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廣西博白縣人。中國語言學家、教育家、翻譯家、散文家、詩人，中國現代語言學奠基人之一。1926年，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1927年，赴法國巴黎大學留學。留學回國后曾在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大學等多所高校任教，在中山大學任文學院院長期間創建了我國第一個語言學系。新中國成立后，先后擔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副主任，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顧問以及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等。王力25歲學英語，27歲學法語，50余歲學俄語，直到80歲還聽廣播學日語。他從事逾半個世紀的語言學學術工作，出版40多種學術專著，發表200多篇論文，內容幾乎涉及語言學各個領域且具有開創性，為發展中國語言學事業和培養語言學人才作出了奠基性重要貢獻。出版的重要學術專著包括，如改造傳統音韻學、建立現代音韻學體系的《中國音韻學》，構建新的現代漢語語法體系的《中國現代語法》和《中國語法理論》等語法著作，從語言學角度系統地研究漢語發展歷史的第一部著作《漢語史稿》，我國第一部從語言學角度研究詩詞文體的著作《漢語詩律學》，我國第一部語言學史著作《中國語言學史》，以及他服務社會、科普學術的著名代表作《漢語講話》；發表了倡言拋棄模仿，運用西方語言學理論工具，從漢語的現實中尋求語言規律的《中國文法學初探》以及我國第一篇漢語語法史論文《中國文法中的系詞》等重要學術論文；此外，出版有《王力文集》（全20卷）。

作為中國現代語言學大師的王力，面臨著為中國現代語言學奠基和發展的四大基礎問題：一是中國語言學及其發展以什么思想特別是哲學思想為理論指導？二是中國語言學的學術研究應由誰來領導？三是中國語言學及其學術話語權與西方語言學及其話語權的關系如何？四是中國語言學的治學方向是什么？

對此，王力以其畢生的研究實踐和光耀后世的研究成果所作的回答是：一、中國語言學要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指導和哲學指導。二、中國語言學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麗事業中，實現自己的最大學術價值。三、中國語言學不能照搬西方語言學，不做西方語言學的附庸，而要有批判地借鑒，要剔除其形而上學的部分，創立有中國國際學術話語權的語言學。四、中國語言學的治學方向只有以服務國家、服務社會、服務人民才有堅實的基礎、真正的價值和長遠的未來，不搞所謂“純學術”。

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

王力文章和著作的風格之一，就是常常引述馬克思主義觀點，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經典原話。例如，在《漢語史稿》第一章的第一節（第1—4頁）中，就多處引述馬克思主義觀點，包括直接引述列寧的有關論述：“列寧教導我們說：‘在社會科學問題上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上的聯系，而要對于每一問題都根據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出來，以及它在發展中經過了怎樣一些主要階段的情形去觀察，并根據它的這種發展情形去觀察究竟這個現象現在成了什么。’”直接或間接引述了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這篇馬列主義的語言學重要指導性文獻中的有關論述：“語言的發展是經過新質要素的逐漸積累，舊質要素的逐漸衰亡來實現的”，“根據斯大林關于語言發展的理論，語言各個構成部分發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語言的詞匯變化得最快，它是處在差不多不斷改變的狀態中；基本詞匯比語言的詞匯窄小得多，可是它的生命卻長久得多；語法結構是千百年來形成的，它在語言中已是根深柢固，所以它的變化要比基本詞匯更慢”，“語言學的主要任務是在于研究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他還直接引述毛澤東的有關論述：“毛澤東主席說：‘我們還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東西。’”所有這些，都表明王力先生主動響應號召，潛心而切實地認真學習、搞懂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指導學術研究。

在談自己的治學經驗時，他曾提到，學習馬克思主義思想和方法論，讓他懂得了進行科學研究必須搜集豐富的材料，在充分占有材料之后要分析材料的種種發展形態，并探究種種發展形態之間的內在關系；也讓他懂得了在研究歷史的時候，要說明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是怎樣產生的，并根據該現象的發展情形去觀察它現在變成了什么。他感言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對他50歲以后的語言學研究幫助很大。例如，《漢語史稿》的研究和寫作過程，正是王力自覺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并積極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和方法的過程，也因此令這部專著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科學方法論的光輝。同時，也標志著他在治學方法論上的一次飛躍，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漢語史”學科。這部專著是我國乃至世界漢語研究領域中從語言學角度系統地研究漢語發展歷史的第一部著作。在王力的其他著作中，我們也可以找到許多區別共性與特性、本質與現象、歷史與現實、中國與外國等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看待、分析和解決問題的例證。

王力不僅在自己的語言學研究過程中自覺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思想和方法論，而且在公開場合發言或文章中呼吁學好馬克思主義，并用馬克思主義指導語言學研究。他曾在《積極發展中國的語言學——在山東省語言學會成立大會上的發言》一文中指出，馬列主義可以糾正語言研究方法上的錯誤，要發展中國的語言學，最重要的是要講究科學方法，而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學習科學方法，是一生受用不盡的。他還經常以自身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經歷和收獲，向學生強調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希望學生也能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并用以指導他們自己的論文寫作和科研工作。他對學生指出，如果不會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分析問題，就不能對問題做出正確的、科學的、經得起拷問的結論。

王力的語言學研究區別于其他很多學者研究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他不僅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語言學研究的指導，經常在自己文章或著作中直接引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作為自己立論的根據，而且以經典作家著作的語言文字為楷模。例如，他在討論漢語規范化工作重要性時，曾反復提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語言修養以及語言社會性的重視。他直接引用馬克思和毛澤東的經典原話（分別為“語言是思想底直接現實”及“文章是客觀事物的反映”），同時進一步指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一向要求語言能充分表達思想，要求文章能正確地反映客觀事物；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無一不是字斟句酌，在語言運用上達到至純至精的，是我們行文說話的楷模。古有“不學詩（經），無以言”之嘆，今有“不學‘馬’（馬恩列斯毛）也無以‘研’”之感。

由此可見，王力對待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原著的學習，不是停留在口頭上、表面上和形式上，不是使對馬恩列斯毛原著的學習與自己的學術研究形成兩張皮，而是在從事語言學研究的時候精心研讀和細心領會馬恩列斯毛經典原著之要義，善于把其中的重要論述和研究方法與自己的具體研究領域相結合。在此基礎上，他提出自己獨到的學術論斷和思想，使自己的學術思想和學術成果成為馬恩列斯毛思想在自己的語言學具體領域鮮活而生動的體現，使馬恩列斯毛的思想和自己的研究工作相互映襯，使自己的語言學研究工作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經得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高度的拷問，經得起階級立場的拷問。這便使自己的語言學研究成果歷經多年在國內外都叫得響、過得硬、影響深遠，而不是曇花一現、過眼云煙。馬列主義思想對于王力語言學研究的指導性和重要性，也正如他在《漢語史稿》第一章第一節中所提到的：“一切科學都要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因此漢語史也必須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的基礎上。那已經不是科學間的聯系問題，而是漢語史這一科學必須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的問題了。

始終堅信中國共產黨領導

王力的語言學研究在新中國成立后所作出的輝煌成就和重要貢獻，不是關起門自創出來的，而是在黨的正確領導、教育和關懷下進行的，并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中國共產黨對王力是信任的、關懷的，對他的學術成就是充分肯定的，對他對于國家建設發展的意見是重視的。1949年10月，廣州解放后不久，時任廣州市副市長的朱光（王力在博白李氏開國校教書時的學生朱光琛）隨即以市政府領導兼學生的身份拜會王力，就新中國建設前景、知識分子在建設中的作用以及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等方面與王力進行交談，傾聽他的想法和要求，并代表廣州市委和市政府邀請王力擔任廣州市的人民代表，希望他能團結專家、學者和教授通力協作為建設新中國貢獻力量。1950年，王力又擔任廣東省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后來又當選廣東省人民政府的委員。之后，又先后擔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副主任，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顧問，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和語言研究學術委員會委員等。此外，王力還出席全國政協五屆第一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六屆六次會議開幕式等重要會議。1980年8月，恰逢王力80壽辰和從事學術活動50周年，為表彰王力50年來對中國語言學和文字改革作出的卓越貢獻，由語文學界發起、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持，在北京召開了“慶祝王力先生學術活動50周年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領導、學者和專家們紛紛發言，高度評價了王力對語言學研究和文字改革事業的貢獻。

王力在黨的領導下，以其學術成就積極服務國家、服務人民、服務社會，為中國語言學事業和國家語言文字的規范改革普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王力對黨一向忠誠，始終積極投入黨領導的發展中國語言學事業等工作中。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期間，他與聞一多曾有過長談，話題從國民黨政府的政治腐敗到共產黨的政治清明。那是王力第一次受到革命教育。從此，他懂得了一個道理：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才會有光明的前景。1948年春，廣州《中山日報》刊載國民黨在廣州召開反共宣傳會議紀要，其中一條決議是讓王力擔任翻譯法國反共文章的負責人。王力事前毫無所知，見報后親臨中山日報社提出質問和抗議。新中國成立后，為了適應新社會的變革，更好地為祖國服務，王力本著“向君學得新三省，不滿今吾薄故吾”的態度，積極參加了黨領導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在中山大學執教期間，王力主持中山大學文學院的工作，成立了國內大學第一個中國語言學系，培養了一批語言學的專門人才，有力地促進了中國語言學的發展。離開廣州到北京大學任教直至逝世前的32年時間里，王力更是積極投身于黨領導下的各項語言學發展事業中，以更好地為四個現代化服務，比如培養漢語史方面的語言學人才以及漢語規范化、推廣普通話和制訂《漢語拼音方案》等與文字改革相關的工作。其中，“文革”結束后，為了把十年損失的時間補回來，王力更是加倍地努力工作。他上電大講課，對各種邀約都欣然接受，對學生提出的問題都認真作答。

王力能夠經得住黨在曲折歷史時期的特殊考驗。他不僅能在黨的事業的順利發展時期堅定地聽黨話跟黨走，而且特別難能可貴的是，能在黨的事業遭受挫折的時期，仍信仰堅定、信念牢固、反躬自省，繼續聽黨話跟黨走，接受黨的特殊考驗。例如，他即使遭受到令人難以忍受的苦難，也老老實實地參加勞動，積極接受改造，對黨始終是忠誠的，對黨的感情始終是摯誠的，他曾經對他的兒子說過“只要對黨忠誠，一切毀譽也可以不計”這樣的話。這一時期，他仍堅定理想信念，為黨的事業勤懇工作、顧全大局，不計較個人得失。在結束白天的勞作之余，他會在夜深人靜時，重新梳理學術資料，并完成了《詩經韻讀》和《楚辭韻讀》兩本書稿。這可是在“三無”即無項目無經費無物質待遇和獎勵的艱苦卓絕的情況下做出的重要研究成果。

集基礎原創和中國氣派為一體

王力在語言學領域提出了新觀點、構建了新理論，由此一舉構建了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漢語語言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王力是中國現代語言學奠基人之一。他在漢語音韻學、語法學和漢語史等多個語言學領域都出版或發表了具有奠基性開創性意義的研究成果，對中國現代語言學的開拓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構建了在國內外語言學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的中國氣派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1935年，王力先后寫出了《中國音韻學》《中國文法學初探》和《中國文法中的系詞》等富有基礎創見性的開山之作。其中，《中國音韻學》是王力的第一部重要學術著作，把傳統音韻學改造成了符合現代語言學原理的現代語言科學。《中國文法學初探》旗幟鮮明地反對在研究漢語語法中生搬硬套西語語法的做法，提出了要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漢語語法與世界諸族語法特別是西洋語法相異之點，以建立起漢語語法的體系這一富有開創性的見解。《中國文法中的系詞》用歷史發展的眼光來考察漢語語法問題，是我國第一篇漢語語法史的論文。20世紀40年代，他出版的《中國語法理論》《中國現代語法》和《中國語法綱要》三部專著，突破了之前許多語言學家因襲《馬氏文通》用西語為比附的方法，進一步建立和完善了漢語的語法體系，在漢語語法史上揭開了嶄新的一頁。1946年，應中山大學之聘，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語言學系。1947年春，《漢語詩律學》完稿，這是我國第一部從語言學角度研究詩詞文體的著作，開創了“詩詞格律學”。1957年，王力不僅在北京大學培養出我國第一批漢語史研究生，而且完成了《漢語史稿》的編寫任務。《漢語史稿》分別論述了漢語語音、語法、詞匯發展的歷史，是我國漢語研究領域中從語言學角度系統地研究漢語發展歷史的第一部著作。1959年，王力在北京大學擔任古代漢語教學改革的負責人，把古代漢語分為文選、常用詞、通論三部分編寫成一部《古代漢語講義》，創建了古代漢語教材的新體系。之后，王力又將他在北京大學講授的中國語言學史的講義整理成《中國語言學史》一書。這是我國第一部語言學史著作，建立了研究語言學史的新體系。由此在國際語言學領域構建了中國氣派的漢語語言學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

王力以他在學術上的巨大成就，在國內外享有很高的聲譽，當代世界上的漢學家幾乎沒有沒讀過王力著作的。他的不少著作被翻譯成日文、法文、捷克文、俄文和英文，傳至海外。一些國家還把他的專著作為漢學的教材。他的《漢語詩律學》被美國列入漢語研究生的必讀書，《漢語語法綱要》被蘇聯定為大學的漢語教材，還有些國家把他主編的《古代漢語》作為漢語基礎教科書。王力還先后赴波蘭、中國香港地區和日本等地講學。1957年冬，王力應邀前往波蘭講學，主要講授漢語語法，為波蘭培養漢語人才。1980年12月，在香港講學期間，他訪問了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等學術教育單位，做了題為“漢語發展史鳥瞰”“關于漢語語法體系的一些問題”“粵語方言與普通話”等學術講演，加強了內地和香港的學術交流，也對香港語文學界的團結起到了促進作用。王力剛從香港講學回到北京就應邀訪問日本。他在日本訪問期間，受到了日本學術界非常熱烈的歡迎，先后訪問了日中學院、東京大學、大阪外國語學院等地，做了“《同源字典》的性質及其意義”和“中國語法學的發展”等學術講演，獲得了日本學者非常高的評價。由此在國際語言學領域構建了中國氣派的話語體系。

為當代中國語言學指明方向

王力治學，不是搞與國家人民和社會無關痛癢的“純學術”，而是堅持學以致用、經世致用的學術方向，源于人民、服務人民的政治方向，把學問做在祖國的大地上，以學術成果服務國家、人民和社會。王力的語言學研究和實踐始終是與國家建設需要相關的。中國語言學源遠流長，但是傳統語言學一直沒有形成系統的科學。就漢語語法而言，直到19世紀末，才有了中國第一部較系統的語法著作《馬氏文通》。但這本專著是借鑒拉丁文的語法來研究古代漢語，免不了有削足適履、曲為比附的地方。而此后三四十年的語法著作，都承用《馬氏文通》的系統，而忽視漢語的特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王力留學法國，用系統學得的西方語言學理論作為當時中國還沒有的語言學分析工具，去分析漢語的語言現象。在法國一完成學業，王力就回到祖國，以實現建立中國現代語言學體系的夙愿。回國后，王力陸續出版和發表了《中國音韻學》《中國文法學初探》《中國文法中的系詞》《中國現代語法》《中國語法理論》等開創性的著作和論文，為中國現代語言學體系的建立作出巨大貢獻。由于國家培養語言學人才尤其是漢語史語言學人才的需要，王力離開中山大學到北京大學工作，開設了“漢語史”這一從未有人開設過甚至沒人考慮過的新課程，撰寫出版了《漢語史稿》，并創建了“漢語史”這門新學科。隨著《漢語史稿》的完成，王力又繼續致力于文字改革等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工作，在漢語規范化、推廣普通話特別是制訂《漢語拼音方案》方面作出重要貢獻。

王力的語言學研究，帶有鮮明的思想性、思辨性和批評繼承性，是馬克思主義語言學思想在中國語言學研究上具體而生動的運用和體現，是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與中國語言學具體情況相結合的產物。王力治學，既博采眾長，又不人云亦云，尤其不盲從西方對漢語的成見，敢于從漢語的實際特點出發，大膽挑戰西方基礎學術權威，為中國語言學研究作出奠基性、開創性的思想貢獻。王力在治學上求新又務實。他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讀研究生時的畢業論文是《中國古文法》。因時間關系，只寫了頭兩章《總略》和《詞之分類》后，就送給梁啟超和趙元任兩位指導老師看。兩位老師的評語很不一樣，梁啟超的評語全是表揚，肯定了論文的創新精神；而趙元任的批語全是批評，指出了論文中論據及論證的不確之處。這兩種不同的批語，讓王力懂得了在治學上既要有求新的精神也要有務實的態度。此后，王力的語言學研究就一直秉持著這樣的治學精神。他開創了多種新的漢語語言學科體系，提出了許多富有創見的新思想和新觀點。他在研究和寫作時使用材料十分慎重，例如在上古音的研究中，一字之爭，關系極大。對于無準確材料判斷時代的字，他總是寧缺毋濫，從不含糊。他在從事研究過程中，始終堅持區別本質和現象，力求做到接觸語言現象的真實。他也經常教導學生，不要只滿足于掌握了老師傳授的知識，更要注重掌握科學的方法，因為只有掌握了科學的方法去研究學問，才能創新，才能促進語言學的發展。

（作者單位：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