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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加快構建新時代中國文學話語和敘事體系
      來源:文藝報 | 張培忠  2021年09月10日07:55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深刻地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總書記的這一莊嚴宣示,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舍我其誰的擔當作為,昭示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非凡抱負。

      在“兩個一百年”歷史交匯的關鍵時刻,總書記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人類文明新形態”,有其深刻的涵義和深邃的思考。“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的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人類文明新形態”則是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文明新形態。無論是現代化新道路,還是人類文明新形態,其關鍵和核心的部分,就是精神文明。當物質文明發展到一定的程度,當中國的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時,精神文明的建設顯得越來越重要、越來越迫切。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曾說,一個只能出口電視機而不是思想觀念的國家,成不了世界大國。因為中國的文化還不具有影響其他國家的力量,中國只出口電視機,而不是電視節目和思想觀念。這番話雖然帶著傲慢與偏見,對我們卻是極為難得的提醒和警示。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我們要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高度,認清形勢,把握機遇,在追求物質財富的自我重塑的同時,追求中國話語的加快構建和自我重塑,按照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以及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加快推進中華文化軟實力建設和中國話語體系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譜寫文學華章、鑄就恢宏史詩。

      一、加快構建新時代中國文學話語和敘事體系勢在必行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更是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在堅定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解決人類問題持續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過程中,中國正日益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面對風云激蕩的國際國內形勢,我們要全面看待“變”與“不變”,科學研判“時”與“勢”,辯證把握“危”與“機”,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在國際話語權格局依然西強我弱的情勢下,加快構建中國文學話語和敘事體系,發揮好文學在促進滿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相統一、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等方面的積極作用。

      構建新時代中國文學話語和敘事體系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但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現階段,我們遇到了世紀罕見的三重嚴重沖擊: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發、世界經濟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衰退、美國對我國的遏制打壓全面升級。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發生深刻調整,國際秩序呈現“東升西降”的態勢。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疫情沖擊導致的各類衍生風險不容忽視。所有這些變化和風險都將作用于人。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構成一切方面相互理解的基礎與紐帶,相反,文化的差異與誤解就會造成交流的障礙,甚至會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如何積極營造良好國際輿論環境,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這是一個亟待破解的難題。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鮮明地展現中國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相對應地,找準文學在服務大局中的切入點、著力點和突破口,迫切需要加快構建中國文學話語和敘事體系,找準世界發展的總體趨勢,找準中外價值觀的契合點,找準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情感共鳴點,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標識提煉出來、展示出來,把優秀傳統文化中具有當代價值、世界意義的文化精髓提煉出來、展示出來,把中國道路、中國理念、中國價值轉化為精彩的中國故事、豐滿的藝術形象,講出中國文化的使命擔當和價值先導,講好中國文化的豐富多彩、和而不同的包容理念。通過富有藝術創造性的中國故事,全方位、大視野、多角度呈現中國的發展與進步,促進中國優秀文化的傳播,盡最大程度表達開展對外交往和對外傳播的善意,消解對立思維,加強中國和世界各國的理解和溝通,增進世界對當代中國的了解,提升世界對中國的認知度和美譽度。

      構建新時代中國文學話語和敘事體系,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必然要求。進入新發展階段,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文化建設提升到一個新的歷史高度,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全面發展、全面進步的偉大事業,沒有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將建成文化強國確立為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景目標之一,闡明了建成文化強國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的重要意義,對“十四五”時期文化建設領域的主要目標、具體要求作出闡述。這是我們黨首次明確建成文化強國的具體時間表,標志著我們黨對文化建設重要地位及其規律認識的深化,為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推動建成文化強國提供了行動指南,為我們深刻認識新時代文化建設新使命、創造中華文化新輝煌明確了前進方向。當前,文化越來越成為國際競爭的重要影響因素,文化軟實力在國家綜合國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回望5000多年中華文明史,文化興盛始終是國家強盛的重要條件。古代中國許多物質文化和發明創造通過絲綢之路傳到西方后,對促進西方近現代科學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具體到文學,從先秦諸子散文、孔孟老莊到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璀璨絢麗的中國古典文學曾經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歐洲文藝復興和歐洲近現代文學。西方話語體系主導世界,其實也只是十六世紀大航海時代開啟以后的事情。在殖民主義時代之前,世界是多元并存、相互孤立的;在殖民主義時期,西方話語逐漸成為世界的主導性話語;在冷戰時期,西方話語體現為美蘇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競爭;在后冷戰時代,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話語一度獨霸世界。當今世界和西方國家內部面臨的一些挑戰,包括人口危機、環境危機和文明群體之間的矛盾,都很難在西方話語框架之中找到答案。中國在大國崛起過程中產生的種種現象,僅僅通過西方話語體系也難以解釋。伴隨著西方話語體系的公信力開始下降,構建客觀、公正的中國話語體系和敘事體系恰逢其時。相應地,講好中國故事,就需要構建中國文學話語和敘事體系。

      二、構建新時代中國文學話語和敘事體系的核心,是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行動指南。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做好新時代文藝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論述,為我們做好文學工作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構建中國文學話語體系,必須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為指導,堅持正確政治方向、文化導向、價值取向,把貫穿其中的堅定信仰信念、真摯人民情懷、自覺歷史擔當,體現到文學創作實踐之中,落實到具體行動之上。

      舉精神旗幟,發揮文學培根鑄魂的獨特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精辟指出,“一百年前,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在長期奮斗中構建起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錘煉出鮮明的政治品格。”在偉大建黨精神的感召下,廣大文學工作者自覺投身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不斷推出反映時代呼聲、振奮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優秀作品。從建黨初期思想啟蒙到抗戰時期精神鼓舞,從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文化動員到改革開放初期的思想解放,再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責任擔當,文藝始終發揮了獨特的價值引領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動力。歷數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包括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兩彈一星”精神、改革開放精神、特區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等數十種精神,均催生了一系列文學精品力作。“三紅一創,青山保林”等新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紅色文學經典”,從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反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艱苦卓絕的斗爭,真實地展現了各個歷史時期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所走過的光輝而艱巨的歷程,有著深刻的教育意義和強烈的鼓舞作用。繼往開來,構建中國文學話語和敘事體系,弘揚中國精神、傳播中國價值、凝聚中國力量,是新時代文學工作者的神圣職責。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作家,都要將“文學夢”融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之中,感國運之變化、立時代之潮頭、發時代之先聲,堅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文藝創作,聚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感召和推動全社會樹立正確的價值追求,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作生產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傳世之作、扛鼎之作,引導人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不斷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增強人民群眾對偉大祖國、對中華民族、對中華文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凝聚起14億人民的磅礴力量,在這個史詩性的大變革時代譜寫中華民族的新史詩,奮力創造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跡。

      以人民為中心,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列寧在談到無產階級文藝為誰服務時指出:“它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人服務,不是為百無聊賴、胖得發愁的‘一萬個上層分子’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文藝與人民的聯系,是一種內在的生命聯系,這是一根永遠剪不斷的情感臍帶、文化臍帶和歷史臍帶。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線。”“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不僅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方向和宗旨,也是社會主義文藝的價值取向和本質特征,天然地具備有別于其他文藝的大格局、大情懷。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人民性的重要論述,進一步明確了文藝為誰服務的問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主體論。文化歷來就是美好生活的重要評判標準和衡量指標,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紐帶,又是增進民生福祉的關鍵因素。沒有精神文化生活的充實,幸福人生和美好生活都無法圓滿。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人的需求是由低級向高級不斷發展的,低層次的需求得到滿足后,會形成更高層次的需求。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人民群眾求知、求真、求善、求美的愿望日益迫切,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包括著文化需求、精神享受、情感熏陶、藝術生活的豐富多樣和品質提升,這對新時代社會主義文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要深刻領悟習近平總書記堅持人民至上、緊緊依靠人民、不斷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的要求,持續強化宗旨意識,厚植人民情懷,以優秀的文學作品滿足人民群眾對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三、構建新時代中國文學話語和敘事體系的關鍵,是塑造新時代中國形象

      在全球化的語境下,對文學話語體系構建的深刻性、獨特性、預見性、形象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廣大作家增強主動塑造和傳播中國形象的自覺意識和行動能力,在國際與論場上和文壇上彰顯中華文化軟實力、中國文學話語權,塑造中華民族和平崛起、偉大復興的大國風范和大國形象。

      講好中國故事,塑造時代新人形象。文藝以審美的方式反映一定時代的價值和價值體系,主要是通過塑造藝術形象來實現的。任何歷史時期,都有反映這個歷史發展階段的時代典型。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曾塑造出一批個性鮮明、形象突出的典型人物譜系,如英國詩人拜倫以《唐璜》塑造了唐璜的形象,法國作家雨果以《巴黎圣母院》塑造了卡西莫多的形象,德國詩人歌德以《浮士德》塑造了浮士德的形象,英國詩人雪萊以《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塑造了普羅米修斯的形象等,這些具有創新意識、先進思想和道德情操的典型人物,堪稱當時以具有進步性的人道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為底色的啟蒙主義思想的“形象代言人”,為新興市民階級取代沒落的封建貴族階級、登上歷史舞臺提供了文化營養和精神動力。高爾基在《論文學》中指出:“新人怎樣在為這塊被幾世紀的愚昧無知所淤塞的土壤上,在這塊被小市民階層的對人生的消極態度和獸性的個人主義所毒害的土壤上成長起來,這種新人就是共產黨人、集體主義者,這種人開始理解到,他工作不僅是為自己,為他所主宰的國家,而且為了教育整個勞動人民的世界、無產階級的世界。”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指出,“革命的文藝,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歷史的前進。”回顧歷史,不同時期中國文學作品中塑造的不同人物形象,同樣承載著特定的時代精神和核心價值。從某種程度上說,文學意義上的“新人”是時代精神的人格化,“新人”所達到的高度,就是文學作品的高度,也是時代的藝術高度。在新時代,文學塑造什么樣的“新人”,是構建中國文學話語和敘事體系面臨的重要問題。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們要站在“兩個大局”的時代高度,從前所未有的壯麗征程中把握住前所未有的機遇,從惠及千家萬戶的民生事業中挖掘創作素材,從布局5G、人工智能、物聯網等實踐中提煉大國工匠和工業精神的力量,從全面小康、鄉村振興、裝備制造、科技興國、環保生態、民生幸福等生動現實中發現新的人物類型,灌注新的精神氣質,塑造新的人物形象,刻畫最美人物,塑造典型形象。通過塑造新人,記錄中國人民史詩般的實踐和創造,讓中國人民勤勞勇敢的傳統美德和奮發向上的時代風貌閃耀世界。

      講好中國故事,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國家形象。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不斷提升,國際社會對我國的關注前所未有,但中國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們在國際上有時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存在著信息流進流出的“逆差”、中國真實形象和西方主觀印象的“反差”、軟實力和硬實力的“落差”。他強調,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是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任務。要更好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以文載道、以文傳聲、以文化人,向世界闡釋推介更多具有中國特色、體現中國精神、蘊藏中國智慧的優秀文化。要注重把握好基調,既開放自信也謙遜謙和,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古往今來,中華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響,不是靠窮兵黷武,不是靠對外擴張,而是靠中華文化的強大感召力和吸引力。較之其他領域,文學以其獨特的藝術形象塑造功能,歷來是塑造和傳播國家形象的重要載體。德國詩人歌德閱讀中國文學作品《好逑傳》后產生這樣的中國印象:“并不像人們所猜想的那樣奇怪。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英國哲學家羅素則從唐代詩人白居易的《新豐折臂翁》形成中國想象:“盡管中國發生過很多次戰爭,中國人天生的面貌仍是非常平和的。……他們的和平主義深深地扎根于他們思辨性的觀點之中。”作為新時代的作家,要調動一切藝術手段,主動塑造“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的大國形象,重點展示中國歷史底蘊深厚、各民族多元一體、文化多樣和諧的文明大國形象;政治清明、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社會穩定、人民團結、山河秀美的東方大國形象;堅持和平發展、促進共同發展、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為人類作出貢獻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對外更加開放、更加具有親和力、充滿希望、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大國形象。要創新對外話語表達方式,研究國外不同受眾的習慣和特點,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疇、表述,塑造客觀、清晰、正面的中國形象,向世界展現一個真實的中國、立體的中國、全面的中國。對文本的創作,要更加強調信息的含量、思想的容量、情感的力量,努力創作出更多將民族性與時代性相融合、既散發出本民族文明傳統的魅力又展現出面向世界的廣闊胸懷的文學作品。

      四、構建新時代中國文學話語和敘事體系的重點,是實現“兩個結合”

      王國維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構建中國文學話語和敘事體系是新時代賦予文學的新命題。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文學話語和敘事體系,不是割裂傳統,也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在融通古今中外、兼收并蓄中有所創新和突破,推動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釋好中國特色。

      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文藝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強調,“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必須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是我們黨的靈魂和旗幟。”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也經歷過艱難歷程,對文藝創作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從早期共產黨人如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到五四時期一些著名文藝社團如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太陽社等,再到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都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進行過譯介、傳播,對理論意識和方法論的建設、文藝大眾化實踐作出有益摸索。在理論建構上,茅盾與馮雪峰的革命現實主義理論建構、張聞天的新民主主義文化與文藝建設理論、周揚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建構等影響深遠。歷經不懈探索,以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文藝實踐的結合,最終產生了毛澤東文藝思想。黨的十八大以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探索掀起了理論創新熱潮。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發了社會主義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地位、作用和使命,創造性地回答了一系列有關文藝發展和繁榮的根本性、方向性問題,為新的歷史條件下做好文藝工作提供了遵循、標示了航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的新表述,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史上的里程碑。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歷來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它總把自己的理論命題和問題闡釋同歷史條件、時代特征和現實需求緊密地聯系起來,這是由這一學說的實踐性品格所決定的。今后,要構建中國文學話語和敘事體系,仍然需要堅持將馬克思主義文藝原理,以更寬廣的視野、更長遠的眼光來思考和把握社會主義文學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作出新的提煉、概括、升華。

      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文藝原理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借鑒人類文明的有益成果相結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類只有膚色語言之別,文明只有姹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劣之分”,既強調文藝之根要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又強調“我們社會主義文藝要繁榮發展起來,必須認真學習借鑒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優秀文藝”“讓目光再廣大一些、再深遠一些,向著人類最先進的方面注目,向著人類精神世界的最深處探尋”。這些重要論述,一方面,厘清文明沖突的思想迷霧,另一方面,把競爭作為提升文藝實力和競爭力的途徑,充分顯示出了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和文化大國的高度文化自信。中國文學源遠流長,從“四書五經”、楚辭、漢賦到唐詩、宋詞、元曲和明清小說,從五四新文學到新時期文學,精品佳作,綿延不絕。這是我們構建中國文學話語和敘事體系的底氣和根源。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任何一種文明,不管產生于哪個國家或民族,都是流動的、開放的。這是文明傳播和發展的一條重要規律。中華文明是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而形成的文明。從佛教東傳、“伊儒會通”到“西學東漸”,從新文化運動到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傳入中國再到改革開放以來全方位對外開放,在不斷的交流借鑒中,中華文明形成了開放的體系,在兼收并蓄中歷久彌新。當今世界,保持政治多極化與各民族平等共榮、和平發展的期望,必然呼喚一個文化多元化時代的真正降臨。在發展社會主義文學的道路上,我們既要立足中國大地,扎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又要仰望人類文明的璀璨星空,把民族特色與世界潮流結合起來。我們要積極構建中國文學話語和敘事體系,在獨特的審美創造中形成獨特的中國風格、中國流派,不斷標注中國文學的新高度,為創造人類新的文明形態作出新的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振聾發聵地指出:“我們有本事做好中國的事情,還沒有本事講好中國的故事?我們應該有這個信心!”我們要善于從“兩個一百年”交匯的轉折點、從“兩個大局”加速演變的過程中、從“兩個文明”協調發展的部署中,找準著力點和突破口,洞察時與勢,于變局中開新局,以偉大建黨精神加快構建中國文學話語和敘事體系,努力續寫更多新時代“春天的故事”,以文學方式讓“中國聲音”叫得更響,讓“中國故事”傳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