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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臺上的父親》是作家邵麗的最新中短篇小說集，包括《天臺上的父親》《風中的母親》《北去的河》《黃河故事》等共十篇。小說集中多個篇名，關乎父輩，以河命名，明顯標示出一種精神血脈。這也是邵麗寫作的故事背景和靈感發生的觸媒。“黃河”背景下“父親”“母親”等形象在她的藝術和精神譜系中被綜合、被重寫。

小說中的“父親”對我們來說隔膜且熟悉。很多傳統家庭中的父親不太容易讓人親近，是“天臺上”的父親，既真實存在，又極具象征意義。在多數情況下，我們依然處于男權社會，父親是權威、權力的象征，既喜歡權力，也被權力傷害過。《天臺上的父親》中，父親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他被權力綁架，又十分依附權力。失去權力，于他而言就是失去了生命的支撐。這時候的父親，與其說是權力的象征，不如說更是權力的奴役。從脫離開權力的那一天，父親成為一具活尸游魂，除了死，似乎沒有任何人或者任何辦法可以化解開他心中的憂郁。父親自殺了，“我”和哥哥妹妹才逐漸接近父親，了解父親，在母親的講述里，在父親的記錄里。

而在《黃河故事》里的父親，從來沒有走到過他想去的地方，他一生的夢想就是做一個好廚子。但在那種逼仄的環境里，他的夢想看起來既可笑又可憐。父親一生唯一的一次綻放，就是當三輪車夫給人送菜的時候，在路邊一個小飯店死乞白賴地當了一次大廚。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飯店實現了自己的夢想。他的死更令人傷悲。

兩個父親都死了，死于與現實的不可調和。父親的死亡不是偶然的，它有著質的規定性和執著的方向，除了環境之外，關乎取舍，關乎“性格決定命運”，是情感所至、是故事走向的必然。我們應該怎么理解父輩，怎么處理父母子女之間的關系？進入現代社會，父母與子女的關系錯位已遠遠無法以“代溝”所能涵蓋。邵麗嘗試以文學的角度切入父輩的生活，因此，她的筆下不是“父親”本身，而是凝視父輩之后的心靈印記。她關心父輩個體的存在方式，以飽滿的情感和思想反映他們在那個時代的浮沉。

“當你懂得了一條大河，你就懂得了世事和人生”。父女關系對于邵麗來說更是一個龐大的話題。由此，邵麗重新回到了家族之中，情感之中，命運之中，歷史之中。在故事的講述中，她重新活過，而且活得特別清醒，純粹，逐漸走向內心，走向與父親的和解。她發現，越開放，對內心的張望越熱切，因為參照系更博大，更深邃。開始是找故事，后來是那些故事找自己。“它們擁擠在你周圍竊竊私語，拼命擠進你的生活里，直到你跟它們融為一體。”幾十年來，邵麗始終沒有停止對家族的思考，因為那是一個特殊年代所能產生的特殊人物。2020年疫情的爆發，再次點燃了她寫作的激情。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她談到：”我在想，對于上一代人的生活，我們這一代人還有耐心窺看。等我們老了的時候，下一代人對我們還有興趣嗎？如果有一天我們不在了，我們經歷的這個大喜大悲、跌宕起伏的時代還能留下什么？所以這也是我著急進入家族敘事的原因。”

從走上文壇初期，邵麗就顯示出“爆發型選手”的特點，曾一度成為文學刊物的“寵兒”，作品常常被《人民文學》《當代》《十月》《中國作家》《小說月報》《小說選刊》等全國大型刊物刊載。中短篇小說連續數年被中國作協收入年度小說精品年鑒，并多次獲全國獎項。前幾年似乎相對沉寂，疫情期間又連續推出《黃河故事》《金枝》《天臺上的父親》等作品。這大概與邵麗的工作狀態有關。和多數擔任領導職務的同行一樣，她的寫作時間是擠出來的，每一次創作都是厚積薄發，都是不得不寫、不吐不快的必然。她的語言風格簡潔內斂，不動聲色，平實真切。在幾萬字的篇幅里反映那段復雜的歷史，可以想見邵麗面對的挑戰。但是我們看到，她從容起筆，淡定敘事，以宏闊再現現實生活的能力，以干凈質樸的文風，回望那段前仆后繼的生活洪流，那些故事在她的筆下變得意蘊悠長。

在這些作品中，作者回望父輩，將他們從歷史深處打撈出來，塑造出個性鮮明而又不同以往的“父親”和“母親”形象，并以此為坐標勾連起家庭往事，映照出中國人的倫理生活、中國家庭的情感結構，展示個人和家庭在時代洪流、歷史環境下不斷變遷、令人唏噓的命運。她在講述一個困窘的時代。不管經歷怎樣的黑暗和磨難，最終總會走向“應許之地”。這不是麻木之后的自我陶醉，而是心靈解脫后的一種精神生長，是一次精神的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