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云俠：小說如何面對“未來”
李宏偉的小說新作《引路人》，給人留下的一個很深刻的印象是“宏闊”，甚至一時之間，難以提煉出幾個關鍵詞來描述它的風貌。從故事時間上來講，它發生在尚未展開但又并非遙不可及的“未來時”，在空間上，它突破了我們日常熟稔的的生活世界而穿梭于地球與月球之間、豐裕社會與匱乏社會這樣的新型社會形態之間。小說由三部分構成：第一部《月相沉積》可看作是一篇公路小說，但也頗具“成長”色彩。團契成員司徒綠奉命執行一次收割任務，在沿途所遇和接近目標——文明延續協會會長趙一的過程中，她從行者成長為了自己的使者。第二部《來自月球的粘稠雨液》是一份出自青年趙一的匱乏社會實習報告，輔之以指導員和審查員的批注意見以及對江教授失蹤事件的調查，展開了對匱乏社會的正面呈現。第三部《月球隱士》則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兩個部分用大小寫字母分別標示區分，交叉講述。一條線索指向了趙一的童年以及他和《月球隱士》故事的作者——叔叔趙一平之間的交往，另一條打開了對文明拯救者“月球隱士”的想象與講述。二者各自鋪陳，卻相融共生。全書三個部分雖各自獨立成篇，但又相互交錯拼貼，一篇一個形式的嘗試也打開了相當宏闊的實驗場。
或許正是因為這是一部面向“未來”的小說，才具備了如此宏闊的可能性。它超越了此時此地的局限而直面可以無限延伸的時間與空間，只需在幻想的層面上尋找敘述的邏輯自洽。“面向未來”其實是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的重要使命，巴赫金在論述長篇小說和史詩的區別時就注意到，長篇小說與當代生活最大限度地進行交往，“現時”是沒有完結的，同時也是一個開放的系統。而小說需要對現實的未來給與預測和影響，這個現實的未來正是作者和讀者的未來。其實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它們都并不必然揭示未來，因此作者和讀者都在試圖通過小說的方式，永無止境地對其重新理解和重新評價。而李宏偉在這一部《引路人》中，他沒有聚焦于那些現世生活的普通日常，也沒有追溯可知興替的過往，而是選擇了對尚未展開的未來正面強攻。這個“未來”實際上是一個先驗式的未來，是人類必將共同以赴的、毀于經濟和物理強力之中的未來。
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文學中“人”之價值的中心地位沒有得以確立，文學的探索一直著力于解放出被壓抑著的“人”和其作為個體的存在價值，以期建立一種更高意義上的人的完整性，因此更多是從人的個體上，而非整個人類的層面上予以觀照。而文化的理想并不僅僅是由個人的理想構成的，它還包含政治的、國家的、精神的，以及一個更大的人類的理想。從人到人類，實際上是從個體性到社會化的過程，而文明在這種社會化中形成，人也不可能脫離社會化的形式而延續下去。《引路人》正是要把人類作為一個社會化的共同體來探索其可能面臨的問題。
“文明何義、延續何為”這八個字反復出現在小說中，這是一個人類學命題，也是這部小說思考的核心要義。司徒綠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經過沉積大量放射性物質的輻射區死湖時，她看到了散發著幽暗白光的十具尸骨，同時也發現了寫有“文明何義、延續何為”的折疊紙條。這是作者第一次將文明與尊嚴、延續與毀滅之間叢生的矛盾對立和辯證關系揭示出來。文明本應為延續帶來便利，但最大的便利竟然是人類滅亡的便利。人類需要延續，但為延續而喪失尊嚴和選擇的自由，他們又該如何與為何延續下去呢？在小說中，作者創設了一個豐裕社會和一個匱乏社會，在這種二元式的劃分背景下，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存在于二者之間的縫隙地帶，如讓人忘記一切的世外桃源、縱情享樂的西線等。當地球上的資源日益消耗??殆盡，在男女比例嚴重失調的情況下，三十五歲未能找到女性結婚的男性，因為對延續人類后代失去意義而可自愿定居匱乏社會。在真正進入匱乏社會之前，他們還會經歷前站三年純粹時間的潔凈，以洗刷掉豐裕社會留給他們的對享受的貪戀，以及用物質和效率量化的人生觀念。匱乏社會的出現本是人類為了延續而做出的最偉大的自我犧牲，一方面節約資源、阻遏沙漠化的速度，另一方面在無所欲求的狀態下集中精力進行突破性研究，以期保存和重啟人類文明。但人從來不應該作為祭品而犧牲于現實境況，由于人類安于現狀的惰性和各方力量的伴生與制衡，協商式的自愿移居很快淪落為強迫式的流放，制度取消了每個人對尊嚴的探求，而將他們簡化成一個個數字或條件的設定。豐裕社會不僅呈現出種種弊端且止步不前，同時也在為維系自己的既得利益強制驅趕一部分人進入匱乏社會，甚至希望他們盡快死去。而匱乏社會被貼上了失敗和被拋棄的標簽，“統一樣式的棚屋和鐵皮屋猶如經過‘復制’‘粘貼’的簡單處理，密密匝匝落在沙漠上，鱗次櫛比蔓延向遠方”（李宏偉：《引路人》，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211頁），人們目光呆滯如死尸，渾渾噩噩度日，搖過大街的破爛公交車如同陽光下的幽靈。《來自月球的粘稠雨液》中的江教授也正是因為試圖重新激發匱乏社會的榮譽感和反抗意識而被監視和控制。豐裕社會和匱乏社會甚至對那些中間地帶也牢牢把控，或挑撥或聯合，使其聽命于二者。因此，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其實都無法肩負重啟人類文明的重任，甚至加劇了尊嚴的淪喪和社會的不公。
在第一部《月相沉積》的結尾，司徒綠見到了收割對象——人類文明延續協會會長趙一，趙一拋出了選擇左手還是右手的問題，左手是在計算的模型下將絕大多數人流放到死亡的領地，右手是在維護公平和尊嚴的前提下集體逃亡，也是一次人類的絕唱。但他的選擇是放棄選擇、擱置，交給所有的相關者。趙一在安排司徒綠殺掉自己時，就幾乎宣告了新文明時期所有社會形態的失敗，因為“所有在人們之間形成的共同體，它們都必須服務于對生命的保存、促進和提升，服務于真正的精神性的重現”（【法】阿爾貝特?施韋澤：《文化哲學》，陳澤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0頁）。法國學者阿爾貝特?施韋澤曾論述過人類都無法掙脫的一種生命意志的自我分裂，即“我無法避免消滅生命和傷害生命的必然性”，“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我必須抵御妨礙我生存的生命”（【法】阿爾貝特?施韋澤：《文化哲學》，陳澤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13頁），但他拒絕相對的、妥協的倫理，而是要求人們自己作出決定，決定在何種程度上受制于傷害和毀滅生命的必然性，并要為此承擔起對生命的最高責任。
或許正是要緩釋這種失敗的絕望與焦慮，小說中一直穿插著關于“月球隱士”的想象和傳說，它在《月相沉積》中埋下伏筆，這是新文明時期所有人都耳熟能詳的故事，但每一代人又都為趙一平所虛構的“月球隱士”賦予和增添了形形色色的浪漫幻想。事實上，“月球隱士”并非像廣泛流傳的版本中所說是一個超級英雄，可以在任何危難時刻拯救地球，它不過是人類集體焦慮的投射物和對“救世主”的想象。在第三部中具體展開的“月球隱士”這一線索可以看作是趙一平寫作的原始版本，其實他只能搶救出一個小男孩，正如同豐裕社會僅留下一小群人享受高度發達的文明成果一樣，奔赴月球看似是人類在新文明時期的另一條出路，但實際上月球、地球正與豐裕社會、匱乏社會高度同構。當小男孩被安置在月球上之后，月球隱士就消失了，小男孩必須等待屬于自己的時間重返地球，他也即將成為下一個月球隱士。這是集體想象性“拯救”的失敗，也是新的“拯救”的開始。一個人不可能為整個人類負責，但也不可能推卸對自我生命之外的其他生命的責任，每個人其實都是自己和整個人類的“救世主”，這就是他們所要承擔起的對生命的最高責任。
面對這樣一個末世，一個人類尚未經驗的未來，作家或他的一部小說都遠遠不可能給出真正的救贖方案，就像《引路人》無法給予人物明朗的選擇，或給故事設定確定的結局一樣，因為這樣的時空結構本身就包含著“未完成性”和“不確定性”，但至少一部小說可以用文學的方式對未來予以警示和預測。科幻作家劉慈欣曾談到，主流文學“對現實的描寫，使我們對人類走過的艱難歷程有了鮮活深刻的記憶，但對人類所要去的地方卻一無所知”（劉慈欣：《理想之路——科幻和理想社會》，載《星云》2001年第1期），而科幻恰恰能把未來變成最鮮活的圖景，這樣的圖景正是一種提前想象和提前預警。
從這個意義上看，回到小說的標題“引路人”，除了貫穿三篇作品的趙一之外，司徒綠、江教授、趙一平以及整部小說中大大小小的幾十個人物，無一不在指引著每一個行者和使者，完成某一階段的使命或自我救贖，而整個文本也如同一個“引路人”，鋪設開了通向未來的無限可能。
（作者褚云俠，文學博士，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教學與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