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的故鄉之旅
“先秦”仿佛是一個有著某種魔力的字眼，尤其是對于從事“三古”（中國古代文學、古代歷史、古代哲學）研究的人而言，更是如此。倘若單就字面意義看，“先秦時期”泛指的是秦王朝建立之前的中華古文明，主體是夏、商、周三代，核心為春秋、戰國時代。然而，一旦將目光聚焦到這一時期，“先秦”就不再只是一段久遠的歷史，而是披上了別樣的面紗。
如果說西方文化“言必稱希臘”，習慣于將思想源頭上溯至古希臘文明，那么中國文化可謂是“言必稱先秦”，同樣會不斷地回望先秦時代。具體到中國哲學領域，無論治學于哪一段，“先秦哲學”總會時不時冒出來，提醒著人們，它既是思想的起點、價值的源頭，更是一方永恒屹立的豐碑、一座無法逾越的高峰。“先秦哲學”當之無愧地成了后世學人魂牽夢繞的精神故鄉。
相應地，“先秦哲學史”也具有了獨一無二的地位。馮友蘭先生曾經對“哲學”做了一個精彩的論說。正如“歷史”可以分為“寫的歷史”（即后人對先前歷史的記述）和“歷史”（即歷史自身），“哲學史”亦可做同樣區分。一層意義上的“哲學史”，即是哲學史自身，對應地是某一哲學形態在歷史上客觀、真實的演進過程；另一層意義的“哲學史”，則是“寫的哲學史”，對應地是后人對該哲學形態之歷史演進過程的觀察、摹寫與重現。很顯然，后者應以前者為基礎，并盡可能全面、客觀、真切地反映前者。然而，客觀上哲學史料的闕疑誤傳以及主觀上書寫者的學養、傾向等，使得“真實的哲學史”與“書寫的哲學史”永遠不可能完全重合。當然，這不意味著對哲學史的書寫變得沒有意義，而意味著“哲學史”面臨著永遠重寫的宿命。
從某種意義上講，“書寫的哲學史”可以視作是對“真實的哲學史”的重溫、重歷與重構。而書寫“先秦哲學史”，不啻于一趟中國哲學的尋根之旅。“近鄉情更怯”的情緒，其實同樣適用于追尋哲學的故鄉。中國哲學重生命體證、好直覺慧悟的特點，早在“先秦哲學”這里就已經被烙下深深的印記。因此，這趟哲學的尋根之旅不僅僅要仰賴于豐富、詳盡的史料（好比干糧），周嚴、系統的結構（好比車船），更需要做好身與心的準備，用生命相遇生命，以思想觸碰思想。這顯然并不是一趟輕松的旅行。
蘇軾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兩句詩似乎在為“他山之石”做鋪墊。為了更順利地完成這趟旅程，我們不妨也找兩塊“他山之石”。
第一塊“石頭”是“軸心時代”理論。二戰結束不久，德國思想家雅斯貝爾斯在其所著《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出了“軸心時代”理論，可謂石破天驚。雅思貝爾斯注意到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某些具有重大意義的巧合：以公元前500年前后為主軸，在全世界范圍內集中出現了一些極不尋常的歷史事件：中國、印度、西方等這些互不知曉的地區，卻不約而同地爆發了文明的重大突破，出現了一批偉大的思想家（他稱之為“精神導師”），引領著不同文明的突飛猛進。這個振奮人心的精神歷程可以上溯至公元前800年，下推至公元前200年，他將之稱作“軸心時代”。其實，雅思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理論是不完整的，這一理論更多是對某種現象的發現與描述，并不能解釋其產生的原因。于是，雅思貝爾斯半是崇敬、半是無奈地將“軸心時代”的文明突破稱作是“奇跡”。既然是“奇跡”，自然是無法解釋、也無需解釋的。在“軸心時代”理論中，中國文明對應的正是“先秦時期”；而雅思貝爾斯所列舉的中國的“軸心時代”成就集中在“先秦哲學”領域。具體來說，“軸心時代”的中國表現就是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思想盛況。稍感遺憾，我們無法通過“軸心時代”理論這塊“石頭”找到百家爭鳴產生的原因。這就需要第二塊“他山之石”。
第二塊石頭是“脫序”（失范）理論。“脫序”（失范）理論原本是一種社學會理論，但可以很好地用來解釋很多哲學問題。這一理論是由19世紀末20世紀初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埃米爾·涂爾干（也譯作迪爾凱姆）提出的。涂爾干的著作是《自殺論》和《社會分工論》。身為社會學家，涂爾干系統考察了“自殺”這一社會現象。他首先設想自殺人數的增加或者減少同社會物質財富的擴大與萎縮之間，是否存在成正比的關系。然而，統計數據給出了否定的答案。涂爾干發現，當社會面臨重大危機、物質財富出現明顯萎縮時，自殺率固然呈現出上升的趨勢；但是，當社會獲得重大進步，物質財富增漲顯著時，自殺率竟然也呈現出上升趨勢，而不是相反。涂爾干敏銳地發現“社會危機”與“社會繁榮”這兩種看似相反的現象的共同之處，那就是“社會的劇烈變化”。“社會危機”是社會出現了劇烈的“向下”變化，“社會繁榮”則是社會出現了劇烈的“向上”變化。無論哪一種變化，都意味著社會的重大調整和原有平衡被打破，其后果是導致自殺率上升。涂爾干把“社會出現的劇烈變化”描述為“脫序”（失范）現象。當社會發生重大調整（無論是通常意義上的“惡的調整”還是“善的調整”）時，原有的秩序、規范都將面臨巨大沖擊、甚至出現崩裂的狀況，社會也因此陷入混亂無序的狀態，自殺率上升只是其中的一種表現。這就是“脫序”（失范）理論。
學者張德勝對“脫序”（失范）理論做了獨到的研究。按照這一理論，在一定的秩序下，人們的生活方式具有很強的穩定性和一致性；大家對既有的價值和原則表示出必要的尊重。因此，在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里，一些歷經時間而沉淀下來的經驗教訓作為傳統得到足夠的尊重，即便是為了改變現狀、出人頭地所做的種種努力，也通常以遵循既有原則和規范作為前提。然而，在脫序（失范）狀態下，人們的欲望、情感、行為、心態等等，一切都失控了。舊有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被普遍否定或遭到嚴重破壞，逐漸失去了對社會成員的約束力；新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未被普遍接受或尚未形成，不具有對社會成員的有效約束力，使得社會成員的行為缺乏明確的社會規范約束，形成社會規范“真空”的社會狀態。
脫序（失范）理論正好可以被用來解釋“軸心時代”的中國“奇跡”。因為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所呈現出的種種社會現象，十分符合涂爾干所說的脫序（失范）狀態。春秋戰國時代的主要特征是禮壞樂崩，原有的宗法秩序與社會規范遭遇挑戰，頻現危機，而新的社會秩序和規范尚未形成，整個社會呈現出脫序（失范）狀態。社會的失范狀態意味著思想文化的同質、穩定局面被徹底顛覆，原有的答案已無法解決時代的新問題；時代危機刺痛了人們，同時也刺激思想家們反思本時代的特點，結合自己的生命體驗，對社會失范危機作出相應的回應。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軸心時代——諸子百家爭鳴——其實起源于禮壞樂崩之后的社會失范危機。通俗點講，就是“是非對錯”缺乏了外在的客觀標準，人生的考試已經沒有標準答案了，迫使每個人自己去尋找答案。既然無路可走，不如信馬由韁。作為時代的發言人，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家們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并逐漸形成眾多思想派別，演繹為精彩絕倫的“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思想史詩。順便說一句，中國思想史上還有兩個時期，同樣適用于“脫序”（失范）理論，一個是魏晉時期，一個是民國時期。
文化學者易中天主張用“救世”作為總領先秦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樞紐。從表面上看，“禮崩樂壞”似乎只是周代禮樂的形式受到沖擊，作為儀式性秩序的禮樂無法得以正常操作；但實質上，“禮崩樂壞”暴露了整個周代宗法制度的系統性危機，內在的社會政治秩序失去效用。或者通俗點說，意味著世道亂了。就此而言，先秦諸子百家爭鳴，其實可以歸結到一個問題上，那就是“救世”。諸子各家的主要論點都是圍繞著應不應該“救世”以及要怎樣“救世”等時代課題展開的。“救世”之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盛況，而且也能很好地呼應涂爾干的“脫序”（失范）理論。
不過，擴大到“先秦哲學史”的論域，“救世”之說則略顯單薄。一則“救世”說的框架聚焦于春秋后期以來至戰國時期，無法涵蓋更早的殷商、西周時期；二則“救世”說容易給人一種“急就章”的印象，好像諸子百家爭鳴的核心目的就在于解決具體的社會結構危機，而缺乏更為深刻、超拔的價值追求。如此一來，先秦諸子學的哲學意味淡漠了許多，更近似于政治學說。不經意間也將先秦哲學切做了兩截，世道尚未衰微時期和衰微以來的時期。應該說，此類印象并不符合先秦哲學史的原貌。
這些遺憾在最新出版的《中國哲學通史（學術版）》（先秦卷）一書中得到了彌補。由中國哲學專家郭齊勇教授著述的《中國哲學通史（學術版）》（先秦卷），無疑是學界新近出版的最具分量的一部先秦哲學史專著。為了便于領略此書風味之一二，我們不妨套用翻譯領域常用的“信”“達”“雅”的說法。畢竟，相較于“真實的哲學史”，“書寫的哲學史”亦可視作是某種“轉譯”。
“信”“達”“雅”的提法源于清末學者嚴復。他在《天演論》的“譯例言”部分列出了翻譯的三種境界：信、達、雅。粗略地說，“信”大致對應“準確性”；“達”大致對應“通暢性”；“雅”稍微復雜一些，既有典雅、文采之意，更有傳神、入微之韻。
“信”無疑是“哲學史”的生命。如何讓“書寫的哲學史”更貼近乃至吻合“真實的哲學史”，首要的工作便是做到“信”。《通史》（先秦卷）在這一方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在于更加全面、系統地占有史料。該書十分重視對第一手原始資料的爬梳詮釋，尤其是對近50年來出土發現的簡帛等新資料，做了極其精深的研究。百年前，王國維先生提出“二重證據法”，強調我們既要看重傳世的紙上材料，也要看重出土的地下材料，王氏此論幾已成為學界的共識。然而，或囿于學力，或畏于難途，在哲學史的書寫中，能夠真正貫徹“二重證據法”者屈指可數。二十多年前，湖北荊門郭店簡甫出土，郭齊勇教授即已高度重視，不僅組織了高水平的出土簡帛國際學術會議，而且匯集力量開展簡帛哲學思想研究。他指導丁四新博士完成的《郭店楚墓竹簡思想研究》獲得了中國哲學界的第一篇全國“百優”博士論文，丁教授也已經成長為國內知名的簡帛研究專家。郭齊勇教授將多年以來有關出土簡帛文獻的研究成果融匯到先秦哲學史的書寫中，專門列出“郭店與上博楚簡”一章，增添了先秦哲學史厚重扎實之感。
“達”體現為“哲學史”結構的合理性。“通”“達”二字貫穿于《通史》（先秦卷）全書。開篇設置了前導性的三章內容，分別介紹“殷商時期的宗教與政治”“西周的王道政治哲學”“春秋時期的哲學”，詳盡展示了中國哲學的雛形時期，亦為繼起的諸子蜂起、百家爭鳴做好了鋪墊。再如，與以往《中國哲學史》常見的“名家”提法不同，該書改用“名辯思潮與惠子、公孫龍子”作為章名，并將“后期墨家”作為緊隨其后的一章。這一處理很好地吸納了學術界近30年來的新研究成果，也可以更加客觀、如實地呈現先秦哲學的面貌。
“雅”是“哲學史”的靈魂，決定了“書寫的哲學史”的格調。《通史》（先秦卷）緊扣“天人性命”問題這一樞紐，提出“諸子百家都是環繞天人性命之學這一中心而展開論辯的”。這一看法比“救世”說更為切中先秦哲學史的主旨，更能反映中國“軸心時代”的獨特魅力。該書尤重言說與體驗的統一，既強調邏輯、理論系統的建構，又突出對哲學史上諸家的生命、生活有平情的理解，即“用生命相遇生命，以思想觸碰思想”，把生活與哲學打成一片，讓今人與古圣先賢心意相通。于是乎，人們在閱讀“先秦哲學史”的過程中，不經意間完成了一趟思想與心靈的尋根溯源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