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美國潘通公司作為世界范圍內的色彩權威，每年都會公布一個年度流行色彩，所有制造業都會將其奉為圭臬推出大量的產品。這里面當然有消費主義的導向作用，但是色彩對于人情緒、心理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如果細心去觀察這幾年的流行色趨勢，不難探看出“灰度”元素成為了一個關鍵詞，它造就了煊赫一時的莫蘭迪——那種節制的消極味道的色調。

《圓周定律》給我的初步印象就是這樣，由于作者本身就是個知識產權律師，這種代入感是很真切的，你甚至會在結尾想起“農夫與蛇”這樣的經典主題。這是一部典型的談論人性的小說，一個初涉人世的菜鳥律師不幸遭遇“民科”老油條的欺騙，本想著交心沒想到被反咬一口的俗套設計。然而“農夫與蛇”的本質是對人性的徹底的不信任，《圓周定律》只是看著像而已，但作者卻“滿懷深情”。三三的文字便是這般，初看像韓非，近看才識得那是荀卿。

三三自言是一個有“好奇心”的人，我們不妨把小說中“我”與任天時的通信看做一種自我對答，執筆人是作者，信的彼端也是她自己。“我”在生活中很冷淡，對于同僚的日常調侃提不起興趣，就連和男友之間的互動也談不上親密，然而在寫給素未蒙面的被告任天時的信中，“我”的打開程度是空前的，可以談談令人不悅的北方氣候，抑或向陌生人積極地介紹自己的履歷，甚至對于“民科”狂熱的執念也表示由衷的感佩。這種激烈的表達，在冷靜克制的全文中顯得尤其突兀。再看任天時的回信，那就是理想主義到了極致，那種極具表演人格的形象躍然紙上。這是一種戲謔的耦合，一面是自己也無法描述自己的新人律師，另一面是妻離子散不被理解的“民科”，他們居然在官司之外成了精神信友。

法律是一種尺度，是衡量文明社會中人類最低行為標注的底線。它自身的強制性或者他律性，實質上是在鞭策人類激發自我的自律性。所以說任天時對“我”的背叛，其實不正確，他并沒有背棄自己的“理想”，他成功地用自己的努力換來了好奇的探尋，換來了一個忠實的粉絲，換來了和解的賠償，改善了自己的窘境。我也不覺得小說中的“我”被辜負了，那是本雅明式的爬到沉船頂端試圖發出的“求救信號”，這種試圖將自己從孤絕中拯救出來的嘗試雖然失敗，但并不會止息。書信的一來一回及其最后的毀滅，我看到的是依賴他律的“我”最終看到“茫然、虛幻的面孔”，然后結成自律的“我”并未落淚。

這或許印證了三三在創作上的某種意圖，像馬爾克斯一般冷眼旁觀，早已洞穿一切本質的道理與結局，展現一種極端而又節制的哀傷。在前面我也提到了，《圓周定律》給人的第一觀感可能有些簡單，設計感或許有些強烈，“民科”任天時最后的行為，或許早已經被“我”洞見，然而“我”還是會試圖將局做下去，這讓人會不由得質疑“我”的動機，與周遭眾人的接觸真的會如此艱難，為何一個陌生且有知識代差的“民科”反而可以卸下防備。三三所需要加強的合理性，其實是需要把握自身對于社會體認的自信，或許再加上一點點的不自信和不徹底，這個故事會顯得更加圓融。

對生活的深情并不需要那種高亢的調子，也不盡是罪與罰的變奏。宣泄的途徑不同，色彩也可以加上灰度。三三“悲觀”的自我表述更接近于海底的休眠火山，雖然最終會被海水覆蓋，然后遮掩不住對于生活的熱誠，與對他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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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采用的是第一人稱回溯的視角，這樣的視角游走于限知與全知之間，作者對事件產生的作用更有把握，從而可以在有限的篇幅之內，構造出更豐富的外在與內在世界。但三三在這篇小說中幾乎放棄了這種便利，第一節，整個故事便合盤托出：“我”當時在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代理了一起專利侵權的案子，對方當事人“號稱發明了六條圓周定律，結論是反牛頓力學定律的”。另外，“我”有個交往了五年的男朋友，大約七個月之后，就會分手。而之后的章節，無論是那起專利侵權的案子，還是“我”與男友的分手、重逢，又或者是“我”從律師事務所辭職，一切都按照預設的軌道推進，事件本身對人物的作用很小，更多時候，是憑借環繞事件的既成的關系來展示“我”的內心。

首先是，“我”與任天時的關系。從頭到尾，任天時都未現身，他的形象主要是靠“我”與他的郵件往來、他的博文、網上搜到的一張照片拼湊而成，雖有些模糊，但我們依然能將他同新聞中時常出現的民間科學家對應起來，他們強大的自我在現實中無處安放，便寄托于定律或者真理的對立面，由此獲得睥睨眾生的快感，而小說中的“我”則始終在努力糾正這種刻板印象，在第六節和第十節寫給任天時的信中體現得尤為明顯，這使得“我”與任天時之間構建起了一種莫名的親近關系。

小說中的另外兩層關系是，“我”與男友以及“我”與同事的關系。讀到第一節，本以為“我”與男友的關系會是小說的主線之一，但后來的章節中，男友只出現了兩次，一次是在第七節，男友疲憊地向“我”抱怨，“每天這么忙，一點意義都沒有”。另一次便是臨近結尾處，我們分手后重逢，男友“已掌握揮霍的技藝，注重享受過程”，盡管人物有變化，但整體而言，男友的面目是失焦的，興許是技巧的問題，興許是作者主動的取舍，有意無意帶來的效果是，“我”與男友天然的疏離感。在同事中，著墨較多的是戴娟，“我”與戴娟的關系，也是我與諸多同事關系的典型。小說的第四節，“我”與陳律師、案源人、B公司的法務一同前往北京，晚飯時，戴娟發來消息說，她跟男友大吵了一架，她提了分手，把對方拉進了黑名單，然后便語無倫次地數落起對方的種種不是。“我”的反應是，“不太擅長應對歇斯底里的情緒”，“只好簡短回復幾句”，最后“嘗試在聊天框里輸入一些字，又刪去”，“只發了一個擁抱的表情”?；氐骄频旰?，“我”回想起了中學時的往事，并由此生發出一段關于“孤獨”的感觸。兩人表面的關系應是親近的，否則戴娟不會向“我”傾訴這些，但細究起來，又有一道分明的隔閡，到小說的第七節，男友直接了當說了出來，“戴娟，你們人事嗎？你不是不喜歡她嘛。”“我”回答說：“也不至于，我沒什么不喜歡的人?！庇终f：“我只是害怕太熱情的人，一旦他們親近你，就要求你的回饋。你稍微冷淡一些，他們會以為你背叛了友誼。我從小怕這種人，相處起來很累?！边@隔閡似乎也是天然的。

本應親近的關系呈現出來透著天然的疏遠，本應疏遠的關系中卻又有種莫名的親近。前種關系或許可以膚淺地歸因于，“我”始終在尋求純粹的友誼和愛情而不得。后種關系則需要進一步追問，“我”親近的到底是真實的任天時，還是想像揣度出的任天時，又或者是“圓周定律”背后的象征？至少，“我”在努力糾正讀者對任天時的刻板印象時，伴隨的些微懷疑與失落，已經否定了第一個答案。

而這種表面上倒錯的親疏如何會形成，似乎還與“我”對命運的觀察有關。小說中很多地方，作者試圖拋開尋常的規律，往情境中沉潛，以凝視更深層的“真實”。在那里，時間、事物都得到新的構建。小說結尾處提到“假道伐虢”，這是一個常見的故事，中學時大家都讀過，但作者偏要往里找一些被日常埋沒的東西。同時，作者還講出重要的一點，當我們什么都明白的時候，就沒法去評判，只能忍受自己的領悟。與其將其視作一條成長背后的認知邏輯，不如說是一種供選擇的立場。哪怕存在某種“圓周定律”，消解萬物的意義，也想走得更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