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琦：曲藝與文學
中國作協要召開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朋友讓我談些創作體會，我想了一想，難拂友人盛意，便答應寫幾句。為什么還要“想了一想”呢？因為我是個曲藝人，幾十年來也寫了幾百篇相聲、快板、單弦、大鼓、文論等曲藝類的作品，也出過幾本書，但始終不習慣自稱為“作家”。提起曲藝，總覺著自己的專業離“文學”遠，離“十樣雜耍”更近；有些曲藝家入了曲協之后還要爭取加入作協，心里老覺得作協好像更高一點，甚至有相聲演員在臺上也調侃說：“人家是‘做鞋’的，我們只是個‘取鞋’的。”當然這是笑談。
其實，曲藝不僅離文學不遠，而且還有著直接的關聯。因為凡以語言文字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觀現實的藝術，都在文學的范疇之內，不同之處在于，小說、散文偏于書面文學，而說唱藝術則側重于口頭文學，也可以稱作“俗文學”。而俗文學在很多情形下是雅俗共賞的。如京韻大鼓《劍閣聞鈴》：“從古來，巫山曾入襄王夢，我何以，欲夢卿時夢不成”；又如《紅梅閣》：“雖受些曉風殘月沾恩惠，怎奈她怨雨愁云總斷腸”；再如《黛玉焚稿》：“她如今，鴛鴦夜入銷金帳，我如今，孤雁秋風冷夕陽；她如今，名花并蒂栽瑤圃，我如今，嫩蕊含苞萎道旁；她如今，魚水和同聯比目，我如今，珠泣鮫綃淚萬行；她如今，穿花蝴蝶隨風舞，我如今，霜寒露冷夜漏長”……這些句子，可以說口頭文學和書面文學并重，大俗大雅，或聽或讀，都會感受到文學的魅力和作用。因為傳統的京韻大鼓大多源自清代子弟書，關于子弟書，啟功先生是這樣評價的，說它是“在古典詩歌四言、五言、七言、雜言等等路子幾乎走窮時，創出來這種‘不以句害意’的詩體”，是可以與唐詩、宋詞、元曲、明傳奇相媲美的清代一“絕”。如此，這些傳統的鼓曲唱詞，讀來賞心悅目，聽著三日繞梁，那么考究，那么經典，那么“文學”，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實多年以來，在曲藝創作方面，沒怎么刻意強調作品的文學精神，大部分情況下都在提倡“新、奇、巧”的藝術構思和“小、快、靈”的特點，要求作品要立得住、叫得響、傳得遠。要有人、有事兒、有情、有趣兒、還要有勁兒。具體到我本人，在北京曲藝團職稱是二級演員，創作只是業余愛好，這些年雖然也寫了幾百個段子，還曾獲過中國曲藝牡丹獎文學獎,但卻從來沒細想過相聲、鼓曲與“文學性”“文學精神”的掛鉤。不過寫得多了，就開始有意識地注意自己寫作的質量和品位了。如在韻文寫作中，除了四聲、平仄講究，韻腳妥帖工整以外，在遣詞造句方面時刻告誡自己不馬虎、不湊合，力求在每篇作品中都打磨出幾句精彩段落或亮點句子，如我給張文甫師弟所著《弟子規中華美德故事說唱》寫的序詩，就比平時多下了幾分功夫：“辛勤有如蠶吐絲，筆耕不輟著曲詞。推敲錘煉平仄字，苦尋妙句展才思。反復愿磨自挑刺，追求完美少瑕疵。鍥而不舍誰與似，傳作頻出是天資”。這56個字，用的是從“一七”轍中細化出來的“姿絲”轍，可用的字極少，所以韻腳更顯機巧；大同數來寶創始人柴氏昆仲，在大同家喻戶曉，在當地小劇場演出幾乎天天爆滿，我曾在他們的“云海曲藝社”成立一周年的時候題詩以賀，第一句便是“藝出大同大不同”，這哥兒倆一見，鼓掌稱贊：“神來之筆！”其實我只是想讓自己寫出的東西盡可能脫俗，盡量追求有些境界，并未想到在文學方面有什么造詣，更何況幾年前我才知道有一個叫作“文學學”的學科，夠淺薄的了。
我還寫過一篇《相聲能不能不說“shi”、“niao”、“pi”》（2013年）,目的是想提高一下相聲的品位，其實這跟提倡曲藝的文學精神也是有關聯的。
這篇小文就寫到這兒吧。值此第十次作代會召開之際，冒昧寫下如上文字，僅以此表示小可對文學的敬畏，對文學家的仰慕和對作代會的祝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