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若要成就兼具深度、溫度、力度的文學研究或文學批評，需兼顧文學理論的高度、文學史的廣度、文學感知的銳度，也需要保持與學術界、文學界的思想溝通，從不同風格的研究批評文章中激發(fā)靈感、獲得驗證。基于此，“文學批評經(jīng)眼錄”專欄試圖將一段時間內(nèi)目之所及的文學研究/批評文章加以記錄、匯聚、整合，嘗試在佳作中選出佳作，并略加評點論述。用“經(jīng)眼錄”的方式進行文學觀察，旨在讓清晰的文字更具鋒芒，讓相似的觀點發(fā)現(xiàn)彼此，桴鼓相應、對照印證，并期待有更多的交流能從這里碰撞發(fā)生。

——寫在“文學批評經(jīng)眼錄”系列之前

【“文學批評經(jīng)眼錄”第一期】

對話中的“學院派”聲音

——近期學人訪談觀察

◎陳澤宇

去年歲末，曾見學者著文，對當下被“理性的、思辨的、論證式”文字占據(jù)的“學院派”文學批評表示遺憾，并表達了對“充滿個性、滿載蓬勃生命活力的率真表達”的懷念之情（張維陽，《好似與老友閑聊，自在而從容——呼喚“有我”的美文批評》，《光明日報》2021年12月1日）。該文試圖解剖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院批評”，認為“為了凸顯文學批評的客觀性與學術性，批評者普遍努力淡化作為批評主體的‘我’，使批評看起來端莊穩(wěn)重、嚴謹客觀，卻消除了批評者的性情與風格，弱化了批評的激情與鋒芒。”正如作者所說，學術論文樣式的批評文章理論與注釋詳贍，卻在高談闊論間回避了藝術鑒賞與文學性表達，文學批評的感染力和魅力多有喪失。

但該文所言也多少言過其實，或者說是沒有找準靶子。并非全部文學作品都適合進行藝術鑒賞，文學研究/批評宜對癥下藥，為不同的作品找到最合適的進入方式；考核制度下誕生的理論及其注釋詳實的文章，亦可葆有批評者的“性情與風格”，體現(xiàn)批評主體的“激情與鋒芒”，魅力與嚴謹并存的學術文章并不罕見。用過于簡化的邏輯指認“學院批評”的種種弊端，或許能對大面上最易發(fā)現(xiàn)的不堪之處予以警示，但若不在“學院批評”真正卓有建樹的一側謹慎推敲，則這般“指認式批評”意義甚微。

其實，上文作者所指認的，早在近二十年前就已有爭論及解答。南帆《“學院派”批評又有什么錯？》（《中華讀書報》2003年6月25日）一文將“學院派”定義為知識團體與理論形式的兩相結合，他們在從事文學的理論闡釋時不完全信任所謂的“個性”與“自我”，并非逃避現(xiàn)實，反而“遠比不少貌似狂狷的人激烈”。學院派對“未經(jīng)論證的知識”無法給予足夠的尊重，對那些靠“一點才情、二兩燒酒、三錢想象”外加“憂郁的表情或潑皮的腔調(diào)”炮制出來的所謂的印象主義批評更看不上。在南帆看來，學院派批評要有廣泛的視野、豐富的內(nèi)涵、多元的思想。

文學觀念的不同導致了文學研究/批評文章研究范式的不同，顯然，這并非一種可堪調(diào)和的矛盾，更恰似繆斯下凡后有不同面孔。相較于其他群體，“學院派”重視知識領域中共同體的基本準則，善于戳破話語的權威與偽裝——但這并非最重要的，正如南帆所說，“重要的是，這一切如何真正啟動了思想，并且支持思想持續(xù)地向縱深展開。”最近一段時間趙園、戴錦華、吳秀明、於可訓、吳曉東、程金城、李繼凱、王春林、何平、劉大先、張莉、黃德海等學人見諸報刊的若干篇對話文章，各自梳理了他們的求學路徑、治學側重，也與各自的問詢?nèi)艘黄鹁臀膶W研究/批評的現(xiàn)狀、問題、方案交流了看法——我想，面對“學院派批評”文風文體的爭論，聽治學方向不同的“學院派”們開口說話，更清晰地言明不同的文學主張，有利于公眾對于文學研究/批評更深一步的理解。同時，高效、真實的思想碰撞，本身就是值得經(jīng)眼記錄的文學研究/批評形式之一種。

一、“一代人有一代人面對的問題”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回顧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的文學研究/批評，王國維的代際觀不過時。趙園記憶中80年代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科，“有學術共同體的樣子”，同行之間能夠就相關問題相互應援，是一種頗為“激動人心”的經(jīng)驗。在這一時期，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科的重點在于重新發(fā)現(xiàn)“五四”，并與新文化運動遙相呼應。再啟蒙的盛況后來不再，學界中心散點化，曾經(jīng)的集聚式的學術激情也再難現(xiàn)。不過，趙園反對將80年代理想化，“人文知識分子的懷舊，往往出于對當下的不滿。一代人有一代人面對的問題。80年代的經(jīng)驗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復制。”趙園認為，自己一代所謂的成功與80年代文學研究的機遇有關：“文化環(huán)境整體的活躍，對‘新人’大力度的支持；荒蕪已久，使‘新人’容易得到承認；同行間較少競爭的壓力；體制經(jīng)歷了破壞來不及重建，留出了大塊空間任你揮灑……”

1978年趙園師從王瑤先生攻讀碩士時，吳曉東還在上小學五年級。“記得是一個大雪天，父親對我說，你將來要上北大中文系，幫我從小就樹立了一個具體的努力目標。”幸運的是，他能從父親的書架上翻閱“1958年版的《魯迅全集》和10卷魯迅譯文集，還有不少現(xiàn)代文學作品。”吳曉東也將80年代概括為“人文主義的時代”并受惠于此，在一種延承五四、滲透西學的總體性文化氛圍之中，文學仍然停留在具有重大意義的時段之中。“文學真的構建了一個時代的社會認知、歷史認知，甚至精神結構，而對個別人來說，影響的還有情感結構。”當時知名作品《晚霞消失的時候》讓吳曉東印象深刻，一種新的歷史觀和宗教感在對他完成了文學啟蒙的同時，也完成著思想啟蒙。在上世紀80年代的北大，對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品的閱讀具有前沿性，加繆、薩特等存在主義文學大師對那一輩學子影響深刻，“現(xiàn)代派文學也許在某種意義上催生了文學界對‘純文學’的理解。”借助文本細讀的過程將現(xiàn)代派文學中理論、思潮、闡釋視野呈現(xiàn)出來的過程，對吳曉東代人解讀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文本產(chǎn)生了積極作用，而在不斷更新的觀念洗禮下，他們很快經(jīng)歷了從存在主義到結構主義再到解構主義的思潮轉向。

與吳曉東在朦朧的選擇中選擇走上文學研究道路不同，王春林在80年代曾經(jīng)“狂熱地做著文學夢”，“迫切地渴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成為一名小說家”。他說自己曾經(jīng)大量追蹤閱讀當時小說家的最新作品（這一點已經(jīng)成為頑固并令人嘆為觀止的習慣保留至今……），并炮制了不少“自以為是”的小說，還“樂此不疲”地四處投稿。何平也有文學青年的經(jīng)歷，他自述“文學青年期是蹩腳的詩人加拙劣的先鋒小說仿寫者”，但這段野蠻生長或自由寫作的經(jīng)驗對日后的文學批評生涯至關重要。在何平的80年代里，張賢亮、張潔、王蒙、鐵凝、賈平凹等同代作家伴隨著他的精神成長，“包括青春期愛與性的啟蒙也是從《小月前本》《祖母綠》《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說獲得的”。這也是一代“學院派”的特色，成為批評家之前漫長的前創(chuàng)作史，使他們對文學從何發(fā)生、怎樣發(fā)生更有心得，能更好地庖丁解牛，從而在“解牛”的積累上善于發(fā)現(xiàn)，不斷找到新一代文學的可能性。

2022年，《名作欣賞》雜志的“第七代批評家訪談系列”由“80后”青年批評家周明全主持，他與年齡相仿的“青批”同道們進行對話，在已經(jīng)見到的三篇文章中，他分別向劉大先、張莉、黃德海詢問了新世紀學術培養(yǎng)機制與青年學人成長之間的關系。這一提問背后有著肯定性的預設，事實上也如此。回憶自己所經(jīng)歷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的客座研究員培養(yǎng)機制，劉大先說，“文學館的培養(yǎng)機制則是將不同背景和學術傾向的同代人聚合在一起，形成一種情感、思想與觀點上的交流與碰撞，并且?guī)в幸龑缘刈尨蠹覍δ硞€重大議題展開討論，從而形成一種爭鳴交鋒、取長補短和彼此啟發(fā)的良性生態(tài)，我覺得這一點對保持批評與研究的活力和創(chuàng)造性非常重要。”黃德海則就《南方文壇》“今日批評家”欄目對他提振信心、展示自我所起到的作用感慨萬千，“通過這個欄目，我借機回顧了自己算不上成熟的批評觀，也從師友的文章中意識到自己存在的短板，有了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啟發(fā)。”《南方文壇》的優(yōu)秀論文獎、青年批評家獎也是他開始寫作后“獲得的頭兩個獎項”，對他的信心有著“極大的鼓舞”。

從趙園到黃德海的幾代學人，入行時都有著獨特的際遇與經(jīng)驗，也都面臨著不同的危機與挑戰(zhàn)。隨著學術評價機制的日益苛刻，趙園一代學人日益遠離有關文學現(xiàn)場的學術生產(chǎn)，面對當前高校學者“項目化生存”的問題，她“只能慶幸自己已經(jīng)退休”，“我不知道如若還在文學研究所，以我的工作方式，該如何生存？” 王春林曾長居太原，近兩年才主持西安的《小說評論》雜志，遠離京滬等文學繁盛地的經(jīng)歷讓他對“邊緣化寫作”有著認同，“距離拉得開一點、邊緣一點，可能觀察得會更客觀、冷靜一點，判斷可能會更準確、到位一點。”面對當下文學朝向中心之外遠行，吳曉東也感慨道：“如果一個時代選擇讀當代文學的研究生少了，那這個時代的文學甚至時代本身肯定是沒有生機的、死氣沉沉的。”

二、世界蕪雜美好，也得磨合文化、警惕失語

文學的外部環(huán)境變化往往會引發(fā)內(nèi)在治學方式的變化。隨著上世紀90年代女性主義在中國文藝界的廣泛傳播，戴錦華的影視研究中也增加了這一維度。恰巧的是，戴錦華的成長困惑與女性主義的相關解釋互為表里，更加普遍的性別遭遇讓她意識到“‘女性’并不是一個自然生成的事實或狀態(tài)”，她很快便將閱讀經(jīng)驗沉浸于女性主義研究中。近幾年，通過對“耽美”網(wǎng)文的閱讀，戴錦華發(fā)現(xiàn)在這一題材寫作中，女性愈發(fā)能舉重若輕地再現(xiàn)男性邏輯，這讓她更清晰地意識到文藝作品中過于清晰的性別特征的自我設限性。戴錦華觀察到，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性別獲取僅是對一個ID的性別勾選，人的性別角色變格為需要扮演的角色。“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文化轉折的到來嗎？”面對新的外部環(huán)境，她正開始嘗試新的探索。

作為后起的知名女性文學研究者，張莉常被采訪者問詢相關命題。“今天強調(diào)女性文學的意義在于拓展、在于反撥——因為女性的生活、女性的表達在此之前是被嚴重低估和忽略的。”結合大量閱讀，張莉認為盡管今天中國當代女性寫作有所進步，但較之韓國、美國以及歐洲國家的女性文學來說，尚不盡人意。面對當下網(wǎng)絡文學女性作者群龐大的現(xiàn)實，張莉有著質(zhì)疑。“數(shù)量上的增多并不能代表真正意義上女性寫作的蓬勃，真正的蓬勃在于出現(xiàn)能引領女性精神和女性氣質(zhì)的、有廣泛社會影響力的女性作品。”同時，對于針對中產(chǎn)階級女性寫作遮蔽真正女性意識的言論，她也持不同觀點，“中產(chǎn)階級女性寫作并沒有對其他女性寫作構成權力關系”，“一些女性聲音沒有被足夠?qū)拸V的人群聽到，我想是發(fā)聲的渠道沒有那么廣闊，這導致我們只是看到了所謂的中產(chǎn)階級女性寫作。”

“這個世界多么豐富、蕪雜、遼遠和美好啊，它從來就不是黑白分明、男女對峙。”在對女性文學如何參與文學生態(tài)多樣性進行解釋時，張莉作如上言。“豐富、蕪雜、遼遠和美好”背后，是各種文化/文學的交流、磨合與匯通，同樣可以形容一切多元多姿的文學研究/批評面貌，即便它們看似如此不同。李繼凱近年來從文化視野觀照文學，從文化思潮角度觀照文藝的發(fā)展變化，提出以“文化磨合論”辯證看待文化的互補、平等、對話與共享等為要義。李繼凱認為，中國的人文學科自五四時期以來，就有著在眾說紛紜中崇尚獨立思考的傳統(tǒng)，“新文學”從內(nèi)容和形式上看，也是在中國與世界的“文化磨合”中誕生的文化產(chǎn)物，體現(xiàn)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和文化的整體追求。

當代文學的發(fā)生與發(fā)展亦在文化磨合之中，這一結論或許在文學歷史化的研究范式中更為明顯。吳曉東認為，在文學性的描述方式耗盡了自身的能量之后，上世紀90年代的文學研究的學術轉型本質(zhì)上就是一種由文學性研究范式向歷史化研究范式的轉向，其中包括關于心態(tài)史、文化史等方面。當然，歷史化的文學研究范式不滿足于純粹外在于文學的歷史闡釋，它實際要求“形式化的歷史”，即有意義的、“內(nèi)在化為文本世界中的、真正決定了文本的形式和文本內(nèi)文學圖景的具體生成的歷史形式”。只有這樣，文學研究才能避免在范式轉型的沖擊中喪失學科自律性，淪為其他平行學科的附庸。但即使如此，隨著文學研究的歷史化蔚為大觀，“在某種意義上，文學本身的確是被忽略或者被放逐的。”面對重回文學本身、強調(diào)新感性的聲浪，吳曉東對現(xiàn)代性裝置生成的所謂的“內(nèi)在的人”亦保持著距離，并對長時間遠離歷史遠景保持警惕，面對人類社會突如其來的格局變動，大敘事能確保可以言說的可能。

歷史及歷史化研究在本質(zhì)上由不同個體的敘述構成，所以個人敘述必然參與著歷史敘述。在一則對話中，吳秀明認為，既然“進入歷史的文本是人創(chuàng)造的，我們便不能不將探究的眼光穿越文本而指向人”。真正的歷史應該是在歷史與現(xiàn)實的雙向互動中，達到闡釋學意義上的視域融合，但這并不意味著所謂的研究者的親歷經(jīng)驗對研究有著決定性作用：正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對當時的波拿巴政變的階級分析那獨步古今的歷史經(jīng)驗總結一樣，“同時代人”往往能夠跨越所處時空，以超越時代的理性審視避免時代進程中不易詳查的局限性。“我們需要有屬于自己的方法論”，吳秀明說。

三、調(diào)試敏感的公約數(shù)，在“破”與“立”之間

世界正在變化，文學研究/批評的范式也在歷史與個人的互動中調(diào)試著“破”與“立”之間敏感的公約數(shù)。

意識到個人敘述的意義如此重大，就意味著對個人敘述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被問及近年來諸多資深批評家也發(fā)表、出版小說作品時，張莉援引歐陽江河的話回答道，“一個人應該是一群人”。不愿作“庸常之言”的張莉在研究中不僅有純粹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還有大量的作家對話與重讀文學史經(jīng)典文本。從編選中國女性文學年選到小說與散文二十家的年選，再到《小說風景》中以極具個性化的方式踏上文學審美之旅，張莉悄然間重新塑造著她的批評方式：“福柯有一段話，大意是說好的文學批評不是下判語，而是觀察青草的生長，聆聽風的聲音，好的批評能迸發(fā)出想象的火花。我喜歡那段話，那是我一直渴望的文學批評的境界。”

在一定程度上，批評范式的轉型與文學自身的承載能力息息相關，從文學現(xiàn)場中生發(fā)出來的批評話語會輻射到相對遠距的文學研究場域中去。何平在接受關于其新著《批評的返場》的相關訪談時，就自己為何、如何“返場”談得很細，也對時下成為輿論顯學的文學“破圈”提出了一些質(zhì)疑。何平認為，更多寫作者對出圈或破圈的想象非常狹窄，可能連自己的朋友圈都出不去、破不了。但是，文學卻經(jīng)常在事實上脫離自己的朋友圈，不是落落大方地走出去，而是“脫離”——資本以IP市值取代審美定義文學經(jīng)典性、披著專業(yè)文學批評外衣的慣性營銷軟文覆蓋大眾傳媒的全媒體平臺、被買通的頂流網(wǎng)紅無視讀者的分層和分眾的平權，導致“各種刺激讀者購買欲的言說和闡釋成為脫離作者文本的第一文學現(xiàn)場。”何平說，在如此復雜的環(huán)境下，文學批評仍然且必須要敢于說“不”。“它的前提并不是否定文學被資本和市場認可，恰恰是意識并正視資本和大眾傳媒參與并定義文學的復雜性”，“重提文學批評置身復雜文學生態(tài)的自由思想、獨立判斷的現(xiàn)代傳統(tǒng)。”顯然，這條艱難的路上少不了冒險、反叛、活力和勇氣。

關于研究領域的破圈或跨界，老派學人們并不執(zhí)著。趙園說，文學研究者最好應該處在職業(yè)與業(yè)余之間，專業(yè)讀者與普通讀者之間，但她“不敢輕言跨界”。專業(yè)壁壘確確實實地存在著，“我們的有些研究者還談不上在‘舒適區(qū)’里……真正進入了學術研究的狀態(tài)，做到了輕車熟路，才要警惕所謂的‘舒適區(qū)’”，即便如此，趙園也不諱言確實存在著的專業(yè)壁壘。面對年輕學子，趙園鼓勵他們就時代最活躍的文化保持喜好，并保持“斜杠化”生存的能力，保持自由奔涌的創(chuàng)造力。“從事學術工作要求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卻不意味著你必須犧牲其他東西。……你可以在學術工作者之外扮演多種角色，志愿者、先鋒藝術實踐的參與者，等等。只是無論有多少身份，你都應當是合格的學人，除非你放棄學術。”

尋求學術疆域的自洽，再探索與其他學科邊緣的觸碰，這個過程中既要有視野融合、互補激發(fā)的必然，也往往需要面對自我放棄、自我犧牲的必然。《中華讀書報》的資深記者舒晉瑜與戴錦華的對談中注意到她在學術生活中的“任性”與“代價”。追問下，戴錦華的回答很真率：“若想任情任性，必須有對付代價的自覺——你是否樂意付代價，你是否承受得起因之而來的損失。不按常理出牌，不依規(guī)則游戲，無疑意味著資源不會向你聚攏，會與某種社會公認的成功、利益失之交臂。我知道，可是我不愿改變。”說到底，文學研究/批評進行“破”與“立”的第一步就是研究主體先突破自己的“勉強”。

四、文學價值重建，或何為良好批評？

一些舊的概括方式正在失效，比如過于簡易的“xx后”命名方式，又或新時期文學這般“準政治”術語，文學價值的重建是與瓦解現(xiàn)有學科結構同步發(fā)生的。

吳秀明堅信，未來的文學史將越來越薄。要將文學學科“納入更大的學科之內(nèi)，或者重建新的學科，實現(xiàn)幾千年中國文學一體化和學科化”，這當然意味著文學史對作家的選擇將愈發(fā)挑剔。事實上，所謂的思想資源絕非先驗存在，它的成立與歷史評價的需要相關，也游離于不同的闡釋體系。日本當代理論家柄谷行人在著作中以“終結”伴隨“起源”，旨在強調(diào)二者之間的對立關系，吳秀明對此高度認同。他反觀文學界對“世紀末”的描述與命名，對比1980年代的“新時期”起點，前者多被涂抹上蒼涼的意味，而后者的浪漫美好之下，隱藏著學術史中潛在的意識形態(tài)。對于80年代的“濃重懷舊和烏托邦想象”，直到近年來才發(fā)生變化。相比之下，文學史的重寫、文學觀念的重建中不復初次言說時的激情，謹慎、克制、冷靜的色調(diào)明顯。吳秀明認為，“作如是這般重評時，我們也要謹防對世俗化的現(xiàn)實過于沉迷，而失去了對它的批判和介入的能力，失去了作為一個作家對人文精神和理想應有的追求。”

從更高的站位俯瞰，目前迫切需要的文學價值重建仍立足于中國近代以來幾次文學價值嬗變的延長線上，它呼應著以往對文學價值的重大探索，也環(huán)繞著當前時期的重大歷史變革。“文學價值重建不是創(chuàng)作模式的規(guī)定，不是具體的題材范圍的限定和創(chuàng)作方法的束縛，而是堅持文學屬性多樣性、價值關系多維性和價值結構開放性前提下的整體價值取向。”在此基礎上，程金城敏銳地察覺到目前文學價值重建中的特殊性：相較于處于“非常態(tài)”下的過往文學價值重建，今次的價值重建則在“常態(tài)”之下。轟動效應與存在感的旁落，導致顛覆性的價值闡釋過程將不再上演。此外，“后人類社會”也要求著文學價值的重建發(fā)生調(diào)整，在全球化、互聯(lián)網(wǎng)、新媒體、大數(shù)據(jù)、人工智能等“時代”的疊加語態(tài)中做出深刻、重要的調(diào)整。程金城的對話人，電子科技大學副教授邱田認為，避免文學價值體系混亂需要關注“賽博朋克”“腦機接口”“元宇宙”等學科邊際話題，也需留意“內(nèi)卷”“躺平”等當前社會發(fā)展中的新現(xiàn)象。這些不純粹指涉文學的現(xiàn)實問題，在當下與文學聯(lián)系緊密。

這種多樣、多維、開放的整體價值取向的建立需要平衡理論與文本的關系。單說理論不脫離文本，不故弄玄虛，亦不過是重申常識的問題，但這背后易被忽視的可能是好的理論在當下尚未成立。對理論的創(chuàng)造性闡釋，有賴于學院派在學術史的基礎上支撐并建構知識、思想和美學。於可訓認為，文學批評近年來存在著“刻意標榜宏觀視野和濫用跨學科知識的傾向”，很多文學批評生產(chǎn)之前都未完成對文學作品的細讀，這“不是理論與批評脫節(jié)，而是‘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脫節(jié)……在文學理論失語和缺席的同時，也導致了文學批評的失語和缺席。”對“無邊的視野”和“跨界的議論”的抨擊，是真知灼見。劉大先、張莉、何平也都在對話中不約而同提到，量化考核下翻模出來的所謂成果、天花亂墜花里胡哨的西學套娃，與真正的“學院派”批評毫無關系。與“光明俊偉的人”相遇，和自我內(nèi)心虛榮搏斗并獲勝，以文學現(xiàn)場、社會現(xiàn)場為工作現(xiàn)場，在學理化的基礎上進行對話和實踐——綜合幾位學人的談話，我們能得出一個理想的學院派批評定義。

但這樣概括還是過于零散感性。我想，不如用王海龍與於可訓毫不保留的問答來為本期經(jīng)眼錄收尾——

“一個好的文學批評的標準是什么呢？”

一，好的文學批評要合乎文學批評規(guī)律，把文學作品真正當作文學文本來讀；二，批評家的文學批評要通過必不可少的理性提升、在參互比較中達到恰如其分的闡釋與評價，并作用于社會；三，批評主體的閱讀需廣、需博，善于“在個別的現(xiàn)象里去探尋并顯示該現(xiàn)象所據(jù)以出現(xiàn)的一般精神法則，并且要確定個別現(xiàn)象和它的理想之間的生動的、有機的關系密切到什么程度”。

附：本文中所涉學人對話文章一覽（以刊發(fā)時間倒序為序）

黃德海 & 周明全丨《就改善你自己好了》

（《名作欣賞（上旬）》2022年第3期）

何 平 & 陳 曦丨《文學需要有效地參與公共生活》

（《現(xiàn)代快報?讀品周刊》2022年2月27日）

張 莉 & 周明全丨《做學問的魅力在于與世界上最有趣、最有生命能量的人對話》

（《名作欣賞（上旬）》2022年第2期）

程金城 & 邱 田丨《文學的半徑與跨界的可能》

（《當代文壇》2022年第1期）

吳秀明 & 周詩寒丨《“九十年代文學”，需要重視的一個“年代”研究》

（《當代文壇》2022年第1期）

劉大先 & 周明全丨《飛鳥型學者》

（《名作欣賞（上旬）》2022年第1期）

戴錦華 & 舒晉瑜丨《為了讀懂一本好書，我們需要多讀》

（《中華讀書報》2022年1月12日）

李繼凱 & 張旖華丨《文化磨合視域中的文學研究》

（《當代文壇》2021年第6期）

於可訓 & 王海龍丨《批評始終在場》

（《中國文藝評論》2021年第12期）

吳曉東 & 李國華 劉 東丨《文學、1980年代與重建感性學》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1年第6期）

王春林 & 王 凡丨《一個批評家的“傲慢與偏見”》

（《現(xiàn)代快報?讀品周刊》2021年12月5日）

趙 園 & 程 凱丨《朝向“歷史”與“文學”的學術探求》

（《文藝研究》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