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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學批評、批評史和文學史及文學理論

在一般的、宏觀的理解中，文學批評史可以或應該從屬于文學史的整體范疇。但文學史的慣常或歷來的內容構成，包括文學史的體例寫法，主體顯然都是文學作品及作家，文學史主要就是文學作品（構成的）歷史。這并不意外，歷史描述總有目標側重或范圍局限。批評史的脈絡和邏輯在文學史中的欠缺、模糊，大多應該說既非無意的輕視和忽視，也非刻意的歧視和貶低。文學史書寫的慣性路徑和經驗認知一向如此而已。只是從學科專業的角度觀察，或者從理論建構的學術需求考慮，甚至更深地由此聯系文學史的基本觀念形成、審美評價標準等展開探究和反思，就會發現批評史及其對于文學史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幾乎就是文學史構成的前提和條件。在學科觀念和學術實踐中，都有理由、也有必要充分評估批評史的獨特性及其地位。

這首先和文學批評的基本特性與主要功能直接相關。何謂文學批評？我想用廣狹兩義范疇予以基本界定，再進行延伸演繹的釋義。這是我近十年間主持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項目研究、已經多次在幾篇文章里表達過的看法。首先是一個最為簡約扼要的狹義觀點，文學批評是指對于具體作品、或以具體作品為關聯對象的文學現象的評論和評價。這是把文學批評相對區別于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的范疇。文學批評突出的是以具體作品為主要對象，對作品個案的意義和價值予以論述和闡發。其中當然不排除否定性或負面評價的可能。但這種狹義的界定在文學批評實踐中也許并不能完全含括所有可能的現象，人文領域中往往會發生這種邊界曖昧模糊的問題，因此需要有一種廣義、寬泛的更加顯出包容度的范疇界定，這種廣義界定可以表述為：主旨不在文學理論研究和文學史論述、關聯具體作品的文學現象研究，一般可以歸屬于文學批評的范疇。這種廣義界定的方法是從反面立論，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狹義的文學批評概念的正面界定。主要是針對文學實踐中的復雜性而采取的權宜從寬的策略預設。事實上，國內外各家學者不乏成說，各有側重或發明，但仍很難有嚴格范疇的文學批評概念定義。正無須一成不變，膠柱鼓瑟。

由此可以對文學批評的專業特征進行進一步的具體概括或描述，這種特征的概括或描述也主要是針對或區別于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的。我對此可以大致地扼要概括為四點，即學術規范上的經驗性（有別于學術剛性規范）、對象范疇論域上的個案性或特殊性（并不直接或主要訴諸理論普適性）、傳播和生產過程上的特殊再生產性即資源再生性和價值導向上的不確定性。

從學術規范上看，文學批評是一種經驗性的審美闡釋和判斷。反言之，文學批評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理論概念和邏輯論述，也不是文學史意義上的價值評估。即文學批評是按照或出于文學審美的經驗基礎、具有直覺或感性動因的針對具體作品的直接判斷。文學批評有可能、甚至常見為理論套用的模式，許多批評家同時身為專業理論學者，但免不了淪為削足適履之嫌。換言之，理論的直接介入往往導致文學批評的機械化、僵硬化。從文學審美的活躍性、表現形態來看，文學批評更顯出非理論化的隨機性，也就是非規范性。文學批評見證和考驗的是批評家的審美經驗、審美判斷或境界、思想高度、精神向度，甚至包括了一點文學想象力的涵義，而并非主要或純粹意義上的學術理論水平。后者是文學專業的理論家和學者的驗證標志。從經驗性方面延伸，能夠最多見出文學批評在情感、心理、精神以及思想層次的豐富內容與人文向度，其中的深廣性和復雜性并不能用理論和邏輯的方式足以清晰表達和描述。在批評實踐和批評理論教學教材中，但凡試圖用理論模式規范文學批評（方法）的結果，主要可以歸結為文學理論而非文學批評。兩者存在著經驗性或者說規范性的基本界限。批評的理論化（反之同樣，即理論化的批評），嚴格說常常就是批評的陷阱。教條和僵化會剝奪鮮活、直感的文學經驗，束縛、窒息批評的活力和生命。

從對象范疇或論域上看，文學批評始于或主要體現為針對具體對象（作品、人物形象之類）的判斷，它的意義和價值范疇具有個案性的鮮明特點，即文學批評呈現和揭示的是特殊性的審美經驗判斷。文學批評的個案特征和特殊性都是源于具體對象、能夠得到經驗傾向確認的認知和判斷。因此，文學批評的有限性或可闡釋性、甚至過度闡釋，往往在于或受制于對批評對象的認知程度或釋義面向。同時可以認為這也造成了另一種結果，文學批評因個案特殊性而獲得了表達的自由，形同獲得了最大合法性的自由裁量權。很大程度上這也就是“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的原因。具體的哈姆雷特當然重要、也是前提，但無礙于文學批評仍是自由的。從中最能體會立足于個案而獲得的普遍性自由可能，正是文學批評突破自身有限性的天賦審美權利。通俗而言，文學批評勘破的是具體個案的案情秘密并因此擁有了自由引申的話語權。但并不能因此可以認為文學批評以訴諸理論普適性為目標。文學批評的實踐方式和路徑決定了自身結果和具體目標的限度或限制性。

在此基礎上，從傳播和生產過程上對于文學批評的再生產性特點的理解就更加順理成章了。一切文學研究的基本資料（素材、原始材料）歸根究底就是文學作品；文學作品也就是文學理論、文學史等學術生產活動所必須（依賴）的生產原料。可以認為文學理論和文學史都是一種基于文學作品資源（或廣義文學現象）的再生產活動。但和文學批評有所不同、甚至性質不同的是，文學理論再生產的方式、路徑、形態和結果，主要是概念和邏輯，是抽象思維的理性認知和判斷的過程，是訴諸一般原理的系統結構和體系建構，走向和歸屬于文學的通則和普遍性；文學理論與自身的原始起點（作品原料）早已沒有了直接關系，不再具有感性、直觀的現象具體性或對應性。所以，嚴格意義上的文學理論是指使用概念和邏輯而構成的文學基本原理體系。如果說文學理論建立的是抽象觀念形態的通則和原理體系，文學史最突出的要素和形式就是作品及評價的系譜。文學史主要是以具體作品（現象）為核心、主干而建構、呈現的文學演變及系譜的歷史再生產。文學史的功能主要是為文學作品（現象）建立具體的秩序和關系，并在此過程中同時進行作品評價。文學史再生產的呈現形態（著作）一般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客觀記錄編排為主，如一定歷史時期內的文學現象資料編輯集成，二是價值評價為主，如依據特定文學觀和歷史觀撰述的文學作品（現象）價值闡釋和判斷系統。兩類文學史傾向各有其可以區分的著作體例（學術文體）的結構形式。理想的文學史著當然應該兼有這兩類的優長，實際卻是難得。所以，文學史再生產的要義是在作品系譜和價值評估。至于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的關系，最簡單的一層應該是前者為后者提供現象系譜的知識系統支持，后者為前者提供有關系譜和評價的專業認知及價值判斷的理論支持。可見兩者及其再生產性質和方式的殊途異趣，又互聯相依。針對自身根本利益上的價值實現，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的再生產性畢竟各有具體目標追求。概言之，兩者屬于不同專業領域體系的學術再生產，包括資源價值、方法論、評估標準、專業內涵和邊界等，各有認知、使用、功能和目標方面的系統性，或彼此的系統差異性。由此構建關于文學現象范疇的價值判斷依據，獨立而穩固的學科知識領域及專業地位，基于技術理論視閾的宏觀認知、世界觀及其相對可靠的實踐路徑。總之，最終目標是建立一種獨立主體的完善而有效的學科學術體系。相比之下，因為缺乏歷史（系譜）和理論（觀念）的剛性規范，文學批評的整體形象和內在邏輯就顯得十分的模糊而曖昧，隨機而不確定。

文學批評的再生產性特點體現為資源再生性。文學批評雖說是對文學原始資源、原始資料（具體作品現象）的闡釋，具有文學（再）生產的程序功能，但自身并不因此成就獨立、穩固、明確的知識系統、邏輯體系、概念范疇，無法具備歷史學科學術或理論學科學術的必要條件與充分資格，缺乏歷史化或理論化的高度學術性再生產程序。因此相對于文學理論和文學史，文學批評只能是一種具體的文學審美經驗表現、一種案例解析、一種特殊話語方式。換言之，文學批評只能成為支持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的方式與力量。在學術生產的意義上，文學批評既是一種文學再生產形式，同時仍然沒有改變自身作為文學生產基本資源的身份、地位、作用和價值。文學批評的再生產性實際體現為文學資源的再生性——但有別于文學的原始資源即作品現象。再生性資源區別于原始資源的特殊地位及功能在于，文學批評是對文學宏觀原始生態的一種特殊資源補充，有助于或共同構成一體化、機制性的文學整體生態，保障文學資本、文學生產、文學場域的專業流程和權利運行，對文學利益共同體起到基礎性支撐的主體結構型態的塑形作用。強調文學批評是文學（學術）生產中的再生性資源、甚至加工型資源的特殊屬性，當然也就不妨說，文學批評仍然是、不失為文學及文學學術生產過程中的新創、拓展資源，仍然是、不失為文學的一種創造性方式。文學批評擴大、豐富了文學的生產資料、學術資源和表現方式，在文學生產、學術生產意義上，貫通、聯結了文學的資源、資本、機制、傳播、權利的生產全過程，也貫通、聯結了一般或廣義的文學實踐、文學思維對于對象世界認知或思維方式（包括所謂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等）的感性、知性、理性各階段、各層面的全過程。

以上有關文學批評的審美經驗性（學術規范范疇）、個案特殊性（對象或論域范疇）、資源再生性（文學生產范疇）的基本分析和扼要闡釋，可以統觀歸結為文學批評的整體（系統）不確定性以及在不確定性中闡釋和實現文學價值的人文涵義及意識形態可能性。尤其是從文學價值闡釋的意識形態博弈現象和過程的不確定性來看，文學批評的特殊性作用、特別是其權利和價值導向作用難以替代。此中的關鍵和根源就在于，文學批評是一種權利或話語權的表述與訴求，甚至是一種以專業性為支持手段的權威性話語宣示方式。作為一種自覺意義上的文學作為，文學批評充滿了文學政治的內涵和導向，最終一定會形成或產生政治文學的功能。但是文學批評自身的不確定性性格特征決定了其所代表的權利、權威地位缺乏足夠或完全的穩定性和可靠性。文學批評的有限性、動態性、隨機性、多元性等不確定性，糾結、形成一種自身內在的力量博弈，很難、幾乎不可能形成相對統一的“言論一致”“全體通過”的結論或價值評價。所以文學批評一般會被視為“準理論形態”——區別于（完全）規范意義上的理論形態。文學批評的剛性規范幾乎是不（可能）存在的；它可以有學術性，但并不能進入或成為學術范疇。在學術屬性及價值層級上，文學批評無疑相對較低。當然，從積極面向、文學生產方面看，文學批評的不確定性恰是文學原始\第一現場向文學史和文學理論過渡、提升的一種狀態。如果說文學批評有別于文學原始素材，那么它就更像是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的引子或預演。文學批評實際上已經“侵入”了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的領域，它常常會把文學史和文學理論作為批評的依據，雖然其行為也常常只是功利性的為我所用，并不恪守系統規范。這其實正是文學批評不確定性的典型表現方式。而且，不僅是對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的“侵入”，文學批評的不確定性從方法和視閾、學術傾向和理論資源多方面綜合來看，跨界（破界）跨域、融學科或學科交融的特征極其突出而鮮明。一如相對特定所指的文化批評、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理論資源。

那么，從規范、對象論域、生產過程、價值評估幾方面論，文學批評都可謂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的生產中介；文學史和文學理論只能經過文學批評的再生產程序（中介），才能形成自身的邏輯和概念體系。文學史和文學理論并不能直接抵達文學（創作）的原始現場。這也就是歷史、理論與現實、實踐之間的天然、必然的距離。文學批評在文學生態鏈、學術共同體中的樞紐地位和承啟作用正在于此。文學批評史的建構意義和學術價值就此呼之欲出。

文學批評史的意義和價值可以針對文學史和文學理論而言，同時也是針對文學批評而言的。文學批評可以經由概念和邏輯的方法抽象提升為文學理論，兩者的界限也隨之明確。文學批評也可以經由系譜化的方式進入文學史領域，但相對于文學作品的系譜，文學批評不能不屈居于文學史的次要、陪襯位置。這就使得文學批評在文學史中總是遭遇到不公平的“歧視性”待遇。實際上，文學批評的特點、作用和貢獻，不僅在使文學理論獲得提升，而且更在于直接促使、幫助了文學史的系譜得以成立和完成。在文學史（系譜）建構中，文學批評顯然起到了文學現場的資源開掘、價值發現、地位確認的文學品質的甄別和鑒定作用。文學批評由此成為文學史的程序首選并構成文學史的內容。沒有文學批評的前置介入和基礎貢獻，文學史至少在技術上將無所適從。但是在文學史的一般書寫和呈現方式上，文學批評的價值和貢獻卻總是無形中被雙重輕視或忽視，文學批評的資源幾乎一概都被直接“攫取”或“掠奪”了。撇開了文學批評，形同失落了、忘記了學術初心，雖然無礙于文學史自成一種學術體系，但也需要正本清源，爬梳剔抉，文學批評有必要、也必須建立自己的獨立系譜——文學批評史將描述、闡釋、評價和定位文學批評的面貌和生態、意義和內涵、價值和貢獻以及文學史地位。只有文學批評史的學術確立，才能真正確立文學批評的實際地位。只有文學批評史的學術獨立，才能真正確立自身的學術主體地位——明確自身在知識系統、方法論、價值范疇的論域界限和獨特內涵。文學創作為文學批評、文學理論、文學史提供了自然資源、生產資料和原始素材（作品），批評、理論、文學史三者需要發明自己的專業工具系統（方法論）進行并完成各自的生產實踐、獲得文學和學術的價值實現。三者的互聯關系基礎是文學批評，且只有通過文學批評史的學術確立和獨立才有可能實現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的學術目標：批評史建立了有關文學作品的判斷經驗系統，文學史才能將之形成規范可靠、可檢驗的歷史系譜；文學理論將批評史的經驗系統邏輯化抽象提升至概念和觀念高度，也賦予了文學史價值判斷系譜的通則和靈魂；文學史包容也宏觀化了批評史，并將文學理論具體化、歷史化為相對感性認知的系譜。可見文學批評史應該是、實際上也是文學生態鏈、學術生產鏈中的當然之義、必需環節。這是本書（《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對于文學批評、批評史和文學史、文學理論的關聯性論述的基點。

概括地說，文學批評和批評史是文學理論和文學史成立的實際條件或途徑。從文學研究的學術邏輯及依據上考察，如何貫通文學作品與文學理論的關系？如何貫通文學作品與文學史的關系？回應這兩個基本問題的方法，就是回到文學批評的發生現場。文學批評是以作品現象為具體對象的一種審美感性、經驗性、準理論表達方式，是感性和經驗到達概念、純粹理論的途徑或津梁。文學批評的發生現場既是指具體批評的歷史現場，也包括文學批評所構成的作品與批評的歷史邏輯場域，是對具體文學批評關系的歷史描述和邏輯概括。文學批評發生和歷史現場的研究就是批評史研究。可以把批評史視為文學審美感性、審美經驗、審美心理甚至關聯廣義文學審美文化表現的邏輯演繹或系譜，也是有關審美的準理論形態的歷史邏輯研究及觀念表達。直白簡明的說法，批評史就是作品、文學批評與文學史、文學理論之間關聯性現象和問題的一種歷史系譜研究。

同樣基于文學批評、批評史特點的描述和釋義，接著具體引申論述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以及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建設中的批評史概況問題。

二 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及相關學科建設概述

本書（《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的聚焦、核心論題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論題既屬學術（理論），也關學科（制度），且兩者相互糾結，相合分離并不一致。在理論和實踐的推進發展方面又各有參差。合而觀之最能見出其中關聯脈絡和大致道理及問題所在。

從當代學術研究的宏觀生態來看，可能當代人文研究、當代文學史和批評史，尤其是后者，都要相較滯后或欠發達，學術水平當然也就比較有限。這有多方面原因，比如學術傳統、學術條件、現實需求等，還有一個就是學科地位問題。而且，其中也都會有政治的干預因素及程度。政治導向干預又因時代不同而產生不同效應，在長時段歷史中可被視為一種關鍵變量；在特定時期，關鍵變量的作用和后果則可以是決定性的。

從學術傳統而論，古典研究顯然最為悠久而深厚。現代學術和現代大學濫觴之初，包括中國古典文學在內的古典研究就最為大宗和主流。抱持傳統觀念立場的舊學者不論，西風東漸、浸淫和出身于東西洋學風思想的新學者，也是用新法（西方現代學術）治授古典、古代學問，如胡適（哲學史）、魯迅（小說史）輩在北京大學等高校的教學課程，還不存在所謂當代文學的學術或學科（課程）專門概念。稍后，文學批評史倒是有了，但也只是古代文學批評史，主干范疇還是在古典文論的論域中。古典學術的強大和厚實還在于，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的專門研究和大學課程，即便是在批評史學科被正式取消（20世紀90年代）后，世紀之交至今，仍然在延續、發展、壯大著，未見有斷裂、衰微、頹喪之跡。與批評史的生命力可有一比的還有民間文學的復興勢頭。它們都有著歷史積淀的強大傳統力量的支撐和支持，主力資源的持續充實包括人力資源投放的力度都毫無消歇或遜色。近年古典學術學科依舊是中國高水平雙一流大學建設的標志性主流學科，正統地位不可撼動。這是后起之秀的新興現當代學術學科（如現當代文學研究）不堪相比、難以并論的，遑論一向等而下之、退而其次仍未見其位的當代文學批評史。

除了傳統觀念和歷史地位使然，必需的學術條件也并不充分具備。現當代人文學術自身歷時短暫，學術發育尚不成熟，專業方向未見確定，學術學科的內涵和邊界常有變遷位移。舉一顯例，中國現代文學、當代文學、文學批評三者的關系，其實目前仍有曖昧，學術范疇和規范比較模糊甚至淆雜，學科設置和專業課程等多顯隨意權宜或沿襲慣性；現代文學史下限何在？更勿論當代文學史了；或者現當代文學統而觀之、合為一體？當代文學和文學批評的基本區分又何在？如何解決或面對當代文學史的無限延長的時間挑戰？諸如此類顯而易見的困難問題，其實都有待解決、有待完善。或者說，當代人文學術如現當代文學史之類的學術基礎、理論規范、學科制度等宏觀體系，有待于相對成熟和高水平的整體性建設。也只有到進入新世紀后的近年間，這些困難問題才漸漸有了一些較為顯著的、實質性的解決步驟和成效，而且目前的推進動態和提升發展的趨勢非常看好。

從現實需求、其實主要就是學科發展需求上看，當代人文學術與社會、時代、學科制度建設方面發生的供求關系，多以后者的現實需求所決定。近年最突出的例證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的迅速而普遍的發展，同時各高校也一律配置了相應的學院行政建制。當然在這一案例中，政治導向干預因素起到了決定性的制度建設作用。也因此可以更為鮮明、直觀地見出學術學科發展的現實需求內涵及機制作用所在。在文學領域，百余年新文學、現代文學的大多數時期，即便當代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看起來相當繁榮，甚至一度可謂顯學，但是，當代文學史的學術和學科地位并無共識認同，也并沒有規范建立的急迫剛性需求。當代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更多是作為一種“泡沫”學術的可疑身份附庸在了廣義的現代文學或文學理論的研究領域，更甚只是寄生在了現代文學或文學理論的關聯視閾或論域中，并沒有自身的穩定明確身份歸屬或學術辨識標記。這直接使得當代文學史及相比更次一級的當代文學批評史完全不可能進入學術學科可行性建設的自覺思考范圍。只有在當代文學史學術學科基本成勢成形之后，當代文學批評史才有可能借勢而出，異軍突起。當代文學批評史是從當代文學史的時代大勢潮流中獲得自身的學科專業覺悟而有了自立門戶的需求。寬泛地說，這只是進入21世紀后才發生的事。因此也就不難解釋，在史著現象上，各種當代文學史已經日見其多，但當代文學批評史仍是鮮見。即使從一般功利上判斷，當代文學批評史的現實需求也就因之必然發生。

從學科地位上看，崇古薄今是普遍性常態，確有學術學科的常道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晚近新興學科的成熟度相對不足，在既定學科體系和生態格局中處于較為低水平的狀態，基本形象和話語權地位尚未充分建立，各方面的資源和支持都還比較有限。歷來傳統高水平大學中文系（文學院）所設二級、三級學科以下的“鄙視鏈”一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最高端是兩古（古代文學、古代文獻）和語言學（多以漢語言文字學、現代漢語為重，一般理論語言學在近年才有普遍崛起態勢，也難居主流地位）；略次是文學理論（文藝學）或現代文學，實力或勢力可能很大，仍無法抗衡兩古的地位；墊底的是當代文學、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世界華文文學之類；還沒完，底線下還有大學寫作等。但近年創意寫作正在勃興，勢頭之猛大有進入正式學科體制的前景。從這條學科基本“鄙視鏈”可以看出，學科地位與其歷史長短有關，與學科歷史傳統有關，與學科整體結構中的位置有關（一級學科中總有歷史形成的主流二級學科乃至三級學科，其他就只能是分枝、旁枝、弱枝）。這是就學科本身的一般情況而論，不考慮特殊變量因素的居間作用。那么，當代文學在學術學科上先天不足，無可奈何。但時過境遷，興衰倚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逾70年，狹義的當代文學史時段已經超過了現代文學兩倍。當代文學不可阻擋地累積了歷史體量、化身為歷史對象、成就了歷史地位。完全稱得上是后來居上、人文顯學，雖然在學術和學科的建設歷史、發展水平上相比古代文學、現代文學仍無基本或顯著優勢可言。當代文學的現狀大勢對于學科發展的導向和支持作用十分重要而深刻，可以說當代文學批評史就是因當代文學研究、當代文學史的大勢應運而起的；在學科規范、學科建設上直接上承了現代文學研究、現代文學史特別是現代文學批評史，更遠溯源了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的學脈遺產。正是有此時勢、借鑒、沿用、創制才抓住了學科建設的時代機遇，附驥于文學批評史的強大傳統之上，順勢而為完成了弱勢學科的逆襲上位，助成新興學科的學術增長方向。

強弱和順逆之勢有歷史過程、歷史原因，現狀則大有利于當代文學批評史的學術學科建設。從中國語言文學學科（一級學科）的整體系統看，學科方向（三級學科專業及以下方向）中相對獨立且完善的傳統方向歷來都包括了批評史——以前僅專指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1990年代前后以來加入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所缺的只有當代文學批評史方向。在學術學科建設的歷史邏輯和一般慣例上，當代文學批評史須隨著當代文學史的學術學科合法化之后才能跟進得到正名并獲得正式成立。這一進程已經在世紀之交以后開始逐步展開，且進展和成效顯著。從學科建設的主要支持即學術研究基礎和水平來看，除了規范體系和理論提升外，當代文學史、當代文學批評史是最近十幾年來形成的堪稱現象級的歷史化即“史料學轉向”的直接和最大的學科專業領域方向。一方面是學科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建設，另一方面也是學科建設在具體學術研究水平提升方面的自覺努力。史料學轉向意味著學術規范基礎和學術系統建設的自覺獲得了實際的成效和收獲，證明了廣義范疇的當代文學史（包括批評史）在學科專業上的成立已經不再是個有必要質疑的問題，即學科合法性再次得到了確立和夯實。

再從近年復興、新興的學科專業比較現狀來看，前述民間文學之所以被取消了學科建制身份后逾20年仍屹立不倒，不少大學和研究機構仍頑強保留了民間文學相關部門的設置，該學科的延續和復興在基礎資源上相對少有障礙，甚至還有所保障，最大的比較優勢就在于學術共同體自身內部的堅持和支持。學術共同體的堅持和支持當然也是源于對該學科特性和重要性的清晰認知認同和共識判斷，由此在觀念和實踐中都自覺保存甚至適時加強維護了學科延續和復興的發展力量，學科和學術的學脈一直沒有中斷。一言以蔽之，學術共同體的力量維護了民間文學的實際學科地位、進而有能力產生學科復興的權威影響效果。與民間文學較為接近、類似的學科應該還有兒童文學，且不論了。

新興的“創意寫作”情況有所不同。該學科專業（姑名之，未確認）沒有民間文學（包括兒童文學）學科的深厚傳統基礎和歷史承傳，學術水平和實踐水平相對較低，學科制度建設當然缺乏充分經驗，而且人力資源或也難有穩定保障，總之在學術學科的整體發展程度上畢竟有欠成熟。不過，創意寫作的發展成長仍有其獨特而明顯的優勢條件，學科建制的現實可行性一點也不遜色于其他可能的學科。在強烈而迫切的社會需求、人才和職場的實際需求形勢下，借鑒國外大學尤其是世界名校的創意寫作經驗、規范和實踐，結合跨學科、近年又加上新文科（同樣也是對國外大學教育制度和人才培養方式、課程改革實踐的借鑒）的新潮推進，創意寫作的教學實踐和學科設置已經在中國高校內部達成了廣泛認同共識，并且，已經積累了一定的實踐經驗，學科制度建設已經實際起步，客觀上已經形成了相當規模、產生了輻射性影響，正顯示出方興未艾、欣欣向榮的整體快速發展態勢。可以樂觀預見學科制度的正式身份確立應該水到渠成，目前正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的最后關鍵時刻。

至于批評史尤其是當代文學批評史的學科發展狀況又有不同，可能兼有上述兩種學科建設情形的部分特點或優勢，同時也有自身的弱項。以古代文學批評史為主的作為二級學科專業的批評史，恐怕一時無望正式重建（也并不必然影響古代文學批評史的學術治理和專業發展），但應該不會因此成為一個學術學科制度問題。因為在相當程度和范圍內，古代文學和文藝學（文學理論）學科可以承擔甚至涵蓋一般意義上的古代文學批評史研究論域，而且，批評史自身的傳統及其學術發展也還有明顯的生命力，看不出關系生死存亡的挑戰或考驗。當代文學批評史的情形就很不同了。首先是學科合法性問題，當代文學研究、當代文學史的合法性還剛建立未久，后續嶄露頭角的當代文學批評史則可以說只是獲得了形式上的建立——尤其是新學科的合法性特別需要得到相應學術成果及水平的強力支持，以此才能真正達成學術學科共同體的廣泛認可。其次就是當代文學批評史的學術水平問題。近年的當代文學批評史學科建設大致可以概括為：學科基礎的文獻系統、知識系統建設已經開始成形，能夠支撐批評史研究的學術展開；學術規范、學術范疇、學術邏輯、學術方法等體現和代表學術獨立主體地位的理論建設趨于自覺和完備；最重要的是當代文學批評史的學術資源相對最為充分，發達的文學批評可謂批評史的基礎資源和學術生產資料，文學史和文學理論、文藝學等學科則能提供“無限”的理論資源，包括世界文學資源的利用和借鑒，還有當代社會的政治、文化綜合資源的直接支持。因此從學科發展的生態資源條件上看，當代文學批評史正在進入一個自由新創的學術時代。這在主觀上都是對當代文學批評史學科建設的一種巨大鼓勵。期待產生和出現的就是真正成熟意義上的當代文學批評史研究成果，包括各種形式體例的高水平批評史著的撰述。第三應該就是有關學科制度上的實際設計問題了。以高等院校為主的當代文學學科的設置和發展，直接帶動、助推了當代文學批評史的協同發展和學術提升。這不僅體現為學術學科的人力資源和技術因素的制度保障，根本上也是學科制度建設自身在系統性和整體性方面的完善和提升。從教學、科研、項目和評價多方面所產生的直接影響，反過來又作用于學科建設再生產性的整體增值效果。這是一種學術學科間互動雙贏的機制運作循環過程。可以預言作為學科（或專業方向）的當代文學批評史，將會越來越普遍地進入高校科研領域和教學課程體系。

綜上所述，應該可以得出結論，當代文學批評史的學術提升和學科建設正在腳踏實地、協同推進的不懈努力過程中。本書（《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將為這一現在進行時態貢獻綿薄的加持之力。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原載《當代文壇》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