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學的民族認同建構功能
當代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的民族文學中普遍表現出民族認同的現象，這牽涉到民族文學的各種文體如小說、詩歌和散文等，其中尤以在少數民族小說中體現得最為顯著，從長篇小說如《心靈史》《塵埃落定》等到大量的中短篇小說莫不如此。這種民族文學中的民族認同現象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形態多樣；不僅有外顯的表征，也有內隱的征候；所涉及到的不僅有一流的名家名作，也有一般的作家作品。
當代民族文學中這一普遍而特異的現象引起了民族文學研究界的廣泛關注，研究者們從各自不同的研究立場、視角和方法切入，對之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探討，并從理論上概括和歸納出民族文學具有的民族認同建構功能。大體而言，民族文學研究界對民族文學民族認同建構功能的研究經歷了一個從自發到自覺的過程。早期的相關研究雖沒有明確提出民族文學的這一功能并對之作出理論的闡述，但在其具體研究中或多或少地體現了對此功能的覺察。如關紀新和朝戈金于1995年合著出版的《多重選擇的世界——當代少數民族作家文學的理論描述》就較早和較為明顯地體現了對民族文學的民族認同建構功能的認識。此后，研究者們對這一功能的認識逐漸清晰，并展開了對此功能的闡釋和演繹，相關的研究基本上以論文的形式出現，主要從四個維度展開：1.研究單一作家或作品的民族認同，如劉洪濤《沈從文：民族身份與國家認同》等。2.研究群體作家或多篇（部）作品的民族認同，如楊繼國《認同與超越——回族長篇小說發展論》等。3.研究語言、文體等文學性要素和民族認同的關系，即考察作品的語言、文體等如何建構民族認同，如高梅《語言與民族認同》等。4.從理論上闡述民族文學的民族認同建構功能，如劉俐俐《走進人道精神的民族文學中的文化身份意識》等。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樊義紅的博士畢業論文《文學的民族認同特性及其文學性生成——以中國當代少數民族小說為中心》（2012年完成，后于2016年以同名出版）明確提出民族文學“具有建構民族（身份）認同的功能，可以充當建構民族認同的手段”，并且從文學理論的角度，對民族文學的民族認同建構功能作了專門和系統地研究，把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推進到新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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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民族文學的“民族認同建構功能”？對此研究者們認識不一。筆者發現，當代民族文學中存在著豐富而復雜的民族認同現象，把這一現象與漢族（作家）文學相比顯得尤其突出。從這一民族文學現象中，筆者概括出民族文學的民族認同建構功能。一般來說，“民族”一詞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民族，二是民族國家內部不同族群意義上的民族。民族認同建構功能概念里的“民族”兼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但又以后者為主。也就是說，所謂民族認同建構功能，是對本民族（族群）認同和對中華民族認同的雙重建構，但又以前者為主。必須說明的是，這里為何不直接說民族認同功能而要說民族認同建構功能呢？這是因為，民族文學作為民族文學作家的創造物，并不具有某種主體性，直接說其具有民族認同功能從邏輯上說不通。不過，民族文學卻可以成為建構民族認同的手段，從而具有民族認同建構功能。對認同和民族認同理論的參照也可為這種提法提供理論上的依據。認同理論經歷了從本質的認同論到建構的認同論的嬗變歷史，建構的認同論認為，認同包括民族認同是一種建構的產物而非對某種本質之物的機械歸附。另外，本文中的民族文學單指民族作家文學，不包括民族民間文學。
具體而言，民族認同建構功能在民族文學中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對本民族身份的指認；對本民族文化特質的把握；對本民族感情的歸屬。這三個方面之間呈現為有機統一的關系：對本民族身份的指認是民族認同建構之前提，一般情況下，只有從屬于某民族才會出現對此民族的認同建構。對本民族文化特質的把握是民族認同建構之關鍵，民族認同建構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等同于民族文化認同建構。對本民族感情的歸屬是民族認同建構之伴生性特點，對某民族的認同建構往往會與此同時產生對此民族的感情歸屬感。民族文學的民族認同建構功能體現在兩個層次：顯性的層次和隱性的層次。顯性的層次體現在文學文本的故事情節和思想主題等方面。隱性的層次體現在文學文本的語言、文體、敘事、和文學形象等方面。顯性的層次和隱性的層次有機相連，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基礎，后者使前者獲得了更為有力的支撐。歷史地看，當代民族文學的民族認同建構功能呈現為從顯性層次的建構逐漸轉向隱性層次的建構之勢。民族文學在建構民族認同時往往表現出特有的建構策略、機制、意義和限度等，可以說情形相當復雜，值得深入探討。
民族文學的民族認同建構功能生成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如何？民族文學作家的民族身份具有雙重性，從大的方面看他們是中華民族的一員，從小的方面看他們有自己所屬的民族（族群）。特別是作為本民族的文化精英和代言人，他們本就有著與生俱來的對于本民族的深厚感情，在中華各民族歷史邁入新中國特別是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他們更加敏感而深刻地感受到了本民族認同的危機，具體表現為民族身份純粹性的消解、民族文化的流失、變質甚至消亡、民族自信心的淡薄、民族感情的淡化等。這種危機的后果不言而喻，它關系著一個民族未來的生存和發展。它的出現與多種因素有關，比如漢族文化的壓力、現代性對少數民族文化的挑戰、全球化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同質化威脅等。這種危機造成了民族文學作家們普遍而強烈的民族認同焦慮。為了緩解這種精神焦慮，更是為了拯救本民族認同的發展困境，民族文學作家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文學來建構民族認同。而文學的性質和特點決定了其可以成為建構認同和民族認同的重要手段。并且相對于其它建構手段比如儀式、場所等，文學建構民族認同自有其特點（如虛構性、個性化等）和優勢（如豐富性、形象性、生動性等）。民族文學的民族認同建構功能不僅體現了民族文學作家的民族認同表達，更體現在借助種種建構民族認同的文本策略，使作家和同族的讀者之間產生精神和感情上的共鳴，從而構成一種民族的想象共同體。由此，民族文學作家和同族讀者的民族認同得到強化，民族文化也因此得到宣揚、保存和交流等。而當文學文本指向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民族時，這種民族認同建構功能就超出了單一民族的范疇，體現出對我們中華民族的整體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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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文學的功能，一般認為有審美功能、認識功能、教育功能和娛樂功能等，其中審美功能是文學的基本功能，這些特點對于民族文學來說當然也同樣適用。但民族文學與漢族文學相比在具有一致性的同時也有自身的特殊性，這甚至表現在其功能屬性上。因此如果說審美功能是民族文學的基本功能的話，民族認同建構功能可看作民族文學的特殊功能。眾所周知，“民族性”是民族文學的基本性質之一，那么，民族文學的民族認同建構功能和民族性有何區別？何謂“民族性”？“文學中的民族性是指在作品的內容和形式諸方面體現出的民族特征。民族文學的民族性是對文學的性質認定，指民族文學中的民族特質，不同民族的文學因為這種民族特質而彼此區別。民族性表現在文學文本的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而民族認同建構功能是對文學的功能認定，與作品所體現的民族文學作家對本民族的文化身份指認、文化特質把握和民族感情歸屬有關。由此可見，二者在概念的屬性和內涵這兩個方面都不相同。不過二者也有相似之處，比如都強調了民族的獨特性，但民族認同建構功能更多地從文化的角度強調獨特性，而民族性從根本上說是從審美的角度強調獨特性。這實際上也構成了第三個方面的區別，即民族認同建構功能偏重于文化性，而民族性則偏重于審美性。
歷史地看，民族文學民族認同建構功能的生成以中國當代文學的開始為起點。這不僅是因為，大多數少數民族只有在進入當代以后才開始出現本民族的作家文學，也才有可能談論民族文學的民族認同建構功能問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民族文學的民族認同建構功能的生成實際上與民族認同的危機密切相關。確切地說，只有出現民族認同的危機，民族文學才會真正致力于對民族認同的建構，從而使民族文學獲得民族認同建構功能。在當代以前，中國各少數民族的民族認同危機雖也存在，但并不普遍和突出。只有在歷史進入當代以后，這種民族認同的危機才普遍地凸顯，并在民族文學文本中得到大量反映。從中國當代文學的開始至今，民族文學的民族認同建構功能經歷了一個發生和嬗變的歷程，主要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49年至文革結束，這一時期民族文學的民族認同建構功能特點為局部性、含蓄性和自發性。第二階段從文革結束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這一時期民族文學的民族認同建構功能特點為在意識上逐漸自覺，數量上逐漸增多，表現上較為外顯。第三階段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至今，民族文學的民族認同建構功能特點為普遍性、明朗化和深層化。以上對民族文學民族認同建構功能的動態概括其實是在族群的意義上把握民族的含義，如果把國族的意義也包括在內進行考量就會發現，民族文學的民族認同建構功能同時體現了對族群的建構和對國族（中華民族）的建構兩個方面。具體而言，從時間的維度看，“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的少數民族文學可能更偏向表現民族特質，而在這之前特別是‘十七年’間的少數民族文學可能更偏向于表現中華民族的集體性認同。”從空間的維度看，饒有意味的是，民族文學作家往往在我們國家范圍之內強調族群認同建構，而在國家范圍之外則強調國族認同建構。這也使得民族文學具有了相應的特點，即在本國之內往往凸顯族群認同建構功能，在本國之外則往往凸顯國族認同建構功能。
按照建構的認同論觀點，民族文學的民族認同建構功能并非已經完成的事實，而是永無完結，永遠處于變化之中。近年來民族文學的民族認同建構功能出現了新的特點，即一方面對族群認同的建構繼續擴展和深化，另一方面對國族認同的建構也開始出現強化的趨勢，二者并行不悖但又相互角力。筆者以為這將會是今后一段時期內民族文學民族認同建構功能新的呈現態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