志”，《論語》的“詩無邪”，《孟子》的“浩然之氣”，都是其標志和特點。中國傳統文學思想倫理至上，自成體系，立足于特定的人生境遇，既有普遍性，又有具體性。文學思想、文學形式和文學體制密不可分。晚清以降，隨著圣對傳統倫理文化的反思批判，古人說：“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圣賢。圣賢之歿，道在《六經》。”圣賢倫理、傳統人格的至上地位被削弱、破損了，特別是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以經為史，經書的中心性也過去了，百年中國文學轉向對民族國家、個人意志和生活欲望的表達，特別關注想啟蒙、社會革命、個人解放、集體意志和日常生活的思考和凝視。傳統文學的儒家、道家、法家、玄學和佛禪思想，都被現代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民主主義、科學主義、自由主義、人道主義、個人主義、革命主義、社會主義、英雄主義、理想主義、集體主義、世俗主義等各種“主義”思想和意識形態所代替，自然也被文學所表達，成為百年中國文學思想史的主要內容。并且，在現代中國人眼里，歷史、思想和政治，始終處于社會文化的核心位置，從技術到制度、從制度到文化、從文化到觀念，一直都在未完成狀態，需要不斷在觀念中探索和在現實中實踐。百年中國，還多次出現“思想文化”的社會中心地位，如“五四”時期，1930、40年代，1950、60年代，1980年代等等。它們主要是為了回應社會歷史變遷的思想訴求，以及各種新事物、新理論、新方法、新史料的挑戰和應對，社會現實和思想文化領域似乎都隱藏著借助思想文化解決社會和人生問題的邏輯理路。實際上，中國文學與社會人生始終是渾然一體的，錢穆就說過：“中國人生幾乎已盡納入傳統文學中而融成為一體，若果傳統文學死不復生，中國現實人生亦將死去其有意義有價值之部分”。“中國文學實即一種人生哲學”，“欲深通中國之文學，又必先通諸子百家”，“中國人生既求文學化，文學亦求人生化”。到了20世紀，百年中國文學的思想性，或者說與社會人生，與社會思想不但不是“死不復生”，而是更為密切，更為豐富，乃至出現了這樣的判斷：“20世紀中國文學史研究正在成為一部思想史長編，統攝這部思想史的核心理念是作為一種普遍主義知識體系的現代性”，文學作為思想的承載物，它既感應、傳播思想，又生成、建構思想，為新民、啟蒙、革命等社會使命提供可能。而思想也經文學孕育轉化、選擇對話而發生偏離，出現歧義叢生，由文學話語的建構而呈現一種雜陳狀態。這種說法，大致是符合百年中國文學思想史的實際情形。
至于百年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它需要解決的關鍵性問題應是文學思想內涵及其歷史演進。具體說來，它應研究四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探討不同歷史階段文學思想的主要內容，包括不同歷史階段所呈現出蕪雜紛呈的文學思想面貌，以及復雜多元的思想特質。二是描述不同階段文學思想的歷史軌跡，特別是伴隨社會政治、思想形態、文學創作以及作家個體選擇等方面均所體現出不同于以往歷史時期的文學思想狀態和走向。三是考察不同歷史階段文學思想的生成機制。百年中國文學思想的生成機制和生產主體是其有別于古代文學和西方文學思想的重要因素，它是文學思想與社會思想，作家與社會實現互動的中介性力量，是社會對文學思想發生作用的平臺和路徑，是創造和生成文學思想的主體性力量。四是分析百年中國文學思想的歷史意義。不同歷史階段的文學思想既有連貫性，也有獨特性，它如同大樹之根，吸取歷史的水分，扎入社會的土壤，長出斑斕的花葉。它不是空穴來風，同時又承續過往，如同竹之節，其變化與承續都是同在的文學現象。
二 百年中國文學思想之特征
總之，文學思想史研究，需要回答文學為何思想，有何思想，如何表達思想等核心問題，特別是有關百年中國文學思想的總體性和個性化特征問題。百年中國文學思想史的總體走向是文學與現代社會、民族國家的互動，是文學的自覺追求，它有主潮，也有潛流，有思想的共名，也有文學的民族性、本土性和世界性。不同群體、不同作家的文學思想也存在不斷創造和變化的過程，既是文學與社會互通的橋梁，也是文學思想和社會文化的分水嶺。它有制度性、社會性力量，也有個人認知和思維方式的差異，還有作家人生體驗、精神特質以及心理狀態的影響。
至于文學思想史上作家的個體性和差異性，暫且不論。就百年中國文學思想史的特質，或者說總體特征而言，我認為，它主要有四個方面的特征。
一是百年中國文學思想與社會文化的相互依存、互動共生。自清末至“五四”，出現了科舉制度的廢除、現代教育的建立、大眾媒介的興起、傳播方式的改變以及讀者閱讀興趣的變遷等等，它們都對百年中國文學思想的發生提供了支持和保障。西書漢譯也為文學思想起到鏡像和參照作用，為作家、理論家提供了思想資源。到了“五四”時期，倡導新思潮，張揚新思想，傳播新理念，成為社會新風尚，它們引領并促進了“五四”新文學的發生和轉型，且生成為新文學思想的運行機制，也就是文化思潮在先，文學思想優勝，文化新思潮主導著新文學思想，以至于“五四”新文化出現的種種新思潮，成為新文學思想的預設裝置，潛在地引領或約束著新文學創作，社會文化思潮的邊界，也就成為新文學思想的可能性。新文學也直接擔負著思想啟蒙和社會改造功能。1928年，陳子展曾對“五四”時期的思想和文學關系作過情晰描述，他認為：“《新青年》最初只是主張思想革命的雜志，后來因主張思想革命的緣故，也就不得不同時主張文學革命。因為文學本來合文字思想兩大要素而成；要反對舊思想，就不得不反對寄托舊思想的舊文學。所以由思想革命引起文學革命。又舊文學中間的思想固然大半荒謬腐敗，同時文字也就晦澀，籠統要做到文學革命，不但先要做到思想革命，還要先做到改用明白確切的白話文字，以期增進表現力和理解力。所以文學革命運動也就成了白話文學運動。”先有思想革命，再有文學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都需借助語言文字，于是又有了白話文運動。
到了1930年代，中國社會文化猶如雜草叢生，思想文化啟蒙達到新高度，胡適主張的自由主義持續發揮干預作用，何炳松等十教授發起了“文化建設宣言”，延續著文化保守主義思路，廣泛傳播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不斷推進中國化歷史進程，這些社會思想構成了1930年代文化潮流，也影響文學創作和思想的表達。1940年代整個社會處于戰爭狀態，社會間的政治沖突、思想形態、文學創作以及作家選擇等都有不同于以往的發展狀態和走向，文學思想以多副面孔出現，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相互交錯，因戰爭原因造成了社會政治文化的區域化，出現了國統區、解放區和淪陷區不同的文化形態，它們也有著不同的文化思想面貌，它們相互對話、相互呼應、相伴相生，彼此關聯，也在碰撞與差異中形成1940年代社會文化圖景。1950-70年代文學思想主要體現為意識形態文學、人民文學、階級文學、政治文學、英雄文學、理想文學與現實主義文學。這些文學思想恰恰也是與該時期社會政治文化密切相關。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思想也是在特定社會歷史語境中生成的。1980年代的人道主義文學思想離不開思想解放運動背景。1970年代末，席卷全國的思想解放運動不僅影響了思想文化界，也為文學打破種種桎梏，獲得前所未有的思想開放提供了可能。1980年代是中西文化思想大交流的時代，對外開放使得西方文化大規模登陸中國，西方文化思潮、文學理論、文學作品進入中國，如象征主義、表現主義、未來主義、存在主義思想，精神分析學理論、俄國形式主義理論、新批評理論、結構主義理論、解構主義理論，意識流文學、荒誕派文學、黑色幽默文學、新小說派文學、存在主義文學、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等，由此帶來中國文學思想的變化，加之社會現代化帶動了文學的現代化訴求，提出了中國需要現代化，中國文學也需要現代派問題，現代主義文學思想也很快成為文壇潮流。到了1990年代，市場經濟逐步在中國全面鋪開，文學成為商品，其商業化特質與娛樂消遣功能得到凸顯，出現了消費主義文學思想。與此同時，有感于文學精神價值的失落，文學界發起了“人文精神”的討論，“雅”與“俗”、“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區分話題也被重新提出，出現了人文主義思想與消費主義思潮的對峙。
二是百年中國文學思想的類型化、駁雜性和多樣性。它在“五四”文學、1940年代和1980、90年代三個時段文學思想中表現得最為明顯。1980年代文學思想常是變動不居、豐富多元的，有人道主義思想和現代主義文學思想，1990年代有消費主義文學思想和人文主義文學思想等等。人道主義文學思想既表現在對“文學是人學”的重新認識，也體現為對文學主體性的重視和肯定，它還借助朦朧詩、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以及愛情題材創作得以充分展現。現代主義文學思想既在觀念上接受西方現代主義，也在朦朧詩、“意識流小說”和先鋒文學創作中得到轉化和實踐。就是1950-70年代文學思想中的人民性、民族國家、階級性、英雄性和理想性，等等，也在單一性中存在多樣性，在普遍性中存在特殊性，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文學接受中都有一定的差異性。在宏觀的革命、政治、階級、人民、現實、集體等文學思想之下，有關個人、情感、審美等文學思想，雖然不是那么熱烈、顯著，但在部分作品、個別作家的思想中依然有所表現，雖受壓抑，卻暗暗生長，不斷批判也不斷反彈，顯示了強勁的文學思想生命力。所以說，1950-70年代文學思想雖具有一定的單一性，但并不是絕對單調的。在現實主義、真實性、政治性等思想性要求之外，依然有藝術探索和審美追求，有形式創新、文學特性、審美規律等文學思想的存在。在主流文學思想之外，也存在非主流文學思想，在模式化、類型化之外，也有個人性，在同一聲部里也有微弱的雜音。它們除了在當時的愛情小說、傳奇通俗小說、舊體詩歌、隱逸詩人、受批判作品以及作家日記等創作中有所體現之外，還在社會革命、階級斗爭、現實運動等重大題材作品中也有細微的表現。由此，顯示百年中國文學思想的曲折性、多樣性和豐富性。
三是百年中國文學積極參與社會變遷，文學思想的社會價值和工具理性根深蒂固。百年文學與世運為隆污。“五四”文學思想雖然蕪雜、豐富，但底子還是為社會、為人生，改造社會，升華人生。1930、40年代文學思想上承“五四”，分途發展，出現文學思想的溝渠化，出現了文學思想的左與右，文學思想的區域化，文學思想的傳統化等傾向，文學創作受戰爭影響大，文學功利性增強，文學思想的開放性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文學思想的豐富性和創作性。1950年代以后，作家作品、理論批評和文學制度被高度同質化，作家個人思想和純粹形式化文學不是沒有，而是總被遮蔽，了無光彩，文學思想被工具理性化了。比如自清末至“五四”的文學思想，雖然在文學自主論與文學工具論的糾纏中有所推進，但大多數作家的文學創作都不自覺地帶有文學工具論屬性，現代作家繼承了古代士大夫的憂患意識，在現實社會中自覺承擔歷史使命，“文以載道”觀念雖有了現代轉換，但文學功利主義思想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動。文學工具論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中國文學思想的現代變革，但其文學功利主義思維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學獨立性發展，對文學思想的獨立性生長產生了一定的抑制和阻礙作用。
四是百年中國文學思想的演進和運作，常以論爭和論戰方式展開。百年中國文學思想有常與變，變化是常態，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文學思想，自然也有其不變性。傳統文化文學、西方文化文學、現代社會文化和作家個人都參與了它的變和不變。它的變與不變卻多以論爭和斗爭方式展開。這也是它不同于中國古代文學的思想運作方式。“五四”文學思想有新文學和傳統守舊派文學的論戰。1930年代的文學思想，主要有左翼文學、自由主義和右翼文學，在它們之間，曾經歷了多次論戰，形成了協調、反叛、對峙、斗爭的復雜局面，影響到文學思想發展的整體布局和理論格局。就是在它們內部，也存在著諸多取徑不一或表述分歧的差異，形成了由于出發點和立場各異的思想話語及其論爭。如左翼文學思想，就有“革命文學”“無產階級文學”“大眾文學”“國防文學”“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等不同思想話語，它們之間也存在著彼此爭辯、相互沖突乃至對峙批判的關系。在自由主義文學思想內部，也有人性論、閑適論、幽默論等觀念話語。在“右翼”文學思想內部，也有“三民主義文學”“民族主義文學”“文藝政策”等文學思想的先后出臺。各種話語訴求不一，引發了文壇紛繁復雜的思想論爭。
在文學思想的論戰中，也出現激進與落后、中心與邊緣、群體與個人的對抗和對立性思維，進化論、革命論思想所蘊含的線性進步觀念，主流、潮流形成的歷史方向和群體壓力，常常左右著百年中國文學思想的演進和傳播，影響到人們對現代和傳統、本質與現象的認識。他們在線性時間觀念和主觀認知的支配下，將文化和文學思想的發展簡化為古與今、中與外的對立，形成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并以此理念進行反傳統，去西方，不斷推動文學思想的更新。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和1950、60年代，這種二元對立思維達到頂峰，導致激進主義和中心主義的發生。文化激進主義，一方面使西方現代思想迅速涌入中國，中國文學思想迅速進入古典到現代的轉化之路，另一方面，二元對立化思維也導致“五四”之后的思想文化陷入“獨尊”發展路徑的危險。
三 百年中國文學思想之嬗變
討論百年中國文學思想，需要在歷史中審視，于是就有了時間感，歷史讓人不喜不悲，不怨不戀，而有同情之理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思潮的急遽變化以及作家、批評家的與時俱進，它使百年中國文學思想擁有歷史的階段性特點。大致說來，它主要可分為四個歷史階段。
一是清末至“五四”時期文學思想。首先是它的進化論思想。它幾乎主宰了清末至“五四”前后的中國思想界，成為這一時期的主流思潮。進化論思想推動了清末文學改良，由梁啟超發動、多人參與的“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表面上是文體變革，實際上卻是由進化論思想激發的思想變革。到了“五四”時期，進化論更是新文學作家和批評家的思想動力，它們對傳統文言和道德展開批判，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成為新文化和新文學向傳統文化和舊文學開戰的宣言書。進化論思想也在清末至“五四”文學創作中得到充分呈現。康有為在進化論觀念指引下寫作了《大同書》、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陸士諤的《新中國》、蔡元培的《新年夢》、吳硏人的《新石頭記》、旅人的《癡人說夢記》等作品都有進化論思想痕跡。其次是人的解放思想。人的意識在清末文學思想中就已萌發。沈復的《浮生六記》彰顯了對個性自由的訴求。李汝珍的《鏡花緣》關注了婦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有關人的獨立精神和女性意識，也是當時社會思想和文學表達的重要內容。“五四”新文學更是為人的意識立法，確立了它的主導地位。他們明確提出“人的解放”主題，文學革命才得以順利展開。周作人的《人的文學》集中詮釋了人道主義文學思想，魯迅的文學創作書寫了傳統文化及其家族制度對人的思想情感和生活欲望的鉗制和操縱，胡適的《易卜生主義》所推崇的也是個人主義。白話文學對國粹派、鴛鴦蝴蝶派、黑幕小說的批判，與學衡派、甲寅派之間的論爭都是在以“人的解放”思想為尺度和目標中展開的。再次是民族國家意識。在近代亡國滅種的危機之下，清末至“五四”的思想家、文學家和批評家都產生了強烈的民族國家意識。梁啟超認為小說在喚起中國人國家意識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可以新國新民。吳硏人的《痛史》《云南野乘》《兩晉演義》、黃小配的《洪秀全演義》等，都塑造了家國危亡時刻挺身而出的救世英雄，藉此激起民眾的救國意識。劉鶚的《老殘游記》也表現出作者的家國之情。晚清文壇還大量出現了關于“新中國”的想象，如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蔡元培《新年夢》、碧荷館主人的《新紀元》、吳趼人的《新石頭記》等，將民族國家意識融入小說創作，激發民眾的國家觀念，建構民族國家共同體意識。“五四”時期文學創作及文學批評呈現出“救亡”與“啟蒙”的雙重性，民族國家意識與個人主義互動共生。就是白話文運動本身也是一場國語運動，胡適借鑒現代歐洲經驗，在傳統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過程中，以“活的文字”代替“死的文字”，形成統一的民族語言，凝聚國家意識。白話文運動，實質是為了建構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的重要力量。胡適還提出了“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將“白話”上升為“國語”，更進一步確認了語言變革的國家意識。就是在今天，當人們在對白話文運動心生質疑時，也不能不想到白話文作為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的重要支撐和價值旨向，其功過也就完全不在一個層面上。朱自清認為：“辛亥革命傳播了近代的國家意念，‘五四’運動加強了這意念。可是我們跑得太快了，超越了國家，跨上了世界主義的路。詩人是領著大家走的，當然更是如此。這是發現個人發現自我的時代。自我力求擴大，一面向著大自然，一面向著全人類；國家是太狹隘了，對于一個是他自己的人。于是乎新詩訴諸人道主義，訴諸泛神論，訴諸愛與死，訴諸頹廢的和敏銳的感覺——只除了國家。”實際上，“五四”新文學有張揚的個人意識、憂慮的人類意識，也有強烈的國家觀念。
二是1930-40年代文學思想。就1930年代來說，其犖犖大端者，有自革命文學發展而來，代表著時代強音并很快占據半壁江山的左翼文學思想；有鼓吹超越時代政治和社會實利，以人性“天才”“性靈”等為文章旨歸的自由主義文學思想；還有強調文學意識形態功能，試圖通過文藝政策的制訂進行文化統制的國民黨“右翼”文學思想。左翼文學主要有將階級論思想納入本土經驗創作的革命文學，革命文學既是文學革命的繼續和發展，又是面對時代新內容，所產生的新的文學思想。緊隨其后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它受到蘇俄文學、日本福本主義和新寫實主義、盧卡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影響，同時，中國現實語境又改造了西方文學理論，提出了大眾化、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文學等口號，實現左翼文學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構想。文學大眾化，顯然是一個具有中國經驗和歷史語境的概念，它在與西方左翼文學發生思想勾連的同時，又進行了本土性探索。“兩個口號”的論爭，不但是中國左翼文學思想的深化，也是文學“統戰”思想的萌芽。1935年，隨著日本侵華進程的日益加劇，以“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為核心的中國左翼文學面臨新的環境和形勢。在《八一宣言》和瓦窯堡會議之后，中國共產黨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由此，文學統戰開始進入左翼文學。然而，長期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慣性和理論設計，使左翼文學的統戰思想也存在著操作層面和理論層面的限度。為了文學統戰的實施，成為解散“左聯”的原因之一。如果落實到左翼文學創作，能感覺到它與理論批評不一致之處甚多，如魯迅雜文和茅盾小說。他們在表達階級意識的同時，依然堅持著其思想啟蒙，后期魯迅沒有放棄思想啟蒙立場，他的后期雜文也明顯體現出思想啟蒙與階級思想的合奏。茅盾的理論批評和文學創作，就體現了左翼文學思想，無論現實主義創作方法，還是所取政治、經濟和階級視角，但他依然繼承和發展著“魯迅傳統”，可以說，他在魯迅傳統中接受左翼傳統。
1930年代的自由主義文學思想主要體現在新月派、京派、自由人、第三種人等文學主張和創作之中。過去的文學史，常將新月派定位于與左翼文學針鋒相對的思想派別，體現的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文學思想，將京派理解為追求純文學的創作群體。實際上，新月派和京派的文學思想，雖不以政治為主要訴諸，但仍與社會政治擁有內在關聯。新月派文學的人性論、理性和健康，京派文學的趣味與和諧觀念，都是別致而有深意的文學思想。在理論上，他們試圖與左翼文學拉開一定距離，凸顯自身的獨特和創新，但在時勢面前，不斷加深的社會矛盾和民族苦難，又使他們常常陷入尷尬處境。胡秋原的“文藝自由”思想，既反對左翼文學和民族主義文學思想，又批判京派海派文學對時代政治的逃避，而取折中的文藝構想和立場，雖不失為一種理論探索，但在文學實踐上卻難以落地生根發芽。在創作實踐上，反而是新月派散文與京派小說充分體現了思想的審美化，將這兩種文體推向了經典化寫作。關于1930年代的右翼文學思想。由于國民黨集權的政黨功能，在文化和文學發展上并未形成主導性文學思想體系，其文學思想主要體現出為政治服務的工具性和機械性特點，如它所鼓吹的三民主義文學思想，在王平陵、朱應鵬、黃震遐等創作中所體現的民族意識，另外，還在文藝政策上，實施意識形態的統制，試圖以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宣傳的話語優勢，強力統制文藝多極化發展的基本格局。在1930年代，還存在現代主義文學思想。以《現代》為中心的作家們從詩歌和小說入手，對文學形式進行大膽探索，為1940年代和1980年代現代派文學的出現提供多種可能性，同時也隱含著審美現代性的力度和限度。
1940年代文學總體上呈現出蕪雜紛呈的面貌，其文學思想也呈現出復雜多元特質，抗戰地區的民族國家文學思想和解放區的工農兵文藝思想是其主要文學思想。民族國家文學思想為抗戰取得勝利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成為這一時期全國范圍內集聚民心的重要工具。工農兵文藝思想則逐漸成為一整套服務于無產階級政權建設的理論，為建國后文藝事業奠定了基礎，亦成為新中國文藝思想的基石。1940年代文學的總體走向是民族國家文學思想占據主流，工農兵文藝思想也占據重要位置，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與現代主義等也是其潛流，它們共同構建了文學思想的整體圖景。“民族”“階級”和“個人”形成了1940年代文學思想的總體風貌。另外，還有非主流、潛在的、個性化的文學思想。由于它涉及兩大戰爭（抗日和內戰）、多地域（國統區、解放區、淪陷區）、多種文藝政策、多次文學論爭，導致該時段文學思想呈現錯綜復雜的局面，同時也帶有1940年代獨有的時代特征。戰爭體驗、流亡體驗、苦難體驗、生命體驗等更加深重地滲透文學思想內核，形成了文學思想中強烈的戰爭面貌與政治特色。1940年代文學思想也是現代與當代文學思想的連接點，它匯入了自晚清以來各種文學思想，又因1940年代特殊的戰爭語境與時代面貌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文學思想體系。它特殊的內容不僅表現在1940年代的文人狀態與作家創作，更體現在1940年代文學之后的影響力。
三是1950—70年代文學思想。1950-70年代文學思想總體上呈現出很大的一元性，在一元性的建構中也有曲折的多元性藝術追求。盡管邵荃麟在1958年曾說“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同時總是一個思想家”，但在那個時代，真正擁有思想的作家并不多見。有意思的是，該時段的文學思想是在批判和重建中實現的，它對文學的自身特性，文學的政治性、審美性、文學功用都進行了系統認知，對“文學”“政治”“階級”“人民”“英雄”“現實主義”和“真實”等文學理念進行了重塑，形成一套關于文學、作家、作品和讀者的理論范式。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發表文學講話，出版不少關于文學政策、文學報告的理論文件。三次“文代會”對于文學創作、文學批評、作協文聯機構的工作也做出了規定和指導。另外，1950-70年代的文學批評更是文學思想的重要體現。它充分肯定社會主義文學、人民文學、現實主義文學等的文學思想，批判了小資產階級的不健康、形式主義、調子低沉、個人主義、脫離時代、唯心主義等文學思想。在此期間一系列文學批判實踐，顯示了文學思想取向的共性和差異。文學批判的曲折波動，也折射出文學思想的批而不倒，文學力量與非文學力量的介入等特點。同時，這一時期也對文學命題展開了論爭，如典型形象、現實主義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題材決定論、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文學共鳴、詩歌格律、社會主義悲劇、山水詩、古戲改革、通俗文學、公式化、時代精神、大寫十三年、三突出等，它們也是文學思想的表現方式。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代表性批評人物，如周揚、馮雪峰、陳涌、李希凡、黃藥眠等，還介紹翻譯了外國文學作品以及文學理論，它們也是文學思想的代表和表征。再就是，1950-70年代文學創作中的文學思想，包括作家作品，除紅色經典外，其他文本也值得研究。如舊體詩、通俗文學、日記書信、檔案材料等，乃至各種文學論集的“前言”“序跋”等，都值得留心和關注。
四是1980、90年代文學思想。1980年代是文學思想極為活躍的時代，文學時刻感應著社會變化與大眾欲求，不斷調整自己的創作姿態與思想觀念，通過藝術方式把文學思想傳導給社會讀者，文學與社會有思想的共振和共鳴，文學成為文化思潮的引領者。社會思想的解放為文學觀念的解放提供了歷史契機，文學批評和理論對文學特性和價值屬性展開了深入討論，確立了文學的審美性和獨立性。西方文論和作家作品的介紹、移植，為文學的多元探索提供了借鏡，出現了文學理論、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文學傳播的有效互動和協同發展，形成了文學資源的良性配置和較為開放的文學空間。1980年代文學思想呈現出多元共生、彼此激蕩、砥礪創造的發展態勢。一方面，它表現出強烈的世俗化、非政治化、反理想主義、反英雄主義等思想文化特征，另一方面，又傳承和彰顯著文學的理想主義、崇高精神和時代精神。社會思想的解放，文學創作、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的探索嘗試，也使1980年代文學思想表現出多元、混合而駁雜的特點。人道主義和先鋒意識是其文學思想內核。它呈現出從個人苦難向社會苦難敘事轉變，從政治控訴向人性探索的演進軌跡。先鋒意識也是1980年代文學思想的重要內容，它一方面使文學保持著介入生活與思想探索姿態，另一方面，也為文學審美現代性提供了方法和場域。
到了1990年代，文藝政策出現了新變化和新要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繁榮，帶來了文化的轉型及社會價值觀念的變革，文學思想也有了新變。“市場導向”和“消費主義”成為主導性力量，也帶來了文學思想的曖昧和歧義，磨平了文學思想的深度和力度。文學主流意識形態出現弱化和淡化，作家不再追求文學的轟動效應，而是努力回到民間，在民間社會和民間生活中尋找創作靈感，或是在精英與大眾之間尋找平衡，認可人的物質欲望，彌合世俗和高雅的價值取向。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文學院。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想史”階段性成果，批準號：19ZDA274。原載《當代文壇》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