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經歷了70余年的發展，在時間密度、歷史厚度和思想深度上構筑了自我標識和主體認同。但在長時間的演進和闡釋過程中仍然有一個核心問題沒有梳理清楚和清理干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如何借鑒西方文化資源，并在與西方文化資源對話中展現自身的文化獨立性和時代合理性。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長期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在處理與西方文化資源關系時呈現出一種失衡狀態，西方文化資源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借鑒的主要資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單向度地向西方文化資源傾倒，并被其遮掩和覆蓋，成為西方文化資源的中國實踐表述方式。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時代背景下，作為中國文化一部分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如何突破西方文化資源的拘囿和圍困，如何找到本土化的精神資源，并主動“走出去”，參與到世界多元文化的建構中，顯得極為重要。

西方文化資源大規模進入中國文學研究視域，集中發生在五四時期和20世紀80年代，這兩個時期對西方文化資源的借鑒有著歷史語境的共通性和意義旨歸的相同性，都發生于對現代民族國家的焦慮、對民族國家現代化的宏觀設想中。中國當代文學對西方文化資源的追逐被設置在這一框架之中，與政治、經濟的現代化訴求呈現出相同的面相。對本土文化資源“前現代性”的心理認同，推動文學研究對西方文化資源的反向認知。20世紀80年代大量西方文化資源和文學研究方法涌入中國，精神分析、女性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自由主義、存在主義、歷史主義等眾多西方文化思潮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理論框架和精神資源，并在文學批評實踐中涌現出多種西方化的研究方法，主體論、向內轉、形式批評、愚昧與文明的沖突、雙向同構、新批評、原型批評等各種研究方法眾聲喧嘩。

實際上，這種以西方文化資源作為思想核心的文學研究情境和文學研究模式掩藏了深刻的危機。由于對西方文化的推崇和迷戀，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和意義受到激進的懷疑、否定和解構，文學研究的現代性訴求始終以顛覆傳統經典和本土文化為起點，加之消費文化的興起，文學研究逐漸走向功利化、商業化，文學研究所應具有的本土精神意義和傳統價值觀念的功能逐漸減弱，文學研究呈現出主體精神空洞化、姿態化和潮流化的特征。例如，20世紀80年代的“尋根文學”和鄉土文學思潮的本源和終極訴求，是想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翻檢—重現—批判—重建中尋找中國現代化的傳統和本土精神資源。甘陽在《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幾個問題》中講道：“一九八五年以來，所謂的‘文化’問題已經明顯地一躍而成為當代中國的‘顯學’。從目前的陣陣‘中國文化熱’和‘中西比較風’來看，有理由推測八十年代中后期，一場關于中國文化的大討論很可能會蓬勃興起?！薄啊幕懻摗侵袊F代化事業本身所提出來的一個巨大歷史課題，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關鍵一環。”（1）但對“尋根文學”和鄉土文學的批評卻集中在對傳統文化的劣根性和國民性的批判上，在文學批評實踐中本土文化似乎只剩下猥瑣、蠻荒、封閉、斗狠、殘忍、愚笨等非現代因素，而韓少功、阿城、賈平凹、鄭萬隆等小說中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本土文明的復雜體驗和多元的現代性認知，以及對鄉土空間中的風物、習俗、人物、故事的真誠講述，都被文學批評在中/西、傳統/現代、舊/新、民族/世界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驅使下忽略和遺忘?！皩じ膶W”講述的中國故事成了西方視域下的獵奇故事，或者說，“尋根文學”顯現出來的批評樣態和基本格調，并不完全是作品本身講述的經驗內容，而是經過文學批評實踐的重新塑造和加工，而這背后是研究者自身對西方文化精神資源和價值觀念的無條件認同，在西方文化資源的壓迫下，研究者表現出極度的無力和虛妄。

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文學邊緣化和人文精神的衰落，文學研究逐漸躲進學院和書齋，文學研究參與社會現代化進程的熱情漸漸消退，文學研究走向專業化、技術化和個體化。但這種語境似乎并沒有終結研究者對西方文化資源的追逐，文學批評成為西方文學理論的中國實踐，各種西方文學理論術語在文學研究中集體操練和纏繞，文學研究成為專業化的學術生產，只剩下冰冷的理論話語和自娛自樂式的知識炫耀，喪失了文學批評應有的思想溫度和精神熱度。正如南帆在《90年代文學批評：大概念迷信》中所說：“諸如后現代、后新時期、后寓言、后烏托邦等等，種種大概念蜂擁而來，炫目一時，形成了一種奇異的理論景觀。許多人毫無節制地濫用大概念，進而熱衷于在自己的理論作坊里煉制大概念。”（2）?？?、阿爾都塞、韋伯、馬爾庫塞等人的西方文學理論主宰了中國文學研究者的精神空間。但是，不論文學研究是一種理論繁殖，還是一種知識生產，都無法回避西方文化資源對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的擠壓這一事實，都無法避免一種本質化思維，即把西方文化資源作為一種具有普世色彩和恒定價值的評判標準。

在這種情境下，我們需要思考的不是西方文化資源與中國傳統文化資源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要思考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如何擺脫西方文化資源的魅影，如何進行自我糾錯和確立自己的文化根基，如何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相互對接、融合，進而為文學研究尋找到新的精神資源和思想支撐的問題。而要想實現這一訴求，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一、對西方文化資源進行重新辨識

以西方文化資源為工具對中國當代文學進行整體闡釋，是跨文化視域下不同文明和異質經驗間的交流和對話。1978年以來，開放的環境為文學研究者營造了必要的知識生態，西方豐富的批評方法促使文學研究迅速走出了單一標準的桎梏，而以眾聲喧嘩的姿態掀起了文化熱潮，但同時也使當代中國的文論話語產生了強烈的依賴性。20世紀90年代，曹順慶提出了“文論失語癥與文化病態”的重要議題，他認為中國現當代文論在起點上就存在著先天缺失：“西方文論話語從一開始就成為現當代文論表述的基本規則。中國現當代文論從她誕生的那天開始，便注定了其先天不足的失語癥。所謂失語，并非指現當代文論沒有一套話語規則，而是指她沒有一套自己的而非別人的話語規則。當文壇上到處泛濫著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表現主義、唯美主義、象征、頹廢、感傷等西方文論話語時，中國現代文論就已經失落了自我?！保?）這些“主義”和“熱詞”作為意識形態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迅速贏得了中國文學批評領域中符號意義上的爭奪戰，此后，中國當代文學批評領域逐漸形成了追逐西方文化資源的慣性。

值得注意的問題是，西方文化資源的構建及其提出和解決的問題是在西方復雜而獨特的歷史語境、時代訴求和社會指向中生成的，因此，西方文化資源與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之間先驗地存在一種裂隙，西方文化資源并不完全契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所要解決的問題，在語言運動、道德倫理、文學審美、思維方式、行為方向上存在明顯的差異，如果強行將二者嫁接在一起，就會出現理論與實踐相脫節的現象。同時，西方文化資源仍然存在理論的抽象性、文化的偏執性等特性。某些西方文學理論并非是從具體的文學實踐中產生的，而是從心理學、哲學、政治經濟學等橫移過來的，文學研究成為其他學科理論的現實表征。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是心理學的概念，用精神分析來闡釋文學人物心理雖有一定價值和意義，但文學人物所具有的豐富的文學審美性就會被壓抑和掩蓋，從而偏離了文學研究本身，落入了為驗證某種理論的正確性而研究文學的窠臼。

從目前的情況看，“西方文論+中國資源”的雜糅式研究仍然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壓倒性的研究范式。有的研究忽視文本經驗和歷史文化語境的，進行牽強的理論嵌套而導致誤讀或過度解讀；有的研究將西方文化資源視為溯源標準，削足適履，建構背離歷史語境的、莫須有的文學傳統。近年來，類似“論《論語》中的生態美學思想”的研究成果屢見不鮮，這樣的研究成果既沒有詳細考察先秦時期的文化風貌，也沒有明確生態美學的闡釋條件，便匆匆安排中國文本與西方文化資源“相互印證”，其結果只能是一種“從結論到推論”的本末倒置。上述兩種研究方法的不恰之處在于：沒有遵循“循環—修正”的文學闡釋的基本理路，缺乏對歷史—文化結構、作者經驗、文本空間中整體與局部關系的細致考察，從既有理論結果出發，刻意彌合中西方文化的異質性，是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的疏離導致批評本身流于空泛。

從西方文化資源本身來看，繼后現代主義之后，主要強調文化、種族、性別的差異與對立，缺乏對同一性、主體間性及超越性的追問，而對于中國當代文學這一具體的對象而言，這些強調差異性和異質性的西方文化資源無疑是一種“非我的建構”，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是西方進行自我認知和自我批判時召喚的他者，并且這種召喚是建立在西方單方面的想象之上的。正如張隆溪所言：“就其標志著當代西方文化批判的一種愿望而言，并不具有普遍合法的權力，它也不應該成為一個終極性的詞匯。”（4）當下，我們需要對西方文化資源進行重新分析和辨識，哪些文化資源與中國當代文學是相互適用的、有效的，哪些是脫離的、無效的，我們要奉行理性化的“拿來主義”，而不是非理性的全盤接受，我們要做的不是對西方文化資源進行單方面的引進和移植，而是要以“他山之石，為我所用”的立場，做到以下兩點：

一是追本溯源，重新衡量中西方文化現象產生的哲學基礎。張岱年對中西方哲學之“本根”的對比具有啟發性：“印度哲學及西洋哲學講本體，更有真實義，以為現象是假是幻，本體是真是實。本體者何？即是唯一的究竟實在。這種觀念，在中國本來的哲學中實在沒有。中國哲人講本根與事物的區別，不在于實幻之不同，而在于本末、原流、根支之不同……西洋哲學中常認為本根在現象背后，現象現而不實，本根實而不現，現象與本體是對立的世界……中國哲人決不認為本根實而不現，事物現而不實，而以為事物亦實，本根亦現；于現象即見本根，于本根即含現象……在中國哲學，本根與事物的關系，不是背后的實在與表面的假象之關系，而是源流根枝之關系?！保?）

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中，中國學界經常借鑒的西方文化資源是在西方哲學的基礎之上生發而來的，而西方哲學習慣使用“現實/理念”“現象/本質”“主觀/客觀”“理性/非理性”等二元對立的視角看待事物，這種哲學傳統直接作用于西方文化資源對研究對象的勾勒，如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學四要素”，就是西方傳統哲學思維方式的直接體現。而在中國道家的哲學傳統中，“道”是最高范疇，雖有“天道”與“人道”之分，但“天人合一”的終極目的決定了中國人的主體思維是“從主體內在的情感需要、評價和態度出發，通過主體意識的意象活動（包括直覺、體驗），獲得人生和世界的意義”。（6）在此種哲學基礎的比較中，我們可清晰地看到中西方文化存在著很多互補與修正的空間，延伸至文學研究領域，中國整體性、動態性的思維模式能夠彌補西方文化資源中對主客體絕對強調的局限。

二是實事求是，重新辨識西方話語與中國當代文學文本產生的歷史語境。以針對“現代主義與先鋒寫作”而展開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為例，面對先鋒小說所表現的精神分裂、晦澀的潛意識、離奇的夢境等內容，以西方文化資源為武器的學者高度贊揚先鋒小說的實驗性特點，認為先鋒小說實現了“語言反叛”，實現了現實主義束縛之下的語言和敘事的決裂；（7）無視西方文化資源的學者則指責先鋒作家沉溺于個人的奇想之中，偏離了歷史和人民大眾。當我們重新審視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批評話語時，會發現一種對美學原則畫地為牢的傾向：批判者評價先鋒小說是脫離了現實的“文字游戲”，遮蔽了先鋒小說在形式上的創新和突破；贊揚者則高度評價先鋒小說敘述手段的新穎和高超，鈍化了先鋒小說內容中的政治鋒芒。

在當代文學研究中，我們并非要完全拋卻和剔除西方文化資源，但我們需要對以往過度依賴西方文化資源的研究方式進行矯正和糾偏，我們需要對西方文化資源進行重新辨識，進一步考察被譯介后的同一語匯在不同文化背景和歷史時期中的差異和同構性，即使部分地采用了西方文化資源中的術語作為分析工具，但我們研究的重點和焦點應該始終是中國語境。

二、以中國當代文學本身作為本源

中國當代文學作為中國當代歷史進程的一部分，有著鮮明的獨特性，是中國當代政治、經濟、文化豐富性和復雜性的文學隱喻和表征。無論是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革命文學”，還是20世紀80年代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先鋒文學”，抑或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新寫實文學”“消費文學”“世俗文學”，都是中國社會具體問題的文學表述，或者說，中國當代文學講述的是一個從中國內部滋生出來的“中國故事”，構建的是一個獨一無二的“中國形象”，提出的是一個無法復制的關于中國現實的“中國問題”。

從文學史的發展進程上看，中國現當代文學在其發軔期便帶有先天不足的傾向，對于這一點，我們不妨以同為東亞的日本作為比較對象。魯迅發表于1918年的《狂人日記》被公認為中國現代寫實小說的發端之作，而日本開現代寫實小說先河之作被公認為是發表于1887年的二葉亭的《浮云》，也就是說，中國現代寫實小說的發端比日本晚了近30年。郁達夫發表的帶有日本私小說風格的作品《沉淪》（1921）比公認的日本第一部私小說田山花袋的《棉被》（1907）僅晚了14年。此后，兩國文學創作上的時間差急劇縮小，如中國的革命文學運動、無產階級文學運動都是緊隨日本之后發生的，而中日的“新感覺派”更是幾乎同時登臺。文學的發展有著自身的邏輯，日本的私小說作為一種反結構、反知性的“反現代”小說思潮，“是在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發展比較充分的基礎上以叛逆者的姿態出現在日本文壇的。而在五四新文學中，郁達夫、郭沫若等人的私小說，是在魯迅初登文壇，而其他寫實主義小說還未成熟的時候從日本‘越界’而來的”。（8）也就是說，按照文學發展邏輯，“現代”和“反現代”的小說思潮本應相繼發生，“反現代”應該是在“現代”充分發展之后登場，但在中國，“現代”和“反現代”的小說思潮卻幾乎同時登上文壇，其后果是導致中國的現當代文學在發生之初看似眾聲喧嘩，實則先天不足。

20世紀40年代前后，以趙樹理為代表的解放區作家開始有意識地探索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中國鄉村生活相結合的創作模式，文學表現的重心由“新感覺派”時期的大都市上海又回到了鄉村，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大發展的一段時期。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呈現三種面相：一是囿于歷史慣性，繼承五四傳統，對沉重歷史進行批判的“傷痕—反思”文學；二是受拉美文學與歐美現代主義的影響，追求新穎的藝術表現手法，內容上呈現出“地緣寫作”特征，如賈平凹的“商州系列”、蘇童的“楓楊樹系列”、莫言的“高密鄉系列”等；三是源于對本土性與傳統文化自省的“尋根文學”。進入21世紀后，“新左翼”和“底層文學”延續著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探索之路，陳應松、遲子建、曹征路等人的創作觸及了對改革本身的反思。

中國現當代文學從其發生之初就帶有“現代性”的特征，因此，建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批評話語的關鍵，一方面在于從整個世界文學的視野出發，而更重要的則是圍繞中國自身的現代性經驗，以回應中國當代文學中現代性的“召喚結構”。也就是說，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必須以具體的中國當代文學作為本源和根基，而不是以西方現成的文學理論，來生硬地解讀中國當代文學。這樣，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才能夠帶著“中國故事”“中國形象”和“中國問題”與他者文化進行溝通、交流和碰撞，讓他者通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能夠真正地解讀、認知和體驗中國當代文學，進而通過中國當代文學來認同中國本身，而不是簡單地、機械地將中國當代文學作為西方文化理論的注腳，正如張江在《當代西方文論若干問題辨識——兼及中國文論重建》一文中所提出的，中國文學研究需要“重新校正長期以來被顛倒的理論和實踐的關系，拋棄對一切外來先驗理論的過分倚重，讓學術興奮點由對西方理論的追逐回到對實踐的梳理，讓理論的來路重歸文學實踐”。（9）

三、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要確立一種核心價值觀

百年前，當西方“現代性”強勢進入中國之時，梁漱溟拋出了“東方化可否翻身成為一種世界文化”之問，與其說這是他針對“西方化對東方化斬伐”的回應，不如將梁漱溟之問視為五四知識分子突破民族狹義，轉向對“中國—世界”進行整體化改造的探索自覺。當下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同樣面臨著“突圍西方語境”來言說自身的挑戰。對比百年前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自覺，當下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更需要樹立更加明晰的精神指向，確立一種核心的價值觀念，以中國文化的歷史性復興為使命，針對百年前中國學者提出的命題，做出擲地有聲的當代回應和回答?！案粡姟⒚裰鳌⑽拿鳌⒑椭C、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確立，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設立了完整的價值觀框架和指向，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也要從價值譜系、價值目標、價值準則、價值取向四個方面確立自己的核心價值觀。

文學研究不僅僅是文學理論的演練、專業知識的生產和技術性的實踐活動，文學研究還有著十分重要的社會效用和現實價值，文學研究需要對人們的精神取向和價值觀念進行引導，需要具有生命的溫度、精神的厚度和思想的深度。核心價值觀要具有鮮明的政治屬性和明確的政治立場，西方文化的價值觀念并不適用于中國文學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批評話語要從本民族文化內部產生，直接體現本民族的精神信息，在現代國家觀念、民族認同、人民話語、道德倫理、思想訴求、個體理想、藝術趣味等方面呈現出獨特氣質，并牢牢把握住文藝與時代的關系，引領社會的審美風尚，促進國民文化素養的提升，推動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繁榮發展。首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要堅守社會主義文化批評的底色。如前文所述，20世紀40年代前后，以趙樹理作品為代表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是對社會主義文學進行的初期探索。而文學批評的主要功能在于考察文學表現或再現與社會實踐的關系，文學生產機制與文學生產的互動關系，文學文本與作家主體性的關系，文學文本與意識形態建構的關系等。針對如何評價文學作品這一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曾提出：“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10）的重要論斷。其中，“歷史的”是針對當下文藝作品中“反對崇高”“調侃歷史”等問題提出的，因此，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要遵循唯物史觀，正確看待歷史，評價歷史，避免踏入歷史虛無主義的誤區。“人民的”要求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要關照到人民群眾的精神需求，要對商品化時代、消費社會的精神惰性保持警惕。當下，人類社會逐漸步入了“機械復制時代”，在網絡媒介的助推下，傳統的作者與讀者之間的界限正逐步消失，此時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就需要與時俱進，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在研究中注重以人民為本?！八囆g的”聚焦文學的內在屬性，提示我們對于文學作品的評價不應以暢銷與否為尺度，而是要以藝術價值，作為衡量作品價值的首要標準?！懊缹W的”則強調在當代文學研究中，不斷提升審美趣味，發現美，闡釋美，倡導美，準確反映中國人的審美訴求和審美理想。

其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要進一步加速對中國傳統文論的現代性轉化，打通新時代的“中國文脈”。中國傳統哲學和中國傳統文藝理論中具有寶貴的思想資源，這些思想資源是“中國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重塑中國當代文化認同，重建中國當代美學自信的作用。與西方文化資源相比，中國傳統文藝理論更注重“關注生命情理的揭示和生命精神的形式表現，已經建立起神思、虛靜、妙悟、虛實等創作范疇，情志、文質、意象、意境、氣韻、形神等形式范疇和知音、美丑、趣味、風骨等批評范疇。”（11）

自五四西學東漸以來，受到西方與蘇聯學科劃分體系與研究范式影響，中國文學按時間線索被分割為“中國古代文學”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實際上，二者絕非藝術與價值上的全然割裂，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創作和研究始終受到中國古代文學遺產的滋養。例如，當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國家訴求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感時憂國”的精神流脈，與中國傳統文化關注底層民眾有著內在關聯。這種核心價值準則及其形成的思維邏輯、情感取向、精神氣質和行為方式對文學研究有著重要意義。文學研究呈現出來的這種獨特的精神氣質和精神內涵，能夠為人們提供一整套的話語體系和文化認同方式，重新激發人們對于理想、信仰、愛國、奉獻的認同。因此，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要積極汲取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的養分，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的系統轉化，建構以“中國文脈”“中國話語”為主導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范式。

最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要以獨特的民族性參與世界文論的話語建構。中國有多位當代作家獲得過國際文學大獎，說明漢語寫作能夠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的藝術交匯中進行自我更新，中國文化精神不僅能在中國民族空間內完成展演，也能贏得世界性的認同。全球化進程將世界聯結成了一個接受差異、相互依存的有機的文化共同體，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創新，將形成新的文化表征，也為文學在全球化時代的大發展迎來了歷史性機遇。中國當代文學是世界文學的組成部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也理應積極參與世界文論的話語建構，不能閉門造車，而是要通過參與世界性對話，來獲取自身前進的動力。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批評話語要從本民族文化內部產生，并不意味著要完全拋棄西方文化資源，而是將西方文化資源作為平等的參照體系，以“詩意精神的深淺有無”的高度進行整體觀照，吸收、融合西方理性主義、科學主義的研究方法，達到思想性與感知性的統一；發掘作品中人物的人生起伏和命運際遇背后的歷史厚重感、儀式感和莊嚴感；從中國現實出發探尋文學的精神旨歸，弘揚人在面對現實苦難時呈現出來的樂觀、頑強、堅韌、不屈的精神；在人與人、人與國家、人與歷史、人與時代關系的追問中回答“人可以是什么樣”“人應該是什么樣”這一時代命題。

注釋：

（1）甘陽：《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幾個問題》，《文化：中國與世界》第1輯，第35-36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

（2）南帆：《90年代文學批評：大概念迷信》，《天津社會科學》1997年第10期。

（3）曹順慶：《文論失語癥與文化病態》，《文藝爭鳴》1996年第2期。

（4）張隆溪：《道與羅格斯——中西文學闡釋學》，馮川譯，第11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5）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第40-44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6）蒙培元：《中國哲學的主體思維》，第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7）李坨、張陵、王斌：《“語言”的反叛——近兩年小說現象》，《文藝研究》1989年第2期。

（8）于九濤：《近代日本與中國現代小說的發生》，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9）張江：《當代西方文論若干問題辨識——兼及中國文論重建》，《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5期。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39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

（11）高奮：《論新時代中國外國文學批評的立場、導向和方法》，《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