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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建黨百年共產黨人傳記的發展進程
      來源:《中國傳記評論》 |  全展  2022年03月16日12:22

      內容摘要:2021年是締造新中國的中國共產黨誕生100周年。回望中國共產黨人傳記的發展進程,它在與黨俱進、與時代與人民心心相印的前行中散發著葳蕤光澤,成就了百年以來中國傳記文學的最美華章。具體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共產黨人傳記的興起與成長;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英雄模范傳記引領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異彩紛呈的傳記長廊;社會主義新時代:書寫偉大復興之路的中國故事。建黨百年共產黨人傳記取得了巨大的藝術成就,成為一道中國文學的靚麗風景。

      關鍵詞:共產黨人;傳記;發展進程;藝術成就;建黨百年

       

      2021年是締造新中國的中國共產黨誕生100周年。百年大黨,百年輝煌。百年征程篳路藍縷,百年黨史波瀾壯闊。百年初心歷久彌堅,百年傳記可泣可歌。中國共產黨在她創建以來的百年間,帶領人民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復興之路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一代又一代優秀共產黨人,以熱血澆灌理想,用生命捍衛信仰,用奉獻詮釋崇高,構筑起一座座不朽的精神豐碑。回望中國共產黨人傳記的發展進程,它在與黨俱進、與時代與人民心心相印的前行中散發著葳蕤光澤,成就了百年以來中國傳記文學的最美華章。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共產黨人傳記的興起與成長

      中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的重視從建黨初期就開始了。黨的早期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等創辦《新青年》雜志,1923年正式成為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倡導科學民主,提倡新文學,高舉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黨對傳記工作的重視亦由來已久,像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先后在獄中寫過自傳。李大釗于1927年4月在視死如歸的心境下撰寫了《獄中自述》,“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1]充分體現了他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其“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2]。瞿秋白寫于1935年5月從容就義前的《多余的話》,身后曾引起頗多誤解和爭議。這份絕命之作,以超人的勇氣和自省,剖析了傳主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心路歷程,反思了中國革命的諸多問題,成就了它在中國共產黨人傳記史上的經典地位。在看似“消沉”下,卻掩藏著深刻而積極的內涵——慷慨的悲歌,靈魂的釋放,光明的向往。“它是視死如歸的秋白向著‘自己的家園’詠唱的一闕《歸去來》,真實生動地再現了他作為詩性革命家返回精神家園的心路歷程。[3]”陳獨秀1937年7月在獄中雖僅完成《實庵自傳》的兩章:《沒有父親的孩子》和《從選學妖孽到康梁派》,從中仍可窺見作者少年的環境和與其特有的奮斗精神。因為抗日戰爭爆發,出獄后的陳獨秀不是撰寫文章就是發表演講,而無暇續寫自傳,其沒有完成自傳的寫作,給中國現代史和中國文學史留下巨大的遺憾。

      作為一部充滿傳奇的紅色暢銷書,《毛澤東自傳》([美]斯諾著)1937年先后在美國ASIA(亞細亞)月刊和上海《文摘》雜志連載,緊接著當年在中國各地出版了不同譯者的多種單行本。[4]這部由毛澤東口述并審定的生平事跡的忠實記錄,暢談傳主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時代的奮斗人生,以原始性真實性見長,既是中國革命史及其珍貴的重要文獻,又是以自傳形式出版的第一部中共領袖傳記。自20世紀30年代出版以來,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投身中國革命事業,成為經典人物傳記和勵志讀物。

      劉白羽、王余杞1938年合著的《八路軍七將領》,作為國統區第一部集中描寫八路軍高級將領的傳記,涉及的傳主包括朱德、任弼時、林彪、彭德懷、彭雪楓、賀龍、蕭克7人。沙汀1940年出版的《隨軍散記》(后改名《記賀龍》),“以自己的親身感受,通過賀龍的言談舉止、生活細節,表現了他豪爽直率、自信謙遜的獨特個性,展示了英武颯爽、灑脫風趣的賀龍形象。”[5]

      1942年5月,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從根本上解決了文藝“為什么人”和“如何去服務”的問題,解決了文藝家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6]。在講話精神指引下,一批又一批作家文藝家奔赴前線和敵后,追尋共產黨人的足跡,雕塑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的英雄群像,揭示了中國共產黨的浴血奮斗史,為中國傳記文學留下了光輝的篇章。周而復的《諾爾曼·白求恩斷片》,塑造了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加拿大共產黨員白求恩大夫獻身于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崇高精神和光輝人格,將傳主身上所具有的共產黨人的堅定黨性同獨特個性和諧統一在了一起。像何其芳的《記賀龍將軍》《記王震將軍》《吳玉章同志革命故事》,周立波的《聶榮臻同志》《徐海東將軍》,陳荒煤的《一個農民的道路》,羽山的《勞動英雄胡順義》,劉白羽的《井岡山上》,郭沫若的《革命春秋》,郭沫若等的《人民音樂家冼星海》,蕭三的《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朱總司令的故事》,等等,都是傳誦一時的傳記佳作。此外,還有李仕亮、冰如、弓金的《邊區基干兵團一等英雄李仕亮》,野魯的《邊區地方營兵一等英雄——暴文生》,李冰等《女英雄的故事》,袁大勛的《戰斗模范袁大勛自傳》,李方力編《人民解放軍將領印象記》等引起較大反響。這些不僅表明人物短篇傳記的空前繁榮,而且表明中長篇傳記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英雄模范傳記引領時代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中國歷史開始了新紀元。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成為國家的主人,迅速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新高潮。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戰斗英雄代表會議和全國工農兵勞動模范代表會議,評選出了許許多多的英雄和勞模。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致賀詞,稱贊英雄模范是“全中華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動各方面人民事業勝利前進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聯系廣大群眾的橋梁。”[7]由此,工農兵英模人物成為新中國革命敘事的主角。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鼓舞士氣、振奮精神的共產黨人傳記引領時代,成為我們眺望那一讓人熱血沸騰的時代主峰時的一種寶貴參照。

      在新中國前十七年間,描寫革命先烈的傳記文學大量涌現,出現了一批思想性藝術性較強的新作品。如繆敏的《方志敏戰斗的一生》,楊植霖、喬明甫的《王若飛在獄中》,石英的《吉鴻昌》,張麟、舒揚的《趙一曼》,梁星的《劉胡蘭小傳》,柯藍、趙自的《不死的王孝和》,丁洪、趙寰的《真正的戰士——董存瑞的故事》,韓希梁的《黃繼光》,百友、童介眉的《邱少云》,沈西蒙的《楊根思》,肖琦的《羅盛教》等。這些作品,或描寫初心長留天地間不畏犧牲的老一輩革命家,或描寫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慷慨就義的巾幗英雄、出生入死的戰斗英雄,或描寫抗美援朝戰爭中英勇奮斗奮不顧身的志愿軍特級戰斗英雄、一級英雄。此外,規模宏大的傳記文學合集《志愿軍英雄傳》,真實記述了64位英雄、模范、功臣的事跡,其中不少傳主都是壯烈犧牲的共產黨員。

      當代英模傳記初具規模。戰爭年代革命的幸存者、共和國建設者保衛者可歌可泣的壯舉,在傳記文學的殿堂里樹立起一座座英雄的豐碑。如中國的保爾、兵工功臣吳運鐸1953年完成的自傳《把一切獻給黨》,真實記錄了傳主在硝煙彌漫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傳奇般的英雄經歷,體現了我黨我軍革命的英雄主義和集體主義,寫活了一個真正大寫的“人”,一個自強、自立,生命不息、戰斗不止、無私奉獻的共產黨人。作品傳達出的“活著就是為人民付出”的價值觀,極大地激勵了億萬中國青年全身心地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之中。至1960年代中期,這部傳記累計印刷1000多萬冊,并被譯成7種外文讀本,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社會影響[8]。康天翔的《李順達》,描寫全國勞動模范、山西省平順縣西溝村農林牧生產合作社社長李順達推動農業生產全方位發展、“愛國豐產”的先進事跡。林音頻、劉樹墉的《郝建秀》,重點敘寫了16歲的全國勞動模范、紡織女工郝建秀創造先進工作法,為新中國的紡織事業貢獻力量的傳奇勵志故事。

      1956年5月2日,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同年秋,中國文聯機關刊物《文藝報》專門召開了傳記文學創作問題座談會,用以推動傳記文學的發展。黃鋼的《革命母親夏娘娘》,藝術地再現了被周恩來譽為“革命的母親,大家的娘娘,黨的光榮”的夏娘娘的光輝一生。黃慶云的《不朽的向秀麗》和房樹民、黃際昌的《向秀麗》,講述藥廠女工向秀麗以血肉之軀攔截一場大火,卻把如花的生命永遠定格在25歲的英雄事跡。1963年春節,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文藝界人士時指出:“你們這些作家,應該大量地反映我們時代的英雄人物。東北有一個戰士叫雷鋒,他的事跡可以寫一寫。”[9]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和中國青年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分別推出《雷鋒的故事》(陳廣生、崔家駿)和《雷鋒小傳》(陳廣生)。這兩本英雄傳記伴隨著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為雷鋒同志題詞而家喻戶曉,頗具轟動效應。為和平年代的英模塑像,聚焦解放軍戰士的還有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編《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王杰》,金敬邁的《歐陽海之歌》,鄒琛、王愷的《麥賢得》等。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發了新華社記者穆青、馮健、周原采寫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同年2-3月出版了多部集體編著的人物通訊或 “焦裕祿傳”,主要有《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 《偉大的戰士焦裕祿》 《毛主席的好學生——焦裕祿同志》《焦裕祿》等。焦裕祿除“三害”(內澇、風沙、鹽堿)一心撲在工作上和甘于奉獻、勇于犧牲的革命精神震撼了億萬人民的心,全國迅速掀起了學習弘揚焦裕祿精神的高潮。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傳記文學并非一帆風順,而是在曲折中發展。1956年7月,黨中央號召老干部撰寫革命回憶錄,這一新興的史傳文學形式在一段時間內得到了蓬勃的發展。《紅旗飄飄》叢刊和《星火燎原》叢書,集結了當時最有代表性的短篇回憶錄,所反映的內容都是以描寫革命領袖、革命先烈、英雄人物及重大歷史事件為主。可惜因非正常原因,二者都先后遭遇停刊,直至“文革”結束后才同時得到了重生。[10] 1962年,康生制造一大錯案,誣陷長篇傳記小說《劉志丹》為“反黨小說”,致使作者李建彤遭到殘酷迫害,上萬人受到處理和株連。于是,革命的史傳文學創作便偃旗息鼓,無人問津了。及至“文革”十年,所有以前歌頌真名實姓的英雄傳記統統被封殺,即使新出現《劉英俊的故事》之類傳記小冊子,也打上了“文革”氣息的鮮明烙印。而為革命先烈寫史作傳的作品,自然更是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馬烽1964年就完成了《劉胡蘭傳》的初稿,中國青年出版社曾排印了數百冊樣本征詢意見,作家根據有關方面領導人和知情人的意見進行了修改,之后出版社又重新付排,并打出了清樣,但難逃夭折的厄運。[11]

      但“文革”期間的傳記寫作仍出現了一部特殊的自傳性作品,即“囚徒”彭德懷元帥的《彭德懷自述》。它與《多余的話》一樣,同屬20世紀政治文化語境中的特殊“自白”,震古爍今。慘遭殘酷迫害的彭德懷,為了回答專案組對他提出的許多荒誕無稽的質問,真誠敘述了自己的人生經歷,并作了深刻的自我解剖,對種種污蔑之詞進行了義正辭嚴的駁斥,表現出一個老共產黨人的錚錚鐵骨、耿耿忠心和不屈不撓的堅強信念。遺憾的是作者生前未能親見它的出版。

      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異彩紛呈的傳記長廊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其卓越功績永載史冊。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后,我國傳記文學創作逐漸走出低谷,共產黨人傳記蓬勃發展,形成五音紛繁的交響。“百般紅紫斗芳菲”,“千朵萬朵壓低枝”,借用這兩句唐詩來形容這一時期共產黨人傳記的出版盛況無疑是恰當的。

      (一)領袖傳記:永遠的豐碑

      領袖傳記成為至今長盛不衰的一大文化景觀,像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云等人的傳記,少則數十種,多則上千種。除了官方修傳如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893-1949)》《周恩來傳(1898-1949)》等,多部反映領袖生平和思想的政治傳記權威性強、影響大、成就高外,以下四類作品亦值得我們關注:[12]

      一類是專業作家或傳記組成員所寫的領袖傳記,代表了新時期以來領袖傳記的較高成就。專業作家如權延赤根據對毛澤東、周恩來等身邊的工作人員的廣泛采訪,創作了《走下神壇的毛澤東》《走下圣壇的周恩來》,王朝柱寫有《周恩來在上海》《開國領袖毛澤東》,龐瑞垠寫有《早年周恩來》,葉永烈寫有《鄧小平改變中國》,余瑋寫有《本色朱德》《傳奇陳云》;傳記組成員如陳晉寫有《獨領風騷:毛澤東心路解讀》《世紀小平:解讀一個領袖的性格魅力》,黃崢寫有《劉少奇一生》,程中原、夏杏珍寫有《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

      一類是領袖身邊的工作人員如秘書、警衛、保健醫生、攝影師等獨撰或與作家合作的領袖傳記,因“親歷、親見、親聞”而獨具特色。如王鶴濱的《在偉人身邊的日子——毛主席的保健醫生兼生活秘書的回憶》,李銀橋韓桂馨夫婦的《毛澤東和他的衛士長》。侯波攝影、劉彩云編著有《非常人物尋常時》,顧保孜撰文、杜修賢攝影有《共和國紅鏡頭》。又如周恩來的專職保健醫生張佐良寫了《周恩來的最后十年》,劉少奇的機要秘書劉振德寫了《我為少奇當秘書》。

      一類是領袖的親屬家人所寫的領袖傳記。他們以親人的獨特視角、零距離見證書寫出一批力作,如《我的父親毛澤東》(李敏)、《我的父親劉少奇》(劉愛琴)、《我的父親朱德》(朱敏)、《我的伯父周恩來》(周秉宜)、《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毛毛)、《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滿妹)。

      還有一類領袖傳記是由外國作家或學者撰寫的。其描寫多取新的視角,常用新的材料,為人們更加宏觀、更加全面地認識和評價中共領袖人物,提供了幫助。像美國羅斯·特里爾的《毛澤東傳》、瑞士韓素音的《周恩來傳》、美國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美國羅伯特·勞倫斯·庫恩的《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等。當然,作者因大部分生活在西方,其自身的局限也是難以避免的。

      領袖是黨的旗幟,革命的舵手。領袖傳記真實生動地闡釋了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行”,具有如莫洛亞所說“巖石般的堅硬”之“真實”、“彩虹般的光彩”之“個性”。

      第一,材料豐富翔實,全方位再現領袖人物的雄才大略和人格魅力。王朝柱的《開國領袖毛澤東》,敏銳地抓住“開國”——這段毛澤東之河的人生高峰,形象地揭示出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代表中國最廣大的民眾正確選擇了歷史,建立了一個新中國的豐功偉績。全傳選取的時段是1948年底至1952年新中國建立前后,濃墨重彩地描繪出了毛澤東領導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所走過的那段艱難而輝煌的日子。通過一系列有關中國前途與命運的重大事件的展示,再現了領袖胸有成竹、運籌帷幄、決勝于千里之外的雄才大略。

      毛毛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對鄧小平在“文革”十年中跌宕起伏的政治歷程,他在這個過程中對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深入思考,作了真實生動的記述。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代偉人鄧小平身處逆境仍矢志不渝、追求真理的堅強信念。鄧小平身處逆境仍殫精竭慮地探索著富國強民之路,告訴了人們一個答案,為什么在經歷了巨大的動亂和苦難后,中國最終選擇了改革開放的道路。

      庫恩的《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塑造了一個豐滿立體的中國領導人形象。他有著深厚的中國文化與傳統的根基,有著受壓迫而產生的愛國主義情懷,擁有受到早期社會主義影響的理想,具有工程師解決問題的思想方式,知識分子涉獵百科的雅趣,以及洞明世事、處事練達的政治才干。作品把江澤民豐富的情感與挑戰性的理論創造聯為一體,從而全方位地描繪出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壯觀圖景。

      第二,鮮活而濃烈的人民性。于俊道主編的《共和國領袖真情實錄》系列6種,生動描述了人民領袖的感情世界、情趣愛好、婚姻生活、情操風范等。如寫毛澤東農民的生活習慣,愛吃紅燒肉,離不開紅辣椒,沒有幾件像樣的衣服,與妻子江青的恩愛與爭吵;寫劉少奇與家人風雨共擔,情系湖湘的故鄉情結,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對每個公民負責,多為群眾著想;寫周恩來與革命的終身伴侶鄧穎超的愛情與家庭生活,他心中裝著億萬人、唯獨沒有他自己,廣交朋友,魅力永存的人際交往之路;寫朱德放棄高官厚祿,36歲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生活上從不搞特殊化,對衣著沒有什么特別的講究,粗茶淡飯、吃飽就行,為了節約甚至戒掉了香煙。

      第三,深刻的歷史反省、反思意識。例如王觀泉的《被綁的普羅米修斯——陳獨秀傳》,便形象地表明一個偉大的也是苦難的盜火者的命運,作品最突出的特色是既充分肯定傳主的功績,又不回避其錯誤與不足。王鐵仙主編的《瞿秋白傳》,聚焦傳主波瀾起伏、曲折悲壯的一生,從時代的變化探求領袖復雜的行為思想,分析其在理論上和政治上的偏頗與失誤,體現出一種從容反思、平等對話的氣度。即使對毛澤東的功過是非,許多傳記作品也能以客觀求實的態度去反映、認識和評說。如毛毛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突出剖析了毛澤東晚年“復雜的政治心態”。

      (二)盡情謳歌百年黨史上的先驅者和抗日將士

      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人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就是為了建立獨立自主富強的新中國。以全新的視野、宏大高遠的立意和豐盈翔實的史料,盡情謳歌百年黨史上的先驅者,是這一時期共產黨人傳記突出的成就。李大釗、陳獨秀、何叔衡、董必武、王盡美、陳潭秋、陳延年、鄧中夏、蘇兆征、蔡和森、向警予、瞿秋白、李立三、鄧恩銘、張太雷、彭湃、惲代英、夏明翰、周文雍、劉志丹、董振堂等一大批共產主義先鋒戰士,成為新的文學傳主。

      王朝柱的《李大釗》,致敬“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中共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濃墨重彩地展現了這位偉大的“播火者”短暫而又壯烈的一生。他為探求救國之路而上下求索,在昔日革命先驅或落伍、或怯退彷徨、或賣身求榮的背景下,沖破迷霧為革命“播火”。他是一位有血肉、有魂魄、有矛盾、極豐滿的先驅人物。丁曉平的《硬骨頭:陳獨秀五次被捕紀事》,以文學、歷史、學術、政治的多重視角觀照和跨文體寫作,完整翔實地再現了傳主五次被捕、監押、營救和釋放的歷史原貌,寫出了一個“終身的反對派”的生命強音和一個響當當硬骨頭的悲劇人生。王觀泉的《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全景式地向讀者呈現了一個立體、豐富的瞿秋白。作品傳料豐富、翔實,并通過考證澄清了一些史實。既注重傳主36年的生活道路,又注重傳主的思想歷程,探尋使他成長為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的種種因素。因筆端常帶感情,語言活潑洗練,透過一個時代看一個書生領袖的命運,堪稱一首悲壯的交響詩。魏巍、錢小惠的《鄧中夏傳》,追尋我黨早期的一位卓越領導人和杰出的工人運動領袖非凡的革命斗爭足跡,骨縱成灰,矢志不渝。張羽、鐵鳳的《惲代英傳》,描摹這位“中國革命青年的楷模”,始終堅持仰視其精神,平視其形骸,把他作為一個有血有肉,有成長過程,有優點有缺點,有理性也有感性的活生生的年青人來寫,使這部傳記不僅具備了翔實厚重、樸素無飾的史學品格,而且具備了勾畫明晰、盡傳精神的文學神采。呂芳文、蔣薛的《夏明翰》,講述了豪紳家庭出身的夏明翰不惜拋棄榮華富貴的生活,追求真理、獻身革命的人生歷程,“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其正氣凜然的精神激勵和鼓舞著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前仆后繼、英勇奮斗。徐方平的《蔡和森評傳》,對提出“中國共產黨”名稱的第一人革命的一生作了較詳盡的敘述和評論。蔡和森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艱苦奮斗的革命傳統,矢志不渝的理論自信,成為共產黨人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紀學、吳憂的《向警予》,聚焦在大革命時代英勇就義的模范婦女領袖向警予短暫而光輝的一生,她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和婦女的解放付出了畢生的精力。

      盧權、禤倩紅的《蘇兆征》,描寫杰出的工人領袖蘇兆征英勇戰斗、鞠躬盡瘁的一生,生動再現了早期工人運動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透過書中血與火的歷史,能讓人充分感受到工人運動先驅為理想信念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范曉春的《陳延年》,語言凝練,圖文并茂,真實再現了陳延年為領導工人階級解放事業而奮斗的光輝事跡和寧死不屈、慷慨就義的革命精神。劉艷的《陳潭秋》,以生動的筆法,贊頌中共一大代表、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陳潭秋堅持斗爭、舍生取義的紅色人生。黃慶云的《刑場上的婚禮》,深得《史記》寫人的神韻。通過驚心動魄的場面描寫,富于戲劇性的故事情節,把革命伴侶周文雍和陳鐵軍的成長過程寫得有聲有色,把他們在革命斗爭中建立起來的愛情寫得高尚而壯烈。張俊彪的《最后一槍》(董振堂傳)和《血與火》(劉志丹傳)等傳記,為碧血黃沙的大西北悲壯歷史的精靈招魂,傳主全身洋溢著為信仰奮斗到底的革命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的精神感人至深。兩傳彌漫著一種英烈的悲壯之氣與崇高之美,而形成了一種獨到的高昂與悲愴相融相生的藝術風格。

      此外,任建樹的《陳獨秀大傳》、唐寶林的《陳獨秀全傳》、陳鐵健的《瞿秋白傳》、李龍如的《何叔衡》、胡傳章和哈經雄合著的《董必武傳記》、陳光輝的《李達畫傳》、郭晨和劉傳政合著的《李立三》、柯興的《高君宇與石評梅》、伊里的《張太雷》、于元的《彭湃》、閆勛才的《鄧恩銘》、丁龍嘉的《王盡美》等,也是這一時期出現的優秀或較優秀傳記作品。

      謳歌以身殉國的抗日將士的傳記蔚為大觀。共產黨抗日英烈傳記主要代表作品有:左太北的《我的父親左權:一個抗日英雄的成長史》、馬國超的《我的父親馬本齋》、穆欣的《吉鴻昌將軍》、曉音的《一代名將彭雪楓》、王輔一的《項英傳》、閻啟英的《江上青》、卓昕的《楊靖宇全傳》、王忠瑜的《趙尚志傳》、徐光榮的《趙一曼》、肖世慶的《李紅光傳奇》、李燕子的《李兆麟傳奇》、王鴻達的《冷云傳奇》、王寶國的《民族女英雄李林傳》等。這些傳記都有著較為開闊的藝術視野,形象鮮明的英雄傳奇,抗戰精神內涵的深刻闡釋,但仍有繼續拓展和深化的空間。[13]

      (三)開國將帥傳記:迷人的文苑風景線

      同領袖傳記一樣,開國將帥傳記也是文學中久經不衰高亢優美的主旋律。以叢書為例,在1980年代便有石言主持的卷帙浩繁的《陳毅文學傳記》(計劃12 卷), 主要包括何曉魯、鐵竹偉的《從沙場走向十里洋場》、何曉魯的《元帥外交家》和鐵竹偉的《霜重色愈濃》等,較全面深刻地再現了陳毅多彩的個人命運和內心世界。1990年代有王焰主編的《彭德懷元帥壯烈人生叢書》(全8 冊),使彭德懷百戰沙場、感慨悲歌,不屈不撓、剛正不阿,作為“一個真正的人”的形象躍然紙上。在新世紀慶祝建軍75 周年之際,解放軍出版社又推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元帥傳記叢書》(9 卷),藝術地再現了元帥們獨特的形象,重新抒寫補充了我軍鮮活不絕的光輝史冊。影響較大者,還有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百戰將星》叢書和《一代元戎》叢書,從不同方面豐富了中國革命將領的人物畫廊。以單行本出版的將帥傳記更是難以勝數。如劉白羽的《大海——記朱德同志》、范碩的《葉劍英在1976》、李榮德的《羅榮桓》、胡家模的《當代奇帥》(劉伯承傳)、權延赤的《龍困——賀龍和薛明》、張麟的《徐海東將軍傳》、點點的《非凡的年代》(羅瑞卿傳)、董保存的《譚震林外傳》、彭荊風的《秦基偉將軍》、尹家民的《多彩將軍》、吳東峰的《開國將軍軼事》、李文卿的《近看許世友》、張勝的《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張愛萍傳)等特別引人矚目。

      開國將帥傳記文學的突出特點,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獨特的視角與紀實的手法。將帥傳記的作者大都是多年鐘情于軍事文學創作的軍旅作家,或為將帥傳記編寫組的成員,或為軍報記者,或得天獨厚、有在將帥身邊工作生活之先利條件(如將帥后人、秘書等)。這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傳記作品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和文學欣賞價值。如范碩的《葉劍英在1976》,在表現葉帥為革命鞠躬盡瘁的品德上,著意描寫了他患便秘坐在廁所辦公的感人一幕。作者攝取的這種珍貴的特寫鏡頭,無疑將深深撼動讀者的心靈。

      第二,傳奇色彩與常人情懷的統一。許多傳記文學在選材上都比較注重生活化和情節化,還原將帥的常人情懷,具有故事的傳奇性、樸實性和可讀性。如劉學民等人的《紅軍之父》(朱德卷),寫1949年10 月1 日開國大典,當毛澤東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時刻,在當時幾乎所有的電影、照片中,人們都難以找到朱德的身影——那時他正抓住一位攝影記者的雙腿,以使那位記者能夠將身體探出天安門城樓上的漢白玉欄桿,拍攝到毛澤東宣告的全景——這就是朱老總與眾不同的地方。

      第三,較厚實的戰爭文化內涵。由于中國革命和戰爭的特殊性,開國將帥傳記的主人公大都是文化淺、功勛大、個性強的高級將領,誠如朱蘇進所說的那樣:“正如沒有讀過兵書也可以成為戰將一樣,沒有‘文化' (或者缺乏文化)也是一種文化品格,有時甚至可以成為一種出類拔萃的文化品格。”[14]吳東峰的《開國將軍軼事》較好地揭示和表現了眾多高級將領的文化品格——那種東方式的操守、大氣、豁達和智慧。于是,敦厚張云逸、耿直羅瑞卿、慈心黃克誠、智慧粟裕、“冒失鬼”葉飛、“雷公”劉亞樓、剛烈許世友、神威楊勇、精明張震、“瘋子”王近山、布衣皮定均、“拼命三郎”陶勇……一個個性格鮮明、有血有肉的天地英雄向我們走來。

      第四,別具一格的對話意識。《從戰爭中走來》作為兩代軍人心靈的對話,別具一格。作品真實再現了一個時代,一群英雄,一段傳奇,寫出了父親人生的追求,一個兒子心中的摯愛。傳記記錄了張愛萍暮年時對自己心路歷程的回顧,和在重大歷史關頭的抉擇與思考。

      因為敘述人“我”的時刻在場,“我”能以“我”的親身經歷和感知去把握傳主父親,以他曾有過的視角去看待世界、審視人生,以“我”的理智和判斷由父親而說開去的整整那一代人包括那個非凡的年代。如此一來,不僅回放張愛萍在革命的時代和市場化的時代中的身影,而且融入了自己的諸多思考。作品將史詩記述和思辨相結合,時代背景的刻畫和現代精神相結合,為傳記文學創作帶來了勃勃生機與活力。

      (四)深切懷念改革元勛功臣

      在享受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成果時,人們不會忘記“殺出一條血路來”的改革元勛功臣。解放思想,克難攻堅,再現改革年代風起云涌,為激情燃燒的崢嶸歲月記史立傳,這是一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觸動心靈深處的感動。

      程中原傾力打造的《轉折年代:鄧小平在1975-1982》,刻畫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在歷史轉折中的思想理論、政治智慧、人格魅力與歷史貢獻,與央視一套熱播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一起重溫那段波瀾壯闊的難忘歲月。作品從鄧小平帶有傳奇色彩的個人經歷切入,濃墨重彩地再現了這一偉大歷史轉折的來龍去脈:前奏——鄧小平與1975年整頓,決戰——從四五運動到粉粹四人幫,新路——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到十二大,其間共產黨人的集體蘇醒,既生動具體,又引人入勝。張黎群等主編的《胡耀邦(1915-1989)》,通過敘述胡耀邦整頓科學院、在中央黨校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真理標準大討論、堅持改革開放、推進全面改革等重大事件中的言語行動,特別是人物在尖銳復雜的矛盾沖突中表現出來的非凡膽識,形象地再現了傳主“光輝的一生、戰斗的一生”,“他夙夜在公、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書寫了無愧于共產黨員稱號的人生,作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15]閻啟英、李玉泰、孫新陽的《習仲勛畫傳》,后半部聚焦赴任廣東主政的習仲勛勇立時代潮頭、讓思想沖破牢籠、“殺出一條血路來”的歷史性貢獻。他堅持撥亂反正,踏遍廣東大地探索體制改革,創辦經濟特區,回京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職務后為實現新老干部交替傾注了大量心血。張廣友的《改革風云中的萬里》,截取了萬里在鐵路整頓——中國改革序幕中最輝煌的一段予以呈示。作為鄧小平任命的鐵道部部長,萬里不辱使命,在風口浪尖上快刀斬亂麻,捅掉馬蜂窩,迅速扭轉了局面。傳記還真實再現了萬里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期間,在廣闊的江淮大地徹底解決“文革”遺留問題,不遺余力推行包產到戶、大搞農村改革的偉大功勛。

      向明的《改革開放中的任仲夷》,奏響傳主在改革開放發軔之初堅持破冰之旅、劈風斬浪奮然前行的華彩樂章。作品以報春的紅梅比喻任仲夷“欲傳春消息,不怕雪埋藏”的個性特征和風貌,每章前均恰到好處地引用古今詠梅的詩句,將梅凌寒獨開的意象始終貫穿全傳,可說是別具一格的富有創造性的詩性傳記。夏蒙、鐘兆云的《項南畫傳》,以圖文并茂的形式記錄了傳主開拓進取的一生。思想解放的先驅項南出任封疆大吏,他在福建披荊斬棘開創了諸多奇跡:在全國首家開通萬門程控電話,利用外資為特區安上騰飛的翅膀,成立第一家中外合資公司,徹底平反福建地下冤假錯案,沖破重重阻力引進外資項目,大膽給企業“松綁”放權……他在人民心中樹立起不朽的豐碑。涂俏的《袁庚傳——1978-1984改革現場》,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作者為袁庚立傳,細致入微,將人帶入了私人的、日常的細節之中,一個時代變得具體鮮活,記憶被賦予了見證的力量。“涂俏用富于個性色彩的筆墨,對‘改革從何處來?改革要往何處去?’等爭論進行了形象的詮釋,在對改革進行熱情的總結和反思中,為抵達當代黨心民意提供了一個具有歷史意味的文學標本。”[16]

      (五)當代英模的文化重塑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高瞻遠矚地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中華文化繁榮興盛”,“而實現這個目標,必須高度重視和充分發揮文藝和文藝工作者的重要作用。”“立時代之潮頭、發時代之先聲,為億萬人民、為偉大祖國鼓與呼。”[17]面對全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大趨勢,21世紀的當代英模傳記,懷著與時俱進的現代理念,重塑充滿時代精神和個性魅力的英模形象,在重新發掘和塑造中華民族精神方面做出了新的卓越貢獻,反映出創作者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殷云嶺的《雷鋒傳》突破了先前一些“雷鋒傳”的時代局限,它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以全新的理念,全方位、多視角地再現了雷鋒平凡而偉大的一生,將雷鋒突出的業績和絢爛多姿的精神世界、短暫而又輝煌無比的生命軌跡,鮮活地展現在世人面前,給人以心靈的滌蕩和催人奮進的力量。它同時讓我們看到,雷鋒作為一個“自然人”、“有情人”的屬性亦是健全的,甚至是完美的。他有著鮮明的個性特征和迷人的個人魅力,既助人為樂又追求時尚,愛崗敬業也熱愛青春。這樣重塑的“新”雷鋒,使雷鋒回到了最初的“普通一兵”、善良青年的原點位置,使讀者能夠將心比心地踐行雷鋒精神,讓一些人從對雷鋒乃至對雷鋒精神的懷疑中解脫出來。何香久繼創作傳記小說《焦裕祿》之后,又撰寫了《焦裕祿傳》,并寫了長篇電視連續劇《焦裕祿》。他刻畫的焦裕祿形象鮮活感人。傳主始終不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僅有著博大的愛民情懷,而且愛妻子、愛子女,擅長拉二胡,還演過歌劇。這是一位縣委書記的靈魂史章,一位人民公仆的人生傳奇,一個立體多面、血肉豐滿的文學形象,富有強烈的時代感和濃郁的生活氣息。

      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共產黨人傳記塑造了一批熠熠發光的英雄群像,宛如繁星燦爛,閃耀在人們的記憶之中。廣大人民群眾既被《王進喜》(冷笛)、《時傳祥》(曹德全)、《孟泰》(本書編寫組)、《張秉貴》(本書編寫組)、《馬永順傳》(吳寶山、曹鋒)、《史來賀》(蔣永武)、《將軍農民甘祖昌》(彭霖山)、《口述申紀蘭》(申紀蘭口述,李忠元、劉曉麗編)等傳中那樣的工人農民形象深深地感動,又被《雷鋒1940-1962》(師永剛)、《蘇寧》(王和平)、《楊業功》(陳可非)、《李向群》(王通賢)、《丁曉兵》(文煒)等傳中那樣的解放軍/武警官兵形象深深地感動。既被《焦裕祿傳》(殷云嶺、陳新)、《高原雪魂——孔繁森》(郭保林)、《任長霞》(申劍、申碩)、《縣委書記谷文昌》(孫永明)、《當代焦裕祿:廖俊波》(王國平)等傳中那樣的黨員干部形象深深地感動,又被《錢學森傳》(葉永烈)、《魂牽心系原子夢:錢三強傳》(葛能全)、《兩彈元勛鄧稼先》(祁淑英)、《于敏》(鄭紹唐、曾先才)、《王大珩傳》(胡曉菁)、《吳孟超——游刃肝膽寫春秋》(桑逢康)、《蔣新松傳》(徐光榮)、《屠呦呦傳》(《屠呦呦傳》編寫組)、《陸元九傳》(劉茂勝)、《誓言無聲鑄重器——黃旭華傳》(王艷明)、《羅陽》(黃傳會)等傳中那樣的科學家形象深深地感動。

      四、社會主義新時代:書寫偉大復興之路的中國故事

      2017年10月18日,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為表彰一批為新中國做出杰出貢獻的個人,引導全社會見賢思齊,經黨中央批準,繼2009年評選“雙百人物”之后,2018年我國又授予個人“改革先鋒”稱號,2019年又授予“最美奮斗者”個人、“共和國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這些受黨和國家表彰的先進模范,絕大多數都是共產黨人的優秀代表。2021年,中共中央為全國各條戰線黨員中的杰出代表首次頒授“七一勛章”。“新時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夠產生英雄的時代。”[18]在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過程中,必然會涌現出一批批新時代的巨人和英雄。作家進一步增強了“有信仰”“有情懷”“有擔當”的責任心和使命感,推出了一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優秀作品。

      中央黨校采訪實錄編輯室的習近平系列傳記,尋蹤領袖治國理政思想的心路歷程,包括《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習近平在正定》《習近平在廈門》《習近平在寧德》《習近平在福州》《習近平在福建》《習近平在浙江》等。作品以采訪實錄的敘述方式,為人們講清了一個最基本的、也是最應該回答和讀者最想了解的問題:習近平是怎樣從一名下鄉知青一步步鍛煉成長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袖的。知情人的零距離見證,生動描繪出傳主樹立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和植根愛國為民的家國情懷,充分體現了習總書記的領導風范、遠見卓識、堅定信仰和優良作風。

      在事關國家和民族命運的重大時間節點,傳記文學都能近距離地呈現自己的立場,具有在場性。如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生命寫作”。熊育群的《鐘南山:蒼天在上》,重寫大醫大愛的仁愛之心和守護生命的道德風骨,充滿了完整的命運感。作品從鐘南山在飛馳武漢的高鐵上仰著頭小憩的照片切入,從新冠肺炎與非典兩場疫情鐘南山四處奔波不知疲倦忘我戰斗寫起,筆觸深入傳主豐富的精神世界。此外,除了疫情中的鐘南山,傳記還寫到傳主的家學淵源、成長求學經歷,他所率領的團隊的專業素養和職業操守等故事,立體多面地詮釋了院士的專業、戰士的勇猛、國士的擔當,呈現出可親可敬的“這一個”。程小瑩的《張文宏醫生》,以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的經歷為主線,再現其精湛醫術、高光瞬間和人格魅力,全景呈現了2020年抗疫的上海方案和中國經驗。傳中張文宏大量的話語及其附錄“張醫生的話”——一個智者的聲音,充分顯現出傳主的精氣神。李春雷的短篇傳記《鐵人張定宇》,描寫身患漸凍癥的“鐵人院長”為保衛大武漢拼盡全力與生命賽跑的故事,扣人心弦,引人入勝。鐵人,并非僅僅形容張定宇的意志剛強如鐵,還因為他的身體狀況。由于病情日益加重,他雙腿僵硬猶如鐵具……可在黨中央領導的規模空前的抗疫戰斗中,張定宇帶領醫護人員拼命地工作,向死而救生,兵不解甲,馬不停蹄!

      再如脫貧攻堅奔小康的時代記憶。任仲文編《傳奇校長張桂梅和1804個女孩的故事》,生動展現“全國脫貧攻堅楷模”張桂梅的傳奇人生。“把大山女孩送進大學”,這是張桂梅創辦華坪免費女子高中矢志不渝的追求。她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依靠教育真正促進鄉村振興,堅持用紅色基因樹人、啟智、鑄魂,讓學生遠方有燈、腳下有路、眼前有光。百色市委宣傳部編著《黃文秀扶貧日記》,堪稱新時代的青春之歌。它首次較全面地展示“時代楷模”黃文秀在扶貧期間的工作日記,以日記講述扶貧故事,真實反映駐村第一書記的學習、工作和奮戰在脫貧攻堅一線的歷程及取得的成效。傳主將30歲的青春永遠定格在扶貧路上,令人痛惜不已。翟英琴的《李保國》,精心為“太行山新愚公”李保國教授立傳,見證脫貧壯舉的歲月軌跡與現場寫真。傳主扎根太行山35年如一日精準扶貧,“把論文寫在大地上”,每年進山“務農”超過200天,手把手將科學技術傳授給農民,用科技為荒山帶來蒼翠,用產業為百姓拔掉“窮根”。

      新時代英雄輩出。描寫多姿多彩的時代楷模,弘揚奉獻精神,是講好中國故事題中的應有之意。樊錦詩口述、顧春芳撰寫的《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作為“敦煌的女兒”唯一的精神自傳,寫出了一個真實而又完整的樊錦詩。兩位合作者心靈相契,將傳主個人的命運同敦煌研究院的歷史以及文物保護的研究、弘揚和發展完美融合,加之“口傳心授”恰到好處地把握拿捏,撰寫者對于生命、歷史、文化和藝術感悟都注入到了傳主的內心深處,格外動人心魄。鐘法權的《張富清傳》,傾情再現60載深藏功名無私奉獻的95歲老英雄的本色人生。在部隊,張富清為建立新中國浴血奮戰,戰功卓著;轉業到地方,他扎根貧困山區為民造福。作品用質樸而優美的文字清晰客觀地還原了傳主的血肉之軀與軍人本色,又以思想的厚度解讀平凡而偉大的人物精神密碼,對老英雄心系人民、再立新功的豪情壯志進行了滿懷深情的謳歌。王龍的《遲到的勛章》,一部獻禮志愿軍入朝作戰70周年的重磅力作。它講述了抗美援朝一級戰斗英雄、特等功臣柴云振浴血奮戰的生死傳奇。該傳立意高遠,構思嚴謹,融厚重的思想性、細膩的文學性、生動的可讀性于一體,其中第一人稱的傳主口述與第三人稱的撰者述評交錯使用,形成兩代軍人別具一格的心靈對話,造成了一種分外感人的精神力量。吳晶、陳聰的《黃大年》,記述海歸戰略科學家黃大年心有大我、至誠報國的優秀事跡,善用故事說話,靠細節感人。寫傳主以只爭朝夕的精神投身國防科研,譜寫了一首矢志創新的奮斗之歌。余雷的《楊善洲》著力構筑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而別開生面。退休的地委書記楊善洲,帶著一群人上了過度砍伐的大亮山植樹造林,一干就是22年,給后代留下一片生命的綠洲。此外,值得一讀的還有寫紅色音樂家的《呂其明》(薛錫祥),寫近90歲高齡還在為國奉獻的“紡織仙女”的《黃寶妹》(徐鳴),寫德藝雙馨的老藝術家的《煙雨平生藍天野》(藍天野、羅琦),寫英年早逝的“最美奮斗者”的《那朵盛開的藏波羅花:鐘揚小傳》(梁永安)等,均豐富厚重,色彩斑斕,無不給人以強烈的感動。

      五、共產黨人傳記巨大的藝術成就

      建黨百年來的共產黨人傳記汗牛充棟,難以勝數,保守的估計當以數萬計。共產黨人傳記肩負起為人民寫作、為時代立傳的歷史使命,用中國故事塑造民族精神,為社會構筑起精神高地,彰顯出當代中國傳記文學的氣質風韻。共產黨人傳記取得巨大的藝術成就,成為一道中國文學的靚麗風景。

      第一,弘揚偉大建黨精神,用文學生動闡釋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精辟概括偉大建黨精神的深刻內涵,指出:“一百年前,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19]百年來的共產黨人傳記弘揚偉大建黨精神,用文學的筆法真實再現了一大批視死如歸的革命烈士,再現了一大批頑強奮斗的英雄人物,再現了一大批忘我奉獻的先進模范。這些琳瑯滿目的傳記作品,生動講述優秀共產黨人用初心使命寫就的壯美人生,展現他們崇高而美麗的心靈,形象彰顯了黨的性質宗旨和政治品格的精神譜系。如《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錄》,是共產黨人的杰出代表曾志晚年在病榻上完成的一部回憶錄。它講述一個革命者堅貞跌宕的一生,傳中血火交融的革命斗爭與蕩氣回腸的兒女情懷交相輝映,堪稱百折不撓的偉大史詩、堅守理想信念的鐵血長歌。傳主15歲加入中國共產黨,一生遭遇過的艱難險阻何其多,經歷過的生死考驗何其多,付出過的慘烈犧牲又何其多,但她任憑風雨曲折,革命的青春朝氣始終不變,信仰忠誠毫不褪色。再如甘仁榮的《父親甘祖昌》,是愛女對嚴父的深情回憶。作者特別重視傳料的豐富性、生動性和獨特性,真實詳盡地記錄了老紅軍甘祖昌將軍轉戰南北、屢建奇功戰斗的一生,解甲歸田、甘當農民、聯系群眾、艱苦奮斗的一生,嚴以律己、無私奉獻、一心為公、清正廉潔的一生。作品借助傳主平凡生活中的瑣事,在還原歷史塑造人物方面做得非常細致扎實。

      第二,形成一支龐大成熟的作家隊伍,構建傳記生產力同臺競技的藝術格局。

      共產黨人傳記使得傳記文學的文體精神發揚光大,與龐大成熟的作家隊伍密不可分。由于共產黨人傳記文體跨學科的特殊性——政治、歷史、文學的多重變奏,除專業作家外,不少作者還包括了黨史、國史、軍史的專家學者。有的則兩者兼而有之。這里我們可以列出一長串的名單。如果說20年為一代人的話,那么百年便有五代作家。出生于19世紀末的郭沫若、蕭三算第一代即老老生代,出生于20世紀初和20年代的沙汀、何其芳、劉白羽、魏巍、黃慶云、任建樹、石言、王忠瑜、張麟、范碩等為第二代即老生代。30年代和40年代出生的為第三代即次老生代,前者主要有金沖及、張廣友、卓昕、陳廣生、王維玲、王觀泉、祁淑英、陳鐵健、程中原、陳利明、唐寶林、柯興、修來榮,后者主要有葉永烈、郭晨、王朝柱、徐光榮、王鐵仙、郭久麟、紀學、胡世宗、張雅文、趙俊清、權延赤、李榮德、丁龍嘉、陳廷一、尹家民、何曉魯、鐵竹偉、羅英才、孫琴安、石鐘揚、黃傳會。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為第四代即中生代,前者主要有毛毛、姜安、吳東峰、張俊彪、王宏甲、殷云嶺、忽培元、何香久、何建明、董保存、張樹軍、戴茂林、顧保孜、朱洪、陳晉、王寶國,后者主要有夏蒙、徐魯、閻啟英、鐘法權、涂俏、李春雷、鐘兆云。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為第五代即新生代,前者主要有毛新宇、余瑋、吳志菲、孔東梅、丁曉平、文煒、周海濱,后者有胡仰曦、胡曉菁。我們欣喜地看到,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30后”“40后”“50后”“60后”“70后”三代作家同臺競技,其中有一些在新世紀成為當代傳記文學史上獨具藝術風格和重要影響力的主流作家。

      第三,傳記文學呈現多維開放態勢,帶來中國故事的璀璨多姿。

      題材時空的大開放。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思想解放和社會變革的潮流,拓展了傳記作家的思維空間,也開闊了共產黨人傳記的歷史視野和藝術視野。不少題材禁區已被打破,傳主形象日益豐富多彩。不僅大量出現百年黨史上的先驅者、革命先烈、人民領袖、開國將帥,而且大量出現各行各業的先進模范人物、各條戰線的時代楷模先鋒。外國友人中的共產黨人成為新的文學傳主。他傳,如蘇菲的《我的丈夫馬海德》;自傳、回憶錄,如伊斯雷爾·愛潑斯坦著、沈蘇儒等譯《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奧] 格·卡明斯基主編、杜文棠校譯《中國的大時代——羅生特在華手記》。這些都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共產黨人傳記的畫廊。百年黨史上的悲劇人物如王明、張國燾、高崗、林彪、“四人幫”、康生、陳伯達等,也納入作家的關注視野,這方面有影響的作品主要有:戴茂林、曹仲彬的《王明傳》,張樹軍的《張國燾傳》,戴茂林、趙曉光的《高崗傳》,少華、游胡的《林彪的這一生》,葉永烈的《四人幫全傳》《陳伯達傳》等,從一個特殊的側面反映出中國改革開放的勇氣。

      表現視角的獨特性。微觀的、全景的、內涵厚重的作品批量出現,讓歷史插上文學的翅膀而傳播久遠。劉白羽的精神自傳《心靈的歷程》凌云健筆,長達102萬字,既有勾勒歷史大局的“寫意”,也有描述歷史細節的“工筆”,其巨大的藝術創造和眩人筆法讓人目不暇接、浮想聯翩。陳晉著有《文人毛澤東》《毛澤東的詩路和心路》等數部“毛澤東傳”,他多“從文化性格、文化思想、理論個性、實踐個性、人格個性這些角度切入”。[20]而孔東梅則以偉人后代和當代女性的雙重視角出發,從外孫女的角度、尋常人的心態《翻開我家老影集》,描繪了“我心中的外公毛澤東”,《聽外婆講那過去的事情》,將女性、婚姻、家庭等內容娓娓道來。丁曉平近十年來以黨史人物傳為讀者所熟知,他追求的是一種“文學、歷史、學術的跨界跨文體寫作”,始終遵循“真實、嚴謹、好看”的創作標準,[21]如他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筆——胡喬木在毛澤東鄧小平身邊的日子》等。

      結構模式的多樣化。與一般常用的編年體或紀事本末體結構全傳不同,胡仰曦的《痕跡:又見瞿秋白》則屬于全新創造的詩性結構。著者“完全依照瞿秋白的遺愿設計與敘述程序,完全依照《痕跡》‘未成稿'的綱目章節梳理人事、安排框架”,“梳理出詩人革命家一生的心路歷程與歷史坐標。”[22]既鏤刻傳主逼真的人生“痕跡”,又凸顯其靈魂意象。或用“糖葫蘆”結構,如石鐘揚、石霽的《永遠的新青年:陳獨秀與五四學人》。或用“倒金字塔式”結構,如張雅文的《為你而生:劉永坦傳》。或用時空交錯式結構,如黃傳會的《羅陽》。或用“板塊結構”,如徐魯的《林俊德——鑄造“核盾”的馬蘭英雄》。或用“對講式”結構,如郭久麟的《從牛圈娃到名作家——張俊彪傳》。或用“蒙太奇”結構,如彭小蓮的《他們的歲月》。或用“復調”結構,如樊錦詩口述、顧春芳撰寫的《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或用以“本傳”為經、以“列傳”為緯的結構,如王維玲的《歲月傳真:我和當代作家》。

      傳記名稱的豐富性。共產黨人傳記現在有傳、傳記、大傳、小傳;有新傳、詩傳、評傳;有正傳、外傳、本傳、別傳;有全傳、簡傳、簡影、傳略;有前傳、后傳;有畫傳、圖傳、影傳、像傳、相傳;有自傳、自述、口述自傳、回憶錄、實錄;有合傳、家書、家傳、家族傳;有日記、手記、年譜;有故事、印象記,等等。在全媒體時代,除了傳統的紙質傳記,還有新潮的電子傳記、有聲讀物,加上眾多的影視傳記、傳記劇,傳記文學的品種真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新時代,我們理應賡續紅色血脈,不斷書寫中國共產黨人新的精神史詩。

       

      注釋:

      [1]李大釗:《獄中自述》,《李大釗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93頁。

      [2]李大釗:《犧牲》,《李大釗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8頁。

      [3]劉岸挺:《〈多余的話〉:“回家”之歌——論瞿秋白的詩性生命形式》,《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7年第5期,第164-182頁。

      [4]俞樟華等編撰:《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編年史》,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427-428頁。

      [5]郭久麟:《中國二十世紀傳記文學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6頁。

      [6]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9、848頁。

      [7]《新中國檔案:全國戰斗英雄代表會議和全國工農兵勞動模范代表會議》,中央政府門戶網站www.gov.cn,2009年8月20日。

      [8]全展:《奏響壯麗的生命之歌——重讀〈把一切獻給黨〉》,《文藝報》2021年5月26日。

      [9]轉引自殷云嶺:《雷鋒傳》,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399頁。

      [10]馬榕:《〈紅旗飄飄〉和〈星火燎原〉割不斷的關聯》,《中華讀書報》2014年1月15日。

      [11]馬烽:《劉胡蘭傳》,中國青年出版社,1987年,第405頁。

      [12]全展:《中國當代傳記文學概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34頁。

      [13]全展:《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著名抗日英烈傳述評》,《傳記文學:觀察與思考》,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29-238頁。

      [14]朱蘇進:《他們曾經輝煌》,吳東峰《開國將軍軼事》,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3頁。

      [15]習近平:《在紀念胡耀邦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11月21日。

      [16]張勝友:《激情澎湃的改革歲月——序〈袁庚傳——改革現場〉》,《中國作家》2008年第3期,第81-85頁。

      [17]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5日。

      [18]習近平:《在“七一勛章”頒授儀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6月30日。

      [19]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7月2日。

      [20]王桂環:《讓歷史和理論插上翅膀——訪中共黨史文獻著名學者陳晉同志》,《北京黨史》2018年第6期,第51-58頁。

      [21]徐藝嘉:《既有文學的野心 也有史學的野心——丁曉平訪談錄》,《神劍》2016年第3期,第115-118頁。

      [22]胡仰曦:《自序》,《痕跡:又見瞿秋白》,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第3頁。

      本文原刊于《中國傳記評論》第一輯,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2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