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文章意在以《收獲》為橫截面，切入1980年代文學生產語境，深入具體地探究1980年代“先鋒小說”生產關聯的“先鋒”話語以及這種“先鋒”話語所承載的意識形態功能，使“先鋒”重新陌生化、歷史化、問題化。具體而言，即通過考察彼時《收獲》欄目設置、文體結構、作家構成特點，編輯、作家、批評家間的互動，探究1980年代“先鋒小說”的判定與生產，包括小說何以“先鋒”的評價標準，以及編輯、作家、批評家三方對“先鋒”何為的認識考量，挖掘與呈示“先鋒”在1980年代的多重意涵。在進一步發掘被主流文學史敘述淹沒和磨蝕的、歷史地存在著的、多元復雜的“先鋒”的同時，梳理彼時“先鋒小說”生產，或曰一種意識形態話語生產的意義指涉。

關鍵詞：1980年代 先鋒 《收獲》 文學生產機制 意識形態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的主流概念界定中，“先鋒小說”主要被指認為以馬原、洪峰、殘雪、格非、余華、孫甘露、北村為代表的作家于1980年代中后期開始創作的在敘述、語言、形式上帶有極強文體實驗色彩的小說1。這些現在看來似乎不證自明的“先鋒小說”界定，在1980年代卻經歷了一個豐富復雜的生產階段。“整個新時期文學的繁榮，是靠作家自己的寫作，然后是批評家、理論家的參與，同時包括文學期刊的支持，這三種力量共同把當代文學推向一個繁榮的時期。”2可以說，“先鋒小說”在1980年代初次步入公眾視野的時候，各方話語都試圖對其進行闡釋和規訓，其中最重要的話語闡釋即是來源自當代文學期刊“四大名旦”之一且一手推出了“先鋒小說”的《收獲》。文章將從這一基本歷史脈絡出發，通過重返1980年代，以《收獲》為中心，輻括其周邊——選本、書信、批評等的話語參與，探尋1980年代文學生產中“先鋒小說”究竟何以“先鋒”以及“先鋒”何為。

一、“先鋒”在《收獲》上的歷史印記

“文革”后，百廢待興。“那時候大家沒什么事情可做，物質生活精神生活都比較貧乏。所以可做的事情不多，大家都非常關注文學”3——或可作為對于1980年代文學思潮頻繁出現的事實的一種客觀解釋。在經歷了幾波文學思潮之后的中國文壇，能夠擺脫政治意識形態話語控制的“純文學”逐漸成為新時期文學的最高想象之一，同時在中國走向世界的現代化焦慮中，“文化現代化”呼喚亦成為對新時期文學的主要目標訴求。種種歷史機遇下，“先鋒小說”伴隨著眾多的期待與呼喚產生。毫無疑問，文學期刊《收獲》與1980年代“先鋒小說”創作生產的聯系是密切且重大的。早在1979年復刊初期，《收獲》便以先驅者姿態發表了眾多重要作家作品，奠定了其包容創新、敢為人先的辦刊方向，到1980年代中后期，更是《收獲》刊出專號、辟出專欄吹動了“中國先鋒文學的號角”，為先鋒小說思潮貢獻出巨大的推波助瀾的力量。這些都離不開刊物背后的編輯蕭岱、李小林等人的努力與堅守，“先鋒小說”的出現尤其是與程永新的開闊視野與悉心經營緊密相關。

（一）“先鋒”或“青年作家”專號4

在新時期復刊不久的《收獲》編輯部，程永新作為剛畢業就被《收獲》直接選定的年輕編輯，很受前輩編輯蕭岱與李小林的重用。從1982年實習到1983年正式進入《收獲》，程永新觀察著同時也在潛移默化中吸納著《收獲》編輯傳統，一方面他這樣描述自己在編輯部的“師承”：“我到《收獲》之后，從沒有指定誰為我的老師，而我卻很幸運，身處這個大家庭，從編輯業務到怎樣做人，始終受到各方面的關照和指導”5;“學到的東西大部分都來自李小林；對作品的理解，與作家交友的方式，都來自李小林”6。另一方面，彼時他又有想要成為一名獨當一面的編輯的壓力與動力：“我要走出‘學徒期’，成為獨當一面的編輯，就要有自己聯系的一批作家，就要拿出像樣的送審稿子”。7可以說，“先鋒小說”的出現體現了程永新作為年輕編輯試圖融匯《收獲》傳統與開拓創新新局面的努力，既繼承刊物“包容”氣度與“注重文學性”的立場，又進一步為刊物注入新的時代生機。亦即后來程永新成為《收獲》主編還一直秉持的觀點：“順應時代的變化，讓整個刊物辦的有活力。核心的東西不變，但形式上要新，要吸引新的讀者。我們希望有新的讀者，我們會不遺余力地推出有潛力的新作家。”8

在上述背景下，彼時編輯程永新同時任副主編的《收獲》“實際掌門人”李小林商量過后，一手推出了后來所謂的《收獲》“先鋒”或曰“青年作家”專號。但事實上，關于這一幾乎集束了目前我們所謂先鋒小說的“專號”，在程永新那里卻出現了矛盾的表述。與研究者們普遍將《收獲》1987年第5期視為“先鋒文學專號”有所出入，程永新本人對自己所一手推出的“專號”的敘述是莫衷一是的，如在2001年接受蔡興水采訪時，他說“我請蘇童寫了個短篇《青石與河流》，現在回過頭看，也不是最優秀的，但當時嚇我一跳。我想這個人不怎么寫小說，以前只寫過詩歌，但水準已很高。當時考慮，是不是河流下面涌動著一股暗流，促使我們想把一批作家推到水面上來。一九八六、一九八七、一九八八連續三年的第五期、第六期推出他們，反響很大”9。可見他是將1986年、1987年、1988年的第5期、第6期均視為同一性質的專號的，這實際上是將“先鋒文學專號”出現的時間提前了。同樣的還有2004年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記錄到：“《西藏文學》曾出過一個西藏魔幻現實主義專號，我讀了之后有些激動，分別給那些我并不相識的高原朋友寫了信……我想，我后來連續三年在《收獲》上集中編發青年作家作品的念頭，就是那段日子與馬原徹夜長談的結果”10，同樣強調專號持續了三年。然而幾年后他于自己所編寫的《一個人的文學史》中關于蘇童與專號某種聯系的表述卻有了偏差，首先《青石與河流》被表述為“黃小初推薦來的”，而且在《青石與河流》發表后才有“不久，《收獲》醞釀了一個計劃，將全國一些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的作品集中在一期中發表。在我擬定并經《收獲》負責人李小林首肯的一份約稿名單上，有蘇童的名字。蘇童在收到我的約稿信之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寫出了他的第一部中篇，那就是《一九三四年的逃亡》”11。如果按這種表述的話，發表《青石與河流》的《收獲》1986年第5期，甚至《收獲》1986年第6期也都不能算是帶有“專號”性質了（因為計劃稿約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發表時已是1987年第5期）。但無論是程永新在歷史回顧中自相矛盾的說法，還是文章推導其自相矛盾的過程，都是和1980年代歷史事實相距甚遠的分析，存在著“一個知曉文學史發展的人與對文學史發展并無所知的‘歷史行動者’之間的區別”12，具體的論證還應聚焦于《收獲》呈現的歷史事實。

如果說1986年《收獲》的專號及其性質具有不確定性，是因為程永新后來相關表述出現矛盾，而彼時《收獲》也沒留下什么客觀的支持性線索的話，那么1987年《收獲》卻可確定其帶有明確專號性質。這其中的原因不僅是因為程永新有重合自洽的說法，還因《收獲》呈現的事實，于無聲處顯露出編輯程永新從得知《西藏文學》“魔幻現實主義”專號（1985年6月號）后開始的“專號”念頭逐漸清晰的過程：自1987年《收獲》開始有意識地集束式推出一大批“新面孔”，此外1987年、1988年兩年還出現了“實驗文體”專欄。換而言之，如果說在1986年《收獲》的專號及其性質還不能確定的話，那么可以說，自1987年設了“實驗文體”專欄，刊發出更多“新”作家作品，《收獲》便開始顯示出編輯們自覺的專號意識，并且專號的性質也開始超出編輯集束“青年作家”的客觀意圖，而有了“先鋒”相關的具體指涉。因此，無論是兩年抑或是三年，無論是集束“先鋒”還是集束“青年作家”的性質，與“先鋒小說”生產相關的“專號”的確是存在的，只不過我們現在認識《收獲》存在的“先鋒”專號要考慮到其出現的歷史混雜性，專號與“先鋒”的關系或可這樣表述：1986年《收獲》上即使存在“專號”，也只是編輯無意識的集束，其中所登的小說在當時并沒有獲得“先鋒”性的指認，專號最多只能算是“青年作家”專號，“先鋒小說”也只被看作一批新的青年作家作品。而到了1987年，“專號”及其中小說則開始在刊物上獲得某種“先鋒”性的指認，專號也可以說帶有某種“先鋒”性質了。這樣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程永新對于專號的表述會出現矛盾，因為專號本身就存在從集束“青年作家”向集束“先鋒”過渡的復雜性。

（二）“實驗文體”專欄

程永新曾回憶：“我當時就想把一批有潛力的、未來會寫出優秀作品，目前還非常需要人扶持和幫助的這批青年人聚集起來……那個時候沒有想清我要的究竟是怎樣一種文學，就是尋求一次改變，慢慢地才清晰起來、明確起來。”13從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證實其1986年推出“專號”的無意識，以及集束“青年作家”小說時還沒有明顯的“先鋒”意識。另一方面，我們也再次體會到其行為意圖體現出的《收獲》一貫的編輯方針，即“用作品說話”，以作品呈示其對形式創新的支持及對新人的培育。由此，在現在看來，刊物《收獲》的價值和特色就在于無聲中的“有聲”，其本身的面貌即唯一直接的歷史證據。1987年和1988年的《收獲》就是這樣在保留下歷史事實的時候暗示出編輯最初的自覺的“先鋒”追求：在作家構成上，新面孔作家數量激增，容納了后來所謂的“先鋒作家”的基本陣容：洪峰、余華、蘇童、格非、孫甘露、潘軍等；欄目設置上，僅這兩年開設了“實驗文體”特色專欄。

對于《收獲》的“實驗文體”特色專欄，值得注意的是，其自1987年第3期開始設立，刊登了李曉樺的《藍色高地》及張承志為作品寫的序言《等藍色沉入黑暗》，之后，專欄與所謂“先鋒”專號同步出現在1987年第5期，刊登了孫甘露的《信使之函》。到了1988年，專欄僅出現在了第1期，刊登了言茲、哈杲的《訪問城市》。可見這個專欄并沒有持續多久，且統共只刊登了三篇作品，但是這一專欄設置在現在看來所帶有的歷史意涵是豐富的，特別是對于“先鋒”的出現與生產有重要意義價值。首先，作為一個專欄，“實驗文體”的設立出現可以說是具有一個轉折的意義。根據《收獲》的不成文的編輯傳統，其對于所刊發的作品是“不樹旗幟，不叫專號，不發評論注解性的文字”14，它的欄目設置通常只有文體的區分：如短、中、長篇小說版塊，散文版塊，電影劇本版塊，報告文學版塊等。即使偶爾穿插有“回憶錄”“社會紀實”“口述實錄文學”等專欄，但也都是使用“社會”“口述”等較為客觀性、明晰性的用詞，而不至于引發讀者的前期閱讀預設，破壞刊物一貫的編輯傳統。因為專欄的特殊性就在于其帶有的編輯的歸類意圖，讀者很容易憑借“歸因意識”找到其中非文體性的相似關聯，比如主題、藝術特征等。由此，“實驗文體”這一專欄的出現就顯出在特殊之中的“特殊”了，其“實驗”的欄目命名就是最特殊的地方，帶有很大模糊性和主觀色彩，讀者面對這個欄目的作品便會不自覺地去探究其到底作品在哪里進行了文體的“實驗”，并在與其他作品關聯中形成關于“實驗”的初步認識。也因此《收獲》編輯所設的這一專欄對于“先鋒”的出現、生產不得不說帶有一種鳴鑼開道或轉折引領意味，雖然它與“先鋒”作家作品的關系不總是同步出現，然而卻在同一時段聯系密切，形成一種互文。

其次，從很多材料來看，在1980年代中后期程永新至少負責了1987與1988年兩年《收獲》第5期、第6期的約稿，而1980年代恰是這兩年里出現了“實驗文體”專欄，不能不說其中存在有一個編輯意圖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特別是程永新在1988年自己編選的《中國新潮小說選》中還選取了1987年第5期“實驗文體”專欄中孫甘露的《信使之函》作為“新潮小說”——程永新理解的“先鋒”。與其并列，見刊于《收獲》并被編選的還有莫言《球狀閃電》（1985年第5期），劉索拉《多余的故事》（1986年第2期），馬原《虛構》（1986年第5期），洪峰《極地之側》、余華《四月三日事件》、蘇童《1934年的逃亡》、張獻《屋里的貓頭鷹》（1987年第5期），格非《迷舟》、皮皮《光明的迷途》（1987年第6期）等。從1985年貫穿到1987年，其中收錄的既有專號、專欄中的作品，甚至還有專號專欄出現前《收獲》刊發的作品，再一次可見專號、專欄所體現的《收獲》編輯方針的連續性、一貫性，以及其于1988年有意命名、歸納“先鋒”時所帶有的豐富性與混雜性。讓我們看到“先鋒”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收獲》上斷斷續續的印記留痕，以及“先鋒”在“專欄”的轉折標記處最初的顯影。

然而除此之外更有意味的是，既然同屬于“實驗文體”專欄的作品，程永新1980年代末編選“新潮小說”時為何僅選用《信使之函》作為“新潮”？《藍色高地》《訪問城市》又因何“落選”呢？因此，由“實驗文體”這個專欄我們也能看到“先鋒”在《收獲》上存在的意義裂縫，在如何評價剩余的兩個“非專號”的專欄作品上，應該具有更加深入的研究。或許“實驗文體”之間和“先鋒”之間不僅僅是包含關系，而有著更加復雜的交織纏繞。

二、圍繞《收獲》的“先鋒”生產：選本與書信

雖然專號和專欄的推出過程與意義內涵存在有模糊之處，但是我們可以根據上述分析確定一些基本事實，即不管是連續兩年或三年的“先鋒”專號，還是“實驗文體”專欄都帶有著程永新們一致的編輯態度，其主要目的還是“以敏銳的嗅覺推出年輕作家的作品”。通過推出一批新作家的帶有極強創造力和想象力的作品，呼喚文學新樣貌，同時也使《收獲》舊貌換新顏。由此，圍繞《收獲》的“先鋒”生產，存有來自編輯與作家兩方重要支撐力量，下面筆者將從選本和書信來具體看兩方彼時對“先鋒”的認識。

（一）“新潮”——選本中編輯的編選原則

經由《收獲》專號、專欄，我們了解到“新”作家主要有馬原、史鐵生、洪峰、蘇童、余華、格非、北村、孫甘露、扎西達娃、王朔、皮皮、色波、魯一瑋、張獻等人。然而程永新又提及專號“因為客觀上的原因，沒有莫言和殘雪的作品，我覺得這是很大的遺憾。這種遺憾在我編書《中國新潮小說選》時稍稍彌補了一下”15。可見，雖然《收獲》上不發表注解性文學，編輯程永新1980年代對專號、專欄上所謂“先鋒小說”的認識卻可在他于1988年間編選的《中國新潮小說選》中得到最直接的體現，彼時的他將選本中的作家作品特征定義為“新潮”。

從《中國新潮小說選》的序言中我們可以得知，程永新這一選本選取的作家基本陣容源自1987年《收獲》第5期的“專號”，又補充了專號出現前莫言與殘雪兩位作家的作品，此外他原本還想選取韓少功的《爸爸爸》和《歸去來》、張承志的《黃泥小屋》、鄭萬隆代表作等，然而因這些作品“多次收入各種集子，只得割愛了”16。通過每篇小說之后的編后語，大致可以看出程永新彼時對于自己推出的“先鋒”或曰“青年作家”專號的認識與態度，亦能概括出程永新對于“新潮”的態度與認識。筆者整理出了幾個出現頻率較高的關鍵詞，通過這些關鍵詞我們可以看到編輯程永新編選原則，也即界定“新潮”——彼時程永新所理解的“先鋒”作品的標準。

一是對“想象力”的提倡。這在大部分作家的作品編后語中都有或多或少的提及，特別是馬原、格非、孫甘露、扎西達娃。程永新認為這些作家作品的重要意義之一是在于通過靈活多變和旺盛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帶領讀者在想象中構造出種種奇特故事，體驗某種可能的經驗或精神。二是對“語言 ／ 敘事”的強調。大部分作家作品中的語言與敘事被重點關注，并獲得“特殊性”評價，如程永新評價馬原“強調小說語感，用明白如畫的節奏感極強的現代白話寫作”，有自己風格的比較成熟的敘事手段；格非是“流暢、自然、異常透明的語言”；蘇童是“詩化的語言”；孫甘露是講究的語言，“在流暢的旋律般的句子中，隱隱散發出一種典雅和富貴之氣”；洪峰則是“透明度很高的語言”，由此“在組接、切斷、插入、順連等敘述手段方面，《極地之側》達到了輕松自如的境界”；皮皮的小說敘事語言則是“毫無焦躁感，顯得極為冷靜和沉著”。三是對“感覺 ／ 境界”的關注。程永新評史鐵生的小說《命若琴弦》是帶有超越生死的悟性，人生境界“幽遠高渺”；莫言小說的魅力來自“與眾不同的感覺”，憑借感覺，作品才營造出“美麗而奇異的意象”；余華小說“善于捕捉少年或者青年男子的感覺和心理，很善于將一個年齡層次的心態演化為人類共通的感受”；張獻的《屋里的貓頭鷹》營造出了“人的生命力的衰退”的氛圍感，此外還有女作家殘雪小說中的異化象征與皮皮小說中“神秘的迷惑力”等。

以上大致可以說是對作品藝術性、美學性、哲學性的關注，此外最重要的同時也是最特殊的，是第四點，即作品編選體現了《收獲》編輯程永新對“現代人 ／ 現代意識”的贊賞，或曰對作品“現代性”的關注。這種現代性的關注，是不再僅僅關注作品的藝術技巧、美學特征，而更多地關注作品的社會性、時代性意涵。比如程永新認為格非《迷舟》的成功即在于“為歷史故事如何折射出現代意識提供了有益的經驗”；認為蘇童《1934年的逃亡》表達了“作者懷著沉甸甸的心情，用現代人的眼光，將逃亡過程中的農村人際關系的變化、農民轉化為城市手工業階層的曲折經歷呈現給我們……是否具有現代意識，就要看他能否在回憶流水年華中持有一種超越時事的形而上，從而對人性的本質有深刻的揭示”；指出劉索拉《多余的故事》中“主人公最后將改寫好的歌詞扔給宣傳隊長后揚長而去”的情節描寫，是劉索拉式的“現代人抗爭環境的手段”；以及認為《極地之側》“近乎十八世紀的浪漫追蹤，集中地表現了洪峰作為一個現代人活得自由自在的個性”17等。這其中夾雜著的除了編輯程永新對文學形式的關注、對文學真實性表達的發掘與重新把握，還有對“新潮”獨特文學意義、社會價值的關注，體現了彼時“先鋒”意義內涵的豐富性。這種種定義“新潮”“先鋒”的文學標準也正是新時期“文化現代化”意識形態的表征，強調了文學／文化在社會結構中的優先地位，預設了文學 ／ 文化與現代性的關系。然而這些話語的邏輯是否是生硬套用了“文學 ／ 政治”的二元論，其中被召喚的“先鋒”是否“只是一個充滿批判能量的‘空位’”？筆者認為還有待進一步的細致研究，因不是本論文的討論內容，暫按下不表。

（二）編輯與作家關于“先鋒”的通信

通過考察《收獲》編輯程永新編選的選本中對于“新潮”的界定、認識，我們可以看到彼時“先鋒”內涵的豐富性及其作為新時期“文化現代化”意識形態話語實踐的內涵與外延，此外，作家與編輯間的書信溝通也顯示出1980年代“先鋒”生產的多元復雜性。

通過1980年代作家與編輯之間的通信，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先鋒”作品的見刊前史、見刊過程以及評價反饋，由此分析彼時“先鋒”的多元內涵與生產。見刊前史如王朔的《頑主》18（1987年第6期）。以1987年9月王朔寫給程永新的信來看，王朔最初給《頑主》列了很多備用名字，其中最滿意《五花肉》這一標題命名，而編輯程永新卻“以為不好”。王朔的信中重點提及小說可能“會使一些正人君子有不好的感覺”，所以希望小說名字盡量“自鄙”，選用“五花肉”也正是此意。而程永新最終選用的“頑主”一題，或正因受到王朔在信中的這一段表述的啟發：“頑主”一詞在北京是對混世魔王的謔稱，用來形容這些人的生活狀態也行。從中，我們能夠看到編輯與作家對于作品的考慮各有側重，但某種程度上兩者都關注到小說可能在社會中帶來的實際影響，尤其是編輯對于選用的“先鋒”小說，會特別考慮小說所帶有社會批判性力量。見刊過程如孫甘露的《信使之函》（1987年第5期），在未見刊之前，孫甘露曾于1987年7月去信提到“不敢設想會有很多人能像你那樣接受這類作品”，以及引用“我們正平凡而毫不鋪張地創造歷史”來表達對于《收獲》能發表自己的小說的看法，說明在孫甘露那里的“先鋒”意味著某種非主流異質性、對立性，及對彼時現實的某種沖擊性。

此外，在通信中，很多作家都對見刊之后的“先鋒小說”，特別是對專號進行了評價反饋。如蘇童1987年的去信稱“這一期有一種‘改朝換代’的感覺”，余華1988年的去信稱“去年《收獲》第5期，我的一些朋友們認為是整個當代文學史上最出色的一期”，洪峰1988年的去信稱“我打算明年也搞一下‘先鋒’專號，專發短東西，小刊物小呼應，也算呼應你的努力”，以及潘軍1989年的去信：“去年第6期已被社會所肯定，遺憾的是我的那一篇遜色了，總想彌補一下，將功折罪。像我們這一路的小說，目下是眾矢之的，不知《收獲》的編輯方針有否改變，我們真怕把這一眼泉給堵了。”以上都可以看出作家們對“先鋒”專號、“先鋒小說”集束式出現的敏感與振奮，然而這種振奮大多都處在一種較為極端地追求小說形式創新的狀態。1989年，一些作家們對“先鋒”的認識又有了改變。如余華此年的去信中就有一些反思與揭示：“我擔心剛剛出現的先鋒小說（你是先鋒小說的主要制造者，我是你的商品）會在一批庸俗的批評家和一些不成熟的先鋒作家努力下走向一個莫名其妙的地方。新生代作家們似乎在語言上越來越關心，但更多的卻是沉浸在把漢語推向極致以后去獲取某種快感。我不反對這樣。但語言是面對世界存在的。現在有些作品的語言似乎缺乏可信的真實。語言的不真實導致先鋒小說的魚目混珠。另外結構才華的不足也是十分可惜。所以為何我如此喜歡格非，我覺得格非無論在語言還是結構上，不僅使漢語小說出現新姿態，也使他的個人思想得到了真實的表白。因此我覺得你編這一期（1989年第6期，筆者注）可能更為沉重一些。現在用空洞無物這詞去形容某些先鋒小說不是沒有道理。”北村也有“我常在尋找新形式時忽略了小說的基本要素，走得比較遠”“往回走了一步，是必要的”19。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在1989年的《收獲》上，又出現了一批新面孔以及寫作新樣態。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馬原在通信中，就已經提及“剛讀了孫甘露的《訪問夢境》，真還不錯，我有心把我的第一個獎給他，主要是語言方面的想法。想象力很可以的。不過他這樣一下子就把小說寫進了死胡同，步那個伍爾芙的后塵，為什么有意跟讀者過不去呢”，揭露出先鋒創作中的一些問題，彼時他還打算寫長篇，但要求自己在不拘泥于某個固定的題材或想法，放開寫的同時，“絕對節制，把握分寸，絕不鋪張”。這些在某種程度上體現出對于80年代“先鋒”生產，作家隊伍內部觀點的龐雜及認知的分化。

三、圍繞《收獲》的“先鋒”生產：批評

1980年代圍繞《收獲》中的“先鋒小說”，另一邊的批評界也進行了發聲，參與著何以“先鋒”與“先鋒”何為的話語建構。

（一）“圈子批評家”：吳亮與李劼的“先鋒”思索

1980年代，文學的討論與發展一般都是在同人圈中進行的。圍繞著刊物《收獲》與作家，有一批“圈子批評家”在對“先鋒”作品闡釋與經典化進行著不懈努力，如吳亮、李劼等人。當時最著名的對于“先鋒”作家的評論莫屬吳亮的《馬原的敘述圈套》，其主要是以一種“先鋒”的批評方式來對作品進行分析闡釋，正如吳亮自己所言：我不打算循規蹈矩按部就班依照小說主題類別等等順序來呆板地進行我的分析和闡釋，我得找一個說得過去的方式，和馬原不相上下的方式來顯示我的能力與靈感。吳亮在批評中通過分析作家馬原的經驗方式與小說故事形態，強調馬原“更關心他如何處理這個故事，而不是想通過這個故事讓人們得到故事以外的某種抽象觀念”20，從而在這其中發現馬原小說的一大功績正是在于“保證了充分的伸縮空間與富有彈性的想象性時間維度”，這恰與程永新對馬原寫作的評價有不謀而合之處，都體現了對于“先鋒”形式背后存在的實在意義的關注和對文學真實性的重新闡釋。在《告別1986》一文中，吳亮亦指認了馬原小說形式的實在價值意義，認為其表達了現代人才能夠進行的人的想象力的發揮，表現了一種現代人心理的深度。文章分析了《虛構》的故事情節與敘述結構，指出文中“馬原創造了一個關于馬原、敘事人和行動者三位一體的現代神話。一個現代人在西藏的精神游歷、想象和幻覺加上部分的體驗，構成了馬原小說的一個固定情節核”，認為“故事實實在在地存在于《虛構》之中，而不在《虛構》之外或之前，《虛構》的價值是屬于心理意義的，凡是在人的精神內界里涌現的事物，都是真實的，它們是以自己證明自己——《虛構》就這樣把我們的視覺、經驗和想象推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深度”21。這里實際是指出了小說形式的實在現實意義，那就是現代人閱讀的意義。在《期待與回音——先鋒小說的一個注解》中，吳亮更進一步指出“把語言和現實看成是不相同的世界，是先鋒小說的最大貢獻”22，將“先鋒小說”視為文學中負責提醒想象的一類文學，能與讀者之間形成一種個性的神秘深度默契，提供快節奏生活中停留的空間，是一種文字閱讀中的體驗。認為“先鋒”的意義就在于呈現語言，讓讀者享有脫離集體語言而進行個人創作的自由，最大限度確保個人在語言上享有的自由，也是在展現現代人生活、滿足現代人需求等現實意義上指認了“先鋒”。

除此之外，還有李劼提出的“新潮小說”中對“先鋒”的認識和界定，同樣發現了“先鋒”的現實意義。但與吳亮不同，李劼則主要強調了“先鋒”對于從前整套的文學評價標準和意義系統機制，甚至于對人和文化的固有看法的反抗與破壞。如李劼在《論中國當代新潮小說的語言結構》一文中先是將阿城的《棋王》，劉索拉的《藍天綠海》、孫甘露的《信使之函》、馬原的《虛構》均視為新潮小說。指出這些小說形式的現實意義——體現了對于經驗世界的瓦解，建立形成現代人自我主體性邏輯。同年，在《論中國當代新潮小說》一文中，李劼主要通過分析馬原的《虛構》，具體指認其形式的文學意義及現實意義——推翻了傳統的中國小說的敘事方式及其在這種方式之后的生活觀念和思維方式，從而訴諸創造、訴諸建設、訴諸思維和語言上的“推陳出新”，建立起新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文學觀念、審美觀念。之后，李劼又在《中國當代語言革命論略》通過進一步分析馬原小說《虛構》，指出“語言的規范化和邏輯化直接對應于思維的理性化和科學化”23，認為與阿城的《棋王》相比，馬原在其小說《虛構》中的敘述是一種帶有理性邏輯的敘述，展現了中國人“完成世紀性的歷史轉折”所需具備的基本品質，指認了馬原小說的現實意義及意識形態功能。

雖然上述圈子批評家切入的角度有所不同，然而所得結論是類似的，都指認了“先鋒”形式體現的某些帶有混雜性的現實意義內涵，都是以某種“非意識形態”的表述方式達成了對“先鋒”的意識形態功能指涉。

（二）其他批評及其“先鋒”思索

關于《收獲》刊出的“先鋒小說”，還有一些現在不曾被納入研究視野的批評在彼時同樣作出了有關“先鋒”的思索與闡釋。如唐躍、譚學純《語言能力在文學創作中的用途和類型》一文，從語言的形而上意義來看1987年《收獲》刊登的先鋒小說，認為其中的“主觀型語言樣式”呈現了作家主體感覺與主體想象，是作家感性體驗的表達。文章指出馬原的《上下都很平坦》以及“同時發在最近一期《收獲》雜志上”“模仿了馬原的做法”的洪峰的《極地之側》，正在向人們宣告，“倘若在他們的小說中拘泥于客觀真實性的追究將是徒勞無益的，而最好把閱讀的注意力放在滲透于小說之中的主體感覺和主體想象上”24，指認了“先鋒小說”在主觀真實性上的創造。李志娥《沉默的先鋒——對中國先鋒小說現狀的思考》分析了《收獲》在1987年、1988年兩年刊登的先鋒小說，先是指出先鋒小說“盡管默默無聞，卻體現了先鋒小說作家自覺的藝術追求”，后又特別指出“從1988年第6期《收獲》發表的幾個小說來看，作家的技巧更為精湛了，作品的內容更為深厚，作家的思考更加深沉了。閱讀這些作品，我們能感覺到作家的潛力猶存，先鋒小說前程遠大”25，并最終落腳在精神文明建設上，指認了這期刊登的先鋒小說的現實意義價值。郭銀星《小說正在泄密》一文也分析了《收獲》1988年第6期的先鋒小說，認為這一期的小說“顯然比1987年的第5期《收獲》又高出了一個檔次”。文章指出“除了史鐵生將從前的樸實變得有些做作了以外，蘇童的《罌粟之鄉》、余華的《難逃劫數》、孫甘露的《請女人猜謎》都有一種令人驚愕的成熟氣度。格非、扎西達娃、皮皮的三個短篇也十分不俗。馬原的《死亡的詩意》更是達到了點鐵成金的效果，這篇小說完美地幻化了古典主義的結構法則，使故事的生動和深刻較之《岡底斯的誘惑》或《虛構》，更有了一層沉穩而持久的感動力”26，指認了先鋒小說在形式與內容兩方面上的意義，認為其很好地結合了形式與內容，使得故事更為生動和深刻，創造了一種持久的、真實的文學的力量。

同樣是論述《收獲》1988年第6期刊發的先鋒小說，王欣《創作與“觀照”》則專門分析了格非的《青黃》，認為其把新潮小說的魅力和困境都展現無遺。首先，文章分析了小說的故事情節，認為格非“成功地借助樸素的記實筆觸和有節制的古典抒情韻味，傳達了現代歷史觀念”。但是接下來，文章又指出“透過撲朔迷離的情節和樸素自然的語言，我們還是發現格非被一種工匠般的機智、被一種機智的觀察與編織所圍困。格非只是為讀者提供了注意的兩端：一是故事格局的趣味，二是意義迷宮的風景。我們仍舊沒有領略事物本身和作者精神的神圣光輝”27。可見文章是在表現真實性上對先鋒小說進行批評，認為其沒能把握好形式與內容的關系，沒能“在新的層次上實現美的觀照”。

與上述批評的出發點皆有不同，王干則從先鋒小說與刊物的關系上進行了批評闡述，他指認1987年的《收獲》比1988年的《收獲》更為光彩。但并非是從作品內涵價值出發，而是因為“那一年在所有文學刊物都處于緊縮狀態之下，《收獲》依然故我，接連推出了莫言、馬原、葉兆言、余華、洪峰、蘇童等人的不識時務之作，顯示出高度的文學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言語中將先鋒小說視為“不識時務之作”。他還進一步指認這種“不識時務”為一種“新銳”，認為“新銳至少有兩個意思，一是指那些富有生氣的青年的富有實驗精神的新人新作，一是指那些在文壇上已負盛名但仍不安分拼命折騰的探索之作”，指出《收獲》1988年發表的《關于行規的閑話》（李曉）、《棗樹的故事》（葉兆言）、《世事如煙》（余華）、《罌粟之家》（蘇童）等“都出自新進的‘先鋒’的第三代小說家之手”，而《一嚏千嬌》《海騷》《一個謎語的幾種簡單的猜法》等“這些令人眼花繚亂無所適從的小說雖是王蒙、張承志、史鐵生等名家近作，但沒有絲毫的陳腐氣和沒落感，甚至具有比‘先鋒’們更強烈的探索精神”28。總之，文章指認了《收獲》中先鋒小說的豐富性，認為“新潮”“探索”“實驗”“先鋒”都是與《收獲》連在一起的，也因此認為“先鋒”不僅僅限于《收獲》專號中的作品，而是更大范圍的“先鋒”。

通過上述編輯、作家、批評家面對“先鋒”時的考量，我們首先可以看到，他們評價何以“先鋒”的標準是帶有豐富性與張力性的，沒有一味求新求異，也沒有只強調其中形式的共性而不去關注其內容的個性，而是指認先鋒小說在形式和內容兩方面同時存在創造性意義。其次，他們的觀點認識存在“不確定性”和階段變化性，這也使得“先鋒”的生產一直處于多元混雜狀態。此外，他們考量中亦帶有一致性的認知框架，那就是以某種“非意識形態”的表述方式達成了對“先鋒”的意識形態功能的指涉。總之，編輯、作家、批評家們對于何以“先鋒”與“先鋒”何為的多元闡釋、考量代表著一種1980年代主導意識形態話語的實踐，同時，其中意義指向又是豐富而混雜的，既存在有對于政治的反叛表達，亦夾雜著個人審美自律理想，還含帶有以西方為標準的現代性想象等等，不能一概而論，這便是本論文研究所希望揭示的。

余 論

通過以《收獲》為中心的1980年代“先鋒小說”生產語境考察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數量上，1980年代的“先鋒小說”可能不僅僅限于文學史上的經典化代表作。“先鋒小說”還將包括彼時“存在”但后來被主流闡釋所誤讀、遮蔽或遺漏的文學作品，如《收獲》專號專欄里扎西達娃、殘雪、史鐵生、皮皮、王朔的作品，尤其是王朔1980年代的作品，彼時的“先鋒性”被有意忽略。其次，“質量”上，1980年代對于“先鋒小說”的界定與生產也比現有的文學史表述要更加豐富與復雜。通過分析與《收獲》相關的特殊周邊，如“新潮小說”選本，作家和編輯間的信件與交往互動，以及批評家的多元批評等，我們看到，1980年代人們對于小說何以“先鋒”與“先鋒”何為的思考是交織在一起的，絕不僅僅是關注到小說藝術性、虛構性的一面，還對小說應帶有的社會性、真實性一面進行了重點闡發，并且極力推崇兩者的融合與和諧。這種交織的視野既推動了“先鋒”在1980年代的多元生產和變化發展，同時也帶有意識形態性特征。

概而言之，1980年代有關“何以‘先鋒’”沒有一套確定的公式，而對于“‘先鋒’何為”的問題也存在更多的理解。由此以《收獲》為中心的1980年代生產語境的“重返”或不僅能使得“先鋒小說”的豐富內涵被明晰和區分，而且還能提示其歷時生產過程中潛在的更多問題。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時期以來作家批評中的古典文學資源研究”（項目編號：20CZW052）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如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80年代中后期的小說（二）》一章中“‘先鋒小說’的實驗”一節，其中以馬原、洪峰為代表作家，指出“‘先鋒小說’總體上以形式和敘事方式為主要目標的探索傾向”。王慶生《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先鋒”作家和‘先鋒’小說》一章，其中指出先鋒作家“馬原、洪峰、殘雪、余華、格非、孫甘露、北村等”在形式技巧上對后現代主義的借鑒。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第二版）的《先鋒精神與小說創作》一章，其中著重介紹先鋒作家馬原、莫言、格非、孫甘露、余華在敘事革命、語言實驗、生存狀態三個層面探索的發展。

2 3 5 13 14程永新：《一個人的文學史?下》，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171、279、303、262、307頁。

4這里涉及如何判定《收獲》彼時集束推出現在所謂“先鋒小說”的專號的性質問題。“‘先鋒’專號”的說法現查最早出現在1988年洪峰寫給程永新的書信中，帶有“先鋒”同人圈內部的主觀色彩。與之相比，專號所帶有的集束“青年作家”的意圖則不僅更早產生，而且不失為一種較為客觀的表述，因此文章認為這里暫可將這兩種說法放置在一起，保留專號性質的混雜性，以便下文進行討論。

6 8 9 15蔡興水：《巴金與〈收獲〉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41、339、342、307頁。

7程永新：《一個人的文學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4頁。

10程永新：《從八三年出發》，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頁。

11詳見程永新《一個人的文學史?下》，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54頁。事實上，這一表述與程永新在1988年《中國新潮小說選》序言中的表達高度吻合：“一九八七年，在《收獲》負責人李小林的支持下，我約請全國的一些青年作家將他們的小說近作交給我，集中編發在一九八七年第五期《收獲》雜志上。”因此，筆者認為這一表述的客觀性與可信度較高。

12李建周編《先鋒小說研究資料》，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317頁。

16程永新：《中國新潮小說選?序》，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頁。

17上述引用均出自程永新《中國新潮小說選?序》，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18盡管在主流文學史中《頑主》早已不在“先鋒小說”之列，但筆者認為這是可以進一步討論的。首先是《頑主》出現在《收獲》1987年所謂“先鋒”專號中的事實，與它并列出現的都是余華《一九八六年》、格非《迷舟》、皮皮《光明的迷途》等一些當時程永新所認同的“新潮”小說。其次是編輯的說法，對于王朔《頑主》等作品帶有的“痞氣”，程永新認為其在彼時表現出一種能夠擊潰“陳腐的文化氣息”的姿態，詳見程永新《一個人的文學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可見《頑主》同樣是帶有著彼時編輯所認同的新潮性或先鋒性。

19上述引用均出自程永新《一個人的文學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0吳亮：《馬原的敘述圈套》，《當代作家評論》1987年第3期。

21吳亮：《告別1986》，《當代作家評論》1987年第2期。

22吳亮：《期待與回音——先鋒小說的一個注解》，《作家》1989年第9期。

23李劼：《中國當代語言革命論略》，《社會科學雜志》1989年第6期。

24唐躍、譚學純：《語言能力在文學創作中的用途和類型》，《江淮論壇》1988年第6期。

25李志娥：《沉默的先鋒——對中國先鋒小說現狀的思考》，《青島教育學院學報》1989年第3期。

26郭銀星：《小說正在泄密》，《當代作家評論》1989年第2期。

27王欣：《創作與“觀照”》，《福建文學》1989年第3期。

28王干：《氣度與選擇——關于〈收獲〉〈鐘山〉〈北京文學〉〈上海文學〉的印象》，《讀書》1989年第4期。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