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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學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文社”）成立于1951年，是全國首家大型文學專業出版機構。首任社長馮雪峰先生提出了“古今中外，提高為主”的辦社方針，并沿著這一思路組建了出版社的基本團隊。“古今中外”是從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對內容結構進行布局，出版社下設古典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和外國文學四大板塊，分別擁有文學古籍刊行社、作家出版社、中國戲劇出版社、外國文學出版社等幾大副牌。“提高為主”是從出版物品質方面明確了發展方向，強調未來的出版要以經典為主，靠精品立社。六十多年來，人文社始終遵循著雪峰先生提出的八字方針，本著守正出新的原則，在文學出版的各個領域，堅持圍繞經典，跟蹤學術，與時俱進，打造精品，努力滿足不同讀者的閱讀需求。

成立伊始的人文社，在圖書出版方面很快就有了一套全面的規劃，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從1958年9月編印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五年出版規劃草案》可以看出，除了當代文學板塊外，現在已成為人文社支柱產品的其它幾套常銷圖書，在這套規劃中大都已經有了雛形。其后的幾十年間，人文人一直在不斷補充和調整這些產品，使之日臻完善，最終成為了出版社的核心資源，經過反復開發，服務于一代又一代讀者。

在古典文學出版方面，“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叢書”“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都出現在這本《規劃草案》中。后來因為出版分工，除了“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沒有系統出版外，另外兩套圖書都成了影響至今的著名品牌，只是“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叢書”在出版時，叢書名改成了“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俗稱“黃皮書”）。

人文社掛牌營業的時候，現在的百年老店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還在接受公私合營改造，當時的出版渠道比較有限。為了盡快滿足廣大讀者對古典文化的閱讀需求，人文社于1954到1956年，以文學古籍刊行社的名義快速影印了一批文史名著，解決了市場的急需。接著于1953年12月出版了《水滸》標點本，拉開了新中國整理古籍的序幕。此事曾引起過中央的高度重視，《人民日報》還在頭版做了報道。六十多年來，出版社的發展雖不無波折，但在圖書出版方面，堅持以經典為主、走精品道路的方向卻從未改變。茲以《聊齋志異》出版為例，試對人文社多年秉持的這種精益求精的理念做一考察。

人文社的《聊齋志異》出版，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一直持續到現在，先后出版過一部手稿影印本，三個選本，三個全本，在社會上都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如今，考察這些版本產生的背景，和出版社的決策過程，應該能讓人們更清晰地理解其長期以來堅持的立足經典、跟蹤學術、不斷打造精品的經營思路。

一

中國古代小說，在歷史發展中，分別形成了以書面語和口頭語——即文言和白話——為載體的兩種表現形式。從形成的時間看，文言小說起步較早，白話小說要晚很多。就兩者關系而言，白話小說在題材內容上雖對文言小說有借鑒，但從作者隊伍、作品趣味和讀者對象看，雙方其實是各成系統的。文言小說第一個創作高峰出現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以筆記體的志怪小說為主，其時道教興盛，許多作者出于傳教目的，抱著“發明神道之不誣”和“補正史之不足”的態度從事創作，所述多神異之事。唐宋時期，文人們對這種文體做了改造，發展出了唐宋傳奇。傳奇作品的情節設計更加曲折，故事更加完整，描摹人物更加生動，語言也更加優美，代表著文言小說創作的第二個高峰。其后明清兩朝，文言小說的創作傳統一直未斷，代表人物如瞿佑、邵景詹、王世貞、紀昀等，均有作品傳世。但影響最大，成就最高的，還屬清朝康熙年間蒲松齡創作的文言短篇小說集《聊齋志異》。

《聊齋志異》出現的時候，我國的白話通俗小說已經非常成熟。中短篇小說如宋元話本和明人擬話本（以“三言”“二拍”為代表），長篇小說如所謂“四大奇書”（《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都已廣泛流傳，影響巨大，新的作品也還在不斷問世（如乾隆朝出現的《紅樓夢》）。相比之下，文言小說整體上已呈式微之勢。《聊齋志異》的出現，不但徹底扭轉了這一局面，還一舉登上文言小說創作的最高峰，并引來了大量的擬作和續作。

蒲松齡（1640—1715），字留仙，號柳泉居士。山東淄川（今淄博市淄川區）人。和大多數讀書人一樣，他一生用功苦讀，雖有凌云之志，卻久困場屋，屢試不中，不得不窮困潦倒地度過了一生。封建時代，讀書人的出路通常不外乎三條：一是通過科舉之路出仕，二是應聘做某個官員的幕僚，三是開館授徒。蒲松齡19歲時以縣、府、道三試第一的成績進學成秀才。第二年起就開始在每三年一次的鄉試中頑強掙扎，但卻屢戰屢敗，這種經歷造成的精神打擊，令他刻骨銘心。與此同時，現實的生存壓力，又使他不得不拋家離舍，靠坐館教書維持生計，在青燈黃卷的寂寞中打發漫長的人生歲月。他的足跡，除了因參加鄉試去過省城濟南外，基本沒離開過家鄉。唯一的一次遠行，是康熙九年（1670）秋應江蘇寶應知縣孫蕙之邀，南游做幕，不到一年即辭幕還鄉。此后他一邊教書，一邊仍不懈地參加鄉試，總期待能龍門一躍，改變命運。但無奈文章憎命，熬到71歲才考取歲貢生。此時距他走完人生歷程已剩下不足四年了。作為一名鄉村知識分子，蒲松齡除了應舉和教書外，還積極參與過地方事務，對社會風化也一直比較關心。這在他的創作中也有集中的體現。

據業師袁世碩先生考證，蒲松齡“年才及冠便熱衷于寫狐鬼小說了，后來很長時期，他是既不廢舉業，……又不聽友人的勸阻，不斷創作他的《聊齋志異》，這兩種文墨事業，都一直拖到了年逾知天命”（《蒲松齡事跡著述新考·前言》）。從文學創作的一般規律看，作者只有在創作中融入了自己的生命體驗，才能使作品產生感人的效果。《聊齋志異》中的優秀篇章，正好能給我們提供這方面的佐證。其中寫得最精彩的作品約有四類：一是反映科舉弊端及其對士人精神的戕害；二是描寫男女愛情；三是批判官吏的腐敗和社會黑暗；四是崇揚民間智慧和美德。

蒲松齡一生飽受科場失敗的打擊，這些經歷給他造成的心理傷害，在刻畫士人精神世界和描寫科舉的許多篇章中都有充分體現，如《葉生》《司文郎》《賈奉雉》《王子安》等篇，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者要么諷刺考官無能，要么感嘆天命難違，要么讓失意者死后得中以求一快，這其中無不飽含著他個人的某些經驗和感受。特別對飽受科舉之害的文人內心刻畫，若沒有切身的經歷，無法達到那么逼真的效果。另外，從年輕時起，蒲松齡為了謀生就不得不常年客居，精神上的寂寞是不難理解的。為了尋求一種心理的慰藉和補償，他精心塑造了一系列幻化成人的花妖狐鬼，她們聰明善良，美麗多情，能力超凡，對超越世俗功利的人間情愛充滿了向往，能沖破禮法的藩籬，主動向正直淳樸的男子示愛。這其實都從側面折射了作者的某些精神需求。對于社會的黑暗和官府的腐敗，作為底層文人的蒲松齡當然有著最直接的感受，在強烈社會責任和正義感的驅使下，他提筆寫下了《促織》《夢狼》《公孫九娘》等揭露性極強的作品。對于民間智慧和美德的欣賞，是《聊齋志異》趣味性和價值觀的集中體現。如《仙人島》《狐諧》《紅玉》《張誠》等。

在中國小說史上，不論從思想性還是藝術性來看，《聊齋志異》和稍后出現的《紅樓夢》，都分別代表著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創作的最高水平，因而也是中國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經典。

二

《聊齋志異》寫成后，限于作者自身的經濟條件和所處的鄉村環境，一直沒有機會付梓。它雖是用典雅的文言寫成，但不論描摹人物，曲傳心理，還是模擬對話，都能做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憑著文學上的高度成就，很早就在一些文人圈子里產生了影響。最初的傳播和閱讀當然只是通過傳抄。康熙詩壇執牛耳的神韻派詩人王士禛，就曾對它做過評點。《談龍錄》的作者趙執信也收藏過一個抄錄本。乾隆年間趙起杲、鮑廷博編刻的第一個刊本（青柯亭本），也是以學者鄭方坤在山東做官時得到的抄本做底本的。可以斷定，如今存世的許多抄本，可能只是當時眾多傳抄本中的一部分。這些都足以說明此書在正式刊刻前的傳播情況和產生的影響力。青柯亭本出現之后，社會上翻刻很多，流布極廣，此后二百年間社會上通行的《聊齋志異》，都是這個系統的翻刻和重印。直到歷史進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新成立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以自己副牌文學古籍刊行社的名義，影印出版了《聊齋志異》的手稿本后，這一情況才發生了變化。

《聊齋志異》手稿本出版于1955年10月，一函五冊，首印4100套。這部手稿早先被闖關東的蒲氏后人帶到遼寧鐵嶺，發現時已只剩半部（原書八冊，只存四冊）。1951年春，原遼東省文化處接受了它，并將其上交原東北文化部，后移交給了遼寧省圖書館。它的發現，徹底顛覆了青柯亭本兩百多年的統治地位，讓人們發現青柯亭本不但篇目不全——約刪除了三十多篇，而且對一些有礙時忌的文字多有刪改，這與當時文網森嚴有很大關系。因此，重新整理一部篇目完整，文字接近作品原貌的《聊齋志異》，就顯得有必要了。

在影印出版手稿本的同時，人文社就已經計劃為這部名著出個普及性選本，好讓普通大眾能理解和欣賞它。1956年12月，該社以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義，出版了由著名古典小說研究專家張友鶴先生注釋的《聊齋志異選》。張友鶴原籍安徽安慶，解放前為著名報人、記者，與其兄張友鸞和張慧劍有報界“三張”之名。他古典文學功底深厚，解放后經張友鸞介紹到人文社任特約編輯，幫助出版社校注古籍，先后完成了《聊齋志異選》《唐宋傳奇選》《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鏡花緣》等小說的校注工作。人文社當年有個規定，凡是中國文學作品，第一次出版均用其副牌作家社的名義，等被社會認可后，再改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名義推出新版本。《聊齋志異選》出版后，大獲好評。所以1957年8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將其納入正在陸續推出的“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隨后便一印再印。2002年5月，此書又被收入“大學生必讀叢書”再次推出。粗略統計，其總量已超過了100萬冊。

張友鶴《聊齋志異選》總共選錄作品80篇，約27萬多字，雖注釋精詳，但部頭頗大。為了讓讀者能有更多的選擇，1977年7月，人文社又出版了由中山大學整理的《評注聊齋志異選》，該書選錄作品55篇，共計19萬多字，注釋也較詳備，最大的不同是為每篇作品增加了“評說”，這樣能有助于讀者對作品的理解和欣賞，從幫助閱讀的角度說，比單純的注釋本要進了一步。

在新中國的《聊齋志異》出版史上，我們不能不提張友鶴先生的另一部整理本，即《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俗稱“三會本”。該書于1962年7月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出版。張友鶴先生依據當時能收集到的各種版本，試圖恢復《聊齋志異》的原貌。他的會校主要以手稿本做底本，手稿本缺失的部分，則依乾隆十六年張希杰鑄雪齋抄本為底本。同時，他還創造性地將校勘成果、歷代注釋、各家評語匯集后隨文插入到每篇作品中，非常方便讀者和研究者參考使用。該書共分十二卷，收錄作品494篇，附錄6篇。這個本子出版后，順利取代了青柯亭本的地位，一時成為研究者依據的主要版本。到目前為止，據準確統計，已經累計印刷了21.1萬套。

值得一提的是，張友鶴先生整理《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的最初想法，很可能就是在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做《聊齋志異選》的過程中產生的。

三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社會迎來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大眾的文化需求一度猛增，經典名著也出現了供不應求的情況。由于《聊齋志異》是用文言寫成的，當代讀者在閱讀上難免會有困難。為了給想要閱讀全本作品的讀者提供一個便于理解的版本，人文社于1989年9月出版了由朱其鎧先生主編的《全本新注聊齋志異》。該書吸收了學術界當時對《聊齋》版本研究的最新成果，完全依據鑄雪齋抄本的“總目”排定卷次和篇目，正文則以手稿本和鑄雪齋抄本為據，個別參用山東省圖書館藏抄本和二十四卷抄本補充。此書的最大特點是篇目較全，而且每篇都有新的注釋，是第一部提供全文注釋的通俗讀本。全書為三冊平裝，正文分十二卷，收錄作品也是494篇，附錄3篇，總計120萬字。1997年5月出版社曾將其收入“世界文學名著文庫”（精裝本）。2007年又收入平裝本“中國古代小說名著插圖典藏系列”，這個版本目前一直在加印。它盡管產生于出版競爭日益激烈的年代，但累計印量至今也達到了19.18萬套。

與此同時，前面提到的兩個選本由于產生的時代較早，在篇目選擇上難免會受當時的政治氛圍和價值觀念的影響，特別是《評注聊齋志異選》的評說文字，頗有時代痕跡。進入新世紀以后，這兩個版本在市場上開始受到了冷遇。為了給讀者提供一個更能代表《聊齋志異》文學特色的選本，人文社又約請參與過《全本新注聊齋志異》校勘注釋工作的李伯齊先生，和他的助手徐文軍一起，重新做了一本《聊齋志異選》，該書選錄作品49篇，總計20萬字。為了方便讀者對照注釋閱讀正文，每篇都采用頁下注的方式排版。同時為了讓讀者更好地欣賞這些作品，出版社還從光緒年間刊行的《詳注聊齋志異圖詠》中，為每篇小說選配了一幅精美的插圖，以期收到圖文并茂的效果。該書自2006年1月出版以來，已經取代了過去的兩個選本，成為人文社的常銷圖書。

張友鶴先生的“三會本”出版以后，學術界又陸續發現了《聊齋志異》的幾部早期抄本。特別是藏于山東省博物館的康熙抄本，在面貌上與手稿本是一致的，明顯是從手稿本直接過錄的。但這個本子仍然是殘缺的，只存了半部（即四冊），慶幸的是里面有兩冊可補手稿本之缺（即兩冊與手稿本重合，兩冊不重合），這就使人們離該書的原貌又近了一步。另外還有新發現的不知抄主的二十四卷抄本和改題《異史》的六卷本，都是張友鶴先生所沒有看到的。它們的出現，使“三會本”的不足日益顯現了出來。其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分卷方面，手稿本和康熙抄本完全一致，只分冊，不分卷。蒲松齡兒子蒲若《祭父文》和張元《柳泉蒲先生墓表》都稱“《聊齋志異》八卷”，這和據手稿本判斷原書為八冊的情況是一致的。“三會本”依據鑄雪齋抄本將全書分為十二卷，顯然不能代表作者原意。二是鑄雪齋抄本與手稿本相比，文字差異最大，這些改動多出自抄錄者之手。因此，“三會本”欲借助鑄雪齋抄本補足手稿本缺失的半數內容，其實最終反而背離了它的原貌。

所以，長期從事蒲松齡著作編輯整理的齊魯書社原編審任篤行先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經過長期搜集整理，參考新發現的各種資料，就重新編輯了一部《全校會注集評聊齋志異》，于2000年由齊魯書社出版。該書不論從占有資料的完整性還是校勘的嚴謹性上，都超過了張友鶴先生的“三會本”。但因其規模較大，參校的版本眾多，初版本難免有遺珠之憾。在它出版后不久，任篤行先生即開始著手全面修訂，歷時八年，方告完成。然而由于種種原因，這個修訂版在其生前，一直未能面世。后經世碩師推薦，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將其納入出版計劃，經過反復編校，于2016年10月推出了新版。該書為四冊精裝，正文依據蒲若《祭父文》和張元《柳泉蒲先生墓表》所述分為八卷，收錄作品493篇，附錄4篇，總計130萬字。

此書從初版到修訂完成，前后花費了近二十年時間，充分吸收了半個多世紀來《聊齋》版本研究的最新成果。修訂版首印3千套，甫一面世，很快售罄，隨后又連續加印了兩次，累計超過了1萬套。

隨著讀者趣味的多元化，我們越來越認識到，作為文學出版的國家隊，人文社必須要有長遠的思路和規劃。對于經典作品的優秀版本，既要保持全品種擁有，也要保持層次的豐富性。毫無疑問，《全校會注集評聊齋志異》是一個堪稱權威的學術版本，它的出現，使學術界對《聊齋志異》的原貌有了更準確的認識。另外這些年來，《聊齋志異》研究也有了不少新發展。特別是對作品本事的考證、文本的分析、語詞的訓釋等，都取得了可觀的成果。現在回過頭來再看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成書的《全本新注聊齋志異》，雖然仍有流傳的價值，但也不無可改進處。

于是，人文社又約請近年來埋頭于《聊齋志異》研究，并且取得了不俗成績的《文藝研究》原編審趙伯陶先生，做了一部《聊齋志異詳注新評》。該書吸收了《全校會注集評聊齋志異》的校勘成果，將精力重點放在注釋和簡評，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對于讀者準確理解原文大有裨益。

《聊齋志異》系用文言寫成，作者飽讀詩書，常巧妙地化用前代的語詞典故而不露痕跡，如不仔細辨別，就很難理解作品蘊含的深意。本書作者充分利用近年來快速發展的古籍數字化最新成果，通過逐字檢索等手段，在注釋中對前代事典和語詞背景，盡可能地做了溯源，對于今人理解作品有非常積極的意義。如《馬介甫》“異史氏曰：‘設為汾陽之婿，立致尊榮，媚卿卿良有故。’”對于“汾陽之婿”，歷來注家均認為是唐代名臣郭子儀之婿。本書據《新唐書》卷一三七《郭子儀傳》認為，“汾陽之婿”“當是指郭子儀之子郭曖為唐代宗長女升平公主駙馬一事”。并且指出，“蒲松齡反用郭曖夫婦事說明怕老婆或有其理，意味深長”。另外，對于一些已出的注本和相關辭書中的注解錯誤，作者也提出了很多糾正意見，并且一一列舉書證，講明緣由。例如《促織》中“成氏子以蠹貧”中的“蠹”字，歷代注者包括當今的語文教材，基本都解釋成了蛀蟲，認為具體應指吏胥。但本書依據《左傳·襄公二十二年》“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將其解釋為“禍國害民的人或事”，即皇宮歲征蟋蟀的弊政。這是十分準確，也是言之有據的。可以說，本書集歷代《聊齋》注釋之大成，并有了新的突破。對于自己的這番努力，作者在《前言》里是這樣解釋的：“蒲松齡常年涵泳于文獻典籍中，操觚為文，用詞遣句皆慘淡經營，多有出典，注釋小說不厭其詳，或多列書證，或詳明其典故之來龍去脈，方有可能使讀者閱讀在簡單接受的基礎上向復雜接受邁進，盡可能領悟作者的用心良苦。”

此書的另一特色是給每篇作品附了一則“簡評”，這些文字有的融合了學界的研究成果，有的則能獨出新意，發人深省。用作者的話說，這些文字“是作為注釋之補充或延伸而設置的，概不復述小說故事情節，有話則長，無料則短，順其自然，不拘一格。或明其本事，略作比勘；或連類而及，闡幽發微；或辨析人事，以史為證；或夷考風俗，稍加引申；或發明本義，總結技巧；或探究事理，科學商榷；或摭拾眾說，鉤沉索隱；或就事論事，瞻前顧后”。總體看來，這些簡評對讀者理解作品都有啟發意義。

該書為四冊平裝，250萬字，于2016年4月出版，與修訂后的《全校會注集評聊齋志異》幾乎同時面市。上市后讀者反映良好，至今已印刷了四次，總量達到了1.3萬套。

在《聊齋志異》的出版方面，人文社如今已成一方重鎮，目前共有三種全集和一種選集同時在售。在專業和普及的道路上，我們都始終跟蹤著學術研究的步伐，吸收最新的成果，用心服務于讀者。由于我們產品類型豐富，定位準確，版本特色明顯，基本能滿足各類讀者的需求。

（轉載自“人民文學出版社”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