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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以來，中國文學批評不斷向前推進，對文藝理論和文學創作持續產生影響。盡管中國文學批評話語在“五四”之后受到西學影響，但中國傳統文論資源仍發揮著重要作用，并成為建構批評體系的重要維度。

傳統文論資源與馬克思主義

文藝批評自產生之日起就帶有鮮明的歷史、社會、政治的指向。文藝復興以后，雖然“無功利”的審美標準逐漸在西方文藝批評領域盛行，但其弊端亦如影隨形。文藝批評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到底是個人狂歡，還是遵循公共理性，引起長久討論。隨著馬克思主義的誕生，這一問題得到了回答。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理論的出發點是文藝實踐，在評判標準上追求歷史理性與審美判斷的融合。這方面的典型例證是馬克思、恩格斯對瑪·哈克奈斯、敏·考茨基、保爾·恩斯特、斐迪南·拉薩爾等作家的指導，以及與這些作家的通信中對莎士比亞、席勒、巴爾扎克等作家的評論。

目前來看，1899年2月刊載于《萬國公報》上的《大同學》一文是最早將馬克思及其思想介紹到中國的文獻。此后，以蘇俄、日本為中介，學者們陸續將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基本觀念引入中國，如鄭振鐸譯的《文學與現在的俄羅斯》、王統照譯的《新俄羅斯藝術之談屑》、陳望道著的《日本文壇最近狀況》、瞿秋白譯的《校外教育及無產階級文化運動》、沈雁冰譯的《俄國文學與革命》等，都為馬克思經典文本和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奠基作用。1932年，瞿秋白將馬克思經典文藝論述系統介紹到國內，一些批評家從文藝批評的內在訴求出發，將唯物主義思想、無產階級觀念、群眾意識引入批評。

以魯迅為代表的20世紀早期批評家往往具備上述特征。盡管他們中有的人表面上否定傳統文化，但傳統文化的精神卻是他們體內永恒的基因。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中多次提到魯迅，該文發表于1943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七周年，當時的編者按稱發表該文“以紀念這位中國文化革命的最偉大與最英勇的旗手”。此后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亦進一步鞏固。今天看來，魯迅扮演了現代文藝批評與古代文藝批評之間的中介角色，其身上潛存的中國特有的“傳統話語”，使其成為中國現代主流文藝批評體系中的突出代表。或者說，古代“載道”傳統、魯迅、《講話》三者之間存在著微妙的邏輯關系，魯迅是中介，古代傳統是源泉，《講話》是動力。借助對魯迅的學習和推崇，現代主流文藝批評話語得以形成。

可以說，20世紀的中國主流文學批評從五四時期“為人生”，到《講話》中為“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服務的理論進階，本質上仍在延續著傳統的“載道”思路。這一方面說明了中國傳統文藝觀念的頑強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源于馬克思主義“實踐觀”與“載道”之間的內在一致性。實踐的精髓在于從現實出發，并為現實服務。在階級社會中，實踐的目的始終服務于先進生產力的方向。實際上，主流文藝批評中對魯迅傳統、對《講話》精神、對文藝社會效果的重視，就是在與中國古代文藝批評精神對話，這也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中國面孔。

傳統文論資源與現實主義

隨著第一次文代會（1949）和第二次文代會（1953）的召開，在大力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基礎上，《講話》的影響更為廣泛。在第一次文代會上，茅盾對新中國成立之前十年的文藝狀況作了總結和反思，周揚則對解放區自《講話》發表以來所取得的成就和經驗進行了總結，作了題為《新的人民的文藝》的報告。相比于茅盾的報告，周揚的報告更加重視“民族的”“民間的”文藝傳統。

在第二次文代會上，周揚作《為創造更多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而奮斗》的報告，直言“新的文學藝術是不能脫離民族的傳統而發展的，只有當它正確地吸取了自己民族遺產的精華的時候，它才能真正成為人民的”，既反對對待民族遺產的“粗暴態度”，也反對“墨守成規”的保守作風。周揚這份報告的另一個貢獻就是對“典型”問題的強調，報告中對新中國成立初期文學創作普遍存在的概念化和公式化的情況進行了反思，并以馬克思主義思想作為理論基礎，很好地實現了學理性與政治性的結合。可以說，他的這份報告連同1956年的《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一文最大限度地反思了文藝創作中存在的機械主義錯誤，為新中國文藝的健康發展提供了參考。

從學理上講，新中國成立初期文藝創作、文藝批評的基本指導原則是現實主義。在其影響下，典型問題和形象思維問題成了中國文藝肌體的兩翼，古典文藝觀念和概念術語又獲得了重新復蘇的機會。首先來看典型問題。周揚之后，蔡儀、吳組緗、馮文炳等人或者直接進行理論充實，或者拓展指稱范圍，擴大了它的影響力。圍繞對典型的討論，很多古典藝術批評范疇開始獲得新質。比如《“意境”雜談》《典型初探》等文章便將典型與意境進行互釋。今天看來，這些比附雖略顯牽強，但卻借助典型的推動使意境恢復了活力。關于典型問題的討論，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大多數文藝理論研究者和美學研究者都曾參與其中，古代藝術批評術語和原則也就獲得了存續機會。

其次來看形象思維問題對古典資源的借用。與“典型”類似，“形象思維”問題是橫亙于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中國文藝批評現場的顯性話語。其影響之廣泛、參與學者之多、歷史跨度之長在中國當代文藝理論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1977年末至1978年初，《人民日報》和《詩刊》等報刊相繼刊發《毛主席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信中將比、興與形象思維相聯系。發表之后，對學界產生了極大影響，學者們紛紛表達對形象思維的看法，比如蔡儀就有《詩的比興和形象思維的邏輯特性》《詩的賦法和形象思維的邏輯特性》等文章，朱光潛也在《西方美學史》1979年的修訂版中直言，讀了此信“憋了十幾年的一肚子悶氣一下子就通暢了”，由此足見，這一主流話語對文藝界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代，出于建立完善學科體系的考慮，文藝學、美學學科逐漸被重視起來，一度出現了“美學熱”。可以說，“形象思維”既是美學熱潮的參與者，亦是這個潮流的建構者，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興起的“意象”研究便是這一思潮的時代變體。實際上，正是由于“意象”與形象思維的密切聯系，使其超過其他美學范疇，成為當代文學批評領域出鏡率最高的古典話語。

構建中國特色文藝批評體系

進入21世紀已經有20多年，當代文藝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得到了更加充分、更加徹底的體現。總觀這段時間里古代與當代的對話，有遺憾之處，亦有可喜之處。遺憾之處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古代文藝研究與當代文藝批評之間仍處于涇渭分明的態勢。其次，在文學理論領域雖然持續存在“古代文論現代轉化”的聲音，但實際成果不盡如人意，很多古代文論話語并未得到普遍認同，使用范圍更是非常有限。

可喜之處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在理論建構層面，很多研究者仍持貫通古今的樂觀態度。“中國敘事學”“中國闡釋學”等理論建構引起學界關注。隨著學理上的逐漸完善，這些研究必將進入主流批評話語。第二，在大眾普及層面，古典與當代的對接為傳統批評的存續提供了可能。以《百家講壇》《中國詩詞大會》等為代表的電視文化類節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復活傳統的效果，依靠人工智能進行古典詩詞創作的平臺（如清華大學研發的“九歌”），為傳統批評話語的激活提供了試驗場。

在新時代的文藝背景下，建構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藝批評體系的呼聲愈發強烈，并變成了一種文化自覺。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繼承創新中國古代文藝批評理論優秀遺產”，“在藝術質量和水平上敢于實事求是，對各種不良文藝作品、現象、思潮敢于表明態度”。這些倡導不僅將古代文藝批評理論的優秀遺產真正從幕后推到了臺前，同時也表明了重視現實、實踐為先的態度。傳統文藝批評資源與當代批評實踐更加緊密的結合，將為中國特色文藝批評體系的建構提供助力。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黑龍江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