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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滿人老舍
      來源:文匯報 | 趙武平  2021年11月15日08:17
      關鍵詞:老舍

      “莘田每于周末來此”,是老舍在一九四七年初秋,給青島友人寫信,提及羅常培時說的話。羅常培其時在耶魯作訪問教授,每周任教四小時,得空由紐黑文去紐約,好像從蘇州到上海,搭火車尤為便當;而周有光夫婦在曼哈頓的寓所,是他與老舍,以及趙元任和李方桂等友人聚會的一個地方。

      那一年歡聚的盛況,直到一百多歲,周有光還念念不忘;過客一樣的羅常培,在他記憶里尤其深刻。他說:“羅是滿人,但他自己從未說過,我們都不知道?!?/p>

      “我們”,是說周有光自己,和他夫人張允和。因為趙元任是張允和以前的老師,同他們夫婦走動的朋友,多是語言學家。這年的一月下旬,老舍應費正清邀請,首次去哈佛演講,與趙元任一見如故,在北平戲劇和方言的話題上,談得非常相投;對于趙元任與楊聯陞新編成、正待付梓的國語字典,老舍也別有興趣,貢獻了不少意見。

      羅常培是滿人,周有光夫婦當時不知道;與他是小學同班同學的老舍,同為滿人,或曰旗人,他們恐怕也未必知道。但他們必定知道,老舍在重慶和北碚,與允和四妹充和交情不薄:梅貽琦、羅常培和鄭天挺,一九四一年夏天由昆明到教育部出差,最愛與他們在一起宴飲,暢敘。大家聆聽充和撫琴奏曲,也相偕前往升平書場,觀看山藥蛋和董蓮枝演唱北平大鼓,分手時刻往往都在深宵。抗戰勝利前后幾年,老舍與充和居于北碚,苦中樂事之一,就是逢月聚會。充和暮年隱居康州懷舊,老友盧前與她和老舍等人的雅集,一再浮上她的腦際。她說:

      “禮樂館西邊有一樓,樓上住三家:一為楊仲子,一為楊蔭瀏,一為楊憲益夫婦帶一男孩子。楊憲益本是編譯館中人,因房屋不夠,借住此樓。所以我們稱此樓為‘三楊樓’,每月在‘三楊樓’有一次聚餐,除‘三楊樓’中的四個人外,有編譯館的梁實秋,有物理所的丁西林,老舍,盧冀野同我,共九個人。”

      對自己的出身,老舍和羅常培一樣,通常避而不論;雖然話題并不敏感,且早是報端老生常談。

      有兩年,老舍為林語堂作文章,出足幽默家的風頭,以至于創刊沒幾期的《人間世》,在發表“舒舍予(老舍)先生近影”的同時,也請一位王斤役先生,在“人物志”欄目,特意給他作了一篇速寫。作者仿佛知道老舍與羅常培的交往,而且還猜出老舍是“漢族以外的作家”,——他列舉了兩種理由:

      一、他姓舒,北平舒姓多半是旗人。

      二、他的小說描寫北平北城的生活很是細致入微,北城是前清旗人的住宅,現在成為窮人匯聚的地方。

      作者敢這么說,自然并非臆測。文章發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而在那時談論老舍身份,依據估計當是《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曰》。

      這兩部小說里的蕓蕓眾生,民初住過北京的人,沒有誰看了會覺得陌生,也沒有誰會辨不出其中各色旗人的影子。比方說,做洋車夫以前的趙四,“也是個有錢有自由的人。……聽說他少年的時候也頗體面,而且極有人緣在鄉里之中”;那位“昔為東陵侯”, “今賣煮白薯”的春二,是漢軍鑲藍旗人,——他們的言談舉止,都與旗人身份相合,幾乎一望即知。又比如,后來也改行拉洋車的春二,與在公寓打雜的李順,但凡招攬生意、應承主顧,張口總是“嗻!”,或者“嗻!嗻!”,也說明他們實乃旗人后裔。熟諳舊京風俗者知道,旗人聽見尊長召喚, “嗻”這個應答,是必不可少的。

      老舍所寫學徒、小工、腳行、巡警、洋車夫,乃至暗娼和乞丐,多半是家道中落的旗人。他們中的一些人,甚或是他的親友和街坊;他們的家長里短,他自幼耳聞目睹,當稔熟于心。這樣一個在社會動蕩時期命運載沉載浮的族群,到了比王斤役文章晚兩年的《駱駝祥子》里面,集體特征顯得更為突出。以虎妞和她老爺子劉四來說,他們的旗籍在故事前面沒有明講,及至到了劉家辦壽慶的那一幕,一句話說到劉四“年輕的時候他當過庫兵”,頓將這對父女真實身份暴露無遺:庫兵是前清肥差,沒有旗籍,根本無緣沾邊。劉四爺開車廠的年頭,“有好幾位朋友在當年都比他闊,可是現在——經過這二三十年來的變遷——已經越混越低,有的已經很難吃上飽飯”,無疑也是宣告旗人自民元來后,地位已經一落千丈。

      祥子家世模糊,至于是不是旗人,不大說得明白,因為他“生長在鄉間,失去了父母與幾畝薄田,十八歲的時候便跑到城里來”。不過,硬說他是旗外之人,又嫌過于冒險,畢竟至光緒年間,朝廷即已開禁,準許旗丁“各習四民之業,以資治生”;獲得自由遷移的窮困旗兵及其眷屬,出城耕種者不在少數,——老舍說過,在前清強盛時期,“按照我們的佐領制度,旗人是沒有什么自由的,不準隨便離開本旗,隨便出京”。而且,祥子的心直口快,和行事仗義,性格里也滿是旗人的豪邁氣概;《老張的哲學》里的旗人趙四,與祥子同為洋車夫,是“很粗大,天真爛漫,濟弱扶危的猛漢”;他們二人交叉相疊的經歷,仿佛也不全是巧合,——趙四曾招集逃學的學童們在城外會面, “去到葦塘捉那黃嘴邊的小葦雀,然后一同到飯館每人三十個羊肉冬瓜餡的煮餃子,吃完了一散”;祥子碰上因凍餒而倒地的頭發慘白的老車夫, “他猛的跑出去,飛也似又跑回來,手里用塊白菜葉兒托著十個羊肉餡的包子。一直送到老者的眼前,說了聲:吃吧!”

      《駱駝祥子》尚未連載, 《宇宙風》提前一個月預熱,發表了一位吞吐先生,談北平洋車夫瑣事的文章。作者在北平館塾授徒為生,對“度著牛馬生活”的趙四、祥子之輩苦人深有同情,言談間流露出發自內心的慨嘆,說他們“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出身低賤,全是不認字和由鄉下進到城里來的;有的是北京時代的政客,與前清的秀才與舉人,以及旗人的公子哥兒,為生活所迫,干這一行的。大多數人全認得字,除去少數愿在閑著休息的時候,打地攤賭博和聊天外,要以讀小報為最普遍,他們常被發現在街頭巷尾,停車路旁,十分瀟灑地坐在車子水簸箕上,以小報作消遣,也許拿時局作為與顧主談話的資料”。

      祥子與沒落旗族的關系,也見于一個并不怎么起眼的細節上面:虎妞誘祥子入彀,賃房成家所在的大雜院墻外的毛家灣,一個由前中后三條胡同組成的三角地帶,老舍也絕對不會陌生。《京師九城全圖》上面標得清楚,從緊貼西皇城根的毛家灣出來,順西四牌樓大街往北,過地安門西大街,緊接著就到了護國寺街,而在那里再往前走不幾步,往東一拐,即進入一條狹小又不直的胡同,那里就是老舍的降生地,——小羊圈。

      說到毛家灣,有心人還可拿了《京師九城全圖》,同前清《八旗方位全圖》比照一下,那樣會清楚看出其地理位置,正處在老舍家所隸正紅旗原先的防地:自晚清到民國十七年北平特別市成立,那一地界的名稱一變再變,先叫右內四區,后來又改叫內四區。這也就是為什么,老舍明明生于京師順天府宛平縣,上學、就業和信教,填寫的籍貫卻不一致,有時寫作“京兆宛平縣”,有時又寫成“河北省宛平縣內四區”,——籍貫屬于民國概念,前清只有旗籍和民籍之分,這是容易混淆的常識。

      新中國成立第六年,以舒舍予本名選上人大代表后,老舍的滿人身份引起社會廣泛注意。只是遇到滿民詢問“貴哈喇”,亦即請教他的滿洲姓氏,他卻答不上來,因為沒有家譜傳世。

      六七年前過北京,一個多霾的秋日,在東城豐富胡同十九號,也就是王府井靠西的老舍故家,我注意到一份紅底黑字的婚書,上面寫有老舍以上父祖三代的姓名:父親舒永壽,祖父舒克勤,曾祖父舒關保。他自己的名字,填寫的是舒舍予,——他自英國回來以后,即不再用在北京師范讀書時的學名舒慶春。這份百年前的官制文書,容易給人一個錯覺,以為老舍家族在曾祖一代,也就是在嘉慶朝,或者更早時候,就已改冠漢姓。這樣的推斷,能否經得起推敲,似乎還是一個疑問:其父在庚子國難中殉國,名見《京師庚子褒恤錄》 《正紅旗滿洲陣亡之兵丁等花名冊》和《清史稿》諸文獻,但所列皆為“永壽”,寫“舒永壽”者無一。

      羅舒二家,無論哪家冠姓,似都不會是在前清。他們兩個家族,應是入民國后,在一九一三或者一九一四年,循令改冠漢姓的:常培家隸正黃旗,滿姓薩克達氏,改冠“羅”;慶春家隸正紅旗,改冠“舒”,滿姓失考。但從北平四十年代一項統計內容看,可知冠姓“舒”者,滿姓大體有二,一為舒穆祿氏,另一為舒舒覺羅氏。老舍家屬從族人之說,認舒穆祿氏為其滿姓,——只是這一選擇,皇室后裔啟功教授不大認可。他說,老舍祖上姓氏,原本為“舒舒”,后來加上“覺羅”,始為“舒舒覺羅”。

      旗人冠姓,實在遠非易事。八十年前,對舒穆祿氏和舒舒覺羅氏后裔,同冠漢姓“舒”,旗族有過爭論,但議題懸而未決。女真文專家金光平、金啟孮父子的調查發現,舒穆祿氏后人冠姓,除了“舒”,還有“蕭”;舒舒覺羅氏家族則基本上冠姓“趙”。金受申在一九四二年的《談八旗掌故》中,則說高明的旗人一度主張,舒穆祿氏后人冠姓“舒”,而舒舒覺羅氏后代以“舒羅”為復姓,以免因冠姓混亂導致同姓通婚之弊。他還考證出,在“舒”以外,舒穆祿氏后人所冠漢姓,另有“徐”和“方”: “徐”是康熙十二年進士徐元夢后裔的選擇;選“方”為姓者,與桐城方苞有些說不清的瓜葛。

      這位金受申,是掌故家,以寫“北京通”聞名,最擅談旗族軼事:年輕時用功語言學,是老舍至友白滌洲弟子,原系羅常培做過校長、老舍兼過課的北京市立一中語文教員,據說啟功、夏淳和馬季都聽過他的課。一九四九年后,他和許多旗人一樣,因失業舉家受困,幸虧老舍通融,方得進入北京文聯,成為《說說唱唱》編輯。他在五十年代末年,編過一部《北京話語匯》;商務印書館出這部工具書第二版的時候,老舍還特地給寫了一篇“小序”,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二日見報,——這是老舍生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老舍諱言的身份,在熟朋友里面,其實也非什么秘密。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杪的一日,常任俠為借《天壤閣甲骨文存》,在重慶拜望馬叔平先生,聽他言及在前線慰勞將士的老舍身世。這位故宮博物院院長的一番閑話,引他寫了不短一篇日記,其中有云:

      “友人老舍,近作《殘霧》,上演頗賣座。馬云舒慶春原為旗人。又吾友唐圭璋亦旗人也,惟知者甚少耳。舊在東京帝大讀書時,有漢文教師常榮,亦旗人,為清宗室。熟于京戲掌故,嘗從問近代靖西之變遷,言自庚之后,女人始許入戲院觀戲,蓋自洋人倡之也。”

      常任俠日記要言不繁,瀏覽者若非留意,十九不會以之想到,那四幕諷刺劇的導演,正是馬院長公子馬彥祥,——也就是老舍從濟南轉往青島任教,在齊魯大學國文系所空職位的繼承者。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八日,午后,在福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