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文化，如果從軒轅黃帝時算起，已經有六千三百五十年左右（據學者錢鍾書考查的材料）。若從春秋戰國相接時算起，至今亦已兩千五六百年，可以說久遠而又豐富。《周易大傳》有兩句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一是自強不息，一是厚德載物，這八個字體現了中國文化的性格：具有堅韌頑強、綿延不絕的活力和包容萬物、融會更新的品格。既有樂天知足的豁達，又有居安思危的清醒。

在道德本體上，中國文化早已確立了仁義、和合、忠恕、孝悌、中庸等核心觀念。這類核心觀念都是中華民族長期探索、研究、創造的成果。在古代中國人看來，自然過程、歷史過程、思維過程，在本質上具有同一性。老子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提倡：“與天為一。”所以，從根本上看，中國人是講究“天人合一”的，在國際橫向關系上，又是講究“協和萬邦”的。這“協和萬邦”，作為思想主張，既是一種精神成果，也會變成“物質成果”，不僅受到整個國際社會的歡迎，也惠及本國的發展與繁榮。

中華文明能夠成為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僅存的碩果，就來源于這些精神思想能夠推動中國文化不斷繼往開來、融合蛻變、推陳出新。

拿清末思想家黃遵憲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日本國志》來說，它詮釋的就是一種承上啟下、包容互惠的文化理想，體現了古代文化的精神出路。應該說，這就是黃遵憲所認為的一種精神坦途。

我的岳祖父，即被當代學者譽為著名愛國實業家、教育家、鄉村建設先驅和社會改革家的盧作孚先生，也是踐行和發揚光大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自幼師從晚清舉人、著名史學家張森楷學習中國傳統文化，青年時代又飽覽西方文明的進步書籍，并將二者的精髓融會貫通，從中探尋出中國社會轉型及文化創新求存的根本辦法，早在20世紀初就提出了，以世界最先進的精神文明和科學技術為目標，“將整個中國現代化”（盧作孚：《從四個運動到中國統一》［1934］，凌耀倫、熊甫主編：《盧作孚文集》［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19頁）的整套主張。具體來說，就是實現產業、交通、國防和文化的四個現代化。有學者指出：“在舊中國，提倡教育救國、實業救國者，早有人在，但沒有提到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高度。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建國大綱及實業計劃，已有明白的現代化思想，可在此以后，更明確提出‘現代化’口號，并對其具體內容和目標做了明確規定的人，盧作孚還是第一個。”（凌耀倫、熊甫主編：《盧作孚文集·前言》［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頁）不僅如此，他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還親自主持了三大現代集團生活試驗，即成都通俗教育館、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和以北碚為中心的嘉陵江三峽現代鄉村建設，作為“小至于鄉村大至國家的經營的參考”（盧作孚：《四川嘉陵江三峽的鄉村運動》［1934］，《盧作孚文集》［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頁），三大試驗所取得的精神和物質成果，至今仍在發揮余熱。

我的祖父嚴伯勳是清末取消科舉考試之前的最后一批秀才。我開始學說話時，即在祖父教授下學識字。兩歲已識字三四百個。三歲起由祖父口授唐詩。抗戰前夕識字近千。到了五歲，父親又請了私塾先生教我讀《孟子》和《論語》。這些啟蒙學習無疑為我打下了傳統文化的基礎。我七歲進正規學校讀書，插入三年級，直至高中三年級畢業為止。高中二年級時，我在《淞聲報》上發表《巳生嫂》《不堪回首》等短篇小說。高中畢業后，我接著在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半年，又到安徽省先后參加四期土改。這個階段接觸和閱讀了不少古代和近現代文學書籍，增進了我對文學的愛好。

1956年我以同等學力考上北大主攻文藝理論的副博士研究生，在此期間得到楊晦、錢學熙等名師指導，集中閱讀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經典名著（他們開出的書單就有中外古今的一百五十多本），使我獲益匪淺。學習兩年之后，我被提前分配工作，為二十多名蘇聯、東歐、朝鮮、越南留學生講課，從事近現當代文學史和文學批評的教學與研究，前后已超過一個甲子。除了完成教學任務，我還擔任過一屆系主任的行政工作。幾十年來，我在跌宕起伏的文學浪潮里摸爬滾打，有了一些心得體會，撰寫了近四百篇文章，出版了二十二本書，獨立或與他人合作編撰了多本研究文集和教材。現得到北京大學中文系和新星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匯編為十卷本《嚴家炎全集》，與有興趣的讀者分享。

本《全集》所挑選的文章，不僅與我的教學相關，也與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的熱門話題相互輝映，比如關于五四文學革命的性質；比如由長篇小說《創業史》引發的如何寫好“中間人物”的論辯；比如“文革”后撥亂反正，重上文學研究正軌的諸多問題；發掘和梳理現代文學史上各流派的貢獻；還有對魯迅復調小說的發現和評論；對姚雪垠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的評價；對以金庸為代表的武俠小說的肯定和研究；以及對文學史分期的思考和討論；等等。根據這些文章的內在邏輯，分別收入了第一卷《考辨集》，第二卷《知春集》，第三卷《求實集》，第四卷《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第五卷《論魯迅的復調小說》，第六卷《金庸小說論稿》，第七卷《問學集》，第八卷《朝聞集》，第九卷《隨筆集》和第十卷《對話集》。

縱觀我幾十年來的教學與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就是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問題。文學與文化密切相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中國文化尋找精神出路的同時，中國文學也沒有一刻的停頓。我在收入第八卷的《文學現代性問題漫議》一文中，開篇就寫道：“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學，到清王朝的晚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轉折：開始與西方文學、西方文化迎面相遇，經過碰撞、交匯而在自身基礎上逐漸形成具有現代性的文學新質，至‘五四’文學革命興起則達到高潮。從此，中國文學史進入一個明顯區別于古代文學的嶄新階段。”文中闡述了何為文學的現代性，導致中國文學發生現代性嬗變的內外原因及其必然性。實際上，我從20世紀60年代初起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這一思考或多或少地體現在我大部分的文章中。本世紀初，承蒙中國高教出版社邀請，我主編了大學教材《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三卷本。我以多年的思考和研究為基礎，首次在教材中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問題”作了闡述（請見本《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指出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并非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而是早于此三十多年的晚清末期，即1880年左右，其理由與依據都離不開文學的現代性特征。與此同時，我還將前面提到的《文學現代性問題漫議》一文，作為這套教材的引論，即《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特征》，從而確立了這套教材的基調和主線。

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精神出路究竟在何方，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現代性問題還需要做哪些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是新一代同仁們所面臨的新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