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每年我都會去看望恩師鄭敏先生，但2021年，我未能成行。9月，我在北師大珠海校區工作期間收到鄭敏先生女兒童蔚姐的微信，告知我先生因病重住進了北醫三院的ICU，我的心驟然縮緊，焦急萬分。但人在遠方，且疫情期間醫院也無法探視，倍感無奈。回京之后，從童蔚姐處得知先生的治療創造了醫學奇跡，病情有所緩解，已住進普通病房，我的心情略有放松，心想，上天保佑先生，讓先生渡過了難關，我一定能和她再敘師生之情。然而，命運終究是無情的！2022年的第二天，先生的病情告危了。當晚，我受命忍痛趕寫了先生的生平簡介，邊寫邊回憶我與先生共度的七年，不，30多年的美好時光，回想先生對我的教誨，這份恩情，永世難忘。3日的清晨，先生踏上了遠行的征程，我心破碎，神情恍惚。終究沒能見上先生最后一面，成為我揮之不去的遺憾，但先生的精神永存我心，她化為那一顆耀眼的星辰，永遠照耀著我前行的腳步。

1987年夏秋我進入鄭敏先生的門下，攻讀她的碩士研究生。那時我并不怎么了解先生，只知道她是我國著名的“九葉派”詩人，而關于“九葉派”詩歌我也只是略知一二，并沒讀過多少他們的詩作。那時的我對于先生，多少是有些敬畏的。先生每學期給我們開設一門課程，所開設的課程有 “英國文學”“美國當代詩歌”“解構主義導論”。在“英國文學”這門課中，先生講莎士比亞、約翰·多恩、華茲華斯、艾略特等大家的作品。先生講課，從不給我們灌輸概念，任何從他人視角做出的評判都讓位于從作品本身得出的感悟。她帶我們讀莎士比亞的戲劇《裘力斯·凱撒》，從不同人物的臺詞著手，對每段臺詞都做出深入分析，讓我們感悟莎劇語言的豐富及獨特魅力，并細致挖掘劇中人物的多面性和復雜性，這點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當時國內學界對文學作品的評論大多流于比較籠統的作品主題和藝術特點分析，對于人物形象的判定比較簡單化，或正面或反面，二元對立式的思維模式還在統攝著文學批評的路徑，而先生的分析則能撥開文本表象去探求語言中潛隱著的復雜性、多面性，從而看到人物形象的另一面。你可以不接受她的觀點，但你不可以不去理會那語言背后的深度、厚度和豐富性，不去探查人物潛意識中思緒的流變、內心的矛盾和掙扎。這是我從先生那里獲得的最初教益。先生講英國詩人多恩的詩作，從作品的隱秘性、矛盾性、思辨性入手，帶我們讀艾略特對多恩詩歌的批評，讓我們看到了詩之寬闊與精深，感悟到詩之哲思與深奧。上世紀80年代，多恩的詩歌在我國學界尚無人涉獵，對多恩的研究可以說幾乎是一片空白。先生的講授給我們打開了一片新天地。研究生二年級課程結束時，我結合先生的講解和當時國內一些現有資料寫了一篇研究多恩詩歌的論文，先生認為寫得不錯，推薦給了《外國文學評論》，這是我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就這樣，在先生的引導下我初次邁上了英詩研究的道路，其中凝聚著先生的心血和學術思想。

三年的碩士學習階段，我和同學們每周都蹬著自行車奔赴先生坐落在清華園的家。課上，我們伴著先生書房窗下花園的芳香，倚著先生書房中裝滿英文書的書架，聆聽先生的教誨，那柔和的嗓音如天籟之聲敲開了我懵懂的心。而在此期間我也深入地認識了先生，了解了先生。她睿智的思想、靈動的詩心、嚴謹的治學態度、與學生之間平等的學術交流都令我從情感和心理上與先生親近了，對先生的創作經歷和學術思想也有了更為深入的感知。實際上，先生的教學始終貫穿著她一生追求的詩歌與哲學相互借鑒、相互滲透的思想，也包含著她深厚的人文情懷和知識分子的懷疑精神與批判精神。

先生的詩歌創作起步于上世紀40年代初，她的詩在那時就已確立了其在中國新詩發展史上的地位。初寫詩時她還是西南聯大的一名哲學系學生，她受教于馮友蘭、湯用彤、鄭昕等先生的哲學思想，而在詩歌方面她則更受益于教授德文的馮至先生，可以說，在鄭敏先生那里，詩歌與哲學從一開始就是不離不棄的一體的兩面。1948年，先生踏上了去往異國求學的路途，在美國的布朗大學研讀英國文學，碩士論文做的正是多恩的愛情詩。從那時起，除了寫詩之外，先生又開啟了對詩學理論的探索。然而，詩與詩學在她返回祖國之后的那個特殊的年代不得不被擱置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先生在遠離詩歌30年之后再次啟航，她不僅又一次唱出了心中的詩歌，也撥響了詩學批評的奏鳴曲，更奏響了哲學理論的華彩樂章。1982年先生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學術研究著作《英美詩歌戲劇研究》。從中可以看出，先生早年的批評思想中比較注重結構性的分析方法，而結構主義批評在當時國內批評界還默默無聞。不過，先生從未將詩歌的結構視為一個僵死的框架。她對當代美國詩歌的研究也采用結構分析的視角，但又對刻板的詩歌結構進行了破解，以詩歌的深層結構對詩歌的內蘊進行探求和挖掘，摸到了詩的無意識深層內里，預示了她對結構性思維的揚棄和超越，這在當時的詩歌研究和詩學理念中是相當超前的。先生帶著這些新穎的觀念給我們講課，啟發我們創新性的思維，她常說，“沒有創新就沒有學術”。 而研究、探索就是要不落入前人的窠臼、不盲從于既有的學術觀點，要善于發現問題，要勇于質疑。

1985年，先生受邀赴美國講學，不僅大量閱讀了美國當代詩歌作品，也接觸到以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為代表的解構主義哲學思潮，這對她的思想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她認識到西方思想界在二戰后已經逐步走出了形而上學理性至上和一元中心論的禁錮，開啟了消解絕對中心和二元對立的思維觀，提倡永恒的變和運動，倡導文化的多元共生。先生心中此前就已蘊藉的超越結構性思維觀的哲思、詩思此時與解構主義思想產生了強烈共鳴。她將英美后現代詩歌創作理念與解構的思維以及弗洛伊德的無意識理論結合起來進行思考和探索，關注詩歌中的“無意識”“開放的形式”，表現“不在之在”的詩性哲思。同時，她也將這些哲學與詩學思考與中國古典哲學的精神融合在一起，并將其浸潤于她獨特的、充滿感性的詩歌創作中，使她的詩歌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進一步向著深層哲思開敞，表現出更為豐富而深刻的精神內蘊，而她的詩學思想也隨著解構主義哲學觀在她精神境界中的播撒而深化了、豐富了。上世紀90年代，她先后發表了在國內詩歌界、漢語學界、理論界引起廣泛討論的一系列文章，并出版了《結構-解構視角：語言·文化·評論》（1998）《詩歌與哲學是近鄰——結構-解構詩論》（1999） 《思維·文化·詩學》（2004）等學術專著，思考西方詩歌在當代和未來的發展，反思中國新詩存在的問題，探索漢語在今天詩學和美學中的潛質，提出思維在解構哲學視域下的多元與開放……而這些思考不僅體現在她這一時期的論文和學術專著中，也始終貫穿在她的教學中。她講授的西方詩歌、中國詩歌、美國當代詩歌，當然還有解構主義理論，無不散發著對二元對立思維觀的超越，對中心論、一元論思想的反思和批判。我的碩士論文《論華茲華斯詩歌中自然觀的不和諧音》就是在先生的這種解構思維觀的啟發下完成的。

1990年，我讀了先生的博士，又跟隨先生踏上了新的求學旅程。進入博士階段，先生對我提出了要研究解構主義哲學理論的要求。我在碩士階段上過先生講授的“解構主義導論”課程，也閱讀了一些相關的書籍和文章，對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理論了解了一點皮毛。但先生要我研究哲學，這對我來說太過艱深了，我有一定的畏難情緒。但先生說，“如果沒有哲學作為底蘊，詩歌研究是深入不下去的”。先生是學哲學出身的，深信海德格爾的名言“詩歌與哲學是近鄰”。我聽從先生的勸誡，老老實實跟著先生讀了四年的德里達、保羅·德·曼、尼采、海德格爾等哲學家的作品。我初入哲學之門時，感覺哲學甚為艱深。不過，先生并未要求我大量閱讀，而是采用深入探討、細嚼慢咽的方式去理解哲學思想的深奧和博大。那時，我仍舊每周蹬車去先生家上課，我們二人相對而坐，我讀一段德里達的原著，先生給我詳解其中的意思。她可以將德里達深奧的思想用通俗淺顯的方式加以闡述，其中融匯了不少中國的老莊哲學，古老的東方哲學思想中的智慧與西方當代哲思常常碰撞出耀眼的火花，令我感到心胸的開闊、思緒的通達。漸漸地，我被這東西方思想交匯中迸發出的智性所吸引，畏難的情緒逐漸消散，我由先生引領著走進了一個更為博大而寬廣的思之宇宙，被其中的壯麗迷住了，原來哲學可以如此充滿誘人的魅力！最終我在先生的帶領下，選擇了《語言與認識論——德里達的解構主義批評》作為我的博士論文研究的選題。先生指導我的碩士和博士論文的方法是獨特的，她并不看我的論文稿，而是聽。我一句句將自己的論文大聲地念給她聽，她細心地聆聽，發覺有不對的地方就馬上叫停，然后我們一起談論問題出在哪里，怎樣去修改，有時論文稿反復念好幾遍，直到她聽了感覺沒有問題了為止。先生的這種指導論文的方式實際上是促進了我們之間的交談和討論，問題就在這樣的探討中得到了解決也得到了深化，而這也促成了我和先生之間密切的互動，思緒的交流。

完成博士學業之后的日子，我常常去先生家看望她，說是看望，實則是希望先生不時地提醒自己在治學上不能疏懶，在思想上不能怠惰，對于學問不能麻木。每每去和先生交談，先生總是非常和藹地且單刀直入地問我：“現在在思考什么問題？”我出國進修之前去看望她，她囑我“一定要帶著問題去，看看別人在研究什么，在思考什么，回來對照我們的現實問題去研究，不要總是悶頭看書”。她的觀點是，現在是信息化時代，要讀的書永遠也讀不完，要收集的資料永遠也收集不完，我們的腦子不是儲存器，而應該是開掘機，要去創造性地尋找問題、思考問題、探索問題。坐在先生面前，我聽著她暢談那敏銳而靈動的思想，時而與她交流，有時她滔滔不絕，往往不知不覺就過去了幾個小時，而她，永遠不知疲倦。先生是詩人，也是學者，更是思者、智者，她思考的問題永遠沒有終結。她常說，“我的生命就是在不斷地思考，不能思考，生命對我來說就沒有意義了。”她思考中西詩歌、漢語、教育、文化、環境、戰爭、政治、歷史……有時候，先生和我聊得起勁兒，留我在家里吃晚飯。先生家里吃飯的習慣是分餐制，每人端一個盤子，盤子里盛上自己想吃的飯菜，然后我們端著盤子，在書房或在客廳邊吃邊聊。出了先生的家門，我的思緒仿佛接受了電擊，不斷躍動著來自天際的閃光。

對于生死，先生的態度始終是通透的，她特別認同解構思維中的變的思想，認為生命本身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切都在變化，而有了變化才有了進步和發展。她早年的詩作中就表現出她對自我個體的思考，將“我”融進更大的萬物之中，《寂寞》一詩就是自我與萬物相通的詩意體現，及至她晚年的詩作《最后的誕生》，她將自我融進了那宏大的宇宙：

我知道我已經完成了

最后的誕生：

一顆小小的粒子重新

漂浮在宇宙的母親的身體里

我并沒有消失，

從遙遠遙遠的星河

我在傾聽人類的信息

……

“讓我們一起歌唱

那不朽的歡樂頌！”

我知道

他們還有

很長的路要走。

面對死亡，先生的那一個“我”化作了天宇中的一個粒子、一顆星辰，與人類、與蒼穹合一，達到了生命的最高境界。英國詩人華茲華斯渴望讓肉身暫時停止呼吸，讓靈魂化為活的生命，如此方能洞見生命的本質；美國女詩人狄金森將生命看作與死亡相伴的過程，而那悠然而忙碌的一生則由死亡陪伴著邁入永生。先生的詩思更進一步，因為，她永遠都能洞見并體察到那空茫中的另一個存在，它將詩與思、將生命帶入與人類合一的永恒。

先生遠行，卻并未遠離，我們的心貼得更近了，因為，我們每日都呼吸著她生命的氣息，浸潤著她靈魂的播撒，感受著她那不存在的存在，她的生命已踏入人類的長河、進入了博大的宇宙！

她的精神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