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創作經歷的回望

我開始文學創作時寫的第一本書就是一本科學家傳記。那是1994年，應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的邀請，我和謝冕先生一起主編“諾貝爾獎獲得者的青少年時代”這套叢書，我挑選了其中的一位獲獎者，就是居里夫人的女兒伊雷娜·約里奧-居里（Irène Joliot-Curie），寫了一部近10萬字的人物傳記。之所以選擇這個人物，是因為居里夫人一家兩代四個人曾經五次獲得諾貝爾獎，其中居里夫人兩獲諾貝爾獎，一次是物理學獎，一次是化學獎。而她的女兒伊雷娜·居里和丈夫約里奧也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這個科學家家族令人仰慕，也令人敬重。了解和揭開這種科學家傳的流脈，理清其科學家精神傳承的脈絡，在我看來是一件很有意義也很有趣的事情。同時我也相信這樣一個關于居里夫人母女兩代人科學研究歷程的故事，一定會引起青少年讀者濃厚的閱讀興趣。這本傳記開始時題名為《居里夫人的女兒》，比較直白明了，于1995年首次出版，1998年第一次再版。2018年，應出版社的邀請，我對該書做了部分修訂，更名為《站在父母的肩膀上》，第二次再版。可見，即便是歷經時間的淘洗，一本有趣的書還是會受到讀者的歡迎。

回想27年前創作這本書的經歷，確實是一份非常美好的記憶。當時，國內關于居里夫人女兒的材料十分稀少，而互聯網也不像今天這么發達，所有的資料幾乎都是我依靠有限的一些關于居里夫人的傳記和介紹，還有我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查詢到的一本關于伊雷娜·居里的法文版傳記整理出來的。非常遺憾的是，我只上過一學期的法語，因此對于那本書基本上也看不懂，不得不借助法漢詞典艱難地閱讀。因為這本書是館藏孤本，只能閉架閱讀，每天由圖書管理員從基藏庫里提取出來，然后我在閱覽室里閱讀，到了下午5點就要把書還掉，次日再將書借出來閱讀。就這樣，花費了幾個月的時間，我盡我所能地寫成了這本傳記。當我拿到還散發著淡淡墨香的薄薄的這一本書的時候，對于一個正在讀研究生的學子來說還是頗有點成就感的。

2014年，我接受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的邀請，撰寫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徐光憲的傳記《徐光憲的故事》。徐光憲被譽為“中國稀土之父”。他最打動我的地方，是一生和夫人高小霞志同道合專注于科學研究。當年，因為朝鮮戰爭爆發，兩人毅然決定，放棄高小霞還有一年就將取得的博士學位，立即回國。在科研過程中，徐老勤懇扎實，最終發明了串級萃取技術，顯著提升了我國的稀土提煉技術。他們夫婦倆的愛情佳話也一直在北大燕園流傳：在夕陽的霞光中，人們經常能夠看到一位白發蒼蒼的老者推著他因為骨折坐在輪椅上的夫人，在未名湖邊漫步……這一動人的情景很好地印證了二人的“霞光情緣”、天作之合，令人羨慕向往。令人不勝感喟的是，這本小書于2015年3月出版，而徐先生竟于次月逝世！雖然徐老去世時已經95歲，但是我心里還是十分痛惜和難過，因為前一年他坐在家里靠背椅上接受我采訪的情景還歷歷在目！

2019年，國家首次頒授“共和國勛章”。我應邀承擔了在中國研制氫彈過程中作出杰出貢獻的科學家于敏的傳記的撰寫。于敏是首批榮獲“共和國勛章”的八位人士中唯一一位當時已經去世者，他把自己的一生都毫無保留地獻給了祖國。最令人感動的是，于敏是中國自己培養的國產土專家，畢生專注于祖國的核武器事業，他的妻子為了他付出了所有，承擔起了幾乎全部的家務，撫養大了兒子和女兒。以前我對這位畢業于北大的前輩一無所知，一直誤以為他是一名教育學家，后來才弄清楚那位人民教育家名字叫于漪。令人吃驚的是，我身邊的朋友也大多不知道于敏為何人，這不能不令人感慨和遺憾。為此我下決心深入采集有關于敏的點點滴滴，花費了近兩年的時間，終于完成了這樣一本名為《身為一葉》的長篇傳記。在我看來，這樣的付出與努力是值得的，也是必須的，是一個寫作者應當承擔的一份職責和使命。

2018年，我承擔了古生物學家的采訪任務，選擇的題材是寒武紀生命大爆發。古生物學對于我來說是一個幾乎完全陌生的領域，但是當我得知中國的古生物學家在寒武紀生命大爆發方面取得了國際領先的前沿性的成就，并且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特別是在他們發現和深入研究的寒武紀澄江生物群上有諸多驚人突破，找到了數以百計的原先不為人知的生物化石，栩栩如生地再現了億萬年前的生命世界，被譽為“20世紀最驚人的發現之一”，這堅定了我采寫這三位優秀的科學家的決心和信心。這三位科學家侯先光、陳均遠、舒德干分別在發現澄江生物群、將其推向國際和創新性突破性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贏得了國際性聲譽，他們的名字已經永遠地載入了中國古生物學和世界古生物學歷史。這三位科學家特別令人感動的是，他們不僅自己業務精進成就不凡，而且通過言傳身教，帶出了各自的研究團隊，并且每個研究團隊都取得了在國際上具有創新性和領先性的研究成果。對這三位優秀的科學家，以前很少有人采訪和記錄他們的事跡，因此這項工作于我而言，既具挑戰性又具榮譽性。

創作的痛點及焦點

在創作科學家傳記過程中，首先最難的是資料的采集，特別是第一手資料很難獲取。要采寫的科學家有的已經故世，譬如當我撰寫于敏先生傳記時，他已于2019年1月去世；有的當事人或知情者因為年歲太大，無法接受采訪，譬如于敏先生當年的同事、助手、領導等都或因有病在身或因年邁不能接受采訪；還有的雖然能夠采訪到傳主，但其身邊的人、相關知情者卻不容易采訪到，這樣也會造成第一手資料的收集相對片面和不夠完整。另外，史料文獻資料的采集也無法盡善盡美，包括相關當事人的口述實錄、檔案資料相對有限，有的資料因為保密等原因，作者無法接觸到或者無法采用。第一手資料的完整收集是科學家傳記創作成功的基礎，也是確保傳記真實可信的基礎。

其次是如何處理好歷史真實與文學真實、藝術真實的關系。有人認為傳記創作只需堅持“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原則即可，但是，傳記是一種嚴肅的真實的寫作，要嚴格遵循真實性原則，要把真實作為傳記的生命線，所有的描寫都應該盡量客觀，符合當時的歷史情境、歷史真實，所描寫的人和事都應該能夠經得起驗證和檢驗。作為一種文學作品，傳記創作可以發揮藝術想象，可以進行合理的適當的藝術加工，但是，這種想象與藝術加工應該在可接受范圍之內，應該是不可被否定或被證偽的。譬如關于人物的心理描寫，關于具體歷史情境的環境描寫，一定要有相關的歷史文獻資料、第一手的口述實錄或當事人的回憶作為佐證；如果缺乏相應的可信的佐證資料，在傳記中進行人物心理活動描寫是不可取的，也是應該杜絕的。

其三是要處理好全面真實與局部真實的關系。譬如，關于同一事件的描述，相關當事人出于個人的考慮，囿于自己視野的局限，都會有相對的片面性，應該“兼聽則明”，博采眾家之言，通過梳理、整合、評判做出正確的判斷，從而把握事件的全面和全局，把握事情的大局與主流。包括在一些問題或事情上存在的分歧，也應盡量以客觀呈現的方式來進行描述，譬如對同一個古生物化石，不同的科學家對其可能會做出不同的科屬、屬性和價值的評判，這種評判迄今為止尚未形成定論，那么我在創作時就需要將他們各自的分歧如實地呈現出來。在我看來，這才是一種可取的客觀公正的寫作態度。

與此同時，還要處理好人物扁平化問題。科學家往往會被作為一種完美人格、完美形象的代表，但是，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所有的人物都會有自己的不足、缺點和缺憾。對于科學家這樣的正面人物，要把他們塑造得更為立體，更為真實可信，就必然要涉及描寫他們在生活、工作各方面存在的一些弱點或缺憾。譬如我在描寫于敏先生的生平事跡時，我就特別注意到他對于自己的家庭包括妻子、子女是心懷感恩，甚至懷有遺憾的。因為太專注于科學研究，為國家強大而嘔心瀝血，他幾乎顧不上子女的教育，也顧不上照顧家庭，從而讓自己的妻子做出了較大的犧牲，他的子女也未能獲得更優良的教育得到更好的發展前途，家庭事業難以兩全。在我看來，寫這些不足和遺憾是遵循真實性原則的。不虛美不隱惡是傳記創作的基本要求，但是當我在描寫科學家特別是還健在的科學家時，我不能不考慮傳主本人能否接受。每位科學家在自己的研究上也存在局限性，甚至在研究的過程中也曾經發生過“走麥城”或嚴重失誤誤判的情形，對這些相對負面消極的內容究竟如何處理？如何運用好這些素材？這也非常考驗寫作者的把控能力。

中外共通的科學家精神

科學家有一種共同的優良品質、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這種品質和精神就是科學家精神。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科學家，身上都具備這樣的精神。首先是愛國報國、服務人民、造福人類的精神。居里夫人是波蘭人，法國是她的第二祖國，但是當國家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她毫不猶豫地獻出自己有限的金子，甚至包括她獲得的金質獎章。伊雷娜·居里還親自上戰場，駕駛著載有X射線機的汽車，學習護理，為傷患者提供護理服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以后，伊雷娜和她的先生約里奧共同反對戰爭，堅定地支持世界和平事業，反對包括自己的祖國法國在內的國家發展核武器。中國的稀土科學家徐光憲也是如此，當年他受到科學救國思想的影響，認為學習先進科技一定可以為國家服務，于是毅然自費到美國去留學；而當1951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試圖阻止中國留學生回國時，徐光憲和他的夫人卻毅然放棄了在美國優越的生活條件，中斷了還有一年就能取得的博士學位，千方百計地回到祖國，并且竭盡自己全部的聰明才智，為國服務、造福人民，通過發明串級萃取技術，一舉扭轉了我國原先以極其低廉價格出售稀土原料卻要高價進口高提純的稀土產品這一不利局面。研制氫彈的于敏先生也是如此，為了國家利益他先后三次改變自己的專業研究方向：當國家需要原子能人才時，他毅然放棄了已經做出突出成就的量子場論領域，而當國家需要研制氫彈時，他又毅然放棄了自己已經站到了國際前沿的原子能研究，轉向原先一無所知的新領域。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身為一葉無輕重，愿將此生獻宏謀”，他將自己的全部都奉獻給了祖國的國防科技事業。

科學家精神包括求真務實、嚴謹認真、追求真理的精神，包括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探索精神，包括刻苦鉆研、開拓進取的創新精神。當面對那些前人見所未見的五億多年前的古生物化石的時候，舒德干、陳均遠和侯先光敢于大膽假設推論，并對其做出科學的研判，從而發現了“天下第一魚”，最早的脊椎動物、脊索動物等，發現了眾多填補空白的古生物，為探索生命起源、人類起源，發展進化論作出了中國科學家應有的貢獻。

科學家精神也包括專注執著，畢生畢一事的追求。為了事業，不少科學家舍棄了個人的興趣愛好，甚至犧牲了自己的家庭、兒女的幸福、個人的幸福，將全部的熱情、精力和才華投入到科研事業中，為此廢寢忘食，晝夜不息，克服了許多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在研制氫彈和先進核武器過程中，于敏曾三次休克暈倒，與死神擦肩而過。但是，即便是在青藏高原那樣的惡劣條件下，即便伙食粗劣，即便遭受嚴重高原反應，即便腸胃不適、吃不下飯的于敏筋疲力盡、身體羸弱，但他卻依舊硬撐著，哪怕是躺在床上、靠在被垛上，也要和同事們一起研究研制過程中遇到的問題，直到問題解決了才肯從高原上下來，返回北京到醫院去治病。

專業精神、專家精神也是科學家的重要精神特征。術業有專攻，科學家善于深鉆深挖，敢于站到前沿。于敏是在國內依靠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貢獻。徐光憲夫婦是在回國后依靠中國自己的科研力量，用簡陋的儀器完成了不同尋常的發現和發明創造。所有的科學家身上都具有這些寶貴的精神品質。這是科學家的共性，也是科學家之所以能夠作出杰出貢獻的根本原因。

在民族危亡之際，中國的有識之士提出了科學救國；而當國家安定、天下太平之際，我們呼喚科技興國、科技強國。我們國家歷來高度重視科技，高度尊崇科學家，并且大力倡導科學家精神。從“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到“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推動力”等一系列的科學論斷，從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到“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的目標，科學技術現代化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之一。與此同時，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科學家精神，并將其納入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納入中國精神的重要組成。包括20世紀六七十年代誕生的“兩彈一星”精神，新世紀的載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新時代的北斗精神，等等，都是以科技發明或科研成果來命名一種精神力量，這些精神系列都屬于科學家精神的有機組成。其不僅可以教育引導和引領中國的科學家專心致志地從事科研，同時也可以對全社會及大眾產生精神引領作用。倡導科學家精神也是“國之大者”的需要，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需要。當今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遇到了科技的“卡脖子”問題，特別是芯片、信息技術等高精尖領域的科技，我國尚存在盲區、短板和弱項，這種局面亟待改變。而要改變這種局面，尤其需要通過弘揚科學家精神，培養造就一大批國際領先的科技拔尖人才。

為此，我們的文學作品有必要也應該大力地宣傳、描寫科學家，要更多地以科學家作為傳記創作的主人公，把科學的理念和科學家精神貫注到文學作品中，用優秀的科學家傳記進學校、進課堂、進教材等方式，讓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更加注重科學教育和科學家精神的弘揚，讓更多的青少年熱愛科學、崇尚科學，從小樹立起投身科學、報效祖國、造福人民的遠大志向，培養造就一批科技拔尖人才，一大批富于科學家精神的優秀人才。我們要用有藝術感染力的文學作品去教育和引導少年兒童，要精心打磨更多的科學家傳記，讓科學家的故事遍地流傳，讓科學家精神在中國的大地上繽紛綻放，碩果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