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站立的地方眺望與書寫

張 揚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我認真地作了學習。在學習過程中，努力體悟當中的斟酌與考量，所凝結的思想與共識。

更加明白自己所處的時代，繃緊思想“這根弦”。從出生到成人，從讀書到工作，從長江之畔的鄉村到長三角的一個省會城市，我所逢遇的，正是改革大幕拉開、各領域破冰破局乃至風高浪急、千舟競帆的時代，所經歷的正是經濟大發展、思想大活躍、觀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歷史進程中的重要階段。這個階段，有我所感知的農轉非、國企改革、大學生從統包統分到自主就業、福利分房取消、免征農業稅、北京奧運會、杭州G20峰會等大事件，還有我所體驗的自行車、摩托車、拖拉機、長途汽車、綠皮火車、動車、高鐵、飛機、游輪等不斷出現的現代工具，“嫦娥”真的探月了，“蛟龍”深度潛海了，世態萬象，繁復多姿。面對前所未有的瞬息萬變，作為文藝戰線上的一員，需要通過持續不斷的政治理論學習，增強政治自覺、堅定文化自信，更加明白自己所處的時代，在思想上不麻痹大意，在言行上不隨波逐流，在審美上增加鑒別力。《決議》在文化建設方面，用較大篇幅重點強調意識形態工作。眾所周知，文藝工作就是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文藝領域意識形態工作直接關乎意識形態工作全局。所以，在寫作者的筆下，字字句句關乎當下和未來，需要慰藉心靈，激發正向的力量。

更加清楚自己所站立的地方，懷有反哺“這份心”。有一陣子盛行說：“我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國。”對于個體而言，所站立的地方，有生養的山河故園，有打拼的大小城市，有過河的渡口、歇息的驛站，有長居或終老之地，也有可能是異國他鄉。“鴉有反哺之義，羊有跪乳之恩”，作為人，對于桑梓之地，對于給予自己力量的一個個地方，總會情有所系、思有所在。我常想，對于自己站立的地方，知道它的歷史和正在進行的變化嗎？在文字中呈現過它的萬千之一嗎？面對方興未艾的鄉村振興，是否從費孝通、梁漱溟、晏陽初、陶行知等前輩的研究與實踐中，獲得更深一層的思考，是否從沈從文等人的作品中汲取一些創作的靈感和力量？近幾年，我多次隨同文藝小分隊奔赴基層“送文化”“種文化”，參與過戰疫、扶貧、抗洪及鄉村振興、科技創新、紅耀江淮等主題創作。但顯然，面對層出不窮的并溢出固有經驗、認識邊界的新情況、新技術、新業態，自己尚未很好地深入、消化，還欠缺足夠的創作功底和創新的表達手段。一直在努力，通過文字和文字之外的嘗試反哺自己所站立的地方。有一年，家鄉一個鄉鎮受了洪澇，我寢食難安，即刻聯系一些朋友，并通過慈善組織募捐6萬多元，送達需要援手的人家。有幾年，用心挖掘所在城市街巷的文化底蘊，助力多個歷史文化街區的打造。今后，我還會懷著一顆熱心，力所能及地做些具有建設性的文化善事。

更加深刻認識文學的作用和價值，用好手中“這支筆”。今年11月25日，是“人民作家”巴金先生誕辰117周年的日子。這一天，在他倡議建立并題寫館名的中國現代文學館近旁，在魯迅文學院，我重溫了他在1979年3月1日發表的文章《文學的作用》。文中寫道：“幾百年、千把年以前的作品我們有的是。我們這一代也得有雄心壯志，讓我們自己的作品一代一代地流傳下去。”盡管已過去32年，重新讀到，仍覺得振聾發聵。2021年，我有幸入選安徽首批優秀文藝青年工作者“551”選拔培養計劃，又有幸來魯院學習，聆聽了許多高質量的授課與研討發言。雖然達不到像巴金先生所說的，寫出可以流傳下去的作品，但至少要向“自覺寫作”“有效寫作”靠攏，多些“跳高式”的、體現一定難度系數的創作實踐。有人問畢飛宇，如何成為一個作家，畢飛宇說，堅持寫三十年，不要停止。他還說，“最大的、最可以依賴的才華是耐心”。這段時間，我也在反思，在寫作這件事上，較之于魯院老師所提的要求，自己的虔誠和耐心還遠遠不夠。

“勿忘昨天的苦難輝煌，無愧今天的使命擔當，不負明天的偉大夢想”，《決議》中所強調的，可謂字字千鈞。我想，往后的自己，得“坐冷板凳”“挖深井”，保持內心的柔軟，眺望具有詩意的遠方，不斷開拓創作視野，拔高人生的情懷。身逢壯闊的新時代，只有深切地去感觸磅礴的地氣、生氣，才可能寫出活力、熱力，彰顯應有的職責與擔當。

為祖國和人民，握緊手中的筆

解品軍

我來自山東東營。東營是黃河入海的地方，是母親河最終的抉擇，是一條大河的終極命運。正如始終把為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初心使命的中國共產黨，必然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歷經百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經過百折不撓的銳意進取，才取得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才創造了今天這個偉大的時代。

曾有位學者和我講，東營在一片巨大的荒蕪之上，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城市，我對此堅決反對。東營是一個移民城市，1983年建立到現在也不過是一座210萬左右人口的小城市。初到東營，我的第一印象，都是關于顏色的記憶。喝的第一碗水，碗底是一層黃色的泥沙，滿眼都是白色的鹽堿地、白色的蘆葦花，還有那個冬天的大雪。我曾寫下一首《三重白》：“第一重，是鹽堿地/第二重，是蘆花/第三重，是一場大雪/三重之外，是我母親的白發。”

我曾追問，這里真的只有荒蕪，沒有文化嗎？不，不是的，1961年隨著“華八井”出油，開啟了祖國第二大油田的宏偉篇章。數以萬計的軍人、石油工人，從大慶、玉門等四面八方匯聚到東營。當“我為祖國獻石油”的勞動號子響起，石油人在爬冰臥雪，在鹽堿灘、地窩子里，用咸水煮野菜就著窩窩頭。在荒原上立井架，沒有機械，就人拉肩扛，肩腫、背爛了，手上磨起血泡。困難多嗎？祖國缺石油是最大的困難。那石油人就用血肉之軀，在荒原上立起一座座鋼鐵脊梁。那些日漸衰老的身影，是我的老師傅、老工友、老父親。

在黃河入海口，比大海高的是翅堿蓬，比翅堿蓬高的是蘆葦，比蘆葦高的是檉柳，比檉柳高的是采油井，更高的是井架上飄揚的五星紅旗，是鳥群和天空。我喜歡這里所有的事物，它們和我們都是倔強的事物，如今“油二代”“油三代”已接過父輩手中的剎把。

1997年自己工作的第一天，就去孤東參加會戰，臺風導致整個地區停電停產。石油要上來，抽油機不能停。水退不去，車進不去，人就走進去。在沒腰的水里，我們雙手提著50斤的油桶，艱難行走。電線桿倒了，就用手和繩子扶起來。泡得發白的皮膚，在烈日下爆皮、開裂。蚊子、蘆葦、野草，你不知道那道口子是誰給的。

為了城區高低壓改造，一個人可以拖著上百米的電纜，翻墻、走管線。垃圾堆用鐵鍬挖開它，全是大石塊的路段，用撬杠和起著水泡的雙手，開辟一條通行的路徑。漂著糞便的下水溝，一頭扎進去。血泡、腰傷、砸腫的手指，深夜歸來的小伙子，一雙腳還在洗腳盆里就能響起鼾聲。

2016年底，低油價寒冬期到來，油田開始人員大流動，去油區之外的地方創造另外的價值。遠到新疆、巴基斯坦，近到家門口的小區，無論是從事門衛、保潔，還是高端技術服務，石油人都將自己和家國的命運扛在了肩上。接到外輸勞務的通知時，十天十夜的應急發電還在進行。大家帶著疲倦和感冒后疼痛的嗓子，踏上了新的征程。記得當時自己離開家時，柳條還在凍雨中結著冰，回來時已是春暖花開。我們的來和去，竟隔了一個春天。

在這片巨大的荒蕪上，只要有人，有勞動，有繁衍和傳承，就能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上，建立起自己的文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一甲子后的今天，東營已經成為一座擁有現代化文明的城市，石油文化、移民文化、濕地文化、河海文化、呂劇文化等一系列的文化應運而生，也將在華夏文明的歷史洪流中，一起奔涌前行。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不僅產生了“萬物”，也是萬物得以生存、存在的基礎和保證。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身處一個偉大的時代，當心系祖國和人民，當對萬物存悲憫之心。用自己手中的筆，去書寫人間的萬事萬物，去書寫身邊每一個感動自己的人，去書寫這個偉大的時代。

當牢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個大局，去書寫當下的愛與溫暖，用文字去重新認識世界。在自我治愈中，用文學達成與世界最終的和解。“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必須扎根在人民之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講好中國故事，完成自己的使命任務。北宋思想家張載有四句格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我將沿著中華民族這百代相傳的精神坐標，向著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繼續前進，用手中緊握的筆，去迎接和碰撞浩瀚星辰的光芒。

告別西海固 走進西海固

田 鑫

通讀了《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之后，我的內心感觸良多。

我生活的寧夏六盤山區又叫西海固地區，這里是中原農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的結合部，是古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是歷代兵家必爭的軍事要塞，更是紅軍長征結束的地方。當年，毛澤東同志在這里寫下氣壯山河的《清平樂·六盤山》，因此讓六盤山名揚四海。

在西海固，深厚的紅色土壤，和無處不在的紅色印記，是長征精神在火紅時代的回聲，也是一代代六盤山人自強不息的動力。然而，受自然環境的影響，上世紀70年代，這里的9個貧困縣區還有70%的群眾吃不飽、穿不暖，因此，聯合國糧食開發署將這里確定為“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區之一”。

1982年，黨和國家在西海固首開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開發式扶貧的先河，讓西海固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先后6次大規模移民，從西海固地區轉移安置120余萬人，減輕了當地的人口和資源矛盾，走出去的移民拔掉了窮根，留下來的人們在黨和國家的政策支持下，通過自己的雙手也改變了命運。

西海固的巨大變遷，印證了《決議》中的一句話：“改革開放以后，黨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硬，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振奮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在文化傳承比較濃厚的西海固地區，人們的物質生活逐漸富足后，文化生活也顯出多樣性。于是，這里出現了一大批作家和藝術家，文化藝術極大豐富了西海固人的精神世界。

曾經，寧夏文學因熱衷書寫苦難而被冠以“苦難文學”的稱號。進入新世紀后，作家們切身感受到了西海固的巨變，創作出《翻越最后一座“高山”——固原脫貧攻堅紀事》《走出黑眼灣》等反映寧夏各族群眾擺脫貧窮走向新生活的文學作品，在國內引起關注。

今年年初，反映寧夏脫貧攻堅的電視劇《山海情》熱播。該劇以福建省20余年支持寧夏西海固地區的發展為藍本，在主題和敘事上緊緊把握人民主體性的核心要求，直面西海固現實中的矛盾和問題，從現實中尋找解決問題的藝術養分。電視劇體現了寧夏各族人民在黨和國家的支持下脫貧攻堅的決心和毅力，也讓以林占熺等一批福建援助團隊為原型的扶貧干部形象深入人心，廣大文藝工作者從這部電視劇中得到了很多啟發。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向貧困發起最后的攻堅戰，尤其在西海固這樣“山窮水盡”的地方，從根本上改善了貧困戶的生活，改變了無數人祖祖輩輩延續的窮苦命運。700多萬寧夏群眾，和全國一道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而寧夏的廣大文藝工作者，也積極投身到移民搬遷和脫貧攻堅等主題的文藝創作中去，以他們為原型、背景，反映寧夏進入新時代以后的精神面貌，為人民群眾提供了更為豐富、更有營養的“精神食糧”。

來魯院的這段日子，恰逢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召開，全會為新時代開創黨和國家事業新局面提供了堅強思想保證和強大精神力量，也為廣大文藝創作者提供了思路和素材。在宏大且又清晰的背景下，作為青年作家，該如何從創作實際出發，貫徹落實全會精神，在新的征程上實現自我價值？答案無疑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手中的筆和紙，把黨的百年發展歷程中最動人的故事講出來，把干部群眾為人民服務、擼起袖子加油干的生動形象展現出來，把中華兒女的奮斗歷程記錄下來。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我生活的西海固已經今非昔比，我將帶著“身入”“心入”“情入”的創作激情，繼續深入到西海固的新現實中，去發現帶著泥土氣息和煙火味道的中國新故事，尋找鞏固脫貧成果的干部和人民群眾身上的閃光點。

青年是祖國的未來，是民族的未來，也是世界的未來。青年作家如何觀察、體驗、表現我們當下的生活，關鍵是要有家國情懷和人文關懷。作為一個長期從事媒體工作的青年作家，在魯院學習期間，已經深刻認識到要光大文學價值，也明確了要以新時代的新視野去認知文學的地位和作用。回到寧夏后，我將繼續利用各種傳媒、各種形式來發出文學的聲音，拓寬文學道路，同時增強“破圈”意識、提升“破圈”本事，讓自己的文學發展道路更加開闊，把西海固大地上的新故事講給大家聽。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創作文藝精品

羅曉玲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議》是指導全國人民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行動指南。作為一名青年作家，要把學習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轉化為推動文藝創作的強大動力，在新時代新征程上為社會、為人民創作出更多更好的文藝作品。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能不能寫出優秀作品，取決于是否能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今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給廣西藝術家黃婉秋的回信中說:“電影《劉三姐》之所以成為經典，就在于它根植于廣西的山山水水，契合了人們對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各民族共同創造的中華文化傳承好、發展好，是新時代文藝工作者的光榮使命。”習近平總書記的回信，再一次強調和論證了扎根人民、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的新時代文藝精神。

廣西作為中國與東盟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深度融合發展的前沿窗口和合作高地，正努力為建設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貢獻廣西力量。賀州是廣西一座年輕的桂東邊城，有著2100多年的建城史，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重要門戶和重要商貿集散中心，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點和廣西面向粵港澳大灣區擴大開放的東融先行示范區。我所在的富川瑤族自治縣是一個具有兩千年悠久歷史和文化的縣域，橫亙全境的瀟賀古道，將中原文化、嶺南文化、湘楚文化源源不斷地帶入，成就了富川厚重的歷史人文和典雅的文化風采。

身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時代大潮與文化大潮中，享受著先輩們用勤勞和智慧創造出的豐碩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這樣的社會變革與深厚的歷史文化為我的文藝創作提供了豐富的創作源泉。我是一名來自基層的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者。近年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面對這些變化，我深感自己扎根人民、深入基層還遠遠不夠，才疏學淺，筆端乏力，手上掌握的素材遠遠不足以寫出強而有力的作品。

《求是》雜志刊發的《新時代文學要牢記“國之大者”》中寫道，人民的生活是文學的富礦，新時代文學要像挖掘金子一樣，挖掘人民的故事和形象。要不斷萃取新主題、獲取新形式，用卓越的文學創造賦予人民生活以獨特深刻的藝術表達。

我想今后，作為當代文學青年，我們一方面要與新時代同向而行、共同前進，另一方面，還是要從自己熟悉的場域出發，多深入到基層，傾聽群眾的心聲，關心群眾的疾苦，多了解日新月異的生活，多了解百姓的酸甜苦辣，認真去傾聽、去思考、去書寫，從總體處思考人民、從具體處表現人民。要向《劉三姐》這樣的經典文藝作品學習，深深地植根于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深入生活，研究生活，把自己融入到人民群眾中去，與人民群眾心心相印，與現實生活息息相通，廣泛積累素材，提煉靈感，創作出優秀的文學作品，為人民樹碑立傳，回饋人民。

同時也要警惕，一味地堅持民族性和相對穩固的文化結構，又會失去與世界交流的機會，特色就成了局限。在區域文化日益發展與彰顯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在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間找到平衡點，既能堅定不移地堅守地域性、張揚民族性，寫出自己的鮮明特色，還能突破地域性、民族性，把民族性與時代性結合，把區域性與世界性結合，這樣作品才能走向更廣闊的天地。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作為一名作家，要善于抓住當下的機遇與挑戰，既要從現實生活中發現素材，又要從中華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要依托深厚的文化歷史資源，深入挖掘契合時代要求的精華，運用豐富的手段加以藝術的展現，積極回應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期待，給社會營造積極向上的文化氛圍。

文藝工作者既要自覺擔當起虔誠的文化尋根重任，堅定、堅守、傳承，又要解放思想，打破禁錮，積極與國際文化相融，這樣才能走出地域、民族的限制，創造出具有經典價值、歷久彌新的優秀文藝作品。

新時代網絡文學的創新

史鑫陽

我是一名網絡文學作者，一個自由職業者，平時接觸政治課的機會較少，直到來到魯院，才有機會聆聽了很多相關課程。我們重新學習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系列重要論述。學習期間，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召開并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從《決議》中我深知，從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到開展社會主義革命，再到進行改革開放，進入新時代，這中間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戰勝了無數困難，創造一個又一個的人間奇跡。通過學習《決議》，我認識到，我的網絡文學創作是在黨和國家的文化自信大框架下書寫個性。這也讓我對未來的創作方向有了新的認知與規劃。

13年前，我懵懂地踏上文學之路。那時的寫作雖純粹，卻缺乏思考。一如網絡文學最初的狀態，雖蓬勃發展，但泥沙俱下，作品質量良莠不齊。所幸，我的每本書里，每段故事中，都以健康樂觀、積極向上定格作品價值取向。

作為網絡文學作者，我是以寫軍旅題材出道，那時在平臺連載，簽約，都是茫然隨意的，甚至沒有大綱，也沒有考慮過作品的思想性和文學性這種嚴肅的問題，只遵循網絡小說的創作規律，我行我素。

后來的某一天，有讀者發微博私信告訴我，他考進了軍校的指揮專業，將來會成為一名軍官。等我從軍旅轉向民航題材后，又有讀者說，她通過讀我的小說了解了民航業，了解了管制職業，為民航從業者所具有的職業精神和行業自信所感動。現在她出差，再遇到因航空管制等原因導致的航班延誤，已經能夠做到心平氣和。因為她知道，航空公司和空管塔臺，才是最不希望航班延誤的。一切的延誤，都是出于飛行安全的考慮。我才意識到，自己的小說確實對讀者產生了影響，讓我不得不注重作品質量的提高。

網絡小說是依托新媒介發展起來的，其“網絡性”的媒介屬性不可忽視。但網絡小說的本質是一種文學樣式，文學性作為一部文學作品的內在本質要求，在網絡小說評介體系中是難以回避的問題。相對于文學性普遍較高的傳統文學來說，網絡文學最受詬病之處就是文學性的缺失，跟風創作、套路化、模式化的作品多，具有思想深度和藝術獨創性的作品較少。而追求文學性的那一部分，恰恰是網絡小說精品化方向的代表。

從2018年在上海參加現實題材班之后，四年間，我參加了多個全國性的文學活動，包括省級網絡作協負責人研討班、自貿港網絡文學與電影發展論壇，更在井岡山革命傳統教育基地接受紅色教育。在中國作協的引導下，我開始以都市養老、教育扶貧、公益事業為主題，向現實題材轉型。

寫作是個輸出過程，唯有堅持學習，注入新知識，才能持續不斷地輸出。由于作品涉及不同行業，而我又沒有機會經受不同行業、不同崗位的歷練，只能通過調研采訪、查閱資料，掌握各行業的知識和特點，服務于創作。這個準備的過程并不比寫作容易，它直接導致了我創作速度的下降。

網絡是個極真實的世界，創作速度下降會令讀者流失，這是對網絡作者創作的隱性傷害，現實題材成了“冷文”的新標簽。這一度令我陷入創作困境，如同遇到關隘，進入了瓶頸期。然而，浩瀚無垠的中國傳統文化，猶如一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學寶庫，在文學創作領域，我們每個作者，都有責任結合新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繁榮文藝創作，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

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作為網絡作者，我既不妄自菲薄，因為我與無數同行創造了無數個充滿想象力的精彩世界；我也不妄自尊大，我由衷尊敬、且并不疏遠傳統文學，更愿意接受一切善意又給予希望的批評，同時更不會放棄自我成長。

“獨行快，眾行遠。”前程山水茫茫，但未來一定可期。我會繼續努力，通過優秀的作品，積土成山，與諸位同學一起成為文學道路上的一座座山，為我們偉大的祖國和這個我們親歷的時代記錄，并留下點什么。

孤獨、困境與突圍

邱美煊

寫作是一件很孤獨的事兒。這點大家應該都有同感。對于我來說，更是如此。文學藝術的繁榮與經濟繁榮是息息相關的，我們在偏遠地方的作者，有天然的劣勢。第一重劣勢就是想要找志同道合的文學朋友難；第二重劣勢是被發現的機會少。我來魯院的初衷，其實就是想怎么解決自己孤獨的困境。來了這里以后，我發現所有的寫作者都面對著孤獨的困境。大家都在考慮“為什么寫作”的問題。在魯院待的時間久了，也漸漸意識到，自己“才華配不上夢想”。

另一種“困境”，是我自己的寫作困境——首先是故事素材重復，看起來寫過了一些文章，但都是追溯童年和成長的隱秘心事和哀傷，像祥林嫂講阿毛一樣講述自己經歷的親情、友情和愛情，最直接面對的也僅僅停留在肉身消亡和對所謂人性之惡的描繪。我常常在想，有這些夠嗎？其次情感體驗也是重復的，我發現這點是在我孩子三歲的時候。有一天我去上班，她追到電梯門口不讓我走，我趕時間非常狠心地關上電梯門。她哭得撕心裂肺，我忽然就意識到一個問題，對孩子來說這就是一次盛大的離別。今后所有的生離死別都是這樣情感的復制。得到的歡喜，得不到的憤怒，對未知的害怕，對丑惡的厭惡和莫名的憂傷在三歲以前就體驗過了。最后是發現自己寫作很難有實現自我超越的可能，就是在講述故事的時候能超越故事，超越過往的價值，去表達對生活的前瞻性的理解。以我的能力很難做到。

夏蟲不可語冰，卻以語冰為樂。我偶爾也有一些不太切實際的思考，比如文學的困境問題、寫作真正的意義問題。但是，在一次次的研討中，我才學會如何去認識這個時代，如何去理解現在的中國，然后才去考慮作為一個作者該怎么去理解和表達當下的語境。這對于我這樣的作者是真正意義的突圍。

我們生在一個巨大變革的時代，好故事來不及去記述，新的好故事就發生了。社會發展給我們帶來怎樣的變革，怎么把鄉土轉型中的中國經驗寫好，怎么把與世界接軌后的城市生活寫好，是寫作者必須要考慮的問題。許多成名成家的作家都很難把握，像我們這樣的作者又該怎么去書寫這個時代呢？

講故事是有用的。故事不僅消遣時光、娛樂生活，故事還詮釋我們、定義我們、改變我們。就像是山魯佐德講述《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也像《莊子》《孟子》把想表達的藏進故事里，影響了我們整個傳統文化。故事也可以傳遞善意，消除隔閡，糾正偏見，《禮記》曾經說過“世界大同”的理想，《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也有“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表述，這是我們中國人民的美好期待。

我們要認真講好腳下的故事。我來自福建龍巖，是革命老區。曾經發生在閩西的革命故事值得不斷挖掘，新時代的故事也無窮無盡，脫貧攻堅、全面小康，鄉村振興、生態文明，還有以人為本的城鎮化，農業農村現代化，智能終端改變我們的生活場域。我們要在優秀的傳統文化中汲取力量，也要在當下的坐標系中去書寫時代經驗。

要樹立信念感，樹立支柱性的精神力量。“為什么而寫”是我們要迫切解決的重要問題。就我個人而言，以前的寫作總是從自己到自己，在學習《決議》后意識到個體感受要與公共的、集體的記憶和社會情緒做好聯結，把個體命運與國家命運關聯起來，把文學創作與人民需求關聯起來。

以上這些是我努力去突圍的方向和關鍵。在魯迅文學院，在北京，讓我看到了文學更多的可能性，當然也讓我看到自身寫作更多的可能性。我們應該有更包容的姿態、更開放的胸襟、更具建設性的情懷，在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在艱難的革命歷程中汲取養分，去書寫真善美的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