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帆遠航:新時代中國文學走出去 ——中青年作家國際傳播高研班在京舉辦
開班儀式
課堂培訓
10月13日至15日,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中青年作家國際傳播高研班在京舉辦。近50位中青年作家、出版機構負責人等參加培訓。為期三天的培訓中,大家圍繞中國當代文學如何影響世界、世界文學最新動態、中國文學“走出去”平臺建設、版權保護與版權貿易、中國當代文學海外推廣等課題進行了深入學習與交流。
正如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胡邦勝所說,我們處在一個新時代,當代中青年作家要有擔當精神,思考如何走好未來的發展之路。中國當代文學成為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學經驗、講好中國故事、塑造中國形象的有效載體。面向國際,中國文學需要破局,需要創造性的銳意進取;作家亟需樹立開闊視野,增強互聯網意識,利用各種有效介質,向世界讀者介紹中國文學,加深各國人民的彼此理解和情誼,聯通中國與世界。
講中國故事,覓世界知音
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海外讀者平臺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帖子。一位家庭主婦留言說,女兒想買莫言的書,在網上搜索,結果把Mo誤打成了Ma,結果搜索出來的是《馬燕日記》,女兒就這么在亞馬遜圖書網上下了單,結果拿到書后邊讀邊哭,說自己大受震動,原來還有貧困地區的孩子上學需要付出如此多的艱辛努力。
《馬燕日記》是法國《解放報》駐京記者彼埃爾·阿斯基(中文名韓石)在寧夏西海固采訪時偶然發現的一個失學女童的日記 ,日記放在化肥袋后面,有兩摞,馬燕的媽媽把其中一摞給了韓石。韓石回去讀后深受感動,在法國《解放報》上發了一則新聞,某著名出版社看到聯系上他,請他整理翻譯后,于2002年在巴黎出版,很快登上法國年度暢銷書排行榜。其版權被轉售多個國家,包括德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日語和英語,并在許多國家成為暢銷書。
以此為例,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何明星談到,中國當代文學中無論是講人的追求,還是人的精神,所展現的都是中文世界的故事,當我們提到“走出去”,到另外一個世界的時候,這些故事會產生非常不一樣的效果。
對于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青年作家修新羽認為,中國文學“走出去”,一方面要具備國家視野和話題意識,另一方面就是要扎根于你所在的地域,發現地域特色,挖掘文化特色,這也會使作品引起更廣泛的讀者的興趣。作為文學研究者,如何評價、梳理中國當代文學對世界的影響,何明星介紹,傳播學研究往往看重效果研究部分,在傳播效果研究中通常有一個指標是到達率,即一個民族、國家和地區文化的標志物在所傳播地區展露的情況,這個展露情況就包含中文的圖書,也包含所有與中國相關的文化標志物,其中漢語是第一標志物;當然還包括通過影視媒體、互聯網視頻傳播的內容。“比如最近剛剛得到一個數據,抖音海外版Tiktok全世界下載率已經超過了Facebook,某公司在抖音上推出漢服體驗版,獲得了近千萬的分享支持。”
青年作家馬小淘對于網絡時代的文學傳播有著自己的思考。“有時候會覺得我們自己寫的作品在互聯網時代是失語的,很多作品還是寫得很陳舊,遮上時間覺得這可以是一個1980年的故事,也可以說是1990年的故事,我覺得我們應該寫出來一看就是2020年之后的小說。”
在歐美一些國家,公共圖書館對于推動文化傳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圖書進入到發達的公共圖書系統,就意味著進入了主流社會,獲得了潛在的大眾傳播空間。華人,尤其是世界各地的新移民,成為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的有力推手。何明星在國外交流時發現,公共圖書館采購圖書的時候,無論中文書還是外文書,都是以服務社區的居民為主要目的。對于社區里沒有的圖書,居民可以發郵件給管理員,管理員會無償選購圖書。“我們發現一個特點,所有中文圖書最多的公共圖書館,甚至中國文學圖書最多的地方,都是有華人居住的地方,而且是相對完備的社區。華人新移民是中國圖書、中國文學圖書在海外擴大影響的第一個梯隊,這是一個系統。”
青年作家楊好去過倫敦書展和法蘭克福書展,對她觸動不小。“主展位基本都是以詩歌和文學為主,那一年我專門去中國展位看了一下,面積很大,但是中國展位大多都是傳統文化和儒家經典英文翻譯版本,很大程度上還是偏于傳統的固有模式。”楊好期待以后可以與國外出版機構、讀者有更多的交流與學習。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佘江濤結合自己的出版經驗談到,文字語言、文學語言是最好的國際交流傳播工具,經過翻譯傳播而經久不衰的世界暢銷作品,大多語言簡練通順易懂,不會刻意求新求異。佘江濤與不少作家探討,涉及到文化交流、文學傳播等方面,語言上過度創新是很不劃算的。“結構、內容都可以創新,但是語言不要怪,如果晦澀難懂,在傳播上就會很吃虧”。由此反觀網絡文學,無論敘述結構、人物情節、情感思想如何,核心一定是語言順暢,能讓讀者流利的讀下去,如果篇幅過長,語言還生硬,難以獲得大眾傳播度和市場價值。
文學作品:中國特色與世界視野
交流中,中國作協外聯部一級巡視員李錦琦簡要介紹了外聯部近年來的工作情況:推動雙邊、多邊文學論壇,打造機制性文學交流平臺;加強與文學大國知名作家的直接交流,廣泛聯系各國漢學家、翻譯家,推動中國優秀文學作品“走出去”;保持文學交流的特色,搭建中外作家交流的橋梁等等。
以多語種形式在國外出版和翻譯文學作品,會涉及到一個根本問題:為什么選擇你?為什么選擇這部作品?在與眾多國際學者、漢學家、出版人士的交流中,李錦琦發現,既有中國特色,又具備世界眼光的作品往往容易被翻譯家選擇。“文學有自身的特點,特別是涉及到作品的精妙之處,語言的轉換和改變難免會折損其文學氣質。因此近年來我們邀請國外漢學家、翻譯家與中國作家進行交流,就是一種雙向的理解與嘗試。”
作家阿乙過去比較傾向于“單打獨斗”,現在覺得寫作者應該融入到時代中,甚至納入到一個項目里。“這次參加高研班,就像把我們放在生態鏈里面一樣,看清自己所在的位置。”但阿乙并不認為大部分作家寫作時會意識到作品是寫給誰看的。“這些年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也會和一些批評家和讀者見面,這次高研班讓我意識到,你的讀者很有可能是金發碧眼的外國人,所以下次寫作的時候有一些詞匯和語言會發生改變,手法、思想、視野都會發生改變。”
為進一步推廣中國文學作品的海外閱讀和海外傳播,中國作協于今年8月在全球十余個國家啟動“中國文學海外讀者俱樂部”,并舉辦多個線上國際文學交流活動,9月成立了“一帶一路文學聯盟”。通過創新交流形式,克服疫情影響,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進行文學創作,大多數作家不太會過多考慮讀者和受眾,如果有國際出版意愿,李錦琦建議,作家們還是應該具備一定的讀者群體意識。他介紹,國外讀者綜合起來主要是兩大類,一類是社會各界的普通讀者,他們通過公共圖書館閱讀,或者到書店或網上購買翻譯作品;還有一類是大學的研究者,通過項目經費購書,供學術閱讀和研究,讀得精細也深刻,但是這些專業的研究者往往人數比較少,還是社會大眾閱讀面更寬闊。
青年作家孟小書在《當代》做編輯,她認為中國作家對國際世界的關注還是比較少。“像期刊發表的內容,偏重現實題材,作家關注的東西都是比較本土性的。”孟小書認為,作家海外推廣這方面的意識比較薄弱,在推向國際這方面其實大有空間。
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總干事張洪波建議作家重視作品版權。中國文學有其自身的優勢與價值,在版權輸出的時候,不能簡單認為著作權是一種思想,想賣給誰就賣給誰,甚至免費贈送都可以。同時他希望作家和出版機構加強海外營銷,參與國際書展、圖書營銷,使中國文學作品在國際上更有影響力,作家更受歡迎。
青年作家笛安接觸過一些版權案例,“哪怕我們不涉及國際出版、不涉及翻譯、不涉及海外推廣,對中國作家來說,版權問題實際上比十年前復雜得多,因為授權的時候劃分越來越細致了,作家需要建立新的版權知識體系。”
中國當代文學海外推廣
2015年,致力于創意寫作領域研究的葉煒到美國訪學,看到愛荷華大學有一個擺放中國作家作品的書架,他還觀察到,除了中國訪問學者看看這個書架,圖書館里幾乎很少有人翻,“我們的創作是面向中國還是面向世界,面向大眾還是面向精英,是繼續走成功文學的路子還是往類型文學的路子轉,在面對國內讀者和國外讀者的時候我常思考這些問題。”
中國文學“走出去”包含兩個方面,一是作品“走出去”,一是作家“走出去”。中圖公司海外業務中心主任雷建華向作家們介紹了版權代理方面的工作。版權輸出方面,一般出版社由版權代理機構進行對接,大型出版公司還有可能將書籍輸入到海外各高校、華文書店等等。作家“走出去”主要有三個途徑,與出版社一起參加世界各地的書展,各類線上線下的中外文學交流活動,還有近年來新興的海外媒體推廣等等。
兒童文學作家王璐琪談到,在國際傳播這一領域兒童文學走得稍微遠一點,會搭配動畫周邊。“但是從傳播方面來說,我覺得有一個問題,我們只傳了出去,但并沒有播出去,我自己的一些作品版權都已經運作起來了,但到現在投放過程很慢。第二個就是內容方面,國外一些好的兒童作品已經真正實現了全版權,包括游戲、動畫,成年人能夠和兒童一起找到文學的樂趣。”
對出版模式的探索是眾多出版機構不斷嘗試創新的活力之源。人民文學出版社充分利用影視對文學作品的傳播帶動作用。作家艾米的長篇小說《山楂樹之戀》被張藝謀導演拍成電影,帶動了文學作品的傳播與版權銷售。《山楂樹之戀》在法蘭克福做過一個推介活動,人文社副總編輯肖麗媛至今還記得特別清楚,在現場放張藝謀的推廣片,整個中國展位被圍得水泄不通,之后作品版權輸出到了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程耳的《羅曼蒂克消亡史》等也是在影視帶動下使原著作品受到海外讀者的歡迎。人文社以此作為版權推廣的推進點,“首先確保文學作品的導向正確,文學性好,對海外讀者有吸引力,另外近年來國外比較關注的熱點,比如中國科幻,我們也會推薦相關作品給國外的出版商”。
人文社曾策劃“8+8互譯模式”,即8位中國作家和8位外國作家的作品結集在同一本書中,通過各國有影響力的作家互帶人氣。肖麗媛介紹,人文社曾舉辦中外出版深度合作活動,時任希臘總理帕帕季莫斯專門發來賀電,派希臘文化部部長參加新書項目啟動儀式。人文社由此大受鼓勵,“我們覺得這種優勢互補的方式,能夠讓中國作家真正走出去,讓作品真正為外國讀者接受。我們一直在延續這種思路,把它拓展到了中國文學領域”。除了對模式的探索更新,肖麗媛表示,融媒體平臺的宣傳對出版社推動中國文學走出去也非常重要。人文社探索開辟宣傳新陣地,在新媒體興起后適應新的發展趨勢,重視舉辦各種形式立體化國際推廣活動,包括開設新媒體賬號,利用中國知名作家的影響力,推介優秀作品,帶動熱點話題,這也是中國文學走向國際的一個方式。
關注世界文學,我們發現了什么?
青年作家魏思孝想看到更多不同國家同齡人的文學作品,“從我的閱讀經驗來講,好像譯到國內的這些作品,大部分都是三四十歲作家的,很多國外作家的作品寫得特別好,因為是經過時間檢驗留下的精華。但是我們不知道外國年輕作家現在寫作狀態是什么樣的。”
《外國文學動態研究》雜志主編蘇玲在課上與大家分享了近年來世界文學的熱點動態。近日,坦桑尼亞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獲得2021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外國文學動態研究》曾于2012年第3期發表張峰的《游走在中心和邊緣之間——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的流散寫作概觀》,這位并不算被國人熟知的作家獲得諾獎,可以想見世界之大,世界文學之豐富,想要全面和深入地去了解和概括并不容易。
古爾納是非洲人,但是用英語創作。蘇玲介紹,古爾納本身是學者,編輯了兩卷本《非洲寫作論文集》,他關注后殖民話題,發表了許多關于當代后殖民作家的文章,包括V.S.奈保爾、薩爾曼·拉什迪等。“他們作為一個獨立而特別的群體,用非母語進行寫作,呈現出在兩個不同文化或不同地域之間人處境的尷尬、內心的痛苦、精神的掙扎。”蘇玲說,這種生存狀態并不是只有在殖民地的人群才會有,在古爾納的作品里,我們能感受到他,也能感受到自己,在科學日益發達的技術時代,現實與靈魂的割裂、彌合已成為全人類探討的共同話題。
談及英國文學,蘇玲說到,英國青年作家扎迪·史密斯在2008年寫了一篇文章叫《小說的兩條路》,將英國文學創作通過理性思考進行梳理歸類, “扎迪·史密斯的總結很有代表性。我覺得有一些是共同的,英國也好、法國也好,大家都在關注現實,從自身出發,再涉及到周圍整個社會的生態,人類自己生存境遇的體現。”
近十年來,俄羅斯文學界出現了一個新的創作趨向——新現實主義,蘇玲認為,新現實主義這個詞能代表當下俄羅斯文學創作的最大特征。概括講,新現實主義就是現實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結合,當代俄羅斯近二三十年來有兩個比較顯著的文學創作傾向,一是對歷史事件的反思,一是對現實境況的反映。其中對蘇聯解體等歷史事件的反思在當今俄羅斯文學中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幾十年的體制崩塌,俄羅斯作家對整個國家的歷史、個人的遭際乃至未來道路有所思考也是必然的。
北京語言大學西語系負責人孫新堂介紹,近幾年中國文學在拉美國家的傳播交流情況有了非常大的改觀,但挑戰依然不小。孫新堂說,與國內引進的拉美文學作品相比,中國當代文學翻譯成西班牙文的作品數量非常少,質量上有待提高。很多作品不是直接從中文翻譯成西班牙文,而是從英文等轉譯過去,翻譯質量存在一些問題。目前中國文學在西語國家還處于比較邊緣的狀態,中國跟拉丁美洲作家之間有交流,但是文學的傳播現在仍然是一種單向傳播,即從拉美到中國有大量的作品、作家,而中國作家、作品走向拉美還沒有形成較大規模,也沒有形成一個廣泛的對話機制。
孫新堂建議,中國文學作品進入拉美可以跟當地大型文學活動結合起來,拉丁美洲是一片富饒的文學土地,詩歌傳統深厚。“像哥倫比亞的麥德林國際詩歌節是世界第三大國際詩歌節,現場非常讓人感動。詩歌節開幕式有上萬人,大家席地而坐,一起進行詩歌朗誦,小商小販也在其中。朗誦詩時大家都認真聽,空場轉場時小商小販開始叫賣,氣氛自由而震撼。”
分組討論中,學員們還就文學作品版權輸出、版權保護、講好中國故事、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學等話題進行了探討與分享。
軍旅文學作家董夏青青說,應當努力提升國際視野及互聯網意識,在自己接下來的創作中,想通過講述邊境線上的故事,通過青年官兵和邊疆少數民族群眾的群像,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以此尋求智慧、聯結和理解。“我想只有講好故事,才會因為共情而結識遠方真誠的朋友,接下來我也更深入地走入高原與海防。”
青年作家王威廉以對外譯叢項目為例談到,文學對外譯介并非易事。作家們是認真嚴肅地對待自己作品的譯介的。“顯然,對外譯介并不是尋求經濟利益的最好渠道,而且它會反過來逼迫我們思考自己的寫作。比如在疫情時代,我們如何以作家的方式,以一種能夠深度表達、又能讓別人接受的方式去寫作,我想這是有難度的,但也可能是我們現在這一代人寫作的契機所在,因為我們這代人的寫作語境與上一代不同了,我們今后的寫作需要在更大的世界視野中思考中國的故事。”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編輯徐曉丹表示,三天的培訓課程讓作為編輯的自己打開了思路,增長了知識,拓寬了視野。在與作家交流過程中她發現,很多版權是在作家自己手里的,處于靜止狀態,作家和出版社需要進一步加強溝通,相互借力,從市場調研、品牌推廣、作品輸出等各個領域實現優勢資源互補合作,推動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
合影
(攝影:王紀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