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論研究的突圍：思想方法的問題
近四十年來的古文論研究成就斐然，有很多填補空白的成果，有很多精彩的個案和專題研究。但多少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研究的平滑、均質和細碎等問題，在研究和思想的整體性方面不是那么令人滿足。這或許與方法論及其背后的歷史觀有關。有些研究的目的是讓過去從現在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讓事物呈現出“本來”的樣子。這種全力發掘真相和重建歷史的想象相當勇決，并且自認研究的樸素和真理性。不過，從史觀上看，其思想依據多基于連續、均質的時間綿延，在此視野中的歷史人物與事件貌似確鑿真切，但其實粘著而孤立，這類研究看似追求客觀超越，但其實掩蓋主體與對象之間的各種關涉。研究的結果，一方面是對材料的崇拜，無視研究的選擇性和價值的提升，另一方面是與古人的單向“同情”，更增加了主觀性、心理性或隨意性。在我個人看來，這種歷史主義取向的研究，不僅會失掉研究在古今觀念同異方面的敏感，而且會失掉研究本身的現實感。
先談談敏感性的失掉。由于對歷史的理解基于連續、平衡、均質、雷同甚至空洞的時間綿延，導致研究忽視古今差異及其間的結構性變遷，完全可能以今天的時空理解和人情事理去測度古人的生產生活方式、人文情懷意緒，以某種現代觀念加諸古人身上。比如對近代文學觀念的理解。據說五四時期在諸種西學影響下，提出了一整套論述，是新的知識論和宇宙觀。研究者以為新的出來就可以籠罩一切，改寫一切。這種看法其實是對現代轉型的“簡化”。五四前后或者說19世紀的后幾十年，尤其是20世紀初的二十年，此間文學和思想的新舊矛盾、雅俗碰撞、中外齟齬，非常復雜，諸端差別，而且飄忽迅疾，變化很大。研究近代文學觀念的意義，或許更在于認識此間迭出的斷裂性、強勁的差異性和整體的結構化進程。
比如傳統文論和現代詩學的差異。籠統而言，傳統社會文化觀念宏大渾融，基于儒道釋學說及其會通，其文學思想整體架構也比較宏大，內攝于道德文行，而文論文評的范疇多在朱自清《中國文學批評研究講義》所概括的“言志與緣情”、“模擬”、“文筆”和“品目”之間。傳統的走向，據說是現代詩學，或可以啟蒙思想的張揚崛起為指標。如果以魯迅為代表，其整體樣態就是傳統人文的隔閡感及當下對平等溝通的渴望：“在我自己，總仿佛覺得我們人人之間各有一道高墻，將各個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我們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種難到可怕的一塊一塊的文字，……許多人卻不能借此說話了，加以古訓所筑成的高墻，更使他們連想也不敢想。現在我們所能聽到的，不過是幾個圣人之徒的意見和道理，為了他們自己；至于百姓，卻就默默地生長，萎黃，枯死了，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已經有四千年！”“在將來，圍在高墻里面的一切人眾，該會自己覺醒，走出，都來開口的罷”。（魯迅《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啟蒙詩學從其激進崛起的動力和因由上看，體現在其從傳統向現代轉換所帶來的強大沖擊。這種思想觀念顯然不同于傳統而來的近世市民社會的以奇趣和消遣為核心的文論觀念和審美感覺，也不同于其后近百年來從整體上占據主流的以工農階級為主體的民眾革命的思想和觀念。窺斑知豹，由古而今，從晚清到民初，前五四到五四及其后，其間固然也有連續性，但數十年間，不同氣質的差異性和強烈的文化斷裂性，非?！氨?、突出、尖銳”，遠非用一般的平滑、勻質的歷史時空觀念可以處理。
對過去的處理，意味著要勇于反思、重審現代以來對過去的諸多塑造和簡化，切實理解或解構在當代已經司空見慣的學術裝置的歷史性及其構造性。宇文所安在《過去的終結：民國初年對文學史的重寫》中概括得頗有意味：“在中國文化的進程里，五四學者和批評家們對傳統的判斷代表了一個新的正統傳統的產生，而這種正統傳統的規模是前所未有的宏大。它和古典傳統的結束及其蓋棺論定緊密相關。古典傳統現在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遺產’，不再是中國文化的媒介了。學校系統將要教授大的意義上的文學，而不是少數幾個經過選擇的高雅文學體裁。老師們會告訴學生什么是好的、進步的，什么是壞的，落后的。既然學生們將是五四的肖子——還有肖女，那么在這場革命的基礎上，一個新的正統經典就此誕生。”在充分肯定五四文學思想的革命性的同時，理解其現代性，抉剔其構造性，確實很有必要。
研究過去要留意從五四以來的構造性，我們以如何理解章太炎文論為例來進行探討。章太炎論文“以文字為準”，在近現代語體化浪潮中仍執著于文字，這常常被認定為小學家的積習，或是由鼓吹國粹而生的迷戀。章太炎強調中國文學的漢字主導性，如果從文化記憶、媒介考古和信息技術的角度來看，其實大有意味。從這些視角來看，以文字為準，就是強調文字并非只是語言的記錄，文字就成為記憶存儲的媒介物而非現場交流的媒介物。如果追溯各種記錄系統的源頭，就會發現文字最初都是為記憶（而不是為現代語言學所想象的聲音）服務的。史學家錢存訓《書于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錄》通過對研究對象的辨認，概括出印刷出現以前，早期文字記錄的基本功能即在于占卜和祭祀、官書和檔案，以及史官作冊等諸方面，私家著作則主要是后世文化的擴展和分化。這樣看，章太炎其實在西學聲浪中力圖彰顯中國文學（文字）的文化記憶功能，文字及其書寫完全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基于視覺的信息和記憶技術，它是在復雜化的符號環境和共同體文化中生成的。這樣，文學“以文字為準”意味著章太炎面對西學風潮的強力回應，這給當代人很多啟發。在現代世界，人們往往以系于聲音、表情達意及審美溝通諸功能為現代文學之正解，這或許也是一種執著吧。如果不能突破以現世交流為根本范式的現代文學定見，不理解古代文學所立基的宇宙觀、禮俗習慣、思想行為、政教制度，或者所謂天地人神的世界，又怎能理解章太炎面對西潮洶涌時對共同體之自性的執著和捍衛？
再談對過去的研究的現實感問題?，F實感體現當代性，但也是歷史感，從根本上講是研究者基于自身主體的現實位置而回望過去、前瞻未來所形成的雙重縱深感，這也意味著對研究的整體性內涵的理解。比如，近代文學和文論思想研究迫切需要的結構化思維。在這個視野中，從傳統到現代，就是一個大的結構化的過程，其中包括了相對于傳統而言的decoding（解碼）和朝向未來而以西學為范型的recoding（再編碼）這兩方面的雙重進程。只有這樣，我們的研究才能生成整體性和縱深感。比如研究林紓，恐怕就不單是為了研究林紓個體，同情和理解林氏的身世和思想，或者單獨審視其“以古文譯小說”的行為狀況，需要做的是透過林紓的古文翻譯而與晚清民初的文論思想格局相參照，在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結構化進程及其整體性觀照中，既定位以林紓為代表的相當一群人的文學思想和感覺，也領悟古文與小說在近代交匯耦合、消長浮沉的狀況，乃至整體“文學”感覺和觀念生成的進程和機制。在這方面，胡志德的論文《重新思考中國近代“文”的簡單化》正是結構化地探討近代語文、文學和文論問題的典范。表面上看，該文主要處理的是晚清民初三十年間文言文與語體文的關系和互動問題，但其實深入探究到裘廷梁、王國維、林紓、嚴復、章太炎、杜亞泉、胡適、魯迅諸君在文學語文、翻譯、書寫、閱讀、修辭、雅俗、文體、制度乃至階級等諸維度的若干思考，充分展現了一種結構化的整體圖景。同時，作者借鑒后結構主義思潮對“可寫性”問題的理論探討，去深化對五四和前五四時期語文和文學結構性變革的整體理解，既體現了研究的創新性，又彰顯了研究或思想的當代性。
說到現實感和當代性，不僅意味著在長時段的、包容著現代性內涵的中國文明史視野中恰當地處理當代與過去的關系，其實更意味著在開放的全球史視野中對過去的研究的自我定位。如果說，中國文明史視野有助于讓過去告訴未來，那么，全球史視野則有利于我們獲得對全球化進程的更好感知，形成更好的世界史意識。比如閱讀歐美漢學，可以了解到對傳統文學文化據說被單維化地建構為“民族國家的想象的繼承物”的批評，感受到共同分享財富從而臻及新的人文思想的良善愿望。不過，研究也需要基于現代百年民眾的生產生活實踐和文學文化活動的現實需要，在民族-國家與相應國際結構之間張力關系的現實規定和相應博弈中，感覺、體會和建構主體性，樹立、張揚我們的自信，欣賞尊重異質他者，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互動，“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最終會達到。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