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與文學革命時期的新舊之爭
《新青年》同人“批古揚新”的文學革命言說形象，通常籠統地作為“五四一代”先進立場和激進姿態的縮影，被文學史敘述接受下來。[1]然而，文學革命“批古揚新”言論的異聲，卻來自新文學陣營內部。[2]文學革命時期反傳統的激進姿態，在帶來激進變革的同時亦造成了對中國現代文化轉型復雜形態的遮蔽。而《新青年》同人關于《聊齋志異》的諸多論爭，正好為重新考察文學革命看似整齊劃一、彼此聲援的言說活動如何“志異”，還原創立新知與轉化傳統交迭的文學革命話語現場，提供了切口。
一、“《聊齋》派的某生者體”：一個批古罵名的生成
1922年8月19日至9月7日，周作人于《晨報副鐫》上連載了十則“夏夜夢”。雖然他在“序言”中只戲稱其為“有紀錄的價值”的“亂夢顛倒”[3]，然而，其中《聊齋志異》、“某生者”所串起的夢境情節，顯然并非虛構：
向南是一所大屋，匾上寫道“毗騫試院”，左邊貼著一張白紙，寫著六個歐體大字道“高等文人考試”。……地上散亂著書本抄稿，都是被搜檢出來的夾帶，其中除《聊齋志異》《坐花志果》《文章游戲》等常見的書籍之外，還有許多少見的珍本……我先往左邊廠里去看，只見被考試者都在拼命地敲他們的字句，……題目是“擬作賣油郎獨占花魁”，但是聽大家嘴里呻吟著的都是些“蝴蝶呀”，或是“三十六鴛鴦——而……呃呃……”一類的話，但也有人突然高聲地念道，“蓋天人也唉！”有一個人在第一行起頭只寫了“某生者”三個字，便被蓋戳的學老師走來在“者”字上打了一個“克己復禮”的陽文的小牙章；……我不禁想起門口那一堆書里大約必有他的分子，因為他的肚里只有這三個字，便可知其余的必定是在那別的書上了。[4]
值得注意的是，考生在“第一行起頭”只寫了“某生者”三個字這一情節，與《聊齋志異》建立了直接的關聯，因為考生肚里僅有這三個字，而在“門口那一堆書里”，《聊齋志異》正位列其首。
實際上，為該夢“奧義”進行注解的，正是周作人本人。1918年4月19日，周氏作了題為“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的演講：“現代的中國小說，還是多用舊形式者，……好的學了點《儒林外史》，壞的就像了《野叟曝言》。此外還有《玉梨魂》派的鴛鴦蝴蝶體，《聊齋》派的某生者體，那可更古舊得利害，好像跳出在現代的空氣以外，且可不必論也。”[5]此處，“《聊齋》派的某生者體”和“鴛鴦蝴蝶體”兩者得到了標簽化的提煉，被此時身處“新文學”陣營的周作人，拿來用作清理、批判“舊文學”的典型。那么，需要進一步追蹤的是，《聊齋志異》何以被確診為舊文學所謂“某生者體”的典型？
周作人點名的《聊齋》派“某生者體”，很可能參考了胡適的說法。就在演講的4天前（1918年4月15日），胡適刊發了《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起首便列舉了若干“舊派文學”實例，“《聊齋志異》派的小說”赫然在列。[6]隨后，在講解新文學創作方法時，他對此作了頗為詳細的說明：
現在的小說（單指中國人自己著的。）看來看去，只有兩派。一派最下流，是那些學《聊齋志異》的札記小說。篇篇都是“某生，某處人，……”；或是“某地某生，游某地，……”；此類文字，只可抹桌子，固不值一駁。還有那第二派是那些學《儒林外史》或是學《官場現形記》的白話小說……《儒林外史》的壞處在于體裁結構太不緊嚴，全篇是雜湊起來的……現在的“新小說”，全是不懂文學方法的。既不知布局，又不知結構，又不知描寫人物，只作成了許多又長又臭的文字；……不配在新文學上占一個位置。[7]
胡適不僅揭露了“某生者體”小說得以命名的行文套路，還明確指出了其始作俑者《聊齋志異》的具體文類，即“札記小說”。然而，以“某生者”為體式特征的札記小說的提法，仍非胡適個人的發現，而是他在自己文學觀察的基礎上，綴合、概括錢玄同、劉半農兩位文學革命盟友的相關言論得來的。
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有關部分
早在1917年2月《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中，錢玄同便有貶毀蒲松齡的論調（“唐代小說描畫淫褻，稱道鬼怪，乃輕薄文人浮艷之作，與紀昀、蒲松齡所著相同，于文學上實無大價值”[8]，并緊接著在下一期《新青年》“通信”欄目中，痛批《聊齋志異》“全篇不通”[9]，且將這種“低劣”的“《聊齋志異》文筆”，安插到了“與人對譯歐西小說”的“某氏”頭上，“某氏”當指林紓。正如錢玄同所責難的那樣[10]，自稱“左莊班馬韓柳歐曾外，不敢問津”[11]的林紓，其文章觀念極易成為新文學陣營攻擊“桐城派”[12]的眾矢之的，而錢不過是在憤恚“選學妖孽、桐城謬種”[13]時，順帶給林紓羅織了個“《聊齋》文筆”的新罵名。
與此同時，劉半農在《我之文學改良觀》一文中，描述了以“某生”為特征之一的舊小說模式：“至于吾國舊有之小說文學，程度尤極幼稚，直處于‘Onceuponatime，therewasa…’之童話時代。試觀其文言小說，無不以‘某生、某處人’開場。白話小說，無不從‘某朝某府某村某員外’說起。……吾輩欲建造新文學之基礎，不得不首先打破此崇拜舊時文體之迷信，使文學的形式上速放一異彩也。”[14]且不論舊有之小說是否處于“童話時代”，“某生、某處人”實際上是劉半農對“文言小說”結構程式的概括，它跨越了書寫語言的文白分界，在“白話小說”中也有對稱的體現。然而，他尚未將《聊齋志異》樹立為“某生者體”文言小說的批判典型。直到1917年7月，他才觸及了《聊齋》：
然我嘗舉一“文”字，問業于一頗負時名之小說家，其答語曰：“作文言小說、近當取法于《聊齋》，遠當取法于史漢。作白話小說，求其細膩，當取法于《紅樓》?！盵15]
該答語仍延續著劉半農“文言小說”“白話小說”對舉的思路，已然將《聊齋》推舉為固守“某生者體”之“文言小說”的典型，而又揚言“遠當取法于史漢”，非標榜“班馬之學”[16]的林紓而誰？劉半農這則轉述，結合刊發時間，更像是有意聲援錢玄同。而錢隨后便在劉半農所譯英人P.L.Wilde《天明》（Dawn）文后，近乎照搬了這里“小說家答語”的所謂轉述，將其落實為斥責林紓的材料：
可嘆近來一班做“某生”“某翁”文體的小說家……日倡以古文筆法譯書，嚴謹西文式樣輸入中國，恨不得叫外國人都變了蒲松齡，外國的小說都變了《飛燕外傳》《雜事秘辛》，他才快心——若更能進而上之，變成“某生”“某翁”文體的小說，那就更快活得了不得。[17]
到了1918年3月29日，劉半農意欲為“下等小說”張目，為了贊揚記錄下等社會現況的唱本《大煙嘆》，劉半農仍不忘將《聊齋》引作反例，稱之為“聊齋派‘某生’‘某翁’的死調子”[18]，“全無表見的聊齋派小說”[19]。這種表述已然十分接近半個月后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的說法。
很顯然，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對“札記小說”的批評，參考的正是錢、劉二人有關“《聊齋》筆法”“某生者體”的言論。胡適《歸國雜感》所記“又看見一家書目上有翻譯的莎士比亞劇本，找來一看，原來把會話體的戲劇，都改作了《聊齋志異》體的敘事古文”，借《聊齋》罪名斥責的，即為林譯《亨利第六遺事》（HenryVI）等劇目，及其戲劇故事集《吟邊燕語》（TalesfromShakespeare）[20]。胡適試圖在文言／白話二分的框架下，確立“白話新文學”的正統地位，他最先鎖定并褒揚的，原是以《水滸傳》《紅樓夢》等白話小說為代表的“施、曹之文”[21]，正是錢玄同、劉半農有關《聊齋》、“某生者體”的批判，使其進而留意到了可用來貶斥“文言小說”這種“死文學”的反面典型，因此，他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捏合了錢、劉二人的敘述，將學《聊齋》的“札記小說”，詳細描述為以“某生者”為體式特征的最下流文字。這里的“札記小說”，相較“古文筆法”“文言小說”等文學概念，所指更為具體。
在此基礎上，周作人則進而將胡適的冗長表述，迅速提煉為更為簡明的“《聊齋》派的某生者體”這種標簽式的名號，基本得到了“新文學”同人的認同，譬如魯迅便屢次以“某生者”為筆名撰文示意[22]。與此同時，周作人也熟悉以“《聊齋》文筆”攻擊林紓的思路。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中羅列哈葛得等外國作家，諷刺譯者“作他傳奇主義的《聊齋》”[23]，都延續了上文中錢、劉、胡三人批判林紓的聲口。
更有意思的是，這揭示出了1922年周作人記錄的那則“考試夢”，真正想要對話的潛在文本，即林紓1919年3月刊登在《新申報》上的文言短篇小說《妖夢》。林同樣以游歷者的視角，虛構出了一場“鄭思康”觀覽“白話學堂”的“妖夢”。林紓直接以“蠡叟”的敘述者身份[24]，儼然說出了《水滸》《紅樓》等小說皆“脫胎古文”的“答語”[25]?！堆龎簟分埃旨傔€惡意杜撰了文言小說《荊生》。[26]而這兩篇的文體，恰好是《新青年》同人指摘的《聊齋》體“札記小說”，而巧妙如周作人，便似乎以“夏夜夢”對“妖夢”，間接反擊。
平心而論，《聊齋志異》的確顯現出“某生者”的特征。[27]胡適、劉半農等對《聊齋》體這一特征的觀察，無疑有其敏銳的地方。然而，“新文學”同人并未拎出該體任何具體篇目分析，難免浮泛。與此同時，借《聊齋》安插給林紓的罪名，也缺乏解釋。寒光在為林紓作傳時，就對始自錢玄同的這種謾罵頗為不解：“那一篇是用《聊齋志異》的文筆？那一篇是蹈著《聊齋志異》的蹊徑？錢先生……不曾拿出證據來……”[28]而《平報》主筆臧蔭松在為林紓1916年3月出版的《踐卓翁短篇小說》第二集作序時，甚至將林紓與蒲松齡加以區分，得出了與“新文學”同人截然不同的評價：“夫短篇小說之體，往往墜于蒲留仙之窠臼不能自脫。翁熟于史記漢書，造語古簡而切摯，篇法亦變幻莫測，是真不囿于留仙者也?！盵29]不過，臧氏此等維護林紓之語，倒是在貶斥《聊齋》的立場上與“新文學”陣營相呼應。更有意思的是，新文學陣營本身對《聊齋》的貶斥看似整齊劃一，實際上卻內含縫隙，其爭辯的軌跡甚至完整地保留在了《新青年》雜志上。
二、同人“志異”：《新青年》背后的文論分歧
錢玄同最早批評蒲松齡，是在1917年2月刊于《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的“通信”中。該信旨在響應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未等胡適回信，錢玄同即再致一函，不僅將《聊齋志異》《淞隱漫錄》諸書，痛貶為“全篇不通”，還抨擊林譯小說“專用《聊齋志異》文筆”[30]，同年7月又在致信陳獨秀時重申了這種論調[31]。胡適于同年5月作出回復，意料之中的是，他對錢這種極端的論調無法茍同，認為《聊齋》“尚不得謂之‘全篇不通’，但可譏其取材太濫見識鄙陋耳”[32]。
而在錢覆信之前，彼時主編《新青年》雜志的陳獨秀，就迫不及待地在刊載胡適這封“通信”時，于文后替錢作了一番辯解，認為林“實無文章天才，有意使典為文，若丑婦人搽胭抹粉，又若今之村學究滿嘴新名詞，實在令人肉麻。吾國札記小說，以愚所見，最喜《今古奇觀》。文筆視《聊齋》自然得多，取材見識亦略高。所述杜十娘宋金郎二事，舊劇家盛演之，觀者咸大觀迎，而原書之聲價反在《聊齋》下，毋乃世人惑于堆砌之套語浮詞乎。”[33]先不論陳是否切中了錢言論的肯綮，但就其所舉《今古奇觀》一例，便有失斟酌。《今古奇觀》為明代抱甕老人所編白話小說集，雖然同屬短制，卻非“聊齋體”文言小說。
《新青年》第三卷第六號
胡適此時尚留學美國，歸功于兩地通信的時空差，他與錢玄同對《聊齋》所持觀點的矛盾之處，都記錄在了《新青年》上。1917年5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三號中，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一文便保留了如下議論：“近人之小說，其可以傳后者，亦皆白話也（筆記短篇如《聊齋志異》之類不在此列）?！盵34]這里，致力于建構“白話文學”合法性的胡適，卻為用文言書寫的“筆記短篇”形制的《聊齋志異》放行讓路。很快，錢玄同不厭其煩地回復了一封長信，特別針對胡適肯定《聊齋》“文法”、卻否定其“取材見識”這一點，提出了不同意見：
玄同謂《聊齋志異》《燕山外史》《淞隱漫錄》諸書全篇不通者，乃專就其堆砌典故之點言之。先生謂“《聊齋志異》在吾國箚記小說中，但可譏其取材太濫、見識鄙陋”。玄同則以為就此點觀之，尚不能算一無足取。……十數年前，有人說《聊齋志異》一書，寓有排滿之意，書中之“狐”系指“胡人”……又其對于當時齷齪社會，頗具憤慨之念，于肉食者流，鄙夷訕笑者甚至?！堕單⒉萏霉P記》亦是《聊齋志異》一類，論文筆實較《聊齋志異》為干凈?！晃墓P可學，而思想不能學。故學《閱微草堂筆記》之《子不語》看了尚不甚難過。而學《聊齋志異》之《淞隱漫錄》則實欲令人肌膚起粟。[35]
錢、胡二人有關《聊齋志異》評價的分歧，非但沒有得到溝通和化解，反倒隨著往來“通信”的展開而不斷加劇。1918年1月，胡適在“通信”欄目中批評蘇曼殊創作的《焚劍記》等文言哀情小說：“《焚劍記》……尚不可比《聊齋志異》之百一，有何價值可言耶？”[36]這實際上仍在曲折地回應錢玄同，錢曾云“曼殊上人思想高潔，所為小說，描寫人生真處，足為新文學之始基乎”[37]。遺憾的是，胡適并沒有對錢玄同發表于1917年8月的這封長信作出答復，而是在半年多后，于《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中，轉而清理起了《聊齋》派的“某生者體”札記小說，似乎已經接受了錢的立場。這或許是出于集中對抗“舊文學”的戰略考慮，胡適早在1917年5月，便專就林紓新著《論古文之不宜廢》予以攻擊[38]，而陳獨秀當即在信后附議：“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39]這不僅亮明了自家“文學革命”的強硬姿態，也是對同人內訌的提醒。于是，《新青年》同人圍繞《聊齋》所呈現出的紛爭，就這樣成了歷史遺留問題。
三、章門傳統與章、林之爭
誠然，錢玄同隱微在《聊齋》言論之下的思路，自一開始便不是胡適所能洞悉的。起先，為了呼應胡適“歷史進化的眼光”[40]，錢必須重新將中國文學發展史加以分期，作出以唐宋易代[41]為標識的小說史變革論：“以前小說如《虞初世說》，為野史而非文學作品。唐代小說描畫淫褻，稱道鬼怪，乃輕薄文人浮艷之作，與紀昀、蒲松齡所著相同，于文學上實無大價值，斷不能與《水滸》《紅樓》《儒林外史》諸書相提并論也。”[42]然而實際上，錢此處對唐代小說及蒲松齡的否定，繼承的是其師章太炎《與人論文書》中的觀點：
又小說者，列在九流十家，不可妄作。上者宋钘著書，上說下教，其意猶與黃老相似，晚世已失其守。其次曲道人物風俗學術方技，史官所不能志，諸子所不能錄者，比于拾遺，故可尚也。（宋人筆記，尚多如此，猶有江左遺意）其下或及神怪，時有目睹，不乃得之風聽，而不刻意構畫其事，其辭坦迆，淡乎若無味，恬然若無事者，《搜神記》《幽明錄》之倫，亦以可貴。唐人始造意為巫蠱媟嬻之言。（苻秦王嘉作《拾遺記》，已造其端。嘉本道士，不足論，唐時士人乃多為之）晚世宗之，亦自以小說名，固非其實。夫蒲松齡林紓之書得以小說署者，亦猶大全講義諸書傳于六藝儒家也。[43]
能入章氏法眼者唯有魏晉之文[44]，小說則頗為“薄視”[45]，評價小說也多以其文章觀念為標準?！杜c人論文書》中得到章太炎首肯的小說，或者因其具備小說以外的志、錄功能，或者基于“其辭坦迤”“淡乎若無味”這種章氏青睞的文章風貌，而“唐人始造意為巫蠱媟嬻之言”這般毒評，則與章太炎所秉持的文章“雅俗觀”有關。早在1906年9月于日本講授文學時，章太炎即言明小說與公牘、典章、學說等一樣“自有雅俗”，雅者乃“無淫污流漫之文”。[46]而艷俗淫漫的淵藪正是“唐人小說”，他甚至拿“唐人小說”直接比“唐宋派”乃至“桐城派”古文：
下流所仰，乃在嚴復林紓之徒。復辭雖飭，氣體比于制舉，若將所謂曳行作姿者也。紓視復又彌下，辭無涓選，精采雜污；而更浸潤唐人小說之風。夫欲物其體勢，視若蔽麈，笑若齲齒，行若曲肩，自以為妍，而只益其丑也。與蒲松齡相次，自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司馬遷班固之言。[47]
錢玄同自然熟悉相關論證的潛在邏輯，除了將唐代小說視作“輕薄文人浮艷之作”外，他還屢次以“文筆”干凈與否為標準審視各類文體。在此基礎上，他不僅青睞所謂“寫實體小說”[48]，還痛斥思想“儇薄”而文筆“穢褻”[49]、充斥著“肉麻之風流”[50]的文人，不少批評用詞甚至直接沿用自章太炎。
更重要的是，《與人論文書》還揭示出章太炎以“唐人小說之體”極力攻擊的關鍵對象——林紓。為極盡貶斥的修辭效果，章還首創了將林紓與蒲松齡對舉的說法。而錢玄同賦予林紓的標志性罪名，正是“《聊齋志異》筆法”。
章太炎《與人論文書》手稿
正如錢基博所言，“民國更元，文章多途”，“大抵崇魏晉者，稱太炎為大師；而取唐、宋，則推林紓為宗盟云”。[51]“既而入民國……閩縣林紓方以能文章治桐城家言，為士論所歸；尤遭炳麟嫉訶?！盵52]章太炎對桐城派向來十分反感，林紓彼時正與桐城派交游往來，在文章上又與桐城派同屬唐宋派系統，自然成為章氏之敵[53]。考慮到林紓憑小說為世俗稱道，章還在《與人論文書》文末增設了一段小說短論[54]，于是便有了“蒲松齡林紓之書”一說。林紓對章太炎亦予以報復，在《畏廬筆記》首篇《馬公琴》中，將章太炎化名為“某公”，極盡奚落之能事。[55]筆調毒辣，不亞于《荊生》《妖夢》。
如此看來，錢玄同責罵林紓使用“《聊齋志異》文筆”，在“雙簧戲”中譏諷林紓“以唐代小說之神韻移譯外洋小說”[56]，對胡適“文學改良八事”之“不用典”一條傾力聲援，以及反復詈罵“桐城”“選學”兩大文妖[57]，實際上都是在章太炎文章觀念的指導下進行發言，其中亦夾雜著“章門弟子”一貫排擠林紓的私怨。錢玄同早年認同林紓譯著“能以高雅潔凈之筆達種種曲折之情”[58]的看法，此時已完全放棄。
那么，章太炎何以選擇參照蒲松齡《聊齋志異》來輕鄙林紓？這實際上同樣有所師承。章太炎曾從學于俞樾，俞氏《春在堂隨筆》卷八云：
紀文達公嘗言：“《聊齋志異》一書，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毕染右嘌裕骸捌蚜粝桑湃艘?，其所藻繪，未脫唐宋人小說窠臼?！奔o文達《閱微草堂》五種，專為勸懲起見，敘事簡，說理透，不屑于描頭畫角，非留仙所及?！笾^《聊齋》而作者，則俗艷而已。甚或庸惡不堪入目。[59]
俞氏所引紀昀評論《聊齋志異》之語，出自紀昀門人盛時彥為《閱微草堂筆記》“姑妄言之”卷所作的跋語：
《聊齋志異》，盛行一時，然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虞初以下，干寶以上，古書多佚矣。其可見完帙者，劉敬叔《異苑》，陶潛《續搜神記》，小說類也；《飛燕外傳》《會真記》，傳記類也……今（《聊齋志異》）一書而兼二體，所未解也。[60]
紀昀主持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甚至拒絕將《聊齋》收入其中，以“著書者之筆”攻伐“才子之筆”，評價《聊齋》“一書而兼二體”（小說／傳記）。而錢玄同批評《聊齋志異》“全篇不通”，是鑒于其“專用典故堆砌成文，專從字面上弄巧”，其背后至少折疊著章太炎、俞蔭甫乃至紀昀這三層聲音。
四、史與文：小說的位置
中國文言小說主要包括傳奇與志怪兩類。以唐代為分水嶺，文言小說多由史部轉到子部，以“傳奇體”的成熟為代表，有作意幻奇、文采藻飾[61]之效。到清代，張揚的傳奇小說受到壓抑，而簡樸的志怪小說則得到認同[62]，集中呈現為“著書者之筆”對壘“才子之筆”的書寫姿態。[63]而分歧的背后，似乎還掩映著“史”與“文”、“史傳”與“詩騷”[64]乃至“儒林”與“文苑”等書寫傳統的分辨。
小說原附于史傳而后出[65]，清代士子以“才子之筆”為由頭，乃有意將《聊齋》歸為“文”，進而驅逐出“史”的著書正統。更勿論以文章手眼批小說，蓋明清評點的常態[66]。正如蕭劼跋《秋燈叢話》所云，“可接韓柳家法，豈墮入唐人小說一派哉”[67]，與后來章太炎論《聊齋》如出一轍。至于紀昀批《聊齋》羼雜“小說”與“傳記”二體，仍是借文筆替史傳傳統張目。
因此，當晉稗（史筆）之簡練與唐稗（文筆）之豐縟的對峙，集中體現為“紀（昀）蒲（松齡）之爭”時，從紀昀本人，到近世的俞蔭甫、章太炎、錢玄同三代師徒，全部都倒向了《閱微草堂筆記》一方。他們更近乎是以看待文章而非小說的眼光，將《聊齋志異》批判成了“藻繪古艷”之流。而錢玄同在致胡適的那封長信中，詳細論述的也正是這一思路。[68]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初版合訂本（陳子善藏）
以史傳、文章觀念審視乃至批駁小說，小說仍受到傳統文類秩序的規訓而無以自立。直至20世紀初國人首撰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史，其背后仍閃現著上述意識形態的痕跡。[69]到1923年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出版，《聊齋》評判方獲得區別于章門系統的小說史論述。殊異于章門對“唐人小說”的鄙夷，《史略》尤為強調“唐傳奇體”的首創之功。以“文采”“意想”為參照，《史略》得出了“唐代一變則始有意為小說”的論斷。[70]這似乎接續了吳梅“小說升至唐而始廣”之論[71]，已然罩在了現代西方文學框架下，小說力主虛構的藝術征象。后來，魯迅另作《怎么寫》，仍是以“紀、蒲之爭”為例，批評《閱微草堂筆記》拘泥于狀寫事實的弊病，強調文學本為“個人的造作”[72]。借助自覺的創造意識，小說由史傳傳統中解放出來，獲得了獨立的文類主體身份，比起章門關于古典小說的臧否，魯迅的論述則攜帶著為小說立法、小說于文學結構中價值上移等更為激進的革命底色。
章太炎于林紓逝世后題辭稱：“嗚呼畏廬，今之蒲留仙也，余博通不如曉嵐，固不敢為論定，觀其譜庶幾知其人?！盵73]其對林紓的攻擊雖然因厭惡桐城派而始，但在維系文章正宗、苛求“造語盡雅”（“盡俗盡雅”）的層面上，儼然與謹遵“氣清、體潔、語雅”的桐城派達成共識。以桐城派為代表的正統古文家，親近、默許的是偏向簡樸、記錄文風的擬晉志怪，而他們真正反感、抗拒的，不僅是更長于文學虛構、修辭藻飾的擬唐傳奇，還在于這派小說對文章筆法的侵擾，換言之，他們警惕的是古文雜入了小說技法（即“雜小說”傾向），如此破壞了文章筆法的“雅潔”“雅訓”[74]，及其遵守“義法”的嚴明整飭。章太炎對文章純潔性的把持，以及對文體界限的固守，后來嫡傳給了錢玄同。1910年10月20日章致錢信有云：
林紓小說之文，梁啟超報章之格，但可用于小說報章，不能用之書札文牘，此人人所稔知也……議論欲直如其言，記敘則直書其事。不得虛益華辭，妄增事狀。而小說多于事外刻畫，報章喜為意外盈辭，此最于文體有害……若不知其義，而徒用古人成語，如蒲松齡之小說，袁枚之辭章，其不通處甚多，學之適以增愚，書之有靦面目。[75]
在章太炎看來，“小說報章”不僅要與“書札文牘”嚴格區分文體，其自身筆法便直接對文體乃至文辭造成了戕害。
以“《聊齋志異》文筆”和“唐人小說之體”，對林紓及其所代言的舊文學加以攻擊，這無疑是《新青年》同人之于“文學革命”最為精妙的發明。不過，真正了解其內部邏輯及歷史背景的，大概只有錢玄同一人。正如徐一士在記錄章太炎近世言行時所云：“蒲氏《聊齋志異》，自有其文學價值……要其大端文字之工處，不可廢也……林氏宗尚桐城，……移譯外國小說，承繼足稱?！盵76]單就其為蒲松齡、林紓討情之意，便頗為中肯。實際上，《聊齋志異》無法用志怪、傳奇抑或筆記等文體一概而論；而林譯小說也并非其個人論及的“古文”[77]，更何況林紓本人也否認隸屬于任一文壇宗派[78]。而錢玄同基于《聊齋志異》提出的“筆法”，與胡適“文法”，實則差別天壤。
五、“文法”與“筆法”：中西文論交鋒下的同人言說
胡適有意在“義法”層面上，維護《聊齋志異》的潛在價值[79]，甚至主動為文言寫就的《聊齋》放行。[80]然而，他卻在1918年4月《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中，轉而批判《聊齋》派“某生者體”札記小說，似乎斬斷了之前的爭辯意圖。實際上，如果仔細體察胡適文意，他此時明確撻伐的對象，只是所謂仿《聊齋》的衍生文本，及其已成濫調的創作套數，仍為《聊齋》原作留有一定的討論空間。到1918年5月的《論短篇小說》一文，胡適又透露出自己肯定《聊齋》的邏輯：
由此可知，胡適是在西方“短篇小說”（shortstory）這一現代文類的映照下[82]，重新審視古典小說。他在文章伊始就對“短篇小說”作出了明確界定：“短篇小說是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盵83]這里，胡適在其一以貫之的文學進化觀的照應下（“文學越進步，自然越講求‘經濟’的方法”[84]），為“短篇小說”提取出了其作為現代文類的核心特質，即“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所謂“經濟”，并非簡單指篇幅的短小緊湊，而是內化于“結構”（即“文法”）層面上的變革，擇取“最精采的一段”作為全神貫注的“橫截面”，單靠面向材料和文體的“剪裁”而無“結構布局”則遠遠不夠。
因此在胡適看來，自漢到唐這幾百年中出現的以“記錄”為特征的“雜記體”小說，徒有短篇小說的意味而無體裁，都夠不上嚴格的“短篇小說”，更何況那些可以雜湊、擴展成長篇章回小說的短篇?！傲凝S派的濫調”之所以受到胡適撻伐，除了“某生”“某甲”這種措辭因循刻板毫無設計外[85]，更重要的癥結或許是，這類小說多從頭寫起，缺少短篇小說以“橫截面”管窺全角的現代“經濟”手腕。1919年9月胡適述及彼時文壇的改觀：“近一兩年來，國內漸漸有人能賞識短篇小說的好處，漸漸有人能自己著作頗有文學價值的短篇小說，那些‘某生，某處人，美豐姿，……’的小說漸漸不大看見了。”[86]這顯然仍處在前文的批評理據之中。而對《聊齋志異》的肯定，也自然基于“短篇小說”的文類規則。只不過為了不與立白話、破文言的二元觀念相齟齬，旋即便以“只可惜文言不是能寫人情世故的利器”為由，將《聊齋》的風頭壓了下去。[87]
然而，《論短篇小說》一文并非橫空問世，而是脫胎于兩個月前（1918年3月15日）胡適在北京大學國文研究所小說科所作的講演。雖然胡交代“今就傅君所記，略為更易”，但若比照刊于《北京大學日刊》的傅斯年記錄稿，“更易”之處不能算少：
清代“短篇小說”又衰，但多扎記體（當為“札記體”，筆者注）之小說耳，今取《聊齋志異》論之，止有《續黃粱》一篇最為難得（周先生云：《促織》亦佳），……而《聊齋》終不敵《今古奇觀》，《今古奇觀》又不若韻文中“短篇小說”，故中國最精之“短篇小說”，卻須求之于韻文中也。[88]
記錄稿揭示出胡適主講之余，“周先生”與研究生參與了整場討論，“周先生”應指當天“回至校，與適之談，七時返寓”[89]的周作人。胡適聊齋論的調整或許帶有周作人的痕跡，譬如在篇目的評判方面，胡適前后就經歷了從“止有《續黃粱》一篇最為難得，其余均不甚佳”，到“如《續黃粱》《胡四相公》《青梅》《促織》《細柳》……諸篇，都可稱為‘短篇小說’”的轉變。后來做出的正面補充，如《聊齋》以狐鬼寫人情世故，顯示出“寫實”因子，實際上已非常接近周作人之后在“人情物理”思想框架下闡釋《聊齋》的論調。[90]
《新青年》同人合影
胡適關于“短篇小說”的講演，及其與周作人討論、改訂以成文的過程，頗能反映《新青年》同人集體言說的互動特質。胡在講演中稱“《聊齋》終不敵《今古奇觀》”，雖然有文言不敵白話這一語體變革的考慮，但似乎也在呼應陳獨秀此前“最喜《今古奇觀》”[91]之說。而“中國最精之‘短篇小說’，卻須求之于韻文中”這種拔高韻文（詩體）、混淆文類的特異言論，或許要聯系同期劉半農等同人的文學活動：就在胡適“短篇小說”講演半月后，劉半農在北大文科國文門研究所作了題為“中國之下等小說”的演講，其一大核心觀念正是“要改良下等小說，當先從韻文入手”[92]。
“某生體”一事中《新青年》同人不斷跟進、聲援彼此關于文學革命的言論，由此逐漸滾動成聲勢一致的話語場域，這正是《新青年》同人言說機制的典例：先是劉半農于《我之文學改良觀》一文中提及了“某生者”的舊小說程序，進而由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系統描述成“學《聊齋》”的“某生者體”札記小說，隨后，周作人在講演《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中，將其精簡為“《聊齋》派的某生者體”。三人隨后迅速加入了錢玄同的隊伍，將矛頭共同指向彼時正為“文言”張目的林紓[93]。
然而，這種一體化的文學革命話語，顯然擱置了同人之間的“志異”。胡適與錢玄同二人關于《聊齋》的分歧，存在著西／中、現代／傳統不同文學背景下的“小說”根本觀念的碰撞，[94]這一分歧從沒有達成實質性的和解：胡適認為《聊齋》“實在高出唐人的小說”，是在“短篇小說”這一西方現代文類的標尺下，批評傳統雜記體小說不能擇取“橫截面”的結構布局，已經落后于“經濟”的文學發展趨勢；錢玄同則承繼了章太炎的觀點，將“擬唐傳奇”視作對文章“干凈”筆法的侵害。
即便是看似與胡適更為合拍的劉半農、周作人，也需要細加分疏。與胡適“短篇小說”（shortstory）的概念不同，劉半農有意建構的實則是“通俗小說”（popularstory）這一打通階級區隔的現代文類，因此，他更為關注《聊齋志異》“作者自道”“有賣本領之心理”的封閉性弊病[95]，以及對“理不勝欲”的讀者可能造成的道德誤導[96]。更為特殊的是周作人。因為“章門弟子”的身份，周作人應該了解錢玄同的邏輯，同時也頗為熟稔近現代的西方文學觀念，他應該是能與《新青年》同人各種路向同時對話的人物?！都t樓內外》記錄了以《聊齋》攻訐林紓這一文學革命公案：
文學革命運動漸漸的起勁，校（北大）內外都發生了相當的反應，校外的反對派代表是林琴南，他在《新申報》《公言報》上時常發表文章，肆行攻擊，頂有名的是《新申報》上的《蠡叟叢談》，本是假《聊齋》之流，沒有什么價值。[97]
他確已認識到，使林紓遭到比附《聊齋》之討伐的真正癥結，應該歸給《蠡叟叢談》這一系列文言短篇小說的創作。與此同時，精通多門外語的周作人，還充當著“新文學”陣營中兼顧翻譯理論與實踐的主力，因而，他似乎更有資格響應林紓“叫外國文人都變成蒲松齡的不通徒弟”[98]的“罪行”。然而，周作人對《聊齋》的態度，實際上更為復雜。[99]周作人很快由“文學革命”的論爭場域，回歸到“自己的園地”，他在文藝、民俗、修辭等方面對《聊齋》的論述，呈現出更為多元繁復的面貌。
統一口徑、集中對抗的文學革命言說方式，很難說沒有對胡適的文學研究造成干擾，他以西方“短篇小說”文類觀念為指導，重新發掘出了“札記小說”的文類價值。[100]這類風行的“筆記小說”，正與“《聊齋》派某生者體”有關。然而，他卻未能進一步深入探究該文類及其“結構”（“文法”）的潛能，很快將其摒棄為一文不值的“爛調小說”[101]。而他所攻擊的林紓，曾以“短篇小說”為名，連載、出版了數量可觀的筆記小說，鄭振鐸以為“絕無他所譯的狄更司諸人的小說的氣氛……完全是舊的筆記，如《聊齋志異》之流的后繼者”[102]。換句話說，以“短篇小說”為視域的胡適，真正有理由關注（批判）的本應是林紓的創作而非翻譯，但這一批評資源顯然被胡適掠過了。更可惜的是，胡適好不容易突破了文言／白話二分的思維局限，對取法《聊齋志異》的這類文言小說加以肯定，卻又很快跳回了自己建構起的、并得到同人響應的“白話取代文言”的文學進化邏輯。
結 語
胡適在《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中曾交代其史觀：“（歷史中）各有多元的，個別的，個人傳記的原因，都不能用一個‘最后之因’去解釋說明?！盵103]直至“《聊齋》派的某生者體”這一口號于1918年生成，《新青年》同人看似整齊劃一、彼此聲援的言說活動，卻始終內含齟齬和縫隙。文學革命所處的五四運動現場正值古今變革而未定之時，文學的新舊形態參差膠著，而非決然的二元對峙，西方現代思潮與中國文化傳統以變量的形態，包裹著思想資源有同有異的革命主體向前滾動。正如劉半農在1917年致錢玄同信中所言，《新青年》同人多受“舊文學的毒”而“半路出家”[104]，他們的批古言說暴露出自身新舊文化形態的混雜[105]，其與傳統文學的曖昧牽連，已經為此時對話背后的分歧埋下伏筆。
注釋：
[1]《新民主主義論》將“五四運動”視作中國文化革命第一階段的起點，其“兩大旗幟”之一，即為徹底地“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
[2]如胡適《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東方雜志》1934年1月1日第31卷第1期。
[3]槐壽：《〈夏夜夢〉序言》，《晨報副鐫》1922年8月19日，收入《談虎集》。
[4]槐壽：《考試一》，《夏夜夢》（六），《晨報副鐫》1922年8月27日。
[5][23]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1918年4月19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小說組演講，后整理刊于《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第141~152號，1918年7月15日又刊于《新青年》第5卷第1號。
[6][7]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青年》1918年4月15日第4卷第4號。
[8]錢玄同：《通信》（“錢玄同上言”），《新青年》1917年2月1日第2卷第6號。
[9][10][30][37][49]錢玄同：《通信》（“錢玄同白二月二十五日”），《新青年》1917年3月1日第3卷第1號。
[11]林琴南：《選評歸震川集自序》，《春覺齋著述記》，世界書局1949年版。
[12]參見梁堃《桐城文派論》，商務印書館1912年版；王獻永《桐城文派》，中華書局1992年版。
[13][42]錢玄同《通信》，《新青年》1917年2月1日第2卷第6號。
[14]劉半儂（農）：《我之文學改良觀》，《新青年》1917年5月1日第3卷第3號。
[15]劉半農：《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新青年》1917年7月1日第3卷第5號。
[16]林紓：《序》，《古文辭類纂選本》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18年版。
[17]錢玄同：《玄同附志》，見《天明》（DAWN，悲?。⑷薖.L.Wilde著，劉半農譯，《新青年》1918年2月15日第4卷第2號。
[18][19][92]劉半農：《中國之下等小說》，本為1918年3月29日于北京大學文科國文門研究所的講演，后連載于《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5月第21—25、27—31日，6月1日、3日、4日。1919年另發表于《太平洋》。
[20]早在1904年，商務印書館便出版了魏易口述、林紓轉譯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吟邊燕語》，該集含林紓1904年5月所撰序文一篇，根據蘭姆姐弟（CharlesLamb，1775—1834；MaryLamb，1764—1847）編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TalesfromShakespeare）譯出；此外，林紓還先后轉譯了五部莎翁劇作，包括《雷差得記》（陳家麟口述，自署林紓，刊于《小說月報》1916年1月第7卷第1期）、《亨利第四紀》（陳家麟口述，自署林紓，刊于《小說月報》1916年2月第7卷第2期）、《亨利第六遺事》（1916年4月商務印書館出版，“林譯小說第二集第十五編”，署“英國莎士比亞原著”“閩林縣紓、靜海陳家麟同譯”）、《凱徹遺事》（陳家麟口述，自署林紓，刊于《小說月報》1916年5—7月第7卷第5~7期）、《亨利第五記》（口譯者未詳，署林琴南譯稿，刊于《小說世界》周刊1925年11月27日—12月4日第12卷第9~10期）。
[21][40]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1917年1月1日第2卷第5號。
[22]魯迅對周作人“《聊齋》派的某生者體”這一名號發明頗為認同，也一直關注與之相關的新舊文學論爭，其《“以震其艱深”》（1922年9月20日）《所謂“國學”》《兒歌的“反動”》《又是“古已有之”》《笞二百系笞一百之誤》等文章，便以“某生者”為筆名刊發。
[24]林琴南：《妖夢》，《新申報》（上海）1919年3月18—22日。
[25]林琴南《妖夢》：“即彼所尊崇之《水滸》，《紅樓》，非從古書出耶？《水滸》中所用，多岳珂《金陀萃編》中之辭語；而《紅樓》一書，尤經無數博雅名公，竄改而成?！?/p>
[26]林琴南：《荊生》，《新申報》（上海）1919年2月17—18日。
[27][62]占驍勇：《清代志怪傳奇小說集研究》，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7~98，5~7、16~17頁。
[28]寒光：《林琴南》，中華書局1935年版，寒光著此書時“遠在海外”。錢玄同致陳獨秀信函，見《獨秀文存》。
[29]臧蔭松：《序》，《踐卓翁短篇小說》第二集，都門印書局1916年版。
[31]錢玄同致信陳獨秀：“但是某大文豪用《聊齋志異》文筆和別人對譯的外國小說，多失原意，并且自己摻進一種迂謬批評，這種譯本還是不讀的好?！币婂X玄同《通信》（“二十世紀第十七年七月二日錢玄同敬白”），《新青年》1917年8月1日第3卷第6號。
[32][79]胡適：《通信》（“胡適五月十夜”），《新青年》1917年6月1日第3卷第4號。
[33][91]參見陳獨秀為胡適“通信”所附評議，《新青年》1917年6月1日第3卷第4號。
[34][80]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新青年》1917年5月1日第3卷第3號。
[35][68]錢玄同：《通信》（致胡適，“錢玄同”），《新青年》1917年8月1日第3卷第6號。
[36]胡適：《通信論小說及白話韻文》，《新青年》1918年1月15日第4卷第1號。
[38]胡適：《通信》（致陳獨秀，“胡適白四月九日作于美國紐約”），《新青年》1917年5月1日第3卷第3號。
[39]參見陳獨秀為胡適“通信”所附評議，《新青年》1917年5月1日第3卷第3號。
[41]對于錢玄同“唐宋易代”（唐宋變革）的文學史論調，胡適隨后去信施以聲援。詳見《通信》（寄陳獨秀，“胡適白四月九日作于美國紐約”），《新青年》1917年5月1日第3卷第3號。
[43][47][53]章太炎：《與人論文書》，《章太炎先生學術論著手跡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44]章太炎：《國故論衡·論式》，《文學說例》（1902），《文學論略》（1906）。
[45]參見陳獨秀為錢玄同“通信”所附評議，《新青年》1917年3月1日第3卷第1號。
[46]章太炎：《論文學》，《國學講習會略說》，日本秀光社1906年版。
[48]錢玄同：《通信》（致陳獨秀，“二十世紀第十七年七月二日錢玄同敬白”），《新青年》1917年8月1日第3卷第6號。
[50]見錢玄同《通信》（“［詞曲小說］若出于一己之儇薄思想，以穢褻之文筆，表示其肉麻之風流，則無絲毫價值之可言”），《新青年》1917年3月1日第3卷第1號；錢玄同《通信》（“就是施耐庵、曹雪芹、吳敬梓也還不能算做第一等。……雖然配得上稱‘寫實體小說’，但是筆墨總嫌不干凈”；“都是作者自道，叫人看了實在替他肉麻”），《新青年》1917年8月1日第3卷第6號；錢玄同《通信》（“《燕山外史》一書，專用惡濫之筆……王韜《淞隱漫錄》全是套《聊齋志異》筆法，文筆更為惡劣，亦無思想、情感可言”），《新青年》1917年8月1日第3卷第6號。
[51][52][54]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
[55]林琴南：《馬公琴》，《畏廬筆記》，中華圖書館1917年版。
[56]《王敬軒君來信》，《文學革命之反響》，《新青年》1918年3月15日第4卷第3號；記者（半農）復王敬軒信，《文學革命之反響》，《新青年》1918年3月15日第4卷第3號。
[57]錢玄同：《通信》（“弟錢玄同”），《新青年》1917年6月1日第3卷第4號。
[58]錢玄同1906年3月4日日記，《錢玄同日記·上（1905—1922）》（整理本），楊天石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頁。
[59]俞樾：《春在堂隨筆》卷八。
[60]紀昀：《閱微草堂筆記會校會注會評》（下冊），鳳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948頁。
[61]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八篇唐之傳奇文（上）”，《魯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頁。
[63][66]劉曉軍：《小說文體之爭的一段公案》，《文學遺產》2018年第1期。
[64]關于中國小說“史傳”與“詩騷”兩大傳統及其（近代）流變，詳見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95~221頁。另見夏曉虹《詩騷傳統與文學改良》，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65]“唐代小說主要是從史部的傳記演進而來，無論志怪還是傳奇，最初都歸在雜傳類?！眳⒁姵桃阒小短拼≌f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頁。
[67]蕭劼：《〈秋燈叢話〉跋》，見王椷《秋燈叢話》，黃河出版社1990年版，第5頁。
[69]以陳平原在法蘭西學院發現的吳梅《中國文學史》北大講義抄本（約1917年）為例，“唐代文學總論”一章下關于“唐代小說”“其弊則綺靡繁冗”“其旨趣尤多輕薄逸蕩”“以仙俠神怪閨襜姚冶，寄其無聊不平之感”等評述，與同期錢玄同乃至章太炎等的觀念不乏映照處，于此，陳解釋為“小說非吳梅所長”，故“涉及唐人傳奇”則多有借鑒。詳見陳平原《寫在“新文化”邊上》，《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23~324頁。
[70]詳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之第五、六篇“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上）（下），第八、九篇“唐之傳奇文”（上）（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3~59、71~93頁。
[71]吳梅通篇用語雖只見“唐代小說”而不見“傳奇”，但處處確是以分辨“傳奇”之“奇”與“志怪”之“志”為中心旨歸，進而，以唐后小說“子虛烏有之詞”（“奇”）比照唐前小說“僅事敘述”“實資考證”（“志”），得出“小說升(？)至唐而始廣”的結論。詳見陳平原《寫在“新文化”邊上》，《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第323頁。
[72]魯迅：《怎么寫》，《莽原》1927年10月10日第18、19期合刊。
[73]朱羲胄編：《林畏廬先生學行譜記四種·題辭》，世界書局1949年版。
[74]汪琬：《跋〈王于一遺集〉》，《汪琬全集箋?！返诙?，李圣華箋校，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907頁。
[75]章太炎致錢玄同信（1910年10月20日），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頁。
[76]徐一士：《一士類稿》。
[77]錢鐘書：《林紓的翻譯》；陳平原：《古文傳授的現代命運——教育史上的林紓》，《文學評論》2016年第1期。
[78]王風：《林紓非桐城派說》，《世運推移與文章興替：中國近代文學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81][83][84][87][101]胡適：《論短篇小說》，《新青年》1918年5月15日第4卷第5號。
[82]胡適在文章伊始便借助“聊齋派的某生者體”，申明作為特定西方文學概念的“短篇小說”，與中國傳統文類觀念的不同。參見胡適《論短篇小說》。
[85]譬如胡適在《論短篇小說》中所言：“現在的人一開口便是‘某生’‘某甲’，真是不曾懂得做小說的ABC。”
[86]胡適：《〈短篇小說第一集〉序》，《短篇小說第一集》，胡適譯，上海亞東圖書館1919年10月初版，1920年4月再版。另，胡適后來編譯了《短篇小說第二集》并作序，上海亞東圖書館1933年版。
[88]《國文研究所小說科第四次會記錄》，講演時間為1918年3月15日，胡適主講，周作人及研究生參與討論（“胡先生周先生與研究生間談小說二十分鐘遂散會”），研究員傅斯年記錄，刊于《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3月22日至27日（第98~102號）。
[89]周作人1918年3月15日日記，《周作人日記·上》，大象出版社1998年版，第738頁。
[90]1950年，周作人曾述及蒲松齡以狐鬼寫人情的創作理路，詳見周作人《〈聊齋志異〉》，鐘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120頁。這一論調在1930年代前后既已形成，另見周作人《〈聊齋鼓詞六種〉序》（1928年，收入《永日集》）、《〈柿子的種子〉》（1935年，收入《苦竹雜記》）等文章。
[93]參見胡適《論短篇小說》；“記者（半農）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新青年》1918年9月15日第5卷第3號）；周作人《論“黑幕”》（1919年，未收入自編文集，《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二卷，鐘叔河編訂，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頁）。
[94]張麗華：《現代中國“短篇小說”的興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頁。
[95]劉復：《通俗小說之積極教訓與消極教訓》，原為1918年1月18日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小說科的演講，載于《太平洋》第1卷第10號。
[96]劉半農以幼年閱讀《聊齋》的體驗為例，解釋了小說對善于“摹仿”的讀者可能構成的誘導。參見劉復《通俗小說之積極教訓與消極教訓》。另，可參閱劉復《中國之下等小說》。
[97]周作人：《紅樓內外》（1948年，收入《知堂乙酉文編》）。
[98]錢玄同：《關于新文學的三件要事》，《錢玄同文集·第一卷·文學革命》，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頁。
[99]曲楠：《“豆棚瓜架”下的“姑妄言之”》，《云夢學刊》2015年第6期。
[100]志希：《今日中國之小說界》，《新潮》1919年1月第1卷第1號。
[102]鄭振鐸：《林琴南先生》，收鄭振鐸《中國文學論集》，開明書店1934年版。
[103]胡適：《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胡適文集》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104]劉半農：《致錢玄同》（“劉半農一九一七，十月十六”），《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1981年第3期。
[105]正如羅志田所言，“從社會功能看，舊派林紓其實不舊；從社會觀念看，新文化人也不全新”，參見羅志田《林紓的認同危機與民初的新舊之爭》，《歷史研究》1995年第5期；另見羅志田《道出于二：過渡時代的新舊之爭》，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另見王小惠《五四時期“〈儒林外史〉熱”及所牽涉的文學史話題》，《文學評論》202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