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無愧于新時代的中國理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深入發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伴隨著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堅實腳步，中國理論、中國學術、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是否也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繁榮）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
毋庸諱言，對于這一時代之問、實踐之問、人民之問，理論學術界恐怕不那么自信。而學術自信的不堅挺、不豐厚、不扎實，從根本上說，又源于對無比豐富、鮮活、具體而深刻的當代中國實踐的隔膜或研究解讀的不深入、不系統、不扎實。一個不爭的令人尷尬的事實是，中國人民的社會變革實踐已大大地向前發展，進入一個創造歷史的新時代，而中國理論學術的實際狀況和水平與新時代發展、中國實踐相比，還很不適應、很不匹配。這在很大程度上既制約了中國理論學術、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對實踐的引領力，也制約了中國理論學術、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馬克思的這一著名論斷，為我們觀察中國理論學術的發展狀況，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原則。
流行多年的一種看法，認為學術就要遠離現實生活，離現實愈遠，學術價值愈高，“為學術而學術”才是學術的正道、學者的本分，正所謂“思想淡出，學術繁榮”。問題在于，無思想的學術何謂？無理論的學術有何意義？學術繁榮、學術進步的源泉和評判標準是什么？從根本上說，衡量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術價值和水平，在于研究成果對于哲學社會科學自身的發展、繁榮和進步所具有的意義，而哲學社會科學進步與否、學術繁榮與否，則以是否滿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不斷發展的社會實踐的需要為標準，并最終要由實踐來檢驗其正確與否、價值大小。因此，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應該是內在統一的。此外，還要看其是否具有啟迪人心、激動人心、征服人心、塑造人心的力量，這種力量來源于思想的原創性和深刻性、邏輯的貫通性和自洽性，來源于對實踐之問的解剖力、把握力和解決力，對時代變革、文明進步和學術發展的引領力和塑造力。理論只有徹底，才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直抵實踐的深處。那種遠離社會實踐、對實踐缺乏深刻理解和把握的所謂“學術研究”，既不可能提出這樣的任務，更不可能完成這樣的任務，即便再熱鬧，喧囂無比，不過是“茶杯里的繁華”“茶杯里的風暴”，終究是小格局、小情調、小圈子里的狂歡，于實踐、時代、人民無所助益。
應該看到，假“學術研究”“學術價值”“學術深刻”之名，某種觀念論的研究范式在我國理論學術界仍頗為盛行：從文獻到文獻，從思想到思想，從概念到概念，“從觀念中來到觀念中去”，用理論論證檢驗理論，用觀念的歷史敘述代替現實的歷史敘述；盡管身處中國實踐的大背景并心安理得地享受中國人民實踐創造的物質成果，卻不是從活生生的中國實踐出發來說明觀念的東西，而是用某種既成的、超歷史的甚至神化的觀念來解釋、評判當下的中國實踐；一旦某種理論觀念與中國實踐不相符合，不是反思理論觀念本身，而是指責中國實踐“錯了”，用概念、觀念的花哨、玄虛來掩飾思想的蒼白。此種研究范式的流行，是造成目前我國理論學術窘況的重要原因。
思想不等于獨白，學術不等于自嗨。學術疏離時代，時代必然疏離學術；學術冷漠人民，人民必然冷漠學術；理論脫離實踐，實踐必然拋棄理論。新時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立足中國實踐的中國理論、中國學術的大繁榮、大發展。
習近平同志指出：“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應該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這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著力點、著重點。一切刻舟求劍、照貓畫虎、生搬硬套、依樣畫葫蘆的做法都是無濟于事的。”
中國實踐是極其獨特的，對于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繁榮中國學術、發展中國理論具有本源性的意義。譬如，中國式現代化，就走著一條與西方現代化迥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未曾設想、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未曾實踐、中國歷史上也未曾嘗試的道路，是史無前例的。對此，從理論學術上如何概括、提煉和表達？已有學者指出，“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需要自身的理論構建，是因為迄今為止各種關于現代化的理論，都很難準確概括、理解和解釋中國式現代化的實際過程。我們需要一種超越西方現代化理論的視野，基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經驗，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話語體系、理論框架和解釋邏輯。”（李培林：《中國式現代化和新發展社會學》，載《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12期）
“西方中心主義”的現代化理論體系之所以必須被超越，與所謂“民族主義情緒”無關，從根本上說，緣于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本身并不是按照西方現代化理論體系所規定的路徑走出來的。盡管費正清的“沖擊—反應”說以及所謂“依附”理論、“晚外發”理論等都曾風靡一時，但面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獨特實踐和獨特經驗，這些理論觀點的解釋卻是牽強附會甚至南轅北轍的，硬要用它們來“強制闡釋”，則不可避免地陷入“削足適履”“殺頭便冠”的荒謬境地，更遑論用以指導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具體實踐了。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否可以歸結為西方國家（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的外部沖擊和影響呢？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為救亡圖存，眾多仁人志士向西方學習，提出過各種主張、方案，但都行不通，都歸于失敗。在歷史向世界歷史的深刻轉變中，中國確實是被西方列強打開了國門，屈辱地被裹挾進了世界歷史。但是，被動卷入是否能夠真正走出一條現代化道路呢？不能！現代化往往意味著一個國家的工業化。從洋務運動開始，直到20世紀初期，不斷有人嘗試“師夷長技以制夷”“工業救國”“實業救國”，但都沒有成功。毛澤東指出：“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一個不是貧弱的而是富強的中國，是和一個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獨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中國，相聯結的。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里，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求得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這種幼稚的夢的幻滅，正是中國富強的起點。”
歷史不能假設，但歷史經驗必須得到尊重。總結1840年以來中國人民的不屈奮斗史，總結百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的不懈奮斗史，人們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啟迪。試想，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沒有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沒有中國人民的偉大覺醒，而是亦步亦趨地跟隨著西方世界，納入西方現代化體系，中國的面貌會怎樣？中國人民還能夠站起來、富起來進而強起來嗎？絕無可能！
1850年，馬克思恩格斯已經預見到美國將發展成為資本主義世界最大的經濟強國，并認為歐洲惟有進行社會革命，才能避免成為美國的附庸。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這一預見所蘊含的方法論反而在中國大地上得到了科學的驗證，中國人民正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了廣泛而深刻的社會革命，徹底擺脫了任人宰割、被奴役、被壓迫的依附地位，獨立自主地開辟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曾經流傳甚廣的所謂“救亡壓倒啟蒙”說，實質上是一種精英主義和觀念論史觀。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求得獨立、解放（即所謂“救亡”）和富強的奮斗歷程，本身就是偉大的自我覺醒、思想解放、觀念變革（即所謂“啟蒙”），是從物質到精神全面由被動變為主動的深刻變革過程。回想一百多年前的中國，從思想理論界到輿論界，中國人民的精神狀況是何等悲觀、迷惘和“自我矮化”，而今天，中國人民的精神已高度自信。
觀察、研究、解讀中國式現代化，就不能不格外關注小康社會。小康社會，完全是中國式的偉大創造，西方世界根本就不存在，西方也從未產生過小康社會理論，更談不上“小康社會指標體系”，因而，將西方現代化理論根據西方現代化實踐概括出的所謂現代化指標體系，簡單套用到中國，評價中國的小康社會和現代化發展水平，這本身就是驢唇不對馬嘴的荒腔走板。
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性在于，它是人口規模龐大的現代化，比迄今為止所有實現現代化國家的人口總和還要大；它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而目前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和地區都是資本主義式的；它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人民既是現代化實踐的主體，又是現代化成果的共享者，它奉守“共同富裕”，拒斥“兩極分化”；它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經濟社會發展與人本身發展相統一，而西方現代化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數，先制造人與自然的對立沖突再來大談環境治理，大量制造“片面的”“偶然的”“物化的”“異化的”個人；它走和平發展道路，以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為國際關系價值準則，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而西方現代化則以掠奪他國、零和博弈和強權政治為前提和目標。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打破了在現代化理論和實踐上“西方中心主義”模式一統天下的神話，顛覆了西方現代化模式和資本主義文明充斥著的“資本”邏輯、“兩極分化”邏輯、“物質主義”邏輯、“異化”邏輯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展現出反映人類歷史發展趨勢和代表人類文明新價值取向的“人民”邏輯、“共同富裕”邏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邏輯和各國人民一律平等共同進步的正義法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成功開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向世界人民傳遞了這樣的價值理念：這個世界不再是也不應該是弱肉強食、叢林法則橫行的不公平不正義的世界。
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入推進，不僅將徹底改寫現代化的世界版圖，而且會從根本上改寫現代化的理論譜系，對“西方中心主義”現代化理論、模式、概念、范疇、標準（包括指標體系等），構成顛覆性的挑戰和創新。更深遠的意義還在于，盡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過關于現代化的一些闡述，但唯物史觀視域內的現代化理論終究尚未獲得成熟的系統化的形態。立足中國實踐，從歷史觀的高度，揭示中國式現代化的活潑創造與其對21世紀唯物史觀的豐富發展這一新時代二重奏的獨特意蘊，從思想形態、理論范式、路徑選擇、指標體系等多維度、多層次、學理化地研究闡發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邏輯、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創造21世紀唯物史觀的最新形態和“中國版本”，將是我國理論學術界對唯物史觀、對人類文明進步的重大貢獻。
中國實踐是極其深刻的。理論學術要深入研究、解讀進而引領如此豐富深刻的社會實踐，就要把握好兩個關鍵環節或難點：其一，提煉。即將實踐問題、現實問題用理論研究、學術思考特有的方式表達出來，學理化地呈現出來，而不是簡單照鏡子似的移植過來。這里有一個對從實踐中調查而來的第一手感性材料把握、甄別、提煉，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思維加工過程。關鍵在于提煉出對實踐發展有意義或重大意義的真問題，并且不因為思維的加工而忽視或隔斷與實踐的有機聯系，變成純粹觀念的囈語。其二，抓住根本。理論研究必須徹底，抓住事物的根本，深入研究，深入思考，在“人所共知”之處，說出一番不那么“人所共知”但又有說服力的道理來，不隔靴搔癢，不流于表面，不人云亦云，但也不標新立異，“為賦新詞強說愁”。
譬如，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如何予以透徹的系統的學理化闡發？無論是用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已有經驗，還是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都解釋不了。把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是幾代馬克思主義者的主張，不特如此，西方思想理論界和輿論界，同樣不承認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因而長時間里這幾乎成為東西方兩大陣營根深蒂固的認識。一方面，盡管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曾經說過，社會主義不是一成不變的，但在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搞社會主義改革特別是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有機有效地結合起來，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都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社會主義是否必須和能夠實行計劃經濟？工業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的尖銳化，造成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市場的盲目性、市場失靈，等等，這些都已有歷史的事實。因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提出計劃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特別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生產組織方式，是十分自然的。但是，這樣做的歷史條件是：第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必須建立在繼承資本主義所創造的高度發達的生產力成果基礎之上，同時剔除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對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桎梏和對人民作為異己力量的統治；第二，社會主義建設者具有掌握和充分發揮人們的多方面需求體系和創造力的機制，掌握和組織全社會所有系統（從企業到社區、學校、機關，從城市到鄉村，從體力勞動到腦力勞動等各方面）的極其豐富強大的知識和能力，而且保證不犯錯誤。事實證明，至少在現實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相當長歷史時期內，這是不可能做到的，硬要實行這樣的計劃經濟，只能使社會主義走向僵化、封閉和失敗。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上一個極其重大的發展和創新。
另一方面，承認市場是資源配置最有效的手段，承認市場經濟是迄今為止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最有效的方式，難道就意味著必須像西方國家搞市場經濟那樣放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和原則？！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教條主義的表現。按照此種教條主義，中國改革開放必須走西方式市場經濟發展道路，必須按照西方市場經濟的制度和規則辦事，也只有那樣，才是真正的完全意義上的市場經濟。中國40多年的改革實踐表明，社會主義公有制完全應該而且能夠與市場經濟有機有效地結合，國有經濟在改革中并未縮小而是不斷發展壯大，而民營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展現出與西方私有經濟不同的性質、角色與功能。
中國改革實踐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對西方經濟學體系的眾多理論、模式，構成了顛覆性的挑戰和創新。例如，所謂“小政府、大市場”“小政府、大社會”的理論和模式，在中國就根本行不通。又如，所謂“經濟人”假設，就不能解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企業的諸多行為（如廣泛參與的生產性扶貧和治理等）。（參見呂鵬、劉學：《企業項目制與生產型治理的實踐——基于兩家企業扶貧案例的調研》，載《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10期）
中國改革開放已走過40多年的歷程，但時至今日，我們尚未從學術上構建出能夠深刻概括這一偉大實踐并與之相匹配的具有世界影響的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新時代的中國，亟需構建21世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用以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庫。
不特如此，中國改革開放同樣提出了加快構建21世紀中國特色哲學的實踐要求和理論任務。哲學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和文明的活的靈魂，如果不能敏銳而深刻地把握新的時代精神，不能系統而深刻地凝練新時代中國的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不能滿足人民大眾對美好生活特別是美好精神生活的追求，將新時代中國人民“最精致、最珍貴和看不見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學思想里”，不能塑造和引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譜系，那么“哲學的貧困”與“貧困的哲學”將始終是籠罩在我國哲學界頭頂上的陰影，中國的哲學把握新時代、引領新時代，參與世界范圍的百家爭鳴，就是一句空話。
必須指出，中國實踐不是盲目的、自發的、自在的，而是有著鮮明有力的指導思想的自覺自為的偉大實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新時代中國實踐的指導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國際上有一種看法，一種新版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正在顛覆西方的傳統理論。系統而深入地研究闡發新版馬克思主義理論所蘊含的深刻道理、學理和哲理，構建21世紀中國特色的“實踐論”、“矛盾論”、辯證法、認識論和歷史觀，是新時代我國理論界特別是哲學界的重大責任。
中國實踐是極其復雜而開放的系統。中國實踐不是封閉的、孤立的，中國實踐與世界變革的聯系日趨緊密，中國實踐的世界性影響愈益加深。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逆轉，“兩個大局”交互影響，兩個題目，一張卷子，呈現出復雜的巨系統特征。但是，目前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的過細劃分以及由此帶來的專門化、學院化、碎片化、技術化大大限制了中國理論學術對當代社會實踐的整體把握和深入研究。實踐提出的問題是極其復雜的、綜合性的，越是重大問題，其綜合性、戰略性、系統性越強，而目前的學科專業劃分，對這些重大問題要么覺得無關本學科，要么如“盲人摸象”無從把握，或者將問題肢解得支離破碎，從而既無法解讀問題，更無法解決問題。
恩格斯曾經用充滿激情的筆觸，深刻地分析了15世紀下半葉開始的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認為這是人類以往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一次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那是一些在思維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那時，幾乎沒有一個著名人物不曾作過長途旅行，不會說四五種語言，不在好幾個專業上放射出光芒。“那個時代的英雄們還沒有成為分工的奴隸，而分工所產生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響，在他們的后繼者那里我們是常常看到的。而尤其突出的是，他們幾乎全都置身于時代運動中，在實際斗爭中意氣風發，站在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進行斗爭，有人用舌和筆，有人用劍，有些人則兩者并用。因此他們具有成為全面的人的那種性格上的豐富和力量。書齋里的學者是例外：他們不是二流或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燒著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后來，隨著分工的高度專業化，學科過細劃分的專門化，大量新事物、新問題靠傳統學科無力解釋的情形層出不窮，反而催生了眾多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和新的理論、方法。例如，“在分子科學和原子科學的接觸點上，雙方都宣稱無能為力，但是恰恰在這里可望取得最大的成果。”
當代中國實踐及與之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這個世界，涌現了太多傳統學科的視界內感到“無能為力”的新事物和新問題，固守于傳統的學科體系是無法構建起符合新時代中國實踐需要的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的。
人們注意到，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一方面帶來知識傳播方式、學習方式的碎片化、即時化和個性化，另一方面又對傳統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知識體系構成嚴峻挑戰，從而預示著科學的高度專業化基礎上的新的更高水平、更廣維度上的綜合化、整體化。
由此檢視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發展現狀，盡管成績斐然，但仍有明顯的短板，特別是在學術體系方面。而學術體系的突出短板表現為缺乏原創性的具有鮮明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而又代表新時代水平的思想、理論、觀點和見解，缺乏有思想穿透力和世界影響力的標志性研究成果，缺乏傳世之作、扛鼎之作。必須承認，學科體系、話語體系的建構能否成功，歸根到底，取決于學術體系，學術體系是“三大體系”的核心。學科體系不是“跑馬圈地”“占山為王”，更不是“畫地為牢”。話語體系不是自說自話，打造標識性概念必然蘊含著準確、貼切、深入人心的問題，而這，離不開學術體系的思想力、學術力和影響力。
2021年，我們隆重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百年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實踐奇跡。而理論學術上的奇跡如何才能真正創造出來，與中國人民創造的實踐奇跡相匹配并為世界所公認？這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界必須深而思之的重大而緊迫的時代課題。
今天，中國人民已經可以自信地平視世界，而中國學術界是否能夠并以怎樣的學術自信來平視世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