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因為一個特殊的機緣，我得以在2017年冬隨莫言回了一次故鄉。百聞不如一見，親自經歷，會很有助于理解他的近作。因為他一回去，立刻如石擊水，漣漪層層溢出，那些小說中的人物原型，或是有些許關系的人物，就都出來了。飯桌上，談笑間，莊里鄉親，諸般舊友，都讓我仿佛看到了他某些小說中的影子。

那時他剛好次第推出了他“后諾獎時代”的第一批作品，“寧賽葉”“金希普”“柳摩西”“田奎”們的影子一直在我腦海里盤旋，但說實話，最初他們尚未生成確切的面目。但當我在高密見到了他的這些故友時，這些名字不由分說，一下子就撲了上去，絲毫也沒有商量地，立刻變成了現實中的某個人。雖然我深知他們只是舊朋老友，與作品中的人物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固執的無意識卻難以驅遣，不可控制地變成了他們的形相。

所以，對我來說，讀《晚熟的人》可不是一趟虛構的小說之旅，倒像是一次熟悉的故鄉之行，那些人又次第跳了出來。我觀察他們的一舉一動，一笑一顰，甚至會嘗試與他們對話交談，正所謂忍俊不禁，心領神會。這也使我驚訝于莫言的筆法，盡管他刻意凸顯時光如梭的滄桑變化，卻還是那樣活色生香，活靈活現，于輕描淡寫三言五語間就惟妙惟肖，將他們和盤托出了。

而且他就出現在他們中間，談笑風生，左右逢源。一會兒爆出哈哈大笑，一會兒傳出土得掉渣又妙語連珠的鄉音。那個穿燕尾服器宇軒昂站在領獎臺上的莫言不見了，那個年輕的憤世嫉俗和常忍不住議論抒情的莫言也不見了，而那個土地之子，九十歲老爹的孝子，操著高密東北鄉土話的莫言回來了。

他在他的一畝三分地上走著，已經儼然變成了其中一員，仿佛從未離開。

很顯然，莫言開啟了新一輪的“故鄉故事”模式。之前，他也一直在講“高密東北鄉”的故事，但那個是“馬孔多小鎮”，或是“約克納帕塔法”的另一種說法，是寓言化了的歷史烏托邦，是他所理解的世界的空間隱喻。他把百年來中國的風云變幻，收納到了這個小小的空間，所講的事兒，所寫的人，既與高密東北鄉有關，也可以說無關。除了少數作品中會出現一個“我”（如《紅高粱家族》），或者甚至出現一個“莫言”（如《酒國》），大部分作品中所寫的高密東北鄉，都與地理學意義上的故鄉沒多大關系。

但在最近的作品中，他的故事變成了一個“回鄉者的見聞”，一個不斷返鄉還家的人的親歷，一個“在場者”參與或講述的故事。

換句話說，“莫言”人始終在，語境卻因此而實感化了，這是一個大變化。雖然他會故意把“紅高粱”換成“黃玉米”，會賣些關子，設些迷障，但那個實實在在的故鄉，卻是什么也掩飾不住的。

我因此會設問，這到底是過去那個故鄉故事的一個“非虛構化”，還是源于作者——他自己的一個自然“老熟”所致呢？

我不能肯定。這很像孫犁晚期的那種寫法，像《蕓齋小說》中，都有一個“我”或“孫犁”，仿佛作者在寫作回憶錄，把過去年代實歷的事情一一翻找出來，有一搭沒一搭地講述那些人與事。或者再直接一點說，這便是古往今來文人的“筆記體”寫法了，蒲松齡在《聊齋志異》的結尾處不也喜歡自己跳出來，自稱“異史氏曰”云云么。恰似，莫言也給自己的近作取了一個類似的說法，叫作“一斗閣筆記”。

仔細琢磨一下，確乎不是隨意，而是暗含了意圖在其中的。中國古人喜歡用“志異”“筆記”或“雜錄”“叢談”等名詞來總匯此類文字，以表示其來歷有隨機隨性之意，不求正大與莊嚴，而是如“烹小鮮”罷。

顯然，莫言不再把故鄉作概念化的處理，雖然還是有很多寓言性的意圖在其中。這是我認為他依然真正屬于故鄉、與故鄉的土地形成了血肉關系的一個原因。在過去很多作家的習慣中，故鄉不再是它自己，而是帶著精神色調或者恩怨意味的一個寄托，要么是一個歸來之地，要么是一個拋離之所；是傷心之處，或是悲情之別。面對故鄉是必然要抒情的。但在莫言這里，故鄉是生動的，原生態的，恩怨交疊和愛恨糾纏的，無所謂悲喜好壞的。

這應了他早先的說法，“高密東北鄉是世界上最圣潔又最齷齪，最英雄好漢又最王八蛋的地方”。三十多年過去了，而今依然如此，好人在，王八蛋也在，只是，早期故鄉作為民間大地的詩意寄托，而今更多地變成了滄海桑田現世果報的老家。

是的，滄海桑田的老家，面目全非的老家，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了現世果報的老家，猶如一臺戲，終于演到了高潮，或是尾聲，或是卒章而顯志、命運露出了真容的時刻。這個同樣已歷滄桑的莫言，面對這一切所表達的理解、觀感、態度，是既有百感交集，又有安之若素，他時而會現身承受，時而又溜之大吉。這一切似乎都要看境遇，視心情而定。《斗士》中的兩個或者更多的冤家，斗了一輩子，支撐他們斗法甚至惡斗的，是說不清楚的一些東西，是什么，家族恩仇、個人好惡，是爭強好勝心，還是人性中天然的惡，似乎都有，似乎又都不是，到底是什么，我們只能說，就是一種在莫言看來無法言喻的農民意識。

這種小農的文化，在他的筆下雖然也給予了寬宥，但還是掩藏不住他內心的厭惡。它在那個掌了一輩子權的方明德那里，是一種混合了政治的小農情結，他到了耄耋之年，也還不忘其權力意志，聲稱“還要戰斗”，可是他究竟要戰斗什么，其實也說不清楚。隱約間可以看出他對現實的不滿——看似他關心的是大政治，其實掛念得無非還是他個人的那點小恩怨。另一個流氓無產者武功，一輩子耍的是好勇斗狠，是滾刀肉的精神，讓所有的人都拿他沒轍，到老還落了個“五保戶”，生存有了基本保障，但即便如此，他人性中的惡依然沒有消泯。

在我看來，《斗士》一篇雖然短，卻很集中和典型地傳遞出了《晚熟的人》中基本的風格與態度。人和時間，現實和歷史，依然在較勁，一切的是非善惡，都到了收割與扯平之時，但這里的生存者們，卻還在茍延殘喘里掙扎著。

誰看著這一切，內心發出了深深的悲憫？當然是莫言，或者還有主，上帝。

從“柳摩西”變成“柳衛東”，然后又變成了“柳摩西”。僅用了一個短篇，就處理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歷史，對于人物來說，則是完成了一個輪回。柳摩西改成柳衛東之后，先是打了自己信教的親爺爺；然后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發了財，成為了傳說中的暴發戶；然后他又因為說不清道不明的原因，變成了迷途的羔羊——或是躲債，或是因為女人，或是因為固有的偏執與愚昧，他拋棄了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失蹤達三十五年之久。

這是《等待摩西》的故事，最后他居然再度歸來，并且將名字正式改回了“摩西”，而且變成了教徒。他歷盡苦難的妻子，則癡心不改地守著那個家，并且因為信教而寬恕了他的一切。當然，在最后柳摩西歸來的時候，作者選擇了回避的方式，并沒有正面寫到他歸來的樣子，以及失蹤的原因。

其實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莫言要通過這個人的故事，展示這樣幾個邏輯：一、故鄉的滄海桑田，說到底是故鄉人們百感交集的命運故事；二、四十多年的歷史，對于故鄉來說，是一部巨大的戲劇，這部戲本身就是“中國故事”的縮影；三、暴力不能推動歷史，卻能夠毀壞人性，財富可以改善人生，卻不能拯救靈魂；四、耶穌其實是虛無的，甚至是虛偽的，卻可以給人以某個歸宿，這不是理想的選擇，但是無奈的救贖。

可能還有很多，能夠說出的和不能說出的，歷史已顯形和尚未顯形的，都在這故鄉故事的物是人非與百感交集中。

夫復何言？《等待摩西》的故事，或許就是一個洋洋百萬言的長篇小說的縮微版，之所以縮微了，是因為短其實就是長，故事越短，邏輯就越清晰，小人物與大歷史之間的張力就越明顯，就越給我們留下了想象的空間，越顯出了這段時間中的巨大的溝壑，顯出了人間萬象與人間戲劇的豐富蘊含。

《賊指花》當然是一個特例——與故鄉無關。此小說或許是多年前未完的一個舊作，某天與作者的交談也證實了這一點。他認為，小說也存在著一個“成長”的過程，會有一個敘述中的“結”在，有時偏偏卡到一個結上，擱置了多年。在某一時刻忽然有了靈感，才忽然蝶化，暢然而出。

這篇小說講述的也是有時空跨度的故事，人物的經歷曲折而漫長，從八十年代一直到靠近當下。歷史的變幻，和故事本身的逶迤與延宕，也同樣形成了精妙的契合。但相比起他的那些故鄉故事來，《賊指花》的注意力可能略有不同，既沒有感慨世道人心的變化，也沒有嘆息歷史邏輯的輪回，而是道出了人性的某種奧秘，幾乎是在哲學層面上的奧秘，那就是，“賊性”之作為人性的組成部分，它到底潛伏得有多深，在人性的構造中到底會居于什么樣的位置。

一群由八十年代而來的，真真假假的“文人”“作家”，沒有留下傳世之作，倒是留下了一個多年未解之謎，即當年那個賊到底是誰的問題。它一層層如抽絲剝繭，一度還逼近了“我”，逼近了人見人愛的混血美女范蘭妮，但謎底還是留到了最后——他竟然是最不像賊的，看上去一身正氣最像正面人物的，當年的那個反扒能手，能文能武的武英杰！

其中確有戲謔的東西，有對于文壇形形色色人物的會心揶揄。但我以為，這篇作品中最直指人心的，乃是其心理深度，關于“賊”的種種想象與禁忌，它與人們的無意識之間發生了多重的敏感關系。所以我說它是一篇推理加心理、再加哲學的小說，與俄羅斯作家安德烈耶夫的《賊》，還有卡爾維諾的《黑羊》，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與多年前的一部有名的電影《尼羅河上的慘案》也有的一比。

好作品都會深入無意識，《晚熟的人》中，《地主的眼神》《左鐮》《紅唇綠嘴》《天下太平》諸篇，都各有精妙之處，在觸及人性的軟肋、心理的癢處方面，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