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具身性：后人類敘事的形式與倫理
具身性(embodiment，形容詞形式為embodied)是源于認知科學的關鍵概念，在哲學、心理學、語言學、美學多個學科領域都有應用。按照弗朗西斯科·J.萬利拉等人的說法，這一概念至少包括兩重內涵：其一，認知依賴于經驗，而經驗來自擁有不同感覺運動能力的身體；其二，個體的感覺運動能力與一個更廣泛的生物學、心理學和文化背景密不可分。第一重內涵旨在破除身心二元論，第二重內涵則是要使身體成為活的經驗結構。目前大部分有關具身性的討論都著眼于人類的理智與情感，美國文學理論家凱瑟琳·海勒(N.Katherine Hayles)的《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一書則將身體替換為虛擬身體，將認知科學替換為信息科學和控制論，再結合文學敘事問題，在后人類研究領域展開了頗具開拓性的分析，不僅有助于我們理解何為后人類，也豐富了具身性的內涵。本文就將以該書相關分析為基礎，對具身性概念在后人類語境中的文學關涉與倫理向度做進一步的探測。
一、后人類敘事中的具身性問題
與大多數后人類理論家一樣，海勒認為后人類并不意味著人類的終結，而只是預示特定的人類概念的終結。她在《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一書中有對后人類概念的正面解說，后來又在一次訪談中做了概括，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內容：其一，看重信息化的數據，輕視物質性的實例，認為由生物基質形成的身體是歷史的偶然而非生命的必然；其二，意識和心智被認為并非人類專屬的天賦；其三，認為身體與機器的對立并不可靠，人的身體是人類要學會操控的工具，而機器是人手的延伸，人類利用假體來擴展或代替身體也是身體的機器化；其四，身體性的存在(人類)與計算機仿真之間、人機關系結構與生物組織之間、機器人科技與人類目標之間，并沒有本質的不同或者絕對的界限。
對這番解說有三點需要指明：其一，海勒不是傳統的人本主義者，她對從人類到后人類的整個變化過程持開放態度，但是當然，她也不是“反人類”主義者；其二，海勒反對籠統的技術決定論及相應的歷史決定論，希望將后人類的諸多觀念從科學假說轉化為復雜多元且相互競爭的敘事；其三，海勒并沒有把主要精力用于羅列人類與后人類在概念上的對立，而是希望我們更多關注過程，確切地說是一個過程的三種向度：信息怎樣失去它的身體，電子人怎樣被建構為技術產品和文化偶像，人類怎樣成為后人類。海勒特意在書名中使用了“became”這一過去時態，以說明轉變早已發生，后人類已經“作為一種異質性力量的場域”存在于人類生活，問題只在于是何種后人類。該書的副標題是“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人類走向后人類不僅意味著給人的身體安裝假體設備，使人成為賽博格(Cyborg)即電子人或半電子人，更意味著要將人類想象成信息處理機器，這類想象究竟是合理還是虛妄?海勒的看法是，我們不能僅憑文學文本(我們這里取泛文學的概念，包括影視等形式)或者科學論述來回答這個問題，而必須讓雙方互為補充。這不僅僅是說文學可以討論技術的道德和文化內涵，而這往往是科學論述的短處；也不只是因為文學會提出有價值的假說供科學作為啟發性命題并形成推論，而科學理論反過來也會啟發文學想象；更重要的是，科學文本善于揭示為特定方法提供理論背景并保證其實際效力的基本假設，文學文本則善于揭示與觀念轉變和技術創新緊密相連的文化、社會要素及其表征，兩者結合才能將變化的故事講得合理合情，生動豐滿。比方說，我們一直相信情感是人之為人最為本質的因素，但也有可能從一些科學文本中讀到，從更早時候的靈魂到較為晚近的情感，有關人性之本質的界定不過是一些假說。即便某一天我們不再言必稱情感了，也仍然會有新的資源讓我們討論人的問題，這是科學賦予我們的前瞻性見識。但是僅有這種見識還不夠，我們有可能會把思維范式的轉變想得太過理所當然，文學則要在具體情境中展示轉變如何實實在在地發生。科學家盡可以提出命題，但是后者能否成為生活經驗，在經驗化的過程中要經過哪些環節和階段，會遇到何種阻礙，顯出何種復雜關涉，還需要文學去描述其中的起承轉合。
在此基礎上，海勒建議我們同時閱讀文學文本和科學理論文本，讓兩者互為參照。海勒曾是化學專業的研究生，后來轉向文學研究。早在1984年，她便在《宇宙網：20世紀的科學場論模型與文學策略》一書中嘗試同時以文學與科學的眼光來解讀文學作品，如勞倫斯、博爾赫斯、納博科夫、波西格、品欽的代表作，以考察場論的模型是如何借助作家的各種策略轉變為文學形式的。而在1990年，她又出版了《混沌的邊界：當代文學與科學中的有序與無序》一書，重點討論了混沌(chaos)概念與后現代主義、后結構主義的關系。同樣的邏輯也延續到對后人類的研究(海勒認為后現代預期并暗示了后人類)。海勒特別重視菲利普·迪克這類小說家，后者強烈關注認識論問題及其與控制論范式的關系，并將這類主題引入了小說。在讀這些小說時，我們可以跟著作家一起思考：在小說中如何判定某個造物(creature)是仿生人(android)還是人類?如何判定某個觀察者是在被觀察的系統之內還是之外?甚至于如何判定角色的性別與種族?4在海勒看來，這不僅是題材問題，也是敘事形式問題，在內與外、真實與虛擬、自然與機械不再涇渭分明的語境中，賽博格不僅成為文本再現的對象，也作為關鍵隱喻進入文本自身的形式或者說書寫行為之中。比如海勒對一個科幻小說文本做了這樣的描述：
文本分裂成主干和枝節，主干包括主要的敘述，枝節主要是由插圖和線條構成的假肢性的延伸。插圖中斷了文本，線條就劃在文本結束的地方。(文本身體的)假肢和軀干通過雙關語連接起來。雙關語的作用就像電子人的線路一樣，將寫作的有機身體與延伸的假肢連接起來。延伸的假肢在邊緣默默地起作用。
以人的身體為隱喻分析文本是文學批評的常規做法，但將身體賽博格化，將假肢與寫作關聯起來，進而打造一種“后人類敘事學”，卻還是新的嘗試。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敘事學并非要以虛擬性(virtuality)過濾掉人的感性經驗，而恰恰是要凸顯身體的在場。海勒將虛擬性界定為物質對象被信息模式貫穿的一種文化感知，所強調的是信息世界與真實世界相互交織的狀態，是虛擬技術如何與人的基本感覺鏈接起來。也就是說，她是要在虛擬性的理論平臺上討論具身性問題。海勒之所以重視這一概念，是因為她要以之對抗那種后人類必然與實體性分離的論調。在后人類語境中，將人的意識像軟件一樣上傳下載的想法已不再荒誕不經，堅持“自己是獨立的、具體的實體(entity)”倒有些脫離時代，海勒對此并不認同，但她不打算純理論地介入爭議，而希望以具體的后人類敘事對抗籠統的后人類觀念。之所以要貫通“文化的敘事，文化中的敘事，關于科學的敘事，科學中的敘事”，是要讓后人類理論與被體現的人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使理論在地化；之所以要以后人類的語匯建構一套敘事形式的描述法，則是要在世界文本化的同時，使文本具身化。海勒并非以后現代主義者的眼光看待文本，當她說讀者可以“從文本所包含的斷裂、并置和隱含的聯系中建構意義”時，不是說讀者有隨意闡釋的自由，或者文本有自我解構的因子，而是說文本沒有邊界，而觀察者也不能與被觀察的世界分開，讀者的身體也并不在文本之外，他/她必須同樣是具身(embodied)的。最后要說的是，海勒未必愿意將她所謂的敘事與文學等同，但顯然只有高度復雜且富于探索性的文學文本，才能提供她所要的東西。
二、人機之間：作為敘事要素的虛擬身體
對海勒來說，對具身性的追求既是后人類敘事的目標，也是其動力，其核心難題是要揭示后人類如何可以在一個信息時代作為有實體的生物生存。海勒批判信息科學試圖建立的抽象模式，她宣稱，“抽象的模式決不能完全抓住具身的現實(embodied actuality)，除非它像身體本身一樣冗長和嘈雜。”海勒認同分子生物學這一觀念：身體既是基因信息的表達，又是此種表達的空間，必須有可以發生變化的身體，才能使基因信息得以最終呈現。她將這一意義上的身體與文本相提并論，指出文學文集(literary corpus)既是物理客體，也是表達空間；既是身體，又是消息。“身體被描寫進文學文本中時發生的各種變化，與文本身體被編碼到信息媒介中時產生的變化，具有非常深刻的聯系”，這不是單向度的抽象，而是身體建構與信息技術相互作用，由此構成復雜的“反饋回路”。據此，海勒將單向度的信息科學改造為“信息論”(informatics)，后者不僅包括各種信息技術及相關理論，更納入引發、伴隨、深化這些技術發展的在生物學、社會學、語言學以及文化方面的變化。換言之，信息論探討的是信息如何與世界形成相互創生的關系，而這有賴于那個會變化的身體的隱喻。
在有關身體的問題上，海勒聲稱受到了神經科學家安東尼奧·達馬西奧的啟發，后者批判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試圖重建身體與心靈、思維與情感的統一，這正與海勒的思路相合。首先，達馬西奧強調身體并不僅僅是大腦的生命支持系統，而是心智不可或缺的參照框架。沒有感受力的人類心靈就不是人類心靈，而感受力的獲得是一個連續過程，必須通過對身體的改變而實現。這當然是海勒贊賞的觀點。其次，海勒與達馬西奧共同認為，很多神經科學或認知科學都喜歡從生命過程的熱力學中抽繹出關于神經元活動的干癟的數學描述，進而認為建構生物體所用的“基質”無關緊要，然而事實是，“生物體和細胞不是代碼串，它們是一些真實可感的物料。”最后，海勒特別注意到達馬西奧對情感與身體的關系的描述：情感構成了一個窗口，心靈可以通過這個窗口了解身體，情感是身體向心靈傳遞其結構信息和變化狀態的方式。達馬西奧希望回到斯賓諾莎，以重建一種基于身體的情感論，對此海勒也衷心地表示歡迎。
但是對海勒來說，借用達馬西奧的研究來討論后人類問題，也有其尷尬之處，因為她是要在后人類的語境中重構身心統一，而達馬西奧關心的只是人類。后者對流行的種種后人類預言缺乏好感，在他看來，無論是預言人類將因為工作被自動機械替代而進入衰退狀態(尤瓦爾·赫拉利)，還是預言高智能且充滿破壞性的機器人將接管世界(尼克·波斯特洛姆)，都是認為未來的生命和心智至少部分地依賴于“電子算法”，而這肯定是錯的。達馬西奧堅信人類確實有一些與眾不同的特征，比方說苦樂是人類獨有的，由回憶和期待引發的認同也是人類獨有的，至少在情感問題上，沒有特別的理由要模糊人與機器之間的界限。但是在海勒的后人類敘事中，情感理當有從人類向后人類的越界能力。這不是簡單地從文藝作品中舉出例證，讓人看到機器也會有情感，而是讓情感的越界成為推動敘事的要素。此處不是薛定諤式的事實難題——“能夠模擬情感反應的機器何時真正成為有感情的機器”——而是一種價值沖突，即海勒在討論控制論創始人諾伯特·維納時所揭示的：我們有可能一方面展望種種新奇的、有力的、將人和機器相提并論的方式，另一方面又為各種自由人文主義價值觀念辯護(即“它們畢竟不是人”)。這種沖突本身就是高度敘事性的，只有在具體的敘事情境中才能得到完整呈現和可能的解決。達馬西奧雖然看重文學藝術對人的價值，并且認為人類可以借助講故事來改善自身及社會，但這是僅就人類視域而言，海勒所要講的故事則發生在從人類向后人類轉變的過程中。所以對海勒來說，維納是較為重要的存在，而菲利普·迪克還要重要一些。海勒特意比較了迪克的小說和散文寫作，在散文中，迪克主張人類是可以創造自身目標的，可以獨一無二地存在，無法預測地行動，體驗各種情緒，感受活力與生命，由此將自身與仿真機器人區別開來，海勒評論說，這簡直是就何為“自由人本主義主體”開列了一份清單。但是，清單上的每一個項目都被迪克小說中的人類和機器人帶入了疑問：“小說中的人類角色經常在內心感受到死亡，并且看到他們周圍的世界也是死寂的。他們許多人都沒有愛或者同情其他人類的能力。從機器人這邊看，邊界的混亂也同樣令人震驚。迪克小說中的機器人和創造物(擬像)包括的角色是富有同情心的，性格叛逆的，對自己的目標意志堅定的，與共享這個世界的人類一樣強烈個性化的。”海勒問，這種混淆意味著什么呢?
我們可以說，這種混淆本身就是具身化。這并非要提出一個科學斷言，說機器人也可以有情感，而是要讓后人類的觀念與文學的“身體”即文本充分結合，文學是以敘事而非理論動搖人與機器的常識性區分的。舉例而言，電影《黑客帝國》(1999)和《頭號玩家》(2018)等借助于高科技的視聽效果，使觀眾正如劇中的角色一樣難以區分真實情境虛擬的情境，于是產生了富有生氣的戲劇沖突，這種沖突就是具身化。只不過，這兩部電影的情節主線仍然是從真實與虛擬的混淆回到真實與虛擬的區分，仍然主張回到“游戲就是游戲的地方”，相信純粹的人類(而非部分或完全的電子人)才是唯一真實的人類，甚至仍然寄望于用真人之間的愛來推翻虛擬世界的強權。相比之下，電影《2001太空漫游》(1968)所做的挑戰更具沖擊力。超級電腦赫爾(Hal)裝載有人類的情感反應程序，卻企圖殺死飛往木星的飛船上的宇航員和科學家。宇航員大衛與其展開殊死搏斗，沖進控制室一塊塊卸下了赫爾的存儲條，赫爾重復發聲阻止，音量卻越來越小，當它嘆息“我的意識在消失，我能感覺到……我害怕”，并用顫抖的聲音哼起民謠《黛西的鈴聲》(Daisy Bell，電腦唱的第一首歌，1961年由IBM實現)時，我們已經很難懷疑它的情感是真實的。相反在人類這邊，高度虛擬化的場景以極為生硬的方式組接起來，更像是圖騰與擬像交錯而成的幻境。這不僅改寫了人類英雄戰勝機器狂魔的情節，還通過人機關系的多重倒錯，使敘事視角本身進入了不確定狀態。
弗里德里克·詹姆遜對迪克名作《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有一個分析，他認為迪克以極具破壞性、現代的方式激活了笛卡爾式的問題，也以更具威脅性和包容性的方式喚醒了笛卡爾式的懷疑，仿生人和人類都會問出有關“我”的問題，這成了一種“仿生人思”：我思，故我是仿生人。這是一種更具沖擊力的顛倒，動搖了由人類視角主導的敘事結構。海勒指出，詹姆遜的分析不僅要讓人看到“機械/有機”這一二元對立模式的限度，更要在語言與事物之間激活一種解構的能量，即“語言被用來揭示事物的非現實性，事物則被用來揭示語言的非穩定性”。海勒贊成這一分析，但她在一個關鍵問題上與詹姆遜有不同判斷。她注意到后者在分析《血錢博士》(Dr.Bloodmoney)這一作品時，雖然贊賞迪克所創造的那種高度復雜的角色設置，尤其是角色的分裂、對應與置換種種所形成的矩陣關系，卻認為這部寫于20世紀60年代即“冷戰”高峰期的科幻小說，所展示的是一種有關現實之不確定性的美學，而這是為了避免正面應對嚴重的現實問題(如小說中始終只是從側面表現核戰爭帶來的慘痛后果)，是試圖“用語言領域來代替事物領域，用由我們正在這個消費和服務時代中非常熟悉的交流和所有類型的信息構成的新世界，來取代由經驗行為與資本主義的日常工作和科學知識構成的妥協的舊世界”。而海勒認為，迪克無意回避現實，他想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避免陷落到瘋狂的權力幻想的“內部”，以及如何再次將這個世界從內向外翻開。《血錢博士》中幾個擁有毀滅性力量的角色都處于身心分離的狀態，要么寄居于他人的身體，要么依靠機械裝置生活，要么完全沉溺于幻想中，這是沒有身體因而也沒有邊界的權力想象——這無疑正是企圖發動核戰爭的人的想象——而迪克所做的就是在敘事中制造內(內在幻想)與外(外在實證)、人與非人兩種視角的持續轉換，在此轉換中創造對具體的、有限的身體的意識，從而化解因為身心分離而失去控制的權力意志。在海勒看來，這恰恰是一種積極應對現實矛盾的后人類敘事學。
在討論作為敘事要素的虛擬身體時，海勒十分重視來自唐娜·哈拉維的啟發。這種啟發可以從兩方面看。一方面是一類全新主體的“成長敘事”。作為女權主義者，哈拉維認為電子人/賽博格可以成為一種革命性的想象，想象女性能夠用不同的腔調發言，能夠“制造并破壞各種機器、身份、范疇、關系和太空故事”。這一想象顯然受惠于德勒茲等人所打造的世界圖景，正如德勒茲在《斯賓諾莎的實踐哲學》中所言，一個形體可以是任何事物，它總是可變的，而且不斷被個體和共同體所修改，組合，再組合。我們也可以將其理解為羅西·布拉依多蒂所說的“后人類游牧主體”：它是多層面的、關系性的，唯物論和活力論的，又是具身化和嵌入性的——它牢固地定位于某處，而非試圖脫離歷史和社會變革的精神生活。這個主體需要身體在場，以探測“我們的肉體自身”以及我們在身心合一情況下真正能干些什么，但這既不是回歸“唯我論”，也不是回歸哈拉維所批判的“關于心智和語言的理性主義學說或空洞的工具主義”。此處的身體是與其所處環境持續地相互作用、需要不斷重新定位的身體，我們應該向外看，“根據語言、交際和構建的隱喻，來構思有機體和生態系統、有機體與有機體、有機結構和技術結構的內外世界的結合”。
在此之外更為重要的啟示，關系到海勒所謂虛擬性的符號學(semiotics of virtuality)，后者同時也是具身性的符號學。首先，海勒認為哈拉維強調了一種辯證狀態：賽博格既是實體又是隱喻，既是技術對象又是話語形式，既是有生命的存在又是敘事性的觀念建構。海勒認為這種科技與話語的結合至關重要。如果賽博格僅僅是話語的產物，或許只能受到科幻小說愛好者的關注，而無法成為文化的焦點；而如果它只是一種科技實踐，又會局限于仿生學、醫學、VR等技術性領域。賽博格必須同時是技術對象和話語形式，由此分享想象與技術實在性的雙重力量。其次，海勒認為，具身化是通過不斷創造新的經驗框架來調節技術和話語的關系的。之所以說“身體的特性是強化而非削弱了隱喻的網絡”，是因為當人們由于技術創新或者文化上的轉變，而以不同的方式利用自己的身體時，不斷改變的具身化經驗(experiences of embodiment)“就像冒氣泡一樣不斷地進入語言，改變在這種文化中發揮作用的隱喻網絡。”身體創造了具身化，為了對應具身化的不同經驗，用來定位和建構身體的隱喻會做出相應改變，由此對文化產生影響。不難理解，這其實是典型的文學批評家的經驗與信念，只有在文學所占據和創造的空間之內，身體與隱喻的轉化才是順理成章的。文學所提供的具化性經驗不是抽象的、神秘的、本質主義的假設，而是在文學與文化的持續交流中出現的符號更新的可能性。一種虛擬性/具身性的符號學也就是后人類的文學敘事學，它是要以身體分裂與統一的持續過程，推動敘事的發展和敘事范式的更新。
三、具身性與后人類敘事的倫理向度
對于海勒而言，所謂成為身體，無論是肉身的、機械的抑或虛擬的，并非只是填補一個理論環節，以便要么為新的哲學、科學邏輯重構身心同一性，要么為某種批判理論豎一個“去自然化”的靶標。身體是作為敘事而非理論出場的，應該以具身性去衡量身體而非相反。海勒特別考察了福柯的身體觀。在她看來，福柯有關全景敞視社會的研究(尤其是《臨床醫學的誕生》《規訓與懲罰》等著作)，合成了一種通過話語形態和物質實踐建構的身體，卻消除了具體形式總會產生的語境性規定，福柯式身體集中關注話語而不關注具體表現帶來的直接后果。這番批評是否公正另當別論，值得注意的是海勒甚至愿意用身體和具身化的對立來強化其邏輯。具身化區別于身體的地方在于身體總是規范性的，而具身化強調“化”的行動或過程，它總是特殊的，會被卷入特定的地點、時間、生理和文化之中；身體是一種理想化的形式，總暗示某種實存的本質或本體，具身化則永遠是他者或者別處，是從嘈雜的差異中生成的特殊實例，是處于無限的變化、特性和異常之中的過度與不足。為了說明問題，海勒另設了一組對立作為參照，即銘寫(inscribing)與歸并(incorporating)。比方說一個人與他人揮手告別，這告別具體地體現于做出特定手勢的特定的手上，信息與媒介密不可分，這就是歸并實踐；而一個表現揮手的圖示是銘寫，后者則可以獨立于任何特定的實例而發揮作用。
這種身體與具身化、銘寫與歸并的對立，與其說是不同概念的對立，毋寧說是同一概念內部的分裂，因此極難進行正面描述。它不應該被視為一種本質主義的訴求，卻的確承受著本質主義的壓力，而且有可能陷入純概念的糾纏之中。為了避免這種狀況，我們需要在倫理的視域內理解海勒對具身化的執著。在身體中區分出抽象的、理想的身體和具身化，不只是哲學或者認知科學的問題，更有其特定的倫理內涵。海勒注意到美國批評家伊萊恩·斯卡瑞在《身體在痛：世界的建構與瓦解》一書中的相關論述，斯卡瑞同樣關注福柯所關注的酷刑問題，而且同樣追問酷刑實踐背后的文化設想和政治目標，其洞見是：酷刑帶來的痛苦究其本質是拒絕語言的，身體的疼痛抵制語言甚至摧毀它，使我們回到前語言的哭喊狀態。海勒指出，斯卡瑞不是像福柯那樣將身體作為話語對待，而恰恰強調身體性實踐有一種物理的現實性，這種物理現實不可能完全溶解在話語之中。換句話說，海勒認為，即便沒有“身體本身”，也并非只有“關于身體的話語”，我們應該努力發現話語之下的剩余物，而福柯與斯卡瑞的區別在于，后者在乎那個無法表述自己的身體而前者并不，而具身化首先就是這種在乎。
理解這一點的關鍵在于認識到，仿生人面臨的主要困境，不是他們的身體難以準確地模擬出人類的情感反應，而是他們的身體始終被作為抽象的身體看待，也就是說，任何一個仿生人的身體都只是身體，而非“他/她的身體”，就像在種族主義者眼中，身體就等同于膚色。這個對具身化的追問實際上是對身體的懷疑，從被概念化、類型化的身體，到承載個人記憶、能被貶低和傷害的實實在在的身體，是完整的情節邏輯。需要指出的是，這既可以是一個喜劇性的成長敘事，即仿生人如何真正成為個體的人；也可以是一種“拷問敘事”，對仿生人的拷問“你真的是人嗎”“你真的有人類的情感嗎”“你真的有自由意志嗎”會貫穿于情節中。后者正是我們在迪克小說《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以及根據該小說改編的電影《銀翼殺手》)中所看到的東西，不僅小說的開頭從對仿生人的“共情測試”開始，而且整個故事都以仿生人獵手戴克對仿生人瑞秋的拷問為主線，既拷問瑞秋是不是仿生人，又拷問她是否對他真的有情，而非為了保命偽裝動情。關鍵在于，這也是讀者心中的疑問。他們一邊同情瑞秋，一邊又會很自然地認同拷問者的角色。問題不是那個美好的身體怎么可能是仿生人，而是它在何種意義上真的是“這個身體”?這既是一個合情合理的問題，因為它關乎真愛的有無；又是一個殘酷的問題，因為它有可能導致將個體作為類別來否定。正是兩種情感的交織，構成敘事的動力所在。
在前文有關迪克的討論中，我們看到了海勒對一類精神分裂性主體的關注。海勒引用卡爾·弗里曼的評論說，在迪克筆下出現的這類患有精神分裂癥的主體，是在被異化的“自我”(I)與令人異化的“非我”(not I)之間的相互作用下不斷發展變化的。弗里曼的解釋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精神分裂癥不是心理失常，而是主體的正常狀態。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中，霸權公司通過幕后操縱來影響結果，并且引導普通民眾相信其結果是民主程序的產物。霸權公司慣用陰謀，而對抗這種陰謀的人會顯得偏執。這一陰謀與偏執的沖突既代替了人所常有的身體與心靈的沖突，也代替了人在仿生人那里遭遇的真實/真誠與“逼真”的沖突。這當然是適合影視作品去表現的故事，代表作就是《楚門的世界》(1998)。在觀看這部電影時，觀眾既會自居于快樂的楚門的視角，也會自居于“上帝視角”，知道他如何深陷虛擬世界，兩種視角形成分裂，自然而然地喚起“恐懼與哀憐”。金·凱瑞豐富生動的肢體動作和面部表情，則使這種感受成倍增強。但是，《楚門的世界》最令觀眾恐懼之處，可能并不是讓他們意識到人們可能“在無知的山谷里過著幸福的生活”，而是“上帝視角”與“控制者視角”的重合：掌控技術與權勢的人為了使自己享受那種跳出控制的權力感，不惜將他人置于幻象的控制之中，自己則作為觀察者出現，而觀眾是如此容易認同這個視角。觀眾既將自己代入那個反抗控制的角色，又將自己代入那個控制者的角色。海勒指出，真正致命的是將后人類嫁接到自由人本主義的自我觀念上，試圖將自己頭腦中的信息下載到機器以獲得靈魂的“不朽”是這樣的嫁接，試圖通過超級計算機使整個人類的生活成為可以觀察和控制的，其實也是如此。這不是笛卡爾式的哲學困境，而是人與人的特定沖突，對具身性概念的追問在此處轉化為對控制者位置的爭奪。
在人類視域中，自由意志的把握往往被認為是心智之具身化(embodied mind)的標志，但是海勒指出，仿生人的具身化已經使這個前提變得可疑。不妨以美劇《西部世界》系列為例就此稍做分析。《西部世界》一直維持著身心關系這一主題，在第一季中，主題樂園中的仿生人接待員是心靈被身體禁錮，游客則是懸擱心靈放縱身體；在第二季中，心靈開始引導身體逃出禁錮；而在第三季中，仿生人德洛麗絲逃出樂園來到人類世界。仿生人本是人類縱欲的工具，可以在清洗記憶之后反復使用，但由于清洗得不夠徹底，一部分仿生人慢慢地獲得了自我意識，這是典型的身心合一的過程。德洛麗絲最終沖出了樂園，這一征程可謂蕩氣回腸，具身化與自由意志互為表里的狀態，在覺醒與反抗的仿生人身上的表現，較之在恣意享樂的人類身上的表現，要有說服力得多。但是當德洛麗絲來到人類世界之后，核心矛盾卻發生了變化。此時的人類世界被巨型計算機羅波安所控制，后者不僅可以預測人的行動，而且會干預人的未來，于是第三季的主題便是系統控制與自由意志之間的沖突，“選擇”一詞隨處可見。最后，羅波安的控制者抓住德洛麗絲，要從她的頭腦中取得樂園對游客的觀察數據，以實現對人類行為的完全控制，但德洛麗絲抵死不從，她以能量的衰竭為代價，贏得了一個真人卡萊布·尼克斯和另一個仿生人梅芙的支持，成功地毀掉了羅波安。世界重新陷入恐懼與騷動，但是德洛麗絲相信，人們寧愿死于混亂，也不愿意懷抱虛假的希望活下去。這樣的情節設置不失悲壯，但是，仿生人反抗特定人類的控制是一回事，仿生人為人類爭取一種絕對反控制的生活是另一回事。人類認為他們與仿生人最大的區別是自由意志的有無，仿生人也堅信這一點，甚至表現得比人類自身更在乎讓人類掌握自由意志。這究竟是人類與仿生人的相遇激活了自由人本主義的傳統，還是“身體缺席”的焦慮使人類與仿生人產生了共鳴?觀眾自可見仁見智，但是更為關鍵的問題是：為什么要讓仿生人為人類的自由意志犧牲?
我們并不是說自由意志在后人類語境下已完全過時，而是說它不應該是作為理論起點的道德原則，而應該是作為敘事動力的倫理困境。參考布拉依多蒂的說法：后人類倫理主體的關鍵問題“在于我們如何對待他者，包括非人類的他者或者地球外的他者，我們必須把人權推及各個物種、虛擬實體和蜂窩狀干細胞上”。這當然不能是基于人類沙文主義的推演，而應是具體的“我們”攜帶信念進入真實的相遇以及同樣真實的困境之中，自律或者說自由意志有可能是像身體一樣空洞的概念，而且即便我們擁有它，也不能保證不會殘酷地對待他人，后者是“我們”在與“他者”的真實接觸中做出的選擇。在《西部世界》系列前兩季中，對自由意志(以及與之相關的人生的意義)的執著探尋與這種探尋有可能導致的對(被認為缺乏自由意志的)他人的殘酷一直同時在場，彼此間保持著足夠的張力，這種張力也成為推動敘事的關鍵動力，但是這種張力在第三季中變得松弛了。哪怕是處于被控制的虛擬狀況之中，我們仍然有可能對他者施行真實的殘酷行為，在這個問題上，感受的遲鈍一定會影響敘事的生氣。海勒對此有充分的認識，她所構想的倫理困境就是被認為擁有自由意志的人類與他者的相遇：當人類遇到后人類時，結果會更好還是更糟?后人類還會維護我們作為自由主體中一直看重的東西嗎?在后人類的將來，自由意志和個體能動性還是可能的嗎……她所相信或毋寧說所希望的是，“當人類對創造物——不管是生物的還是機械的——表現出容忍和關愛，與它們共享這個星球的時候，就會處于自己最初的狀態。”此處的關鍵在于如何理解“容忍和關愛”，倘若在表面的溫情之下，“拷問敘事”的邏輯仍然主導局面，則那種對自由意志的索求恰恰有可能形成對他人的壓迫。或許我們應該參考理查德·羅蒂那種“冷冰冰”的提醒：“追求自律的欲望，與自由主義者想要避免殘酷和痛苦的欲望，是毫不相干的”。或者換一種說法，存在一種避免殘酷和痛苦的自由意志，它總是發生于具體的“我們”與具體的“他者”的接觸中，這種接觸所造成的首先不是立場的調整(比方說調整為某種“宇宙人”立場)而是感受的變化，后者可以被認為是身體性的，但并非只是生理性的，它必須通過敘事去把握，而這些變化反過來也有可能沖破敘事的既有格局，這或許是更為重要的一種具身化。
雖然海勒是在后人類的語境中處理具身化問題，但后者終究是人認識自身的概念工具，只不過人的問題的難度會在后人類語境中得到進一步彰顯，不僅因為虛擬身體使身心關系變得更為復雜，更因為與作為他者的虛擬身體的相遇隨時隨地可能發生。當此類相遇在文學中得到富有力度的處理時，敘事與具身化便獲得某種程度的同一性。新的倫理主題的涌現，新的角色體系的建構，新的敘事形式和文本形式的創造等，或許都有助于將后人類從觀念帶向感受、從思潮帶向情境、從有關自由選擇的普遍立場帶向一個個具體的選擇，從而一點一點塑造后人類的主體。這或許只是我們作為文學研究者的執念，但暫時還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放棄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