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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論文提出“創傷動力學”的概念，以須一瓜長篇新作《致新年快樂》為例，分析小說以“創傷”為人物設定行為動機的寫作策略。小說通過對三個主要人物設置創傷，從而塑造了急公好義又各有缺陷的主人公群像，并對小說的結局預設了合理性。最終，論文從作家近年創作的《太陽黑子》《五月與阿德》《白口罩》中梳理出“創傷動力學”譜系，對須一瓜的“人性”書寫路徑進行評價。

關鍵詞：《致新年快樂》 須一瓜 創傷 動力學

在許多批評家眼中，小說家須一瓜以擅長描寫人性而聞名。孟繁華說：“須一瓜的興趣不是停留在對案件的偵破上，不是用極端化的方式沒有限制地夸大了這個題材的大眾文學元素，而是深入到罪犯犯案之后的心理以及在心理支配下的救贖生活。”1梁鴻觀察到：“它們對生活的內部有一個特別細致的人性鋪陳，里面有矛盾，有人性的掙扎，略微有現代主義的色彩，不單單著眼于現實的場景，而是把現實場景抽象為更為普遍的人性的法則，包括人與人之間的荒誕存在。”2比如《太陽黑子》作為典型的“須一瓜式作品”，從命名就能聯想到對人性的比附——人性猶如太陽，既光耀奪目，又有著黑子。3我們不妨認為，從《淡綠色的月亮》《蛇宮》開始，一直到《太陽黑子》《雙眼臺風》《五月與阿德》和2020年新作《致新年快樂》，須一瓜最大多數的作品主要圍繞“普遍的人性的法則”展開。

倘若我們遵循“人性”的坐標系進一步挖掘，就會發現其實“人性”是復數的，看似絕對的“人性”是可以相對化的。“文學是人學”——從高爾基這一命題出發，無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鼓吹的“人的文學”，或者是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盛行的“人民的文學”，所有文學都包含在特定歷史情境限定下對特定的人的斷想。這樣看來，對須一瓜的探討僅僅貼上“人性”的標簽是不夠的。她對于“人性”有怎樣的見解與偏好，她對于“人性”習慣的呈現方式如何，以及這種見解與呈現將多大程度牽引更大的理論與現實能量——這才是批評家需要進一步追問的。

須一瓜經過多年創作的實踐，已形成一套她自有的對于“人性”的呈現方式。這套呈現方式往往依賴一個特殊動力內核來展開，即人物的創傷。人物時刻被早年的創傷所籠罩，因此行走在光明與黑暗的交叉地帶，性格當中包含著跳脫日常生活邏輯的例外狀況。小說利用創傷造成人物行為的驅動力，讓人物展開既偏激而又合理的行動，從而形成別具一格的藝術韻致。本文謹以2020年長篇新作《致新年快樂》4為中心并兼及其他近年作品，對于這一創傷動力學的內在機理做一番考察。

一、《致新年快樂》里的表層性格與核心性格

《致新年快樂》講述一群熱心市民“替天行道”，自愿幫助警察抓捕犯罪分子的故事。小說敘事輕快戲謔，節奏歡脫奔放，“志愿反扒大隊”的諸多行止，讓人啼笑皆非又瞠目結舌，讓人熱血沸騰又扼腕嘆息。小說空間以世紀之交的東南海濱城市廈門為藍本。原屬蘆塘鎮的經濟開發區聳立起一座“新年快樂工藝品廠”。在商業巨富的父親支持下，富二代老板成吉漢衣食無憂，卻有一個瘸了腿的風一般的夢想——他渴望正義。在他周圍，集結了一批同樣“高貴而愚蠢”的熱血群眾：其中有經驗豐富的前警察猞猁、女扮男裝的飛刀好手邊不亮、迷戀權威而時常掉鏈子的鄭貴了、鄭富了兄弟以及潑辣仗義的工廠廚娘阿四。經濟開發區坐落于水庫，三教九流雜居，城鄉接合部治安事件層出不窮，派出所警力捉襟見肘。在老板成吉漢的理想主義推動下，新年快樂工藝品廠保安隊成為一支越發“正規化”的民間治安大隊，從化解幼兒園危機到解救被拐兒童，最終升格到阻止一場銀行大劫案，走向亢奮的失控狀態。每個保安隊成員的身世背景、性情欲望也在情節展開中逐漸浮出水面，這一團亢奮向上的火焰越燒越旺，并走到其生命輝煌的盡頭。整部長篇也最終走向了某種必然的有意為之的失控。

故事以成吉漢的妹妹“我”來敘述。這個敘述者的設置是巧妙的——作為妹妹，既合理保留了對主角成吉漢的“知情權”，又在保留了通過關鍵信息缺失或提前透露來制造懸念的可能。同時，“我”作為父親的商業伙伴與真正繼承人，與哥哥成吉漢拉開認知上的距離，又保留了對成吉漢及整個新年快樂保安隊的距離感和優越感，便于形成輕松歡快的語調。

小說結構也頗為整飭。小說前6章安排各位人物次第登場。第1章以妹妹視角追述成吉漢的童年，他不同尋常的童年經歷形成的“英雄情結”，構成全書的基礎。第2章以幼兒園危機整體展示保安隊群像。第3章借勇救輕生婦女，將猞猁（林弈）展示給讀者。第4-6章繼續以意外插曲的形式依次引出邊不亮、鄭氏兄弟和廚娘阿四。從第7章開始恢復主線情節的敘述，伴隨破獲摩托飛車搶劫案，之后是幾幕較大的高潮：眾人掛彩的公車反扒、意外救下被拐兒童、代表警察慰問敬老院以及最終導致猞猁喪生的銀行大劫案。

從人物設計的角度看，這部小說也富有“現代”氣息。在19世紀經典現實主義小說中，介紹人物的方式往往是一段外貌的描寫，再給出一段性格上的概述，例如喬治?艾略特的《米德爾馬契》或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等。戴維?洛奇說：“現代小說家通常傾向讓人物的細節信息慢慢地、通過多變的行為與話語浮現出來”。5換句話說，更多在事件中過程性地“展示”人物而非以敘述者評論中直接地“概述”人物，成為現代小說的標志。在《致新年快樂》中，須一瓜在三位主要人物（成吉漢、猞猁、邊不亮）出場時，以“偶發事件”的形式來展示其形象與性格。成吉漢出場于第1章，其正義感的來源，以其童年的“橄欖綠上衣”事件進行展示。猞猁正式出場在第3章，在跳水輕生婦女的救援行動中，他不僅救了輕生婦女，還救了心急救人卻因毫無經驗而溺水的老板成吉漢。邊不亮出現于第4章，她因為被扒手行竊而心急追兇，誰知與車技不佳的成吉漢撞到了一起。天真爛漫、冷靜城府與急躁冒進，是我們對成吉漢、猞猁與邊不亮的第一印象。

小說并未一次性窮盡人物的性格。在“初登場”的事件中，人物只是展露了表層性格，而核心性格留待危機時才會顯露，否則主要人物必顯扁平。好萊塢編劇家麥基的論述放在這里非常合適——“人物性格真相在人處于壓力之下做出選擇時得到揭示——壓力越大，揭示越深，其選擇便越真實地體現了人物的本性。”6在主線情節的推進當中，成吉漢、猞猁、邊不亮的暗面也逐漸顯露。成吉漢對音樂的癡迷、猞猁對警察身份的懷念與邊不亮對懲戒惡人的執念，這些激進的核心性格，在壓力環境中得到充分激發，并如萬有引力一般帶偏正義的行動，走向最終的瘋狂。

如果說，這些人物激進的核心性格將導致這幫正義群眾的行為失控，那么小說家必須解釋這些性格的來歷，否則情節可信度就會遭到質疑。好萊塢電影講究邏輯自洽，“經典設計是指圍繞一個主動主人公構建的故事，主人公為了追求自己的欲望，與主要來自外界的對抗力量進行抗爭，通過連續的時間、在一個連貫而具有因果關聯的虛構現實里，到達一個表現絕對、而變化不可逆的閉合式結局”7。在小說所關涉的“虛構現實”中做到“連貫而具有因果關聯”，才是可信度的關鍵。須一瓜深明此理，她采取的處理方式則是，以人物早年的創傷對其行為背后的心理機制作出解釋。

二、成吉漢、邊不亮與猞猁的創傷性內核

某些小說中，姓名是解讀人物的密碼。“成吉漢”比起歷史人物成吉思汗，少了一個“思”，似乎暗指人物缺乏反思的沖動性格。在他的統攝下，全體人物/全書籠罩著一種樂觀又瘋狂的危險氣息。小說對他的性格本源作了揭示——他從小遭受父親的壓抑，因為一件小警服而遭到父親的打罵；又被父親逼迫練習鋼琴，結果母親在父親堅持下開車帶他前去學琴，途中遭遇車禍去世。這兩個創傷性事件構成了他的復雜性格：因為母親逝世，他與父親同處于愧疚感的籠罩中。出于愧疚，父親縱容他在工藝品廠為所欲為。他則因為母親驟然去世而將痛苦轉嫁成為對父親的忤逆，加劇了對父親的反叛。出于對母親的懷戀，他將音樂當成自己生命中的頭等大事；又出于對父親打碎自己警察夢的憎恨，試圖通過“見義勇為”來完成補償。對母親的懷戀與對父親的反叛，是他對音樂與正義癡迷的背后根源。

小說潛在地借用精神分析理論來構造人物行為模式：個體由于童年創傷而形成造成心理能量的匯聚的“情結”（complex），在成年之后以過度補償的形式完成對創傷性事件的不斷回溯。拉康的欲望圖示顯示中，主體進入符號世界所失落的小客體a被永遠留在實在界——這就是主體所遭遇的創傷性事件。這一創傷性事件不斷對其產生的影響就是：主體在符號界不斷追尋的欲望客體，其實都是小客體a留下的幻影。由于欲望客體與小客體a并非同一，所以主體在符號界只能不斷追尋一個又一個欲望客體，一旦得手就興味索然，不斷尋找下一個欲望客體。8正因為小客體a永遠停留在符號界之外，主體在符號界之內的追尋將永無止境——所以對創傷的補償，是不斷且過度的。

成吉漢對音樂的熱愛，既瘋狂又高調。他既喜歡音樂，又喜歡“喜歡音樂”這一行為。一上任廠長，他就升級了所有的廣播系統，將全廠一百多個揚聲器全部更新，辦公室專門整出一間聽音室。“一進大門，我們就像進入一個透明的、無形的音樂廳。我們一行不知道是走在夕陽淺金色的天地間，還是成吉漢布置的不可名狀的奇異光輝中。在那音樂旋律里，在那小號引領的新年賀卡一樣的根據地，一切被音樂描繪得如天國一樣感人欲淚。”9顯然，音樂與正義一樣，只是他戀母心理的外在表現。

戀母與仇父結合在一起，音樂與正義如影隨形。每當主人公們行俠仗義歸來，小說文本總會配上輝煌的樂曲。在農貿市場口解決一起摩托車組合搶包案，保安隊付出多人掛彩的代價后返回廠區，成吉漢等人心潮澎湃、壯懷激烈。“忽地，新年快樂四周的白色柵欄內，大小燈齊放光明，維納斯噴泉狂飆。阿依達的超長小號在夜空穿云裂霧，連接天國。光輝而磅礴的音色，讓小小廠區，神跡般壯麗輝煌。是的，整個廠區，高分貝地響起了威爾第的《凱旋進行曲》。”10在行俠仗義的瞬間，成吉漢因為正義伸張而興奮，然而從更深層次看，是因為完成對父親的忤逆與母親的懷戀而感到滿足。

由于行為本質帶有錯位性質，他的行為變成了緣木求魚，走得越近，錯得越遠。在童年創傷的推動下，成吉漢的行為走向失控。猞猁在蜻蜓飯草的哀求下，決意幫助她弟弟小非洲走上正軌，挫敗他和賈語文搶劫銀行的計劃。這一行動的難度在于既要挫敗銀行劫案、把危險人物賈語文扭送公安機關，又要適可而止嚇跑小非洲，讓他置身事外。誰知劫匪竟然攜帶真槍，藏在肘腋之下，成吉漢主動駕車追擊，猞猁喪失了對成吉漢的制約。在文本走向終結處，正義與音樂給小說以及成吉漢帶來了不受控制的高潮。“在音樂中，所有的光影、人形、景致、顛覆與離心力感，飛逝的街道，遠方的山嵐霧氣，乃至抽象的事物，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在車行旋律中刷新、變形、升華，尤其是輔之以速度時，音樂絕對讓成吉漢腦漿沸騰，血液狂飆。”11音樂與正義是成吉漢的致幻劑。當猞猁試圖關閉音響時，成吉漢發出瘋狂的叫喊：“小號！小號！你滅了一支靈魂的小號！”成吉漢進入了自己想象的激情人生，沉醉于瘋狂，最終釀成車禍，導致猞猁的身亡。

當我們回溯成吉漢瘋狂行為的原因，不可避免地想到了他與父親的矛盾關系以及對母親的懷戀。正是創傷構成了人物的欲望，從而推動了其行為——小說對于“創傷動力學”的使用并不僅在于成吉漢一個人物。第二個人物是邊不亮。相對而言，邊不亮的形象更傳奇也更單面一些。

小說的敘述者認為，邊不亮的加入改變了保安大隊行為的意義——因為她的行俠仗義超出了個人私欲，而帶有公共正義的性質。然而當我們回溯邊不亮的過往卻發現并不盡然。邊不亮女扮男裝加入保安隊，源于童年所遭受的暴力。“邊不亮”這一姓名寓意著背后的黑暗。她出身農村，父親因為腰傷從貨車司機崗位退休務農。小說明確點出這一家苦難的癥結在于邊不亮的母親。母親嗜賭如命，邊不亮出事的原因就在于母親擅自把全家唯一的自行車借給牌友，導致中學時的邊不亮只能走路回家而遭到路人強暴。而后父親與弟弟堅持騎車去接邊不亮，卻因雨天路滑發生車禍，弟弟身亡。父親不久在給邊不亮留下錢款和一把彈簧刀后自殺。賭徒母親則卷走這貧困之家賴以生存的救命錢，不告而別。對此，邊不亮的心理在小說中處理得相當快速，甚至有些過于流暢。“必須要有人代表所有的壞人——接我的刀！”邊不亮對正義的執念，既源于自己童年遭遇的性暴力，更源于背后對母親的仇恨。“讀不了書之后，我最想做的是，找到她，找到那個叫母親的女人，我親手殺了她！為了我們這個家，為了爸爸為了弟弟，為了我自己。”12由此，邊不亮女扮男裝加入正義大軍，隱藏女兒身，帶著父親留下的彈簧刀踏上復仇之路。

小說中最接近悲劇英雄的是猞猁。他出身閩西小城，父親早逝，母親是當地英語老師，他英文能力極佳，名校畢業后擔任警察。前途原本一片光明，派駐國外前夕在KTV與兩位啤酒推銷小姐發生糾紛，醉后陰差陽錯之下造成襲警、猥褻等事實，從警隊除名。猞猁走投無路，淪為成吉漢的保鏢與保安大隊真正的靈魂人物，為這一支業余隊伍不斷規劃航向，并護航到其生命終點。在私人生活方面，為了自保而參與誣告猞猁的啤酒小姐蜻蜓飯草，因為愧疚而找上猞猁，卻與猞猁彼此墜入愛河，并將他拖入自己弟弟小非洲的搶劫事件之中。看來，他就像一個被死亡驅力（death drive）所控制的主體，天然地被種種致命的危險所誘惑著；又像一個命運與性格主宰的英雄人物，不可避免地最終走向深淵。猞猁的悲劇源于當警察時的醉后失態，此后境遇一落千丈。“好人的過失”造成了他“受難”的結局，引發觀眾對他的“憐憫”與“惋惜”13。

我們還能發現，因過失造成母親逝世——這一創傷性事件對猞猁行為的推動。事變之后，體弱多病的母親與他陷入冷戰，又在半年后中風離世。“他在那個補課小黑板上，用英語，給母親寫了滿滿一黑板的話，然后澆上汽油隨母親衣物一起燒了。”14母親的離世讓他深深愧疚，與蜻蜓飯草的戀愛又加劇了他對母親的愧疚。他通過行俠仗義，想象性地恢復自己的“警察”身份，緩解對母親的愧疚。

須一瓜以其敏銳的目光，透射人性幽微之處，以“創傷”支撐了這三個主要人物的行為邏輯，形成了整個文本的內在動力學結構。這些人物之外，從鄭富了、鄭貴了到廚娘阿四這些人物由于并未被賦予創傷性內核，人物面目更為模糊，居于舞臺的邊緣位置。

三、“創傷動力學”的譜系：從《太陽黑子》到《白口罩》

縱覽須一瓜2010年以后的長篇小說，在創傷動力學的名義之下，我們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譜系。

長篇小說《太陽黑子》15講述三位主人公陳比覺、辛小豐、楊自道年輕時因為沖動犯罪殺死一家五口，流竄到城市隱姓埋名十多年，并收養棄嬰“尾巴”的故事。小女孩“尾巴”極具癥候性：她出生日期剛好是他們三人犯下滔天大罪的日子，由此小女孩“尾巴”變成了他們救贖的希望，也成為他們身份暴露的“尾巴”。為了不斷贖罪，他們為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尾巴”尋醫問藥。“尾巴”的先天性心臟病，正是三個人的“心病”——滅門慘案的慘烈圖景在他們心頭時刻縈繞，成為他們生命中的創傷性事件。在滅門——創傷性事件的推動下，他們不斷懺悔、贖罪，而這樣的懺悔與贖罪顯然又于事無補，唯有死刑的來臨能讓這一創傷結束。

長篇小說《五月與阿德》16是關于“身體”的敘事，更是一個關于“創傷與創傷之后”的敘事。故事講述鄉村姑娘、身懷脊柱側彎的五月進城之旅。她童年遭遇山貨客的誘騙與侵害，進城后在絲絲美美發店和東方之珠足浴城上班，并結識了從儀仗隊退休的阿德，而后住進對方家里并在他的規訓下成長、結婚生子，最后跳樓身亡。兩個主人公各有其傷。五月因為童年創傷而渴望城市。阿德入伍時曾因自己的輕度羅圈腿而自卑，后刻苦矯正加入儀仗隊，又因為腰傷喪失了男性功能。在這樣的創傷下，他通過規訓五月完成自我男性力量的想象性恢復。

描繪放射性裝置遺失從而引發全城“疫情”恐慌的長篇小說《白口罩》，可以視為《致新年快樂》的影子小說，也是后者的深入版與放大版。小說以明城一起不明來歷的兇猛疫情為肇始，以正義、沖動而又脆弱的女記者小麥為敘述者，描繪了康朝為首的精衛民間救援隊的困境與壯舉。不明怪病來襲，各種傳言如甲流、禽流感、毒氣泄漏等紛至沓來，全城陷入一片恐慌，滿城盡戴白口罩。女記者小麥為救援隊首領、瀟灑不羈的康朝所吸引，并深入救援隊的內部。康朝在全城疫情之時執行著自己的前妻——明城副市長向京的秘密搜尋任務。為了救援隊的身份與資金，康朝與前妻向京做了交易。而肺癌晚期的向京為了明城的GDP，不得不隱瞞真相，對找尋任務的危險性秘而不宣，最終造成了康朝的死亡。小說抵達終點，康朝與向京幾乎同時不治身亡，真相大白——原來所謂“疫情”根源在于一個放射源的遺失。

《白口罩》17與《致新年快樂》的相似性不僅在于同以急公好義的民間組織為題材，而在于其內在的動力結構。《白口罩》同樣以音樂為重要的文本裝置。“他們最喜歡在激越的小號中，奔赴危機和急難。……小號讓大家容易感到，靠近光、向著光出發。”這樣的音樂，自然是靈魂人物康朝的最愛。小麥敏銳地覺察，他其實是不斷在這樣激越的旋律中，汲取能量與人造的激情。音樂似乎象征著康朝蓬勃的精神力量。小說原文中，康朝認為小麥的“內在力量不夠”，那么他的內在力量源于何處？他與前妻向京貌合神離，與救援隊的女孩兜兜有了感情。在被前妻捉奸后，女孩兜兜毅然出走。或許出于自尊、猶豫或對愛情的不確定等原因，他并未挽留前往大西北支援的兜兜。女孩兜兜隨即在賑濟雪災時車禍身亡。女孩兜兜的死對于他是一個創傷性事件，圍繞這一事件，形成了他的“內在力量”。創傷使主體不斷以各種形式回到創傷現場，他更加義無反顧投入救援，既是追懷女友，又帶有贖罪的意味。從那一刻起，他的狀態更加“向死而生”，也果然在搜尋放射源的過程中獲得精神解脫。

由此我們發現，須一瓜近期長篇小說中的人性，既復雜又有跡可循。小說以社會新聞、法律卷宗為素材，主人公往往“急公好義”，以執拗的人格追求理想性的“共同善”，從而形成小說奇崛的走勢。在小說主線情節之外，我們往往能夠發現一條“創傷-補償”的隱藏模式。非常人，行非常事。借助慘烈的創傷，形成人物特立獨行的形象和持續不斷的性格內驅力——這或許就是須一瓜長篇小說的內在發動機。

須一瓜或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長篇小說《別人》18與“創傷動力學”的關系最遠，也最為微妙。小說通過女記者龐貝的視角去直面食品安全、醫患矛盾、言論自由、信任危機、金錢至上等諸多問題。與《致新年快樂》一樣，主人公也是一個“高貴的傻瓜”。在報業危機背景下，《日子報》喜歡酗酒的女記者龐貝被啟用為“食品安全報道組”成員，一大批食品安全問題浮出水面。由于觸怒官商利益集團，阻力日益增大，政府監管部門不作為又官官相護，報社深受政治與市場意識形態鉗制。女記者與《日子報》的關注點隨即轉到醫療衛生領域，醫療黑幕被曝光出來——公立的酉州醫院巧立名目進行創收，私立的尚仁醫院對無辜群眾惡意騙診。小說更深層的意蘊在于揭露當代社會的精神疾患：個體異化為冷漠割裂的唯我論的存在狀態，與主體構成息息相關的他者也淪為單方面為我所用、為我所取的“別人”。小說中，關于靈魂人物女記者龐貝“溢美之詞很多，諸如：才情蓋世，不可收買的毒蛇，酉州報業不可復制的名片；同樣的，她的名字是和醉酒放蕩、自由散漫、漠視規矩聯系在一起的”。然而，“龐貝是天生沒有安全感的人，她的笑意，實質是對人、對環境的習慣性討好”。同事“小名達娃”曝光完黑心4S店后即遭車禍，同車的記者段愷心車禍后銳氣全失、形同廢人，記者的生活與危險、壓力步步相隨，戰友伙伴或離世或離開。長期精神壓力讓龐貝有了酗酒的問題，酒后的她才能意氣風發、神采飛揚，從一次次打擊當中恢復。小說并沒有過多講述龐貝的個人史，她的過往也隱藏暗處，但我們或可以“酗酒”為癥候，間接推斷出她的精神創傷。

更進一步追問，我們該如何理解一個人物超出普通人的“激情”。這種對于“公義”執念如何在自我經驗的土壤當中扎根？在得到小說家給我們的答案之后，我們是否還能追問一句——對于共同體、共同善的追求是否必然需要經由“創傷”事件才能與個人內在形成緊密結合？為什么必須是“非常人”才能做到這樣的“義薄云天”？除去對于創傷性人格的想象，在當代中國我們還能否設想一種更完整、更溫和，也更具有集體視野的“常人”，去肩負本由須一瓜小說主人公們去承擔的道義關懷？

“創傷動力學”意味著對情節、故事的高度追求，然而這并不是須一瓜的全貌。小說家在都市書寫中固然形成了相對穩定和成熟的模式，我們卻并不應對那些不太具有“須一瓜式”特色的作品視若無睹。小說家自己也在試圖擺脫“路徑依賴”，例如短篇《小學生黃博浩文檔選》以對話體的方式、歡脫的敘事聲音完成對小學生生活的狀態描述，而近作《灰鯨》則在“灰鯨”的理想象征之外，入木三分地描畫出了中年夫婦的“疲倦感”。拋棄了對奇崛的追求、對尾條新聞和創傷性人格的熟練使用，這位擅長“故事”的作家還留下了許多對于“狀態”的書寫：對普通生命不同階段的現象學描述。我們有理由期待，須一瓜在“非常人”之外再添“常人”形象，對“人性”有更深刻通透的開掘。

注釋：

1 孟繁華：《都市深處的魔咒與魅力——評須一瓜的小說創作》，《時代文學》（上半月）2013年第9期。

2 須一瓜、梁鴻：《尊重人性的復雜，是社會成熟的表現——關于須一瓜長篇小說〈雙眼臺風〉的談話》，《北京日報》，2018年9月13日。

3 申霞艷強調：“案件、卷宗只是她的橋梁，她的目的地仍在寸心，在欲望的多與靈魂的深。”見申霞艷《人生就在這黑暗和光芒之間搖曳》，《中華讀書報》2019年4月10日。

4 《致新年快樂》首發于《收獲》長篇專號2020年春卷，并由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

5 [英]戴維?洛奇：《小說藝術》，盧麗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頁。

6 7 [美]羅伯特?麥基：《故事：材質?結構?風格和銀幕制作的原理》，周鐵東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44頁。

8 居飛：《拉康的客體小a：自身差異的客體》，《世界哲學》2013年第6期。

9 10 11 12 14 須一瓜：《致新年快樂》，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11、65、231、143、173頁。

13 “這種惋惜感在悲劇憐憫情感中占主要地位。不管你叫它‘憐憫’或者‘悲觀’或者別的什么名字，它在大多數偉大悲劇里都是存在的。”參見朱光潛《悲劇心理學》，張隆溪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頁。

15 《太陽黑子》由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年出版。

16 《五月與阿德》，發表于《收獲》2019年長篇專號（秋卷）。

17 《白口罩》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出版。

18 《別人》由作家出版社2016年出版。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