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水運憲是文學湘軍中最難以被類型化的作家，也是最有戲劇性和面具化的作家。這主要得益于他在文學創作上始終遵從心的方向，堅持從“現實中來，到靈魂中去”，真正表現大眾刻板印象與人物符號下無限自由的靈魂。水運憲塑造的許多人物是他用來演繹生命之相、表達生命之惑的文化鏡像，是生命的存在者、“存在的勘探者”。

關鍵詞：水運憲 文學表達 去符號化 生命本真

水運憲是文學湘軍中最難以被類型化的作家，也是最有戲劇性和面具化的作家。不被類型化表明他性格的獨特性、血液中與眾不同的黏稠度以及作品里表現出來的非典籍化傾向和民間傳奇般的喧嘩特色。他的戲劇性是由他生命本身的豐富性、驚異性與作品中人物命運和故事情節的尖銳沖突所爆發出來的文本張力構成；他的面具化主要體現他將藝術與生活區分得異常徹底，不向文學的強權或機會主義妥協，以及他不斷捕捉時代經驗，盡可能使自己的創作主題與書寫風格多樣化。水運憲在文學創作上始終遵從心的方向，文字率性真實而不落流套，對文學創作抱有一顆“敬畏之心” “警醒之心”和“赤子之心”。

一、現代性追求與時代的鏡像

中國社會的現代性轉型不可避免地帶來陣痛，在這樣的歷史境遇下，文學的現代性轉型也必然要經歷一個痛楚的變異過程。無論是水運憲個人的寫作史還是其筆下人物的命運史都與中國社會的快速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水運憲不被西方經典與傳統文本所束縛，大力提倡“從生活真實中來，到藝術真實中去”1，他的作品亦可看作是對裂變時空下文化鏡像的深刻書寫。

如果我們把水運憲的作品橫面展開，我們可以從中既看到社會發展的合理性，也看到歷史的偏激與沖動；既看到時代困境下的悲劇靈魂，也看到倔強而又狂熱的人物性格。《禍起蕭墻》是一面鏡子。水運憲以犀利的批判力度，精確的細節描寫，把人物命運推向強悍的集體意志面前，展示了生命個體在現實面前的懦弱與荒誕。作品剔除了那個時代流行的虛假的現實主義，體現了思想的超前意識和拓荒牛精神，體現了自覺的現代性追求。文本洋溢出超凡脫俗的理想主義情懷，一種內在的、被生命凈化了的悲憫。主人公傅連山以一種暴力式的激進情感以及自我獻身的極端方式，冒著主流話語“叛逆”的指斥擔負起社會批判的使命，水運憲用另一種人道主義再現了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人”的生命價值。可以說，《禍起蕭墻》中的傅連山是現實主義文學在特定歷史時期和時代語境規范下書寫的典型形象：一個力圖重建現實秩序、重建現實烏托邦里的時代悲劇英雄，深切地表現了那個時期焦灼而躁動的歷史愿望，與其說這是一部成功的改革小說，毋寧說它是一部改革浪潮下的現代啟示錄。

水運憲的現代性追求體現了他的悲憫情懷，這種情懷建立在“英雄”的姿態之上，建立在不甘做時代落伍者這樣的奮斗意識之上。所以，當傷痕文學與反思文學興盛之時，當知識分子的“檢討”傳統置換成“感時傷國”的敘事傳統時，水運憲依舊堅持著對于“英雄”的主體性書寫，即便是失敗的英雄人物，他也用悲憫的眼光看到了負重前行的可貴，他甚至用一種生命毀滅的悲壯感來實現對社會固步自封的反叛與對保守勢力的不馴。除此之外，我們從水運憲小說人物命運的歷史變異中亦可窺探出人物與社會發展的斷裂、思想啟蒙與死亡、精神蘇醒與沉淪的多重變奏。例如，在影響深遠的小說《烏龍山剿匪記》中，水運憲沒有回避那個特殊歷史背景的真實性與殘酷性，他通過藝術化的虛構與漫畫式的處理方法重構了現實與歷史的新型關系，刻畫了眾多有血有肉、愛憎分明的人物形象，將讀者心目中“土匪”的刻板印象徹底改變過來。這些具有時代印記的人物群像也“為‘真實地’建構歷史和闡釋現實提供了全面的符號象征體系”2。

水運憲的現實主義題材小說多帶有鮮明的問題導向與時代特征，但由于他對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對于人物心理活動刻畫的側重，使得其筆下的人物在“拒絕充當時代精神的傳聲筒”的闡釋中，既有時代的鏡像又能為人們提供情感的撫慰。水運憲在早期創作的一系列有關改革背景的小說，無論是《禍起蕭墻》還是《雷暴》抑或是《裂變》，無一例外都屬于現實主義題材。這些小說不是簡單地呈現生活、描摹現實，而是探索性地運用先鋒派、荒誕派等表現技巧來對現實生活與時代病象進行審美透視，直指波瀾壯闊的時代大潮下人們精神的核心，敘事冷峻卻又不乏現實生活的庸常之美。水運憲于2008年創作的長篇力作《喬省長和他的女兒們》，借助19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大背景下城市生活的變遷，通過展現主人公喬良的人生經歷和心靈歷程，把一個父親的心靈史、四個女兒的成長史與一個社會的變遷史相融合起來，生動而真實地反映出社會轉型時期風云變幻的社會面貌，也讓讀者看到了喬良所代表的一代人的生命軌跡與人生追求。

水運憲小說中的主人公也并不完全是改革的弄潮兒，也有對現實的懷疑與否定。主人公的懷疑理性與社會理性、價值理性、歷史理性之間的沖突與調和構成了其小說內部的邏輯張力。像《禍起蕭墻》這部小說，傅連山身上鮮明地體現了那個時期迫切的改革精神，所有關于那個時代的欠缺與迷失，都在文學作品里呈現并獲得想象性的滿足。傅連山想要憑一己之力來撬動社會的頑固勢力的沖動在那樣的歷史語境下顯得既悲壯又可笑，社會的發展要求與現實實際的脫節成為導致人物悲劇命運的必然，傅連山的尷尬處境也隱喻了像他這樣的小人物終將成為時代犧牲品的宿命。

二、人性糾纏中的適迎與悖反

水運憲拒絕陳陳相因、只見故事不見思想、缺失精神的平庸寫作，他沖破體制規范與文人傳統的雙重遮蔽，寫出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又常常被忽略了的生活原態。他既不借助于想象的辯證法，也不依賴于宏大敘事，更多的是將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感悟或發現融進自己的文學世界，以此見證他對生活的感知、對理想的執著和對遼闊夢想的激情。

劉再復在其《怎樣讀文學——文學慧悟十八點》中談到文學和歷史、哲學的區別時說道“文學體現的是心量，歷史體現的是知量，哲學體現智量。文學的一個重要特點，那就是文學不設政治法庭，也不設道德法庭，只設審美法庭”3。即是說，作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斷并非文學的首要任務，文學首要任務的價值在于寫出生命個體的生存困境、人性困境和心靈困境。小說《喬省長和他的女兒們》從表面上看是一部講述喬良官運變遷的官場小說，但水運憲實則將“情感”作為小說的敘事重點，討論的是生命情感之于人的價值與生命的意義，其中不乏對人性的拷問與文學倫理性的思考。作者用喬良的官運變遷作為對生命價值的過程性思考，喬良在人生的各個階段所面臨的問題與困境隱含著作者作為知識分子與文學書寫者對于時代大環境的精神傾向與價值判斷。王躍文曾這樣評價該部小說，“既有對日益淡漠的理想主義和人的自我完善的追認和張揚，又冷峻凝重地寫出了權欲交織之下人物命運的執著和掙扎、迷失與回歸”4。就此意義而言，作為社會人的喬良，他的人生困境又何嘗不具有“類”的意義？

中國當代熱銷的政治關懷小說大多熱衷于描繪“官場”這一特殊的政治文化場域對于人的異化的影響，并出現了“生存的焦慮”到“權力的游戲”的敘事轉向。然而，水運憲的政治文化關懷小說則呈現出一種“回撤”的姿態，他將日常生活以及生活瑣細中的心理變動重新安入文學想象之中。水運憲并不是將“官場”視為時代精神與主流意識的宣講地，而是集中于對“官場”之下“人”的描寫與對人性、欲望的發掘和表達，執拗地對身處特定環境下人的精神狀態與生存焦慮的勘察。因此，水運憲筆下的“官場”只不過是社會轉型背景下的一個場域或一個鏡像，也是一個可以揭秘人性隱秘角落的窗口，一個可以觀察時代精神癥候的聽診器。水運憲以巧妙、生動、細膩的筆法對官員們的行為日常和心理變化進行了客觀刻畫與真實描摹，將官場背后的規則和潛規則不露聲色地加以展示，并能于其中折射出個體生命所面對的靈魂與現實的悖反和沖突。

水運憲從來不是一個清高的素食主義者，他筆下的人物被眾多欲望所控制，貪婪，虛偽，狡詐，自戀，盡顯人性中丑惡的一面，描繪了人類共同的宿命。《烏龍山剿匪記》這部小說，水運憲并沒有回避“土匪”身上蠻橫、跋扈的匪氣，但是水運憲并不是從“文明”的對立面去渲染“野蠻”的破壞性、侵略性力量，而是從“生命”的角度切入，注重對土匪人性的挖掘，成功地將反派人物真實化、血肉化、人性化。無論是“榜爺”“鉆山豹”還是“四丫頭”他們等人都從文字中“跳”了出來，成為一個個有血有肉的傳奇人物。小說中的“鉆山豹”，他會用槍打死一個嬰兒，逼瘋母親，但他又執拗地、真正地愛著田富貴的妻子。表面上看，“鉆山豹”的土匪身份以及打殺搶掠的野蠻行徑使他始終站在傳統道德倫理的反面，但是水運憲依舊表現了這個惡貫滿盈的匪首身上人性溫存的一面、光亮的一面。“他看見菁妹子倒下了，當時心里確實也震動了一下，便喝令土匪不許再放槍。進而，他又產生了莫名其妙的一個想法，他倒真想讓田富貴逃出去，也真想把菁妹子的尸體留下來好好地送她入土。他覺得這樣一來，自己的儒雅名聲就會不脛而走。”5集“英雄夢”與“土匪身”這一對立矛盾體于一身的“鉆山豹”，在欲望的兩級尋找生命的平衡與人的尊嚴。土匪對于其身上愛與欲毫不掩飾的張揚，實際上就是人性的復活，是原始生命力或善的本能意志向現代人性的回歸，水運憲對于“剿匪”這一事件的思考，從傳統的“英雄崇拜”走入對“大寫的人”的精神建構之中，這也是這部作品被正統的文學評論家刻意抹掉卻在民間社會形成強大野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三、聚焦生命真實的去符號化寫作

查爾斯?泰勒在其書《世俗時代》中向現代人拋出了一個靈魂之問：生活在世俗時代意味著什么？之于作家這個問題就變成，生活在世俗時代對作家意味著什么？水運憲的回答是，要始終遵從心的方向，真誠面對讀者，真誠面對自己，真誠面對筆下人物的靈魂。水運憲孜孜不倦地尋找著由“通俗”向“通雅”過渡的敘事路徑，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水運憲深諳文學立格之道，因而其作品多以通雅為基，在得乎大眾通感與喜愛之時又通乎人性洞達之鏡。正如著名作家王蒙所言“所有高雅的世界背后都有一個庸俗的世界”6。“土匪”作為主流意識形態下的異己者，在正統話語系統中始終處于一種弱勢地位，“土匪小說”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認定為不入流的通俗讀物，這樣的作品往往被正統文化當作拒斥的草莽文化，或被高雅文化當作放逐的低俗文化，難登大雅之堂。水運憲要為它正名。就像莫言的《紅高粱》為“土匪爺爺”立傳一樣，水運憲用一種低姿態努力觀照這群落草為匪的邊緣群體，積極挖掘出“土匪”身上在可變的外部環境壓力下的那種不變的生命強光，用民間話語為“土匪”發聲，用英雄視角為“土匪”立言。不得不說，水運憲的這種執著和對生命的悲憫值得尊重。在小說《烏龍山剿匪記》中，既有緊張刺激、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又有對人性的追問與對生命的理性思考，在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個體之上窺見了靈魂的獨特性與傳奇性，讀者也在精神消遣與對小說人物生命狀態的體認中實現了精神的啟悟與文化的自省：人生從來不是一場關于物質或世俗意義上成功的盛宴，而是一場有關個人靈魂的修煉、感悟與得失。高雅與通俗從來不是對立的兩面，而是兩個相互依靠、相互支撐的藝術世界。小說《烏龍山剿匪記》不僅在藝術上實現了通俗性與思想性的耦合，傳奇性與時代性的相契，精神消遣與價值思考的統一，改編后的同名電視劇迅速捕獲了大眾趣味，萬人空巷，成為電視熒屏上一個時代的經典記憶。

《烏龍山剿匪記》這部小說，對“土匪”這一主流文化之外的人物主體進行田野考古和生命哲學的透視，在原始的、野蠻的湘西土匪身上尋找最原始的欲望沖動與最本真的生命力量，找尋一種新的生命形式。因而水運憲筆下的人物是帶有深刻的生命體驗的，還其“本來的樣子”。人們基于對“兵”與“匪”關系的傳統經驗認知與文學想象，大多都會將其看作是“文明與異己者”“秩序與破壞力量”“正義與非義”“善與惡”之間的二元對立，但是水運憲在人物刻畫的過程中，卻將道德倫理與意識形態等價值評價擱置，轉用文人悲憫的眼光對小說中非典籍化的人物進行人文主義的審美觀照，從“道德立法”轉向“生命闡釋”，探求人在極端的生存境遇與生存環境下野性的生命力量。于是“兵”與“匪”的二元對立在這里就發生了偏離，轉而成為兩種不同的生命形式抑或是生命存在形態之間的對質與審視，水運憲所重視的是表現生命最原始的“力”與人性最初的“真”以及具有野性特征的、非規范化的自然情感，而非道德的演繹與世俗的評判。這并不是說，他沒有批判，他的批判不是建立在傳統意義的符號系統上，相反，他想打破這個僵硬的系統，這種打破本身就是一種尖銳的批判，是對民間話語的漠視或對小人物命運沉浮與生存艱難的逃避的批判。

伯恩斯坦曾提醒我們: “我們永遠也不要低估我們基本沖動和本能的力量和能量，也不要低估精神矛盾的深度。我們永遠不要自欺欺人地認為我們的本能性破壞能力可以被完全馴服或控制住。我們永遠也不要忘了，所有不可預期的偶然狀況都可能釋放 ‘野蠻的’ 攻擊性和毀滅性能量。”7為了還原生命的本真與自然的人性，水運憲對小說中的人物進行了“去符號化”的藝術處理，而在《烏龍山剿匪記》這部小說中則體現的格外明顯。

《烏龍山剿匪記》的寫作背景是社會正處于改革開放的轉型期。在傳統的文學想象與大眾的認知經驗中，“湘西”與“土匪”不僅有了刻板印象，而且逐漸被符號化，且不斷加重這個刻板印象和符號化力度。一方面將“野蠻”的一維不斷放大，鄉土與血性的自然表現，已經失去了原有的尊嚴與肅穆，其藝術生命力在扁平化、概念化、臉譜化的過程中失落了其原本的震撼人心的動人力量，原本“有血有肉有靈魂的人”最后淪為血淋淋“野蠻”的符號與象征；另一方面，“土匪”在文學想象中反復使用與重構，承載了太多世俗化的符號學意義，使得其社會意義的贅附遮蔽了其人的本身，而發生了符號象征的變異。水運憲力圖打破人們對于“土匪”傳統認知的刻板印象與意識形態偏見，他沒有用一種居高臨下的輕蔑的、敵對的眼光和道德的優越將其筆下的土匪污名化、卑劣化、妖魔化，而是在一種非政治化的審美觀照中，用一種民間的素樸、悲憫的眼光、平等的視角給予了他們充分的“人”的尊重。沈從文也曾在《湘西?苗民問題》一文中，從民間立場出發來為“湘西土匪”正名，沈從文認為湘西土匪并非是窮惡刁民、兇惡之輩，他們原本是“一種最勤苦、儉樸，能生產，而又奉公守法，極其可愛的善良公民”8，由于容易被世事左右，走投無路而落草為匪。

應當看到，小說中，“鉆山豹”“獨眼龍”“龍胡子”這些綽號只是有限肉身的形象代碼，而水運憲真正表現的則是符號下面的無限自由的靈魂，去符號化后的人物就是水運憲用來演繹生命之相、表達生命之惑的鏡像意象，是生命的存在者、“存在的勘探者”9。霸蠻、跋扈、蠻橫、暴力，諸如此類，作為土匪身上反文化因子，同時又是另一種生命的“真實”。在《烏龍山剿匪記》中有一段關于田大榜同野狗賽跑的描寫，田大榜于巖石上剽悍恣意的狂奔的姿態，仿佛讓人忘記了他是那個窮兇極惡的匪首，在春天洛塔的原野上，相信每一位讀者都會被此時所流露出的浪漫而堅韌的生命氣息所感染。生命力的爆發雖有一定的破壞性但依舊是一種蓬勃的力量，田大榜以一種江湖匪性對抗著壓抑個體生命與自由的奴性，以一種野性的生命力量來對抗生存焦慮。我們民族原始而旺盛的生命力在這些充滿野性和生氣的土匪身上以一種更為顯性的、極致的形式表現出來。這種以“匪氣”為表征的湘西硬漢精神，這種血性不羈的民族精神與曠達的生命自由意志，既是對此前《水滸》《三俠五義》等眾多俠義小說英雄好漢的傳統承續，又在莫言筆下山東高密鄉的余占鰲身上得到了精神呼應。可以說，生活在“烏龍山”下的這些土匪們的生命是高昂的斗志、堅韌的毅力、怒放的生命，是沒有被文明化、工具化、符號化亦或者是異化的生命。他們身上的“匪氣”又何嘗不是一種力求回歸自然，皈依生命的本真？這種本真受時代大潮所裹挾，作為具象的生命個體，這樣的人遇到賀龍就成了紅軍，適逢抗美援朝，他們就成了時代英雄。包括有著“土匪”身份卻獲得一等功臣的金珍彪在內的一萬多名湘西“土匪”入朝參戰屢立戰功成為“另類英雄”就是很好的證明，10這也是水運憲用堅定的反叛精神和超前的人文意識對“土匪”正名得到現實支撐的價值所在。

四、形而下的關懷與形而上的叩問

生命意義的建構異常曲折，生命只有在苦難中反復磨煉，才能日臻成熟。中國的哲學，無論是儒家修身之說，還是湖湘文化的經世致用，都具有極強的實踐性。受此影響，中國主流文學秉承“文以載道”與“為民代言”的敘事傳統。而哲學與文學交融的結果便是文學的哲學化，哲學的文學化。林崗也在《什么是偉大的文學》中談到，“天才的作家總是在不經意之間就在文本的具體的、形而下層與普遍的、形而上層之間搭建了絕妙的隱喻關系”11。

水運憲的《禍起蕭墻》與《雷暴》都是帶有悲劇意蘊的小說。如果說《禍起蕭墻》的悲劇主要是外在的，那么《雷暴》的悲劇主要是內在的，這種內在式的心靈悲劇比外部形態的悲劇也許具有更高的審美價值。在面臨時代變革與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像羅明艷這樣的知識分子卻只能在平庸的事務中耗費年華，雖不甘忍受，卻只能徒勞掙扎。她的自卑，是來自于對周圍環境的清醒認識；她的悲劇，則來自于個人力量在集體意志面前的無能為力，這種無助感與無力感使她在無可奈何的生存困境中無法完成自我救贖，最后只能從一段婚姻悲劇中走向另一段愛情的不幸，繼而陷入個人悲劇的漩渦。在羅明艷個人悲劇的背后隱含了水運憲對于那個特殊時代下婦女群體悲劇性宿命的審思，即婦女的“高知”身份能否促使其沖破世俗的藩籬而實現自救？水運憲這種對人之價值的思考使得羅明艷的個人悲劇具有了形而上學的意義。

在《雷暴》《禍起蕭墻》《莊嚴的欲望》或《無雙軼事》中，水運憲所敘述的故事表面上只屬于這些故事中的人物，實際上是關于這個時代的，是集體的，也是他自己的故事。水運憲絲毫不掩飾自己對于生命思考過程中所感到的迷茫。他窺探到生命的真諦：沒有純粹的生命，更沒有純粹的意義，生命的意義是由人性的美好與丑陋、社會的光明與黑暗共同構成。

這種形而下的關懷與形而上的叩問亦在水運憲的政治關懷小說中有所體現，誠然，于水運憲而言，“官場”抑或是“官場下的人物”都是他對于“人”進行形而上思考的一形而下的場域，其小說形而上的哲學意蘊與水運憲擅長用存在主義的眼光去塑造人物、結構文本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2012年推出的中篇小說《無雙軼事》敘事落拓不羈，語言詼諧潑辣，特別是對人物內心那種不安感和荒誕感的處理顯示出某種反諷的或黑色幽默的意味。12水運憲曾這樣說道：“詼諧或調侃中，暗藏機鋒。”如此來看，與其說水運憲的作品很少側重于文本的形式層面，不如說他更側重于表達一種世界觀，表達對生存的獨特感受。這樣看，水運憲的人物是立足于存在意義之上的主體，是具有形而上的哲思意味的主體。

從表象上來看，小說《無雙軼事》具有很強的戲劇性，“紙條迷蹤事件”充滿了各種反轉與再反轉，看似故事沖突交織的背后隱藏的則是現實生命中各種“偶然”事件的發生。水運憲對于人之存在的深思落腳在他對于“偶然性”事件的書寫，而與“偶然性”事件相一致的是整部小說充滿了強烈的懷疑品格和諷刺意味。整個故事又在主人公單無雙（小說敘事中常常去掉他的姓）不停的懷疑與不斷的追問中展開推進，“懷疑”與“追問”代表兩種不同的力量，單無雙在兩種力量對碰中認識世界、建構自我。可以說推動故事發展的敘事動力就是單無雙的懷疑理性，敘事線則是在單無雙的懷疑理性與現實理性的沖突與消解中展開。“丟失的紙條”這一象征性物件也建構了單無雙的“鏡像世界”。他每一次反觀內心的另一個自我時，都要加上反諷和嘲弄式的語氣，讓單無雙這個知識分子的內心活動史有了一種“自我解構”的精神態勢。隨著主人公的不斷猜疑與消疑，事件的真相也一再延宕與發生意外，水運憲無意于懸念的設置與敘事的迂回，而更多地著眼于挖掘人/事之下的不為人知的隱秘角落。這樣的敘事邏輯與拉康筆下“被竊的信”似乎有異曲同工之趣，這一小小的紙條也變成拉康筆下那“漂浮的能指”13。與“被竊的信”所不同的是，單無雙的紙條的傳播路線則是存在于單無雙的自我的懷疑與想象之中，所描繪的不是單無雙的欲望圖式而是想象圖式。在拉康關于“被竊的信”的理論中，“漂浮的能指”所構成的能指鏈雖不表征任何東西，但是卻構成了一個意義生產的語境，但是在《無雙軼事》中，丟失的紙條所構成的能指鏈則形成了單無雙的生存語境：我們的活著就是一種漂浮在表面形式上縫合起各種想象和象征性碎片的癥候，這是水運憲所描述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輕。

縱觀水運憲的小說創作，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作品流露出生活的疼痛與顫栗的力量，使文學湘軍原本十分優秀的敘事技巧更加瑰麗多姿。他以敏銳而熱情的眼光發現了人類良心的種種陰暗，并以古典的火焰表達了我們這個時代中生命的悲劇性體驗。

[本文為202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后期資助項目“中國新時期文學道路選擇研究”（項目編號：20JHQ042）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水運憲談創作的真實性與真實感，中國作家網，http://www.fxjt168.com/news/2015/2015-10-27/256393.html。

2陳曉明：《表意的焦慮》，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年版，第 369 頁。

3劉再復：《怎樣讀文學——文學慧悟十八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35-37頁。

4中國圖書網，http://www.bookschina.com/6322635.htm。

5水運憲：《烏龍山剿匪記》，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3頁。

6王蒙：《不奴隸，毋寧死？》，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頁。

7[美]理查德?J. 伯恩斯坦: 《根本惡》，王欽、朱康譯，譯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95頁。

8沈從文：《湘西?苗民問題》，《沈從文散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87頁。

9 [捷克]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董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頁。

10佚名：《最后的湘西土匪：為求生路苦戰于朝鮮》，https://www.sohu.com/a/285403138_580600。

11林崗：《什么是偉大的文學》，《小說評論》2016年第1期。

12水運憲：《無雙軼事》，《芳草》2012年第6期，入選《小說選刊》2013年第1期。

13黃作：《漂浮的能指：拉康與當代法國哲學》，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32頁。

[作者單位：中南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