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沙葉新先生《幸遇先生蔡》的發表，在這個時代似乎成為一個隱喻，五四精神、蔡元培精神，在今天與知識分子還有多少關系是一件可以討論的事情。五四的先賢們只能存留在舞臺的想象中。事實的確如此，五四運動已經成為一個遙遠的過去，它只可想象而難再經驗。這個判斷與我們正在親歷的思想文化環境有關，這是一個與五四大異其趣的時代，無論是精神空間、胸懷氣象還是話題對象、價值觀念。五四精神在今天正在消失。

今天的思想文化環境，與五四漸遠，卻與晚明相近。晚明處在大變動時代，雖然出現了一些大思想家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李贄等，但普遍的士風卻是逃禪歸隱、棄儒從商、縱欲享樂之風盛行。這與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文化環境多有相似之處。特別是學院知識分子，在當下學術制度、教育制度的制約下幾乎無所作為。因此，五四時代形成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正在蛻化為人文知識專家。眾所周知，知識分子參與公共事務是這個階層首要的功能和義務，但是考察本學科知識分子自1990年代以來，所思考的問題和發表的言論，更多的是尋章摘句、重復原典的所謂“學術”，能夠進入公共論域的話題或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為社會提供思想的著述，幾乎鳳毛麟角。這時我想起了謝冕先生。他是我的老師，我可以經常見到他，但每當我想起他的時候，竟感覺遙遠無比。這個距離是我們與他的文學信念的距離，是與他強大而自信的內心的距離，當然也是與他對文化傳統、文化變遷判斷的距離。我們對當代人的肯定往往吝嗇：一是感覺我們自己更重要，一是因對別人所知未深而自然流露的膚淺輕慢。這是這個時代學界的病癥之一。

就20世紀的中國文學而言，五四和1980年代，是最有成就的時代已是不爭的共識。然而，對這兩個不同時期的種種議論大概也最多。當然，我們還可以從另一角度考慮這一議論和挑剔：一是它值得議論，對它們的反復提及人們懷有興趣；二是人們總愿意以理想的方式設定于未來，寄希望于它更完美的形態。然而，這畢竟只是一種情感愿望，歷史的發展和邏輯的發展難以訴諸于設定的形式。當我們以理性的方式面對這兩段歷史時，我們竟充滿了難以言說的敬意和懷戀之情。這是兩段相似又不盡相同的歷史，它深置于我們的記憶而使我們只能超越而難以走出，它是我們的精神故鄉，精神遺產，它們以特有的魅力向我們發出呼喚而我們則愿意追隨。這一古舊的情懷不合時尚，于我們說來則不可換取，其原因也許在于，在五四運動90周年到來的時候，那一切只能追憶而難以重臨。

謝冕與這兩個不同時期密切相關。五四的精神傳統給他以思想和情懷的哺育，這一傳統就是科學與民主的傳統，它逐漸演化為謝冕的精神信念。在這一信念的召示下，他不僅僅成為五四精神的傳人，成為1980年代以降影響廣泛、成就卓著的文學批評家、思想家和文學教育家，而且使他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知識分子。這一切，在他1980年代以降的文學批評和教學活動中，以最具說服力的形式得以表達。因此，五四精神是謝冕主要的思想來源；這一來源支配著謝冕的情感方式，使他不能成為純粹書齋式的、內心平靜的學者，他不能生存于超然的空間而獨善其身，現實的一切與他有關，因此他只能選擇介入的方式，入世的情懷，以文學批評的形式展開他宿命般的人生，在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生命過程中顯示著他特立獨行的人格成就和精神風采；但這并不意味著謝冕的批評方式和目標追求是超驗設定的，恰恰相反，現代理性和科學精神深置于他的思想深處，在他的批評實踐中，他求證和發現的文學思想和概念，因其科學意義和純正的學院品格而廣為流行。上述三個方面，應該說是我們研究謝冕并走進他精神空間不可忽略的視角。

謝冕迄今為止的絕大部分時間生活于北大，這所中外聞名的學府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和精神堡壘，近一個世紀來，五四精神和傳統幾近成了這所學府的象征而被世人所矚目。謝冕求學并工作在這里，他深被五四精神所感染，并決定了他以后許多年的精神信念。這一點不僅在他自傳性的長篇散文《流向遠方的水》1中有明確的陳白，而且始終如一地貫穿于他的批評實踐中。“他經常神往于五四時代，神往于那個勇敢、活躍、不妥協地除舊布新的時代，那個‘一切都將要發生，一切都正在發生’的時代。”2黃子平的這一認知相當準確。我們在謝冕的許多著作和文章中都常常讀到他對那一時代充滿激情神往的文字：“五四運動所體現的時代品質是重新開始幻想和爭取。它以決絕的態度批判舊文化、舊道德和舊文學，目的就在于它有一種肯定和憧憬的對象。”3這一對象就是“民主、自由、科學、人權的一套新的思想”4。謝冕將這一套新的思想作為精神信念信守，與他從事文學批評的歷史處境密切相關。1980年代初期的中國，剛剛走出20世紀最黑暗的“文革”10年，然而，這10年作為1980年代最為切近的歷史背景，它的歷史形態仍然以慣性的方式幾乎無處不在地彌漫四方，那不僅僅是一個“啟蒙”話語的時代，同時也是專制話語余威未盡的時代。于是，一方面是“歷史必然要求”的解放的企盼，一方面則是對這一要求的深切驚恐。20世紀初期的歷史情境在歷經半個多世紀之后，幾乎又以相似的形態重演。這一切，首先最敏感地反映在文學藝術上。李澤厚后來對這一時期的時代精神或氣氛作過如下描述：

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時代。人的啟蒙，人的覺聯，人道主義，人性復歸……都圍繞著感性血肉的個體從作為理性異化的神的踐踏蹂躪下要求解放出來的主題旋轉。“人啊，人”的吶喊遍及了各個領城各個方面。這是什么意思呢?相當朦朧；但有一點又異常清楚明白：一個造神造英雄來統治自己的時代過去了，回到了五四期的感傷、憧憬、迷茫、嘆息和歡樂。但這已是經歷了60年慘痛之后的復歸。歷史盡管繞圓圈，但也不完全重復。幾代人應該沒有白活，幾代人所付出的沉重代價使它比五四要深刻、沉重、絢麗、豐滿。5

這樣一個與五四酷似的時期，加之這代人特有的情懷、知識背景和對中國屬于這代人的認識，他們選擇五四作為自己的思想資源就是一種必然。因此，謝冕1980年代初期乃至直到今天的文學批評，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框架中展開的。1980年5月7日，謝冕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他的曾引起廣泛爭論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這篇文章所傳達的思想觀念在今天看來已遠遠構不成“異端”，然而在當時它卻有如石破天驚，它使一些人震怒并且恐懼，作為文壇“公案”，對它的“訴訟”長達數年之久。這篇不足3000字的短文，他同樣首先談到了五四：“當前這一狀況，使我們想到五四時期的新詩運動。當年，它的先驅者們清醒地認識到舊體詩詞僵化的形式已不適應新生活的發展，他們發憤而起，終于打倒了舊詩。他們的革命精神足為我們楷模。”6面對又一場詩歌革新運動他指出：“對于這些‘古怪’的詩，有些評論者則沉不住氣，便要急著出來加以‘引導’。有的則惶惶不安，以為詩歌出了亂子了。這些人也許是好心的。但我卻主張聽聽、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動’。我們有太多的粗暴干涉的教訓（而每次的粗暴干涉都有堂而皇之的口實），我們又有太多的把不同風格、不同流派、不同創作方法的詩歌視為異端、判為毒草而把他們斬盡殺絕的教訓。而那樣做的結果，則是中國詩歌自五四以來沒有再現過五四那種自由的、充滿創造精神的繁榮。”7謝冕對上述觀點的表達是柔和而平靜的，即便在當時看來，他也不是有些人認為的所謂“激進”。當然，這一從容的表達并不是顧及某種壓力或是策略上的考慮。事實上，從那時起他所選擇的陳述對象，無論是詩潮還是具體的詩人詩作，他都將五四精神作為一個明確的參照，從而去維護、鼓勵那些具有革新精神和創造精神的詩人們去大膽地探索。他最先評論、支持的一批青年詩人，先后構成了1980年代“新詩潮”的主力陣容：北島、舒婷、楊煉、顧城、江河、駱耕野、徐敬亞、王小妮、傅天琳、梁小斌、陳所巨、王家新等等。這已成為史實的現象說明謝冕不僅僅具有民主、寬容、自由的五四精神傳統，同時亦說明他所具有的超越于普通批評家的審美洞察力。上述詩人的作品不止于因當時表達了不合世風的思想觀念而卓然不群，同時重要的是，他們在詩歌的表達形式、語言、審美取向等方面的重大超越。而謝冕正是以他作為杰出批評家獨具的敏銳眼光作出了自信而正確的判斷。這一情景自然讓人聯想到五四時期周作人對李金發的支持，魯迅對蕭軍、蕭紅、殷夫、高長虹等青年作家詩人的鼓勵與提攜等等，他同樣肩著閘門。不同的是，雖然“那時的舊勢力太強大也太猖獗”8，但他們畢竟沒有像謝冕那樣除了文化之外還要承受霸權話語的雙重壓力。因此，謝冕和他有共同信念的人一起，是以不妥協的堅持戰取了1980年代中國文學關鍵的一役。從那時起，當代中國文學才有了多種選擇的可能。時代多變，但無論任何時候，只要想起那一時期代表當代中國文學健康力量的決絕和堅韌，依然給人以一言難盡的萬端感慨。

謝冕深被五四精神所吸引，這決定了他的“情感方式”和人生態度。在古代中國，知識分子歷來處于“進與退”“出與入”“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的矛盾和選擇中；到了現代，是做“問題中人還是學術中人”，是重思想還是重學術，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還是知其不可為而不為，依然痛苦地困擾著他們。但就中國具體的歷史處境而言，那些具有憂患意識和使命意識的知識分子大都選擇了前者，百年來的內憂外患，使這樣的知識分子難以安于書齋，中國的歷史境遇培育了中國式知識分子的特有的思想情感方式。他們雖然歷經了五四以來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禮，對傳統的“入世”思想進行了創造性的改造，但就其本質而言，誠如余英時先生指出的那樣：近百余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獨特傳統不但沒有失去它舊日的光彩，而且還煥發了新的光輝。中國近代史上一連串的“明道救世”的大運動都是以知識分子為領導主體的。無論是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民革命，其領導人物主要都是來自知識階級。西方文化（包括馬克思主義）的沖擊使中國知識分子獲得了重大的思想解放這是一件無可否認的事實。“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不再把傳統的名教綱常看作天經地義了。但是這種影響僅限于思想信仰的內容方面，中國知識分子的性格并沒有發生革命性的變化。9這一性格隱含著無可抗拒的文化基因，它不是一種姿態或對革命有著先天的狂熱，它首先是現代中國歷史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他們發自內心的情感需要。謝冕常常表達他這樣的看法：“我們有幸站在兩個重大時代的交點之上。歷史給我們以機會和可能進行范圍廣泛的全民的反思。這種歷史性的反思，以深刻的批判意識開啟民族的靈智。作為這一時代的知識分子，我當然無法(當然也不謀求)逃遁這一歷史的使命。”“中國詩歌傳統的強大和豐富，曾經痛苦地折磨著、并考驗了我們的前輩——五四新詩革命的前驅者們。如今，輪到我們承擔他們所經歷的一切。”10這多少有些悲愴的意味仿佛成了一種無可回避的被選擇的宿命。這種介入或“入世”的精神使謝冕與現實的關系充斥著一種緊張感。他的研究或批評對象基本是在詩歌領域，但是，他的每本著作或每篇文章，幾乎都密切地聯系著百年中國，尤其是當代中國的現實，聯系著每一時期重大的理論命題，也正因為如此，謝冕的影響才遠遠超出了詩的領界，才會在文學界、文化思想界乃至全社會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百年中國的歷史境遇和文化的命運始終是謝冕從事文學研究的宏闊背景，他不是為文學而文學、為研究而研究的所謂“學術中人”，他的文學功用觀前后雖然有過不小的變化，但他始終沒有動搖的則是文學力求“有用”的看法。作為他那一代人，他也難免受到時代觀念的影響，他曾經認為：“把詩歌當成一種‘甜蜜的事業’，實在是一種誤會。常常被人們喻詩歌為炸彈和旗幟，是就其主要的戰斗性能而言的。這種性能當然不是唯一的，當然會有也應當允許有讓人娛樂、讓人休息、讓人輕松的詩。但這些，從來也不構成詩歌的主流。要是把討人喜歡當作詩歌刻意追求的目的，要是立志只做甜蜜的詩人而回避詩人的憤怒，我們只能為詩歌的失責而遺憾。”11這一看法就其針對長久流行的“頌歌”傳統而言是切中要害的，鼓勵詩人的社會批判職能同樣能夠理解，但他后來對文學功用觀的表達則更為平實并切近文學有所作為的可能性：“文學對社會的貢獻是緩進的、久遠的，它的影響是潛默的浸潤。它通過愉悅的感化最后作用于世道人心。它對于社會是營養品，潤滑劑，而很難是藥到病除的全靈膏丹。”12謝冕對文學功用觀認識的發展是極其重要的，它啟示我們對文學的可能性及有限性持有清醒的認知，而免于陷入對文學功用的自我夸大或沉迷于自造的神話。他對諸如“文學救國”的幻覺持有清醒的理性認識，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對文學作用于社會持虛無態度，他同時被感動的還有“一百年來文學為社會進步而前赴后繼的情景”。

謝冕的介入意識、憂患情懷和文化批判取向，雖然密切地聯系著70多年前的那場偉大的創世紀的運動，他向往、憧憬但并不膜拜，他倒是經常提醒自己和世人對五四的激進和偏執有所警覺：“70年前的缺憾是創造的激情把舊物當成了否定物，因而展現出對待傳統的無分析性和片面性。”13“我們希望站在分析的立場上，我們愿意認同于近代結束之后中國知識分子的吶喊、抗爭以及積極的文化批判。因為它順應了社會現代化的歷史要求，它的功效在于排除通往這一目標的障礙。但我們理所當然地注意到保存和發揚那些優良傳統的必要，而避免采取無分析的一概踩倒的激烈。”14這一立場出于不偏不倚的策略性考慮，事實上他對于傳統有分析的對待時常有不經意的流露，但他的“傳統”不是那個一成不變的古老神話，不是隨意可以裝進敘事“口袋”的材料。在他看來，“我們生活在傳統中，我們也創造著傳統。傳統之于我們，并不意味著一潭死水，更不意味著是失去意義的河床。傳統是長河，源流綿遠，從遠古流淌至今。它處于不斷凝聚而又不斷更新的狀態。它并非凝固不變，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經過歷代先民的智慧創造，積淀而為豐富的文化詩歌傳統，盡管它的構成之中有相當穩定的基因，但又是不斷發展不斷豐富著的”15。謝冕的這一“傳統觀”不僅使他擁有了面對“權威”從容自若的心態，自信地既生活于傳統之中也以自己的方式豐富創造著傳統，同時也使他擁有了對于自己也是傳統過程的歷史感。他常常坦然地訴說自己那類似“中間物”般的真誠心境。1980年代中期，他已是受到青年熱愛尊敬的著名批評家，但他仍不斷地檢視自己：“像我這樣的人，可以理解我的師輩，也可以理解我的同輩，我理解他們痛苦的追求、追求的痛苦。但對于我的晚一輩，我的學生就不能夠很充分地理解。”16在具體的批評實踐上，他同樣認為：“單一的評論面臨多樣的創作的挑戰，這個挑戰是很嚴峻的。作為一個文學評論工作者，我感到了一種力不從心的困窘。我所熟悉的那套評論模式，有的已不夠用，有的是不適用了，需要用新的姿態、新的面貌去學習許多新的課題，迎接這場有意義的挑戰。”謝冕的人格成就和精神風采也許正是因為不僅僅體現于他那特立獨行的文學批評實踐中，而且同時也體現于他那敢于正視自己，檢視自己，以同樣真誠的心態進行自我批判并坦然處之的健康心態中才為我們格外地尊重。這種自我更新的內在緊張，是謝冕保有批評活力、長期處于批評領域前沿的一個不能忽視的秘密。

多年來，我曾就學于他，對他的情趣和愛好我們是有可能了解的。在我看來，無論是生活還是審美，他都有一種明顯的“唯美”傾向，他喜歡詩，喜歡美文，喜歡哪怕是文學批評的文字也能給人帶來“愉悅”。這一切，只要讀他的詩意般的批評文字便會明確感知，這自然也確立了他獨樹一幟的文學批評風格。但是，讓我們同樣感受深刻的還有他作為學者嚴謹的科學精神。如果說“問題中人”與“學術中人”、“重思想”與“重學術”這種知識分子類型劃分成立的話，一般說來謝冕屬于前者。如前所述，他的情懷、使命意識和他身處的歷史境況，都使他只能選擇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沉重，只能選擇索性在荊叢中走一走的悲愴，他選擇了啟蒙話語和特殊時期作為相對真理的人道主義思想作為武器。但是，就謝冕的文學批評活動而言，又使我們認識到，上述“類型”的劃分又并非是截然對立的，它們只有相互滲透、互為前提才能成立。就人文學科而言，“問題”與“思想”如果失去科學依據和學術品格，也只能流于膚淺或虛假；而“學術”如果不具思想或發現“問題”，也會流于雕蟲小技或繁瑣考據。因此二者的關系不可能也沒必要截然對立。1980年代以降，謝冕作為一個重要的文學批評家和思想家已成為事實，他前瞻性的思想鋒芒和他的科學精神同樣是我們不能忽略的事實。那是一個必須潛心認真對待的時代，一切似乎都須從頭說起，關于傳統，關于革新與保守，關于開放與關閉，關于成熟與陌生以及許多與藝術相關或并無直接關聯的話題，都需持之有據，立論堅實，他們那代人的沉重和堅韌大概是絕無僅有的。因此，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考慮，謝冕都不能允許自己失之于嚴謹和慎重，而這些又必須通過他科學的表述才能得以實現。他那些宏觀性的命題常常讓人感到高屋建瓴氣勢宏闊，但卻不能離開他對具體的文學現象和作品的熟知。他對自己的研究工作曾有過如下陳述：對新出現的詩歌現象，“在反思的基礎上，我看到了新的崛起；繼而，我想宏觀地了解一下中國詩歌從‘五四’以來的發展過程；到了去年，我開始在研究生和進修生中就藝術流派和藝術群落問題進行一些具體考察。這也是我的薄弱環節。這項工作進行了以后，我覺得還不夠，因為不斷有我們不熟悉、不理解的新的詩歌出現。于是今年，我們進行更加微觀的研究，十幾個人在一起，一首一首地剖析。一首詩，在我們面前展開了一個陌生的世界”17。這種具體的研究，使謝冕首先掌握了第一手感性材料，它們成了謝冕立論的基礎和最初的依據，也正因如此，才使他的論著有難以抗拒的魅力和說服力。

謝冕文學批評的科學精神還同時體現于他對學術規范的重視。1980年代以來，自由的空氣使一些研究有“不拘小節”的放縱陋習，人們隨意地使用概念，沒有界定，內涵或所指不明的詞語幾近泛濫，許多時候，我們不得不沿用一些“約定俗成”的概念去從事研究，這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研究的可靠程度和學術品質。在這一方面謝冕有自覺的抵制和刻意的追求。他率先廢除了“朦朧詩”這一含混不清和感性化的概念（將“朦朧詩”稱為概念都十分勉強），而使用了“新詩潮”這一經過論證的、準確的并有極大涵蓋性的概念。他認為，“新詩潮”的含義，“就是新時期詩歌變革的潮流。變革是對不變革的固化狀態的詩歌現象而言，因此新詩潮是特定時代的產物”18。同時他還首先提出了“現代傾向”這一概念，在論證這一概念時他指出：“我們還談不上準確、嚴格的現代派和現代主義。我們同西方，背景不同，時代也不同，我們是從封閉的文化性格向著現代傾向的一種推進，或說逼進。”“在這樣的含義下，無論詩人是什么年齡，什么風格，屬于哪個藝術流派，只要具備了這種逼近和推進的性格，他就自然地加入了新詩潮。”19這種開放的視野和超越了進化論的胸襟，這種基于具體研究而獲得的結論，自然會令人樂于接受并不脛而走。

多年來，謝冕所展示的闊展胸懷和非功利性的目標追求，使他具有一種純正的學院品格。他身置“永遠的校園”，持有明麗真誠的理想主義情懷和鮮明的文化批判立場，他以往的研究，也曾“自愿地（某些時期也曾被迫地）放棄自身而為文學之外的全體奔突呼號”20，也曾為文學的自由而不得不著眼于它的外圍。因此，謝冕的許多著作都是論文的結集，切近和現實的問題使他不能安于書齋去構建個人的學術體系，他寧愿暫時放棄個人的興趣而去關懷社會共同面臨的問題并及時地作出回應，這常常讓我們想起魯迅的文學生涯。1990年代以來，謝冕企望并為之爭取的自由的文學環境或許已經實現，他開始逐步整理并出版他系統的20世紀中國詩歌史的著作，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他可以對社會現實棄之不顧。恰恰相反，對社會現實關注已久的情感方式，使他仍不時地以不合時宜的不認同姿態作出反應。最初，謝冕的理想情懷是訴諸于全社會的，那是因為，百年來，“人們在現實中看不到希望時，寧肯相信文學制造的幻象”21，他也愿意以文學家的使命意識和憂患情懷作用于社會的改造，然而，“事實卻未必如此”22，1990年代以來，謝冕的理想情懷更多地限定于文學的范疇，他對文學現狀的考察與批判，比如對《廢都》《英兒》《我的菩提樹》《露莎的路》《北京人在紐約》《霸王別姬》乃至《廊橋遺夢》的分析評價中，都有明確無疑的表達。他看到了文學的可能性和有限性，亦深知作為一個學者在什么樣的范疇內才有所作為。但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宿命也許就在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他仍心系社會現實，仍寄希望于文學能作用于社會：“文學若不能寄托一些前進的理想給社會人心以引導，文學最終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涂抹。即真的意味著沉淪。文學救亡的夢幻破滅之后，我們堅持的最后信念是文學必須和力求有用。”23“對于那些洞徹中國社會根底的人，會對那些旨在啟蒙式試圖救贖的文學動機感到可笑。但是，關于重建社會良知或張揚理想精神的呼吁顯然不應受到奚落……擁有自由的文學家可以盡情地去寫你們想寫的一切，但是，我們卻有理由期望那些有志者為中國文學保留一角明凈的精神空間。”24這種理想情懷、精神信念和社會使命意識的堅持，在1990年代以來的文化失敗情緒中顯得格外醒目，而我們對其則持有如下評價：一個民族或者社會無論發展到怎樣的地步，知識分子都無需也不能放棄他的良知、理性和精神傳統。社會轉型帶來的進步已為全社會共享，而它的負面也有人在無聲承擔，知識分子不能無視這一存在并容忍它的無限漫延，他須以前瞻性的批判加以阻止并告知世人，而不是熟視無睹，以討人喜歡的面孔加以迎合或認同。這一切的最終目標，無非是以理想的方式訴諸于它的未來，使社會更多地告別丑惡和更多地接近文明。謝冕所堅持的一切顯然與上述目標相關。謝冕和他的文學時代并不遙遠，但今天想來竟恍如隔世。我們都在從善如流。

注釋

1 謝冕：《流向遠方的水》，《作家》1988年第10期。

2 黃子平：《通往“不成熟”的道路——〈謝冕文學評論選〉序》，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3 4 8 13 14 20 21 22 23謝冕：《新世紀的太陽》，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57、3、3、3、2、57、57、57、57頁。

5 李澤厚：《二十世紀中國文藝一瞥》，《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頁。

6 7 謝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報》1980年5月7日。

9 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創世紀》，《內在超越之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頁。

10 謝冕：《謝冕文學評論選?后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 謝冕：《詩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頁。

12 謝冕：《世紀末：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索》，《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叢書》（總序），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

15 謝冕：《傳統之與我們》，《謝冕文學評論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頁。

16 17 18 19 謝冕：《中國新時期詩歌變革的潮流》，《地火依然運行?代序》，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

24 謝冕：《90年代：回歸本位或繼續漂流?》，《湖南文學》199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