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從一定程度上講，近百年來，杰出的長篇小說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時代文學的“風向標”“里程碑”“全景式史詩”“主干話題”，或體現著歷史、現實、社會、人生和存在世界重要的“癥候”。當然，這個維度固然重要，我們時代的文學也需要既宏觀又微觀地整體把握世界的范式和規模，具有開闊的文化、精神、人性視域，令作家盡可能充分地展示出更大的敘事可能性。相比之下，短篇小說的文體及其寫作，雖然偶爾略顯“寂寞”，但它卻從未緘默過。這種文體常常以“撫古今于一瞬”的姿態，不斷地顯示著其迅捷地捕捉、把握生活，并穿越表象世界的細部修辭而直逼“本質”的能力。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短篇小說與其他文體一道，時時引領文學的潮流和風騷，更從未“掉隊”和“落伍”。我在談論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短篇小說時，曾提及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由于種種因素的影響、制約，作家的敘事能力明顯暴露出相對虛弱的傾向。作家在所謂“全球化”“現代性”“商業化”的環境和語境中，一度陷入某些“個體經驗”的覆蓋之內，“時代性”經驗匱乏，超越現實的激情減弱，擁有獨特生命體驗的可能性漸顯式微。那時我們所憂慮的，不僅是文本里的故事、人物及其情感狀態日益變得乏善可陳，重要的是作家的“看法”也變得缺少“識見”。而文本一旦喪失對現實存在、經驗的甄別，變成對生活的簡單模仿，其生命力也就可想而知。對于經驗的無從把握，無疑給當代小說藝術創新的可能性造成極大的困難。如果說，長篇小說尚能依賴敘事長度得以“緩沖”，給作家從容講述內心、展開情節和更多人文內涵，并規避敘述缺憾而顯示技術蘊藉的機會，那么，短篇小說既沒有時間上的闊綽，也不允許空間維度上的肆意鋪張。因為，短篇小說既要經驗的鮮活，也要求結構、語言的智性品質。所以，小說的敘事方向以及它所承載的使命，已經不是簡單地書寫作家與大眾相近、相同且熟悉的生活場景，而必須是超出一般經驗的獨創，去發現我們這個時代人性、精神和靈魂深處的真實狀況。就是說，小說家必須通過自己的文本，“簡潔”且“浩瀚”地揭示和探查到此時社會、生活、人性內部的細節和真相，再現時代生活的波瀾萬狀。那么，在這樣的理論前提和背景下，考量近五年的短篇小說實績和創作面貌，將其置入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和文化發展的“新時代文學”范疇之內，且在審美自覺的維度上，梳理、整飭短篇小說所取得的成就，總結其價值、意義，不啻是對這種文體的重視和敬畏，更是檢驗我們時代文學內在品質和發展趨向的關鍵。

當然，我們需要重視的，仍然是短篇小說寫作如何在主題、敘事氣度、敘事方法、藝術表現方式上，努力擺脫域外小說經驗和前輩作家母本的巨大影響和精神負擔，原創性地奉獻出富于“本土化”文化“原漿”意味的文本，這一點意義重大。那么，短篇寫作，無論在精神層面，還是技術、美學層面，就必然會呈現出鮮見的敘事難度。不僅如此，人們對短篇小說的品質要求，似乎從來都是明顯高于長篇小說。倘若這樣理解不同文體的接受美學，也就不會奇怪有些人為什么能夠容忍數百部乃至上千部長篇小說“泡沫式”制作所產生的“垃圾文字”，而不愿降低短篇小說欣賞和評價的標準。說到底，近些年來，作家們仍然在努力地擺脫掉焦慮，回到現實中來，不斷地探索和尋找表達現實的可能性，找到本該有的敘述自信。堅持我們應有的文化立場、個人經驗和敘事姿態，讓敘事抵達時代的深廣度，讓我們對生活真摯的內在情懷，切近時代最具特性的情境，滿懷自信地去發現、破解生活表象背后的存在價值，以及那些令人焦慮、隱憂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短篇小說寫作應該深描出歷史、現實生活、人的命運在我們時代的變遷，對其做出耐心、從容而精到的敘述，顯示出文化自信和敘事自覺。

二

檢視近五年來的短篇小說，我們看到，直面現實的艱難、復雜和荒誕，深入人性細部，勘察世道人心，呈示當代人的命運和境遇的作品成為“主流”傾向。尤其是，切入、感受“底層”和普通人的生活，描述對現實世界的悲憫與人的尊嚴、隱痛、困擾、自強不息及其希望的文本，深深地嵌入到人的精神、靈魂維度。因此，表現時代生活變動不羈與人性變遷的關系，構成近五年短篇小說寫作實踐的主體和主題。這一主題與其他方面的敘事一道，扇形地打開了敘事和想象，支撐著這個時代文學應有的擔當。

劉慶邦的短篇小說《泡澡》，似乎就是要在最平淡、“幾乎無事的悲劇”故事中，彰顯通透現實的力量。在細小的悲歡中體味人生的酸楚和尷尬。敘述更加體現出作家寬柔的人間情懷，對俗世生活“結廬人境”的素心慧眼，呈現、銘刻普通人的存在狀態和人生經驗的耐心。文本的字里行間，著力地演繹“小人物”的喜樂悲歡。一個失去老伴的退休老人的蒼涼晚景，牽扯出老年處境的尷尬和精神“病理”，也深刻地觸及一個人內心最柔軟、最脆弱也最執著的對自我尊嚴維護的念想。弋舟近年在短篇小說文本中，堅持依靠心智或小說本身的智慧，豐富自己內心所感悟到的那些真實，細吟密詠地捕捉生活的品質和內蘊。他并不想為這個復雜的世界進行某種預設或重新“編碼”，而是在自己的精神趣味里，選擇自己發現、表現生活的角度以及審視靈魂的方向。因此，借助敘述，穿透人的表層生存狀況和生存行為，沉潛到作為存在主體的人及其人性、靈魂的最深處，成為弋舟寫作的敘事倫理。繼《出警》之后，《巴別爾沒有離開通天苑》《人類的算法》等文本體現出弋舟的世界觀和審美觀的調整、變化，弋舟借此實踐著他的小說理念。當然，小說不是從理念的視角進行敘述和書寫，而是要實現和完成對于人心、人性的深度開掘。如此，才能體現出敘述本身診察人性的力量。儲福金的短篇小說被稱為“棋小說”，以棋理表現人生、命運、人性之理。與以往不同，《洗塵》中，圍棋作為直接“背景”或“氛圍”開始漸行漸遠。但是，圍棋依然像一張罩住年輪和歲月的人生之網，將人物的悲歡離合、俗世生活，如圍棋之道次第展開，透視出人生如棋的隱逸輝光。似乎是一種宿命，儲福金已無法在文本里與圍棋“了斷”，圍棋成為其寫作和人生的某種必然。這篇耐人尋味的小說從個體人生的角度，試探我們時代生活的精神“水域”。這里雖未深涉道德、倫理的敏感地帶，卻是直擊人生選擇和靈魂考古。青年作家班宇的膽識和勇氣令人驚嘆。他的寫作驅動著敘述從沉重的淡然中，向著突如其來的情感裂隙引發心理和精神“炸裂”，扭轉事物的因果或意義而奔向另一個精神向度，而這常常使我們的閱讀始料未及。《肅殺》讓我們感知到一種不易察覺的內心疼痛和憂傷，充滿著緩緩的、令人無奈的悲傷的蒼涼況味。小說中11歲的“我”直接目睹、見證“我爸”這一輩人不乏悲愴的現實命運和人生境遇。無疑，父輩的命運，客觀上，是由時代“決定”的，自然是必須直面的沉重現實。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班宇的文本，是“東北敘事”，又不唯“東北敘事”。它提供給我們的是時代整體性的心理、精神和靈魂的檔案。班宇在不經意間，已經超越東北歷史和現實的文化、心理、時空交錯的地緣背景，敘寫出對當代世界的現實關懷。

生活如此復雜，人性如此深邃，小說家都會有自己倚仗的邏輯。生活的邏輯明明是這樣，但作家可能不會按照生活的邏輯去“結構”生活，而有意打破我們通常的、慣性所引導的“常識”。像王祥夫這樣的作家，就會在自己的敘述里“一意孤行”，寫出最貼近生活本身的悲喜劇。《電影院軼事》《大澡堂》《生死契闊》《天堂嗩吶》，都是近年非常優秀的短篇小說。看上去，他在小說里描寫的小人物要困難一些，并不輕松。因為小人物的心理和欲望與現實生活最不容易兼容和默契，他們所謂“本分”的背后可能就是固執和愚頑的另一種總結。所以，這些會有讓讀者產生困惑和不自在的元素，正是人物的現實之痛。也許，好作家都會找到自己靈魂的“七年之癢”，切實傳達出對生活和人性的理解。馬曉麗的《陳志國的今生》與其以往的創作在題材方面大異其趣，敘寫一只狗與人之間發生的故事，但在內在精神上仍保持一貫的追求。小說在呈現人性與“狗性”的較量中，張揚著對平等和尊嚴的恪守。

勞馬的短篇小說《一個人的合唱》《坐在緊急出口處》和《請幫我找個好司機》等，其敘事就像無意間的“藏拙”，哲理性和詩性在充滿戲劇性、喜劇性的場景或語境中，顯示出特立獨行、不同凡響的小說理念。文本以形式打破形式，以內容撞擊內容，通過表象呈現深邃，詮釋生活和人性的內涵，故事亦引人入勝。王手的《平板玻璃》描述主人公40余年商海的沉浮經歷，既見證當代社會歷史的跌宕起伏，也呈現著個體生命的尊嚴和命運。次仁羅布的《紅塵慈悲》顯示出這位藏族作家對短篇文體“簡潔而浩瀚”的美學追求。雖然文本只是講述藏族普通一家人的生活，卻著力凸顯出家庭里每個人，尤其是女性的善良、寬厚和悲憫，以及他們對生活、命運的隱忍，從另一向度體現出生命內在心靈美好的光澤與高尚靈魂的通約。陳昌平的《耳光》是一個關于人性、尊嚴的故事。寫一個醫院護工被迫接受了垂危患者的請求并發出誓言，由此面對著一個看似簡單、實則難以完成的任務。護工不斷調整、降低自己的姿態，力圖把這個任務“圓滑”過去。即便如此，這個在尊嚴里掙扎的小人物也難免遭遇悲慘結局。這是一個很容易寫成道德“優劣”的作品，但作者沒有在貧富之間作簡單的道德判斷，作品穿透表象，直抵內心。

阿成的《除夕的夜》、艾偉的《演唱會》和《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葛亮的《暮色》、張惠雯的《夢中的夏天》、羅偉章的《所有人都想離開》、裘山山的《調整呼吸》、女真的《老女新手》、曉蘇的《父親的相好》、張翎的《都市貓語》、田耳的《瀑布守門人》、李鐵的《送韓梅》和《她走》、高君的《天空》、蔣一談的《發生》、劉建東的《刪除》、萬勝的《執子之手》和《摘鉤》、吳君的《家庭生活》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寫出了生活的沉重和深廣，也寫出了我們時代人性的真實狀況。

三

我相信，作家在生活中獲得經驗并使之在敘事中發生升華有多種途徑。在短篇小說中，故事的講法、懸念的制造、智性的有效傳達，甚至敘述語言和其他技術的精致、精到運用，直接影響和控制著小說整體的底蘊和質量、品質。寫作中對這些因素的強調，可能出現“負面”的效應，產生“練達”與“匠氣”。但“匠氣”若不拖累小說家的個性和獨創的“匠心”，就能消除小說“做”的痕跡，而能隨勢賦形、順其自然地“貼”近生活，其實更能夠展示作家的藝術天分和才華，從而達到審美效果應有的深刻寓意，產生寓言品質，又洗盡鉛華，且富于清逸、飛動的“神韻”。這既是想象力的勝利，也是作家在精神、心理和靈魂層面的自我超越。這一點，近幾年在不同的敘事題材上，都有創新和拓展。特別是，作家在直面現實、“走進”并反思歷史時，兩者構成碩大無比的“張力”和敘事的彈性空間。小說不是歷史，作家將敘事的起點定位在何處，需要進一步修正以往的敘事理念，需要重新認定自己的修辭美學。因此，文學呈現、再現歷史，既不能“解構”也不能“虛化”“虛無”，而應該“重現”或“復現”，將當代理想與情懷嵌入歷史、現實和時間深處，生成更大的意義空間和精神價值。

遲子建的《燉馬靴》和《喝湯的聲音》堪稱近年短篇小說的佳作。作家以深情而深沉的筆觸敘寫出東北歷史和現實中的俗世人間和前世今生。《燉馬靴》描述東北深冬大森林里的雪濤之聲，抗聯戰士與日本兵、兩只母子狼之間所進行生命博弈的歷史“回放”場景，清晰而震撼。一個抗聯的老故事被遲子建寫出如此深邃的生命哲理和人生感悟，它聚集相當大的容量，將歷史、戰爭、自然、生命和人性都埋藏在這個短篇里。生命之間是可以交流的，善良和感恩應該是靈魂的伴侶，惟有一個杰出的短篇才會有如此堅硬的精神內核，令我們無法忘記那位抗聯戰士與那只瞎狼之間的故事。有時高等動物會喪失善良的品行，而低等動物卻柔情備至，令人驚詫，不可思議。人與狼、人與自然的這種“對話”就是要讓人類反省自己，重新審視自己，審視人性的變異。《喝湯的聲音》向我們講述的是一個關于歷史和個人“雙重記憶”的故事。這個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小人生，大歷史”的敘事策略，或者說，它的敘事從個人走向歷史，走向生命、人性、命運的深處，它們都顯示出遲子建的寫作在歷史和現實之間的游弋與變幻。遲子建的“文學東北”敘事，承載著深厚的歷史力量、地域經驗和人性鋒芒，她的文本漸次打開充分而飽滿、深邃而曠達的歷史和當代現實的審美空間，其書寫的“東北故事”背后，蘊藉著廣闊、復雜、變動不羈的大歷史積淀和滄桑。

鐘求是的《瓦西里》講述一個將歷史、現實、記憶、理想熔于一爐的青春故事。小說敘述兩代人在彼得堡相遇，通過講述和傾聽、經歷和想象，爬梳了革命和青春的記憶、他們成長的歷史。試圖讓曾有的“現實”，反抗對悲情歷史的“遺忘”，喚醒理想或重構新的生活。這篇隱含深層“革命”和浪漫的小說，從另一維度將我們引向沉重的歷史深處。邱華棟短篇小說《劍笈》的背景是乾隆皇帝讓紀曉嵐編修《四庫全書》，部分情節取材自《古今怪異集成》，敘事把刺客和俠客置于某個著名的歷史事件中，并對歷史情景進行重新想象和再度“結構”。小說以其細部修辭的精到和魅力釋放出人物及其命運在大歷史風云中的形銷骨立或特立獨行，這一組小說都應該算是“新歷史武俠小說”。《劍笈》《擊衣》等小說，可以視為邱華棟小說寫作的新“爆破點”，在其中能夠感受到文字背后作家靈魂深處對于生命、命運、人性感知的情懷和絲絲縷縷的靈魂微茫。

作家對于歷史、現實和人的生命理解的深度，決定一部作品的品位高低和精神價值大小。它并不取決于題材本身，更多的是受制于作家的價值取向、審美維度和敘事倫理諸種因素。這也直接關系到敘事文本對于歷史和現實的超越性。上述幾位作家在當代現實的語境下，是否要重新“鏈接”起現實和歷史之間的齟齬或默契，在某種程度上，可謂“別出心裁”地拂去經年的塵埃，發掘、呈示出歷史“原生態”的“青澀”、幽微和曲折。

四

不可否認，一些實驗性較強的小說，需要我們的認知裝置能夠打破讀者審美預設的意圖，領悟到作者形式美學背后的玄機和意蘊，發現其不可低估的美學價值和精神意義。如此說來，有些作品可能是要疏遠一部分讀者而青睞另一部分讀者，產生審美接受的分流。像蘇童、葉彌、魯敏、王嘯峰、朱輝、哲貴、李浩、東君這一類作家，往往憑借純熟和練達的小說技術、深厚的審美潛能，使小說充滿鮮活的浪漫氣息。他們的敘述典雅、別致，我們從中既能讀出生活的韻味、命運的玄機和精神的尊嚴，同時也能感受到，他們都竭力想通過敘述實現對生活強烈的超越愿望。這些年，他們的寫作都表現出不凡的個性和藝術探索精神。我們知道，從契訶夫、莫泊桑到雷蒙·卡佛、博爾赫斯、契弗等域外短篇小說大師，無不在文化、精神、心理、審美形式這些層面，釋放出自己的藝術才華和思想力量。而將這些元素整合到最高境界，確是所有作家的夢想和訴求。小說的虛構本性，不僅決定“經驗”的有限性，而且要求作家必須沖破認知上的局限性，而小說有別于“非虛構”，具有深廣的隱喻、象征等引申意義的優勢，又給敘事提供更多的騰挪空間。因此，想象和幻想的品質，在小說中，尤其短篇小說中就顯得極為重要。而想象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解決感受和經驗的平淡無奇，使寫作創造出“此類”經驗的“唯一性”。換言之，如何以靈動的視角，發現、展示存在世界和現實生活的種種錯位和乖張，讓那些貌似平淡無奇、不露聲色的文本產生內在張力，獲得驚心動魄的藝術效果、精神深度、寓言含義和獨特韻味，是小說藝術審美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短篇小說有限的字符，其實就是對作家創造力的挑戰。即挑戰作家的想象力，才會使寫作更賦有激情和某種使命。若想打通現實和幻想的邊界，需要作家奇異的思維，從這個意義上說，作家要想“擺平”、整合小說中的各種元素，解決作家自身感受、判斷、經驗對現實世界的把握和超越，必須要具備自己從內心出發的氣魄、格局、理性和穿透力。也許，這就需要對日常生活和現實做出“化腐朽為神奇”的處理、想象和虛擬。

《瑪多娜生意》再次顯示出蘇童對短篇小說文體出色的駕馭才能。其實，這是一篇表現現實世界中“角色虛無”的小說。人在日常生活里扮演成功者角色——像巨星瑪多娜那樣的渴望，可能在我們的血液中潛滋暗長，但這種欲望在很大程度上牽制、影響著人的真實生命狀態和本色。“生意人”龐德與簡瑪麗和桃子在生活中構成的關系與角色，他們的浮躁和焦慮，透射出生活的荒誕和虛空。令人感到酸楚、沉重和疼痛。朱輝的《然后果然》書寫的生活，就是要呈示生活的“錯位”狀態，是一篇寫一個人在生活中發現裂隙、發現深淵、洞悉生存和命運的小說，敘事充滿“戲劇人生”的味道。我能感到朱輝寫這篇小說時難以遏制、揮之不去的感傷和隱忍。難以想象，一個貌似完美、溫馨、安寧的和諧之家，背后隱藏的、支撐其存在的，竟然是虛假和蒙蔽，是主人之間的謊言以及男主人公代人體檢的“替身”角色，還有彼此無法察覺的夫妻之間相互的“欺騙”。其間埋藏著一個巨大的倫理的陷阱，心靈的自審充斥在字里行間，具有深刻的悲劇性，也體現為現實的殘酷性、存在的荒謬與悖論，無疑是對尊嚴的一場“劫掠”。記得陀斯妥耶夫斯基說過：用徹底的現實主義，在人身上發現人。而這篇小說的敘述，在尊嚴、內心的困窘和現實的對峙中，充滿超越性的表現張力。

葉兆言的《滯留于屋檐的雨滴》、范小青的《你的位子在哪里》《變臉》和《今天你錯過了什么》、張楚的《中年婦女戀愛史》、葉彌的《下一站是天堂》、魯敏的《球與槍》等，都是力圖發現、呈現人性在日益變化、喧囂世界的真實狀態的作品，顯示出各自不凡的實力。

其實，短篇小說在某種程度上不妨稱為“另類抒情詩”或“傳奇”。故事、人物、敘述所提供的抒情性，既有感人的生命力量，也有悲憤的社會現實批判力量，有對歷史、個人命運的反思，更有對世道人心的抨擊和質問，由此昭示出生命與哲學的高度。當然，這也是小說能夠擺脫平庸、建構詩性的必由之路。僅僅抱怨長篇小說受寵沒有任何實質性意義，短篇小說的革命性變化，才是有責任感的作家應有的追求。為短篇小說不被“誤讀”和“誤解”，真正地逼近經典意味，重申寫作中詩性、智性和抒情性是必要的選擇。那么，“詩性”該如何呈現？它緣何而來？在今天，作家的想象、虛構和審美選擇，在強大的歷史、現實與前輩作家的“高山”面前，究竟還有多大“扭轉”生活的空間？

繼短篇小說《飛行釀酒師》《伊琳娜的禮帽》之后，鐵凝新近創作的短篇小說《信使》再次彰顯出其擅長在日常生活中“以小見大”、詮釋人性和人生存在狀態的才華。敘述通過一個并不復雜的故事，講述發生在兩個閨蜜之間的“信件”事件，以及節外生枝和誤解，發掘人的情感和內心隱秘，以此賦予日常“器物”——信件和“信使”以“誠信”的隱喻義，并生成了蘊含深邃的文學意象。在這里，面對俗世生活、情感的機變和扭曲，鐵凝執著地表達出對精神“無奈者”晦暗內心的警示和憤慨。其中的現實批判精神令人震撼，引人深思。

在莫言的短篇小說集《晚熟的人》中，我們又依稀發現了一個重新“企穩”的莫言。源于我們新的時代語境，莫言及其文本對生活做出的新判斷和評估，體現出莫言的新認識也來自其創新性變化和自我調整。我們還能深深地感覺到其老道的敘事的“先鋒性”特征，在字里行間不斷地閃爍。無論是《晚熟的人》還是《等待摩西》，莫言無法離開“高密東北鄉”。這也像是一個“敘事的圈套”，一方面，莫言愿意徜徉其間，“樂不思蜀”，另一方面，這個“高密東北鄉”永遠都是一個“敘事元”，既是莫言敘事的出發地，也是“回返地”。敘事讓我們體味到“東北鄉”的神秘一隅，并能咀嚼出生活的無盡況味，莫言依然是先行地進入時下的“生活現場”，重新回訪往昔歲月，在漸漸逝去的醇味的鄉俗里，重述“鄉里鄉親”的傳奇故事，讓歷史獲得一次重新發酵的良機。

李敬澤的《夜奔》、徐則臣的《船越走越慢》、吳克敬的《為嘴》、付秀瑩的《地鐵上》、王嘯峰的《隱秘花園》和《雙魚鑰》、盛可以的《偶發藝術》、金仁順的《眾生》、萬瑪才旦的《氣球》、哲貴的《驕傲的人總是孤獨的》、李浩的《四個飛翔的故事》、李宏偉的《冰淇淋皇帝》、何玉茹的《天壇之慟》、李云雷的《界碑》《暗夜行路》等，都充分體現出作家敘事的靈動以及讓審美“升華”存在意義、精神價值的能力。當然，這些都體現出作家所無法繞過的想象、虛構力與經驗的關系以及文學理念的自我調整。最主要的是他們對短篇小說的熱愛，讓他們能夠在寫作中保持對短篇小說文體的敬畏和激情。

最終，我們回到“經驗”，就不能不考慮我們時代需要什么樣的“經驗”。我們應該在怎樣的精神維度上對時代、生活、人性做出真實的審美判斷。書寫出氣正道大、不游離于眾生、富有詩性的文學文本建構，需要我們智慧的開啟。作品是作家精神、靈魂的結晶體，因此，作家敘事的天空需要靈魂的澄澈和深邃。記得汪曾祺說，小說最重要的是思想。顯然，這不是理論書上說的思想性、藝術性的思想，而是作家自己對生活的獨特感受、獨特的思索和獨特的感悟，它體現為一種文化上的真正自信和敘事自覺，我相信，這才是在我們時代寫作的基礎和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