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7年夏天，《拱豬》在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得了首獎。50萬新臺幣的獎金不算少，得了這個獎，不管算不算出道了、入行了，至少會讓人覺得，暫時餓不死了。那時，我從報社辭職一年，待在家里寫作。我曾是個好記者，也是個好編輯，這我知道，但能不能寫出小說來，我并不確定。人生大部分時候需要瞻前顧后，但某些最重要的時刻，我總是孤注一擲。我感激周圍的朋友，他們關心我，勸我別走這條路。我的朋友們多半是同事、同行，他們跟我一樣，見多了各行各業的名人，也看慣了名利場的涼薄，況且作家這行實在薄利。寫小說賺不了什么錢，或者說，跟同等強度的腦力勞動相比，太不劃算，還容易傷身傷己。所以，得這個獎，拿到這筆獎金，朋友們比我還開心，跟寫作沒有止境的投入和不可預估的產出相比，這筆錢有明確的數目，等我花光了，自然不會再對寫作執迷不悔。他們也用倒推法：我既然沒有網戀被騙，也沒投資網絡信貸，就算花光獎金最后重頭再來，在整個人口基數中，財務損失也只能算中間水平，活這么大了，總要栽點跟頭吧。老朋友們是可愛的。

《拱豬》這篇小說給我帶來了好運氣。此前，我以《格林童話》為線索去德國田野調查后完成的書稿四處碰壁，無法出版。那段日子很難，但大腦似乎有種自我保護機制，太過痛苦的記憶會被自動刪除，讓我更多地記住了這本后來叫作《我愿意學習發抖》的書的饋贈，以及旅途和寫作中的奇跡與甘美。這段經歷多少給日后的我打下預防針，得與失，褒獎或批評，都不會太在意。《拱豬》得獎后，手頭兩部書稿都簽了出去，慢慢也有了約稿和發表的機會，似乎，我可以寫作養活自己了，但這并不能讓最開始的問題得到解答，那就是：到底為什么寫小說？

記憶里，我第一次從小說中得到其他任何事物都無法替代的樂趣，是閱讀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那時我讀小學三年級，那之前，我從家中書架上抽出《罪與罰》《紅字》，但只能囫圇吞棗，直至遇見那個叫哈克貝利·費恩的男孩，跟他一起離開家，乘木筏漂流在密西西比河上，從此書頁上印刷的每一個字活動起來，每一次翻開書開始閱讀，頭腦中的神秘電流就被激活，帶我奔赴廣袤無垠的幻想之國。全情投入的閱讀如此快樂，乘載最杰出的頭腦編織出的想象力之翅，可上天入地，遨游寰宇。握住一本書，就是緊緊抓住那巨大翅膀上的羽毛。跟語文課堂上全班幾十人齊聲誦讀名篇不同，閱讀小說，是獨自一人的冒險，驚心動魄或黯然神傷，風聲在耳邊響起，而永遠不會擔心從羽翅上跌落。

這就是完美的游戲吧。作者肩負創造的責任，懷著雄心，要讓與之締結閱讀契約的讀者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我慢慢成為一個忠實的讀者，要用手中的長矛捍衛想象的風車。而偉大小說里永動機一般的故事驅動力、如雄獅如大海般的力量與情感，總能趕走角落里的陰霾。每個孩子都經歷過這樣的時刻吧，專注于螞蟻的長隊，泥巴的堡壘，或者用鏡子在墻面反射出圓形跳躍的光斑……恍然抬頭，樹葉紋絲不動，空氣里的灰塵仍在光柱中旋轉，時間滴答，孩子觸摸到存在深處的經緯。現實世界的引力仍在，但游戲讓人脫離，讓人可以靈魂作舟楫，在時空的湖面蕩出一筆。

很多年后，當我試著寫第一篇小說時，腦海里就是鏡子在墻面反射出的圓形光斑。準確地說，是手表表面、文具盒蓋子、鋼筆金屬筆帽……小學生們從書包、課桌抽屜里翻找出武器，經由太陽助攻，讓光在墻面涂鴉般折射躍動，歡天喜地。手表不再只是時間的刻度儀，正如小學生也不再只是點名簿里的一個個名字，在光的游戲里，首要的是想象力，其次是行動，最后要一顆敏感的心。但無論如何，是對靜止畫面的不滿足。

第一篇寫出來的小說叫《把戲》，接著是《拱豬》《鮑時進》，后來這些小說收到《正午時踏進光焰》里，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那是2018年，辭職兩年后，不用再朝九晚五上班，但我的生活卻比之前更節制了。每天打開電腦，敲打鍵盤，日復一日。這背后除了對寫作的信念和熱情之外別無他物，但我知道，那是跟時間賽跑般的寫作，知道它惘惘的威脅，不肯認輸。父親在我辭職那年突然病倒，我開始頻繁地回老家，經常是清早出門在醫院耗一上午，下午回家寫作。偶爾我會想，如果當時沒有執意辭職寫作，我既不能回家照顧父親，也不會把時間封存進小說里。這四年會像之前的若干年一樣流逝。畢竟誰會知道，從父親第一次發病到去世，上帝只給了四年時間。

2018年小說集出版后，父親身體好了些，2019年夏天，我們一家去外省旅游。當火車一點點把熟悉的家甩在身后，而家人圍在一張小小的餐桌前吃著各自的泡面時，我再次感到了脫離的自由。跟以往是獨自游離不同，現在我長成一個可以帶著父母出行的人了。時間是等量的，我大了，父母自然老了，但人生終究不是單機游戲，入場離場，組隊的人不同，每一次開局都可期待別開生面。

在海邊，家人們走著走著就各看各的風景，明朝修筑的石頭衛城，木麻黃樹掩映下的沙灘，或者胡亂搭建的土地財神廟。我以為我們看到的風景是不同的，直至整理照片，才發現彼此互為背景，看似走遠，但仍回轉身耐心等待。

海灘之旅結束，我很快寫出《月球》，接著是《消失的巨人》《離蕭紅八百米》。2019年11月，父親再次入院，很快，新冠疫情爆發。內憂外困，我開始寫《挪威槭》《換日線》。小說寫作的魔力在于，即使在困境中，它仍賦予寫作者重建的能力。重建盼望，重建理想，重建美。寫小說這一持續的、長久的行為終究改變了我，即使在困難時刻，我仍在敲打鍵盤，靠寫作支撐自己。直到某一刻，月球從心的湖面升起。它沉默自在轉動，是庇護所，是心的終端，是界外。

這世界上從沒有過哈克貝利·費恩這個人，他由馬克·吐溫創造而出，永久地活在人心里。沒有誰見過黑色方碑，除了在阿瑟·克拉克的小說和庫布里克的電影里，但見到它之后，人都覺得，黑色方碑已經存在很久了。很多人聲稱遭遇過愛，但讀過奧斯卡·王爾德、瑪格麗特·杜拉斯或者王小波之后，部分人獲得了愛的能力。

小說是狂想，是現實之外的澎湃，是不可解釋，是一往情深。而當我抬頭與月對視，決定要用小說造一艘船，讓人可以去月球時，月球從此與我有關。正如海風中擰身等待對方的家人，浩渺時空中，他們是微茫的點，但他們相關。

十七歲時，我考上大學離開家。老家房子里，我的房間四壁寫滿字、畫滿畫。離家這么多年，房間還是老樣子，家人保留了它的原貌，也讓我得以審視，從父母家里自己的房間，到伍爾夫所說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我走了多久，走了多遠，而又是什么讓我跟四壁上的文字和圖畫，跟這個房間里曾經的我緊緊相連。寫完《峽谷邊》，寫完這本書，我知道，這個在寫作的我局部完成了自己，可以回到這個房間，邀請年少的我去銀河邊了。我們握手，她會觸摸到我手上，為鑿木造船而長出的繭。她會見到小說之船，見到小說里的角色們在甲板上揮手致意，邀請讀者們登船啟程，去見所未見的月球。

再沒有什么比這更自在的了。每個人都可以去自己的月球，只要你開始想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