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要：人類因內在地具有知識內涵的勞動而與動物區別開來，而實踐活動中有意識的知識內涵越是增長就越是屬人的活動。如果人類社會的發展和變化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那么生產力的發展往往體現在生產力所反映的知識形態上。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越是在知識生產上處于領先地位，這個民族、這個國家就越是走在世界歷史的前列。人類知識形態經歷了從經驗形態到分科的原理形態知識，再從原理形態發展到在信息技術平臺上形成的差異化或交疊形態的知識。中國在經驗形態知識的時代處于領先地位，卻因原理形態知識的落后而相對衰落，所以中國應該抓住新形態知識轉換的歷史時機迎頭趕上，力爭再次成為世界創新國家。這就要求人們審時度勢，分析影響創新的不利因素，營造有利于創新的文化氛圍和人才培養機制。當然，中國也必須認識到自身制度優勢等有利條件，堅定走向世界創新國家前列的信心。只要中國堅持科技創新驅動和教育優先發展戰略，不斷擴大與世界各國的科技交流與合作，建立有利于創新人才成長的教育體系和培養機制，實現科技強國的目標是完全有可能的。

關鍵詞：知識形態 知識生產 科技創新 創新型國家 歷史邏輯

人類因內在地具有知識內涵的勞動而與動物區別開來，而實踐活動中有意識的知識內涵越是增長就越是“屬人”的活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越是在生產技術活動中的知識生產上處于領先地位，那么這個民族、這個國家就越是走在世界歷史進程的前列。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不僅是物質樣態的變化，而且是人類意識中把握了的知識狀態的變化。人類社會物質樣態和知識狀態的變化，統一在人類的實踐創造和知識探索活動之中。盡管人類社會的物質樣態的變化是意識中知識狀態變化的基礎和原因，然而意識中知識的發展往往是人類社會物質發展最積極的動力和關鍵。由此，理解當代中國的發展，也可以從知識生產的視角加以考察。目前，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正在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百年夙愿。回溯人類歷史可知，世界格局的改變必定是不同文明不同國家之間錯綜復雜的相互碰撞、相互競爭、相互學習與借鑒的過程。決定競爭歷史性面貌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但根據唯物史觀，從根本上說決定性的因素是經濟實力，決定經濟綜合實力的關鍵是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而生產力發展水平往往是由知識生產的水平和能力決定的。毋庸諱言，目前在整體水平上中國的知識生產能力仍然落后于歐美發達國家，這主要表現為：基礎理論研究不足，許多關鍵技術仍然成為“卡脖子”的“瓶頸”問題。但是，這并不是說中國會永遠落后下去，沒有趕超西方的可能性。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用了短短幾十年的時間，不僅在制造業方面迅速趕了上來，而且也成功地縮小了在知識生產方面與歐美的差距，因而我們應該有足夠的自信超越當前知識生產的“跟跑”地位，成為更具自主創新能力的國度。

一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歲月的洗禮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探索，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并且迅速趕上了世界發展的潮流。中國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在工業生產或制造業方面的超越令人驚嘆，與此同時知識生產方面的追趕也是非常突出的。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內，經過全國人民的艱苦努力，中國已經從一個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成長為第一大制造業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與此同時，中國的科學技術和學術研究也有了長足的進展，進入了一個逐漸加速發展的嶄新階段。盡管中國的知識生產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短短幾十年的追趕速度還是應該得到充分肯定的。發展就是速度的比拼，同樣時間內有更高的速度，也就有了更大的競爭力，而決定發展速度的關鍵就是知識和技術創新的能力。總之，中國在知識生產和技術創新方面的落后是歷史的、相對的、暫時的，因而也是可以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加以改變的。

中國是文明古國，在知識生產、技術創新和文化上曾經對人類文明作過很大的貢獻，但是在近代我們卻落伍了。外敵的入侵和列強的欺凌當然是中國近代以來衰落的原因之一。但是，從根本上說，中國近代以來的衰落是知識生產方面的落后造成的。在任何時代，知識都是“力量”；知識雖然來源于實踐、來源于生產，但知識上的新進展必定推動生產實踐能力的躍升。知識是思想觀念中把握了的世界，當這種觀念外化為改造世界的力量就表現為科學技術，當這種觀念外化為改造社會的力量就表現為社會管理的理念和政策。知識和社會實踐之間是相互促進的。社會實踐是知識的源泉和基礎，知識的進步又促進人類實踐能力的提升。

既然知識是思想觀念中把握了的世界，而思想觀念對世界的把握就必然是基于認識水平的簡化的圖景。思想觀念把握世界，就是基于一定時代的認識水平去表達這個世界。因此，知識力求與客觀世界達成同一，不過卻是在歷史有限的視域中達成的同一性；客觀世界的許多屬性，不可能被完全地把握在思想觀念之中。這就是認識的矛盾之所在。正是這種矛盾的存在和不斷被克服，成為知識進步的持續動力。由此，不同時代的知識形態既存在著連續性，也存在著差異性。后出現的知識往往是在原有知識基礎上的發展，因而必定保留過去知識的內容；先出現的知識以要素或片段的方式，必定包含后來知識的萌芽或雛形。無論如何，在一段歷史時期特定的知識范式就讓這個時期的知識在形態上具有更多的共同性，而不同歷史時期的知識就在形態上有一定的差異性。

在農耕文明或自然經濟時代，知識主要表現為“經驗形態”的知識，人們往往只是在感官所能夠觸及的層次上去把握世界，因而其把握的世界往往又是基于人們生活所及的境遇之中的世界。說這個階段是經驗形態的知識，不是說這個階段沒有理論，而是說這種理論往往是基于經驗、以經驗猜測為主，理論的表達也更具感性。如中國金木水火土五行理論，古希臘“水”“氣”“火”為萬物“始基”的理論。除了古代哲學，更多的知識應該是生產與生活知識，這部分知識更是體現為經驗形態的。不過，經驗的多樣性和知識的同一性本身就存在矛盾，這個矛盾之間的張力就成為知識理論發展的內在動力。不過，在古代，知識與客觀世界的“同一性”體現為對特定經驗范圍內的同一性。回顧歷史，特別強調“經世致用”的中國在經驗形態的知識階段保持了領先地位，因為這更符合這個階段知識形態的范式。

與此同時，知識的進步在世界歷史中具有不平衡性。我們必須認識到，西方并非一直在知識上保持領先地位，反而曾經在歷史上長期處于落后狀態。在公元1500年之前，西方在知識生產方面一直明顯落后于東方世界。公元10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馬蘇第談到歐洲人特別是現在所說的西歐人時，不無輕蔑地寫道：歐洲人“身材高大、本性粗獷、舉止粗魯、理解遲鈍、話語沉悶……越往北，人就越愚笨、粗獷和野蠻。”另一個阿拉伯學者賽義德·伊本·艾哈邁德，在1068年寫的民族類別問題的書中，甚至認為北歐人“沒有發展出科學，與其說他們是人，不如說他們是動物……他們沒有敏銳的理解力和清晰的頭腦”。按照現在的價值觀而言，這些阿拉伯人的種族歧視觀點顯然是不正確的，但是他們對歐洲知識發展狀態的判斷卻是基本符合當時的世界知識地圖的。由此可知，在經驗形態知識占主導地位的時代，知識生產的中心處于東亞、西亞及中東等地區，當時的西歐則是明顯落后的地區。

所謂“經驗形態的知識”有三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基于感覺經驗所限學習效率低，必須靠歲月的積累來發展，人必須在日常的生活或勞動中摸索生產技能和相關知識；二是基于特殊的生活境遇而體現為普遍性不足，耕種田地的，不了解捕魚技術；學木工的不熟悉鐵匠的路數，如此等等；三是經驗知識的傳遞往往是分散的，不具有規模效應，也缺乏聚集效應。過去，中國的技術也被某些學者概括為“意會而難言的技術”，如“悟性技術形態在我國傳統技術發展中有極為豐富的體現。……《莊子》中記述了工匠輪扁談制造車輪的訣竅，講的是‘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這種‘口不能言’的技能性知識，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看火候’、‘把握分寸’、掌握好‘度’，它是很難明確用量化方法加以規定的”。這就是說，“悟性技術的難言性或意會性因人而異，因事而異，不同的認識主體有不同的理解”。經驗形態的知識既然是經驗的和特殊的，因此必須靠特殊的生活和實踐活動的經歷來獲得。過去，人們往往窮其一生學門手藝或技藝，并且靠此安身立命、養家糊口。鑒于古代社會發展相對緩慢，人們只要學到一門手藝也就能夠在有生之年獲得自己在社會職場上的地位，并且以此立身、以此為本、以此為生、以此為榮。顯然，在古代很少有人體驗到現代社會的結構性失業現象。

當然，在經驗形態的知識中，不是沒有理論，而是這種理論是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直覺或猜測而已。經驗形態的知識也不是沒有量的規定，木工、瓦工顯然都有自己有關“繩墨”或“尺寸”的規定，但是這種量化往往局限在自己的獨特行業之中，而不是可以應用在不同物體上量的規定性。在古代，相對孤立的國家以及相對分散的行業中，知識傳播比較緩慢，因此也往往無法進行更具普遍性的量化；而且每個匠人有自己的體會和把握，從而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或“絕招”。由此，經驗形態的知識往往無法標準化，因而也就無法系統化。譬如，中醫就是如此，中醫也有一套理論，但這種理論仍然在總體上處于哲學層面，而沒有達到現代科學的范式要求：普遍性、量化、可重復性。中醫在本質上是經驗形態的知識，中醫的權威性是基于經驗積累而形成的，而不是基于對普遍知識的系統建構。就如張大寧提出的，“中醫學的實用價值就是有效，而且它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同時期的醫學進行比較之后，仍能顯示出它的優越性。中醫學之所以能流傳到今天，除了有完整的理論體系，另一個原因就是和西醫相比，它在療效上仍有獨特的優勢”。正因為中醫的理論不可能用現代科學的數據來進行普遍性驗證和說明，因此中醫就像樓宇烈所說，是一種“講究‘中正平和’”的“生命哲學”。或者說，中醫理論的基礎就是天人合一及自然與人體相互感應的理念，中醫在思想上是與中國傳統哲學相通的。

過去，中國的成功在于在經驗形態知識方面的領先，但問題是經驗形態知識方面的成功也讓中國人形成了對知識獲取的路徑依賴，成功成為一種“陷阱”，從而在某些方面限制了中國人的知識想象力。經驗形態知識下思想觀念與世界的同一性，是特定境遇中的感覺層次的同一性，這種同一性反而限制了人的普遍性視野。當人們用習慣的方法可以生存下去的時候，新知識、新技能的創新就難以實現突破。當然，在與西學接觸之前，中國的賢哲也一直在探索自然的法則，即“道”“理”“法”等。但是，總體而言，就如小島毅發現的，在“一般用近現代的眼光”評價為“宋代第一科學家”沈括的《夢溪筆談》中，就“充滿了從‘科學的’角度對自然界的探求”。但是，“這個探求的基礎，是與西洋近代思維相異的對‘自然之理’的信賴。自然界不是游離于人類之外的存在，不只是一個人類的觀察對象”。“宋代出現的各種技術革新……都是在與西洋近代科學完全不同的思維邏輯中出現的。其前提，是貫穿天人的‘理’的存在。”顯然，中國知識生產是人與“天”“地”或自然的互動中的經驗感受或領悟的結果，因而更接近自然哲學，而不是西學基于所謂客觀事實的邏輯假說的演繹過程，因而也就難以構成一種屬于現代科學的理論體系。知識生產大都基于經驗，因而中國過去的知識一般更多是經驗的歸納，而近代以來西學的特點往往是原理要超越經驗，變成一種知識原理的體系。

二

在中國人沉溺于經驗形態知識的時候，歐洲人卻從14世紀開始醞釀新知識的探索路徑，并且在17世紀終于實現了知識形態的革命性突破，這就是現代性的學科化和原理式的知識形態。我們可以稱之為“原理形態的知識”，即以普遍公式和系統推理構成的演繹體系表達的知識。“原理形態的知識”并不是反經驗的，而是在知識體系和知識形式上超越經驗的，這種知識打破或超出了特殊生活境遇的限制，讓觀念與世界的同一性擴展到不同境遇下的事物。作為原理形態知識的科學是非常重視和依賴經驗的，但其表現形態卻是超越經驗形態的。在這種形態的知識下，無論北方還是南方的物體都要服從同樣的力學原理，無論是什么植物都符合同樣的光合作用。原理超出了生活境遇，具有了超越特殊境遇的普遍性，境遇的不同也有了明確的數量規定性。經驗形態的知識是基于經驗且體現為經驗，而現代西方發展起來的“原理形態的知識”是基于經驗卻要超越經驗；經驗形態的知識是關于特殊境遇下量的尺度，原理形態的知識則要求超越特殊境遇的普遍的量化規定性。

所謂“原理形態的知識”是對經驗背后規律性的探索與把握，企圖尋找到不受具體經驗特殊性糾纏的普遍性原理，而這種探索精神與古希臘哲學家對絕對存在和邏各斯的探究是有某種歷史緣由的，甚至許多人也把目光投向基督教文化的特殊作用。但是根據唯物史觀，更重要的動力可能還是來自歐洲社會特殊的時代需求，即遠洋航行對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知識的迫切需求，以及伴隨著市場擴張、知識發展、生產工具完善、社會關系變化之間復雜互動而塑造的資本主義歷史過程。顯然，原理形態的知識并不是歐洲人頭腦中的先驗結構的產物，而是廣泛的社會活動的結果。西方在近代的崛起，顯然是知識形態變革和知識生產崛起的結果。問題在于，為什么西方能夠實現知識生產的崛起？而李約瑟之問則是：中國在古代有許多知識和技術的發現，為什么卻沒有實現在科學上的突破？很多學者都對這個問題進行過多方面的研究，我們只從與當下研究的主題相關看這個問題。

對于原理形態的知識在歐洲實現突破的問題，也有中國學者從中國文明與作為西方文化源頭的希臘—猶太文明的差異性找原因。但是，筆者認為，中國文化的經驗性特征是歷史的產物，而不是由文明類型決定的，說到底也不是中國人頭腦中先驗結構的產物；現代科學既不是西方人頭腦中先驗結構的產物，也不能將其歸結為文明類型的結果。現代科學只能是歷史發展境遇下特定條件的產物。譬如，有西方歷史學家也認為，現代科學在西方的興起，也許是西方人對上帝悖論式關系的產物。但是，他們更多是從歷史的和社會學的角度加以解釋，而這種解釋似乎比只從宗教因素去看更加有說服力。如彼得·沃森提出：“早期的大教堂并不只是用來做禮拜。經驗豐富的主教允許行會在此開會，也允許其他世俗會議在此舉行。……正是通過這種方式，大教堂也變成了學校。”作為更大的社會變化的組成部分，大教堂“不僅促進了學校的誕生，更推動它們發展為大學”。西方在大教堂和修道院的基礎上發展出大學，使知識生產成為集約式的制度，推進了知識的學科化。顯而易見，在歐洲，教堂扮演了某種知識交流平臺的角色，從而讓知識得以積累和系統化。越是系統性的知識，越需要經驗知識的聚集與不同知識解釋方法的碰撞與融通。原理形態的知識是以經驗形態的知識為基礎的，但是實現從經驗形態到原理形態的飛躍，需要經驗知識量的積累。與中國一直較為分散的知識積累不同，西方教會基礎上發展出來的現代大學的前身為西方的知識積累、學科化、系統化創造了穩定的制度性平臺。當然，只有量的積累也許還不能構成知識形態突破的充分條件，知識生產作為一種精神活動或思維活動，還需要主觀的條件。這個主觀條件就是中國等東方文化知識的傳播，如指南針、火藥等知識的傳入，更為直接的是當時處于領先地位的阿拉伯科學知識對歐洲的影響。另外，在這個時候，歐洲通過阿拉伯又重新發現了古代最具普遍性思考特征的亞里士多德哲學。因此，“更為重要的是，邏輯學隨著亞里士多德譯本的重新發現而重新抬頭”。亞里士多德哲學的理論性為原理形態的知識開辟了道路，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則既為科學表達準備了條件，也為科學探索注入了精神動力。“邏輯的根源是懷疑，因為在懷疑中產生辯證推理：論證、辯論、說服（這是科學的另一個基礎）。”為此，沃森還引用阿伯拉爾的話，“我們在懷疑中探索”，“在懷疑中感知真理”。基于修道院的歐洲大學的出現，再加上亞里士多德哲學的再發現，歐洲知識生產的新方式或知識形態上的突破已經具備了各方面的主要條件。當社會和時代發展需要新的知識時，新形態的知識就應運而生了。也就是說，在中世紀末期，歐洲交通要道上逐漸形成了一些市場并且在此基礎上發展起手工業，伴隨這個進程形成了一些具有自治權的城市和最初的市民階層，從而孕育了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競爭需要提高生產率，這就對技術及支撐技術的科學原理產生了越來越大的需要。由此，城市成為科學知識生產新的集散地，生產率的競爭不僅成為知識生產的需求動力，知識生產有利可圖的前景使新興市民階級或資產階級為知識生產提供了比原來越來越大的資金支持。在這個基礎上，歐洲終于在知識形態上率先實現了飛躍。

正是在知識形態或認識范式上的突破，讓歐洲擺脫了知識落后的局面，一躍成為世界知識生產新的中心，并且為歐洲的崛起獲得了知識和智力支撐。相比之下，知識形態上的落后則造成了中國的相對衰落，在現實世界中無法與掌握新知識形態的西方文化相抗衡。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在1840年的挫敗，無非是對因知識生產方面已經落后的中華帝國的一次致命性測試而已。由歐洲肇始的原理形態的知識，適應了工業標準化生產的要求，這種標準化生產又推動了生產的大規模展開和集中化進程。大工業和集中化生產又進一步提出了對知識更加緊迫的新需要，從而讓知識生產的規模不斷擴大、知識生產的速度不斷加快、知識生產的水平不斷躍升，現代科學就此走上了快速發展的軌道。西方也由此拉開了與世界其他區域的距離，成為社會現代化發展的翹楚。

知識就是力量，而知識的力量讓西方成為控制世界的現實強權力量。西方實力的崛起是建立在知識形態的變化之上的。相比經驗形態的知識，原理形態的知識有以下特點：一是學習效率高，教育變得系統化、制度化了，師傅帶徒弟的經驗傳遞變成常規性、規模性的學校教育；二是具有普遍性，科學原理可以應用在各種不同的生產和生活領域。因此，人們常說，“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三是知識共性凸顯了基礎研究的作用，一方面科學研究或知識生產越來越從偶然的發現而成為有意識有目的的追求，另一方面知識領域的新突破往往很快就能在生產領域造成顛覆性效應。基于原理形態的知識支撐的大規模工業化生產，不斷侵蝕著基于經驗形態知識的自然經濟地盤，這就是西方支配世界、中心支配邊緣世界體系的知識邏輯。過去，好不容易學到的某種手藝用來養家糊口，在規模化生產的產品面前已經無力支撐下去，許多產業被結構性替代了。基于這種知識生產的優勢，西方文化一躍而成為現代社會的強勢文化。從文藝復興開始，在發現新大陸的歷史活動推動下，西方知識生產的中心逐漸從地中海和南歐向大西洋和北歐轉移。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由于英美兩國連續幾百年的霸權，英語也從一種邊緣性島國的語言一躍而成為最具世界通用性的工作語言。

三

雖然原理形態的知識是在西方首先獲得突破，但這并不是說原理形態的知識就是西方知識。知識形態的演進是知識發展的一個必然的歷史階段，這種形態的知識只是因為某些社會歷史原因首先出現在歐洲而已。這正如中國過去在經驗形態的知識上領先，并不意味著是經驗形態的知識就是中國的知識形態。人類文明的進步往往基于知識形態的進步。知識生產在世界范圍內是不平衡的，往往在某些地域實現突破，然后傳播開來并推動其他地方的知識發展。正像過去中國、印度、阿拉伯等東方國家和地區的知識傳播到歐洲，促進了歐洲社會的發展，原理形態的知識也必將從西方逐漸傳播到全世界，開啟亞非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知識的傳播是必然的現象，正如光會向四方照射。知識生產的中心必定會發生轉移，這不是因為某一文化主體主動放棄知識生產的優勢，而是因為一方面其他文化主體必定模仿學習高水平知識生產主體，甚至有急切的愿望花大力氣進行追趕和超越，另一方面占優勢的文化主體往往會出現自滿現象，而失去追求知識創新的迫切感。知識生產的能力和水平，決定著生產力的效率和水平。發展中國家要實現自己的發展和振興，快步趕上世界發展的潮流，就必須學習和掌握原理形態的知識，以便開啟本土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

作為中國人，我們當然更關心當下中國知識生產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況。由于歷史條件的特殊性，中國要走向現代化，必須摸索出一條符合自己條件的發展道路。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超越原來的知識形態，掌握學科化原理式的知識形態。發展中國家的學生紛紛到歐美學習，就是從經驗式形態知識向原理式形態知識過渡的重要途徑和方法。中國從晚清開始就啟動了留學歐美的進程，另外也有更多的人因空間距離的便利留學先中國一步實現現代化的日本，但是這個進程因為戰爭和后來的“冷戰”而不時中斷。在改革開放初期，國家特別重視送留學生去歐美，就是基于完成中國追趕新形態知識生產能力和水平的需要。其基本的邏輯在于，現代化變革是基于人的變革，人的變革則是人的思維方式或知識狀態的變革。社會發展必定是人的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則來自人的知識水平的發展。中國留學生成為中國知識形態轉換的重要中介或轉換器，這個群體也就成為中國知識生產躍升這一歷史使命的重要歷史承擔者。當許多人都開始認識和掌握了原理形態的知識時，這種知識也就越來越從外來的知識變成自己本土性的知識。清末和民國初年人們還經常把科學視為“西學”，但到今天誰還把數學、物理學、化學看作“西學”呢？正像過去的人稱鐵釘為“洋釘子”，現在的人誰也不會再這樣說了。現代科學知識已經變得“不論東西”了。當發展中國家最終學習到了現代學科化原理形態的知識之后，世界的知識生產地圖也必然發生變動。中國制造業的成功，無非是中國在知識生產方面進步的具體表現之一；知識生產能力提高了，必然也就推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生產力的提高必然助推綜合國力的提升，綜合國力的提升又必定為知識生產提供必要的經濟基礎或條件保障。

目前，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處在從高速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時機，中國的知識生產也處在一個關鍵的變革時機。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可能再僅僅依賴學習引進知識來維持，新發展格局必須依靠自主的知識創新。中國所期盼的在知識生產上的飛躍，已經有了一定的積累的準備，而且更加重要的是，經過知識生產發展過程的嬗變，當代知識形態似乎再次醞釀著新的突變。這一突變過程也許能夠為中國的知識生產力的提升創造某種超越的機會，這就是信息技術給世界帶來新的革命性改變。原理形態的知識也就是在思想觀念上力求達成與世界的“同一性”，不過這個同一性在根本性質上說仍然是思想觀念對世界的簡化表達而已。因而原理形態的知識的普遍性是不可能完全表達客觀世界內在豐富的真實內容的。所謂普遍的知識原理仍然無法實現與客觀世界絕對同一性。這種知識仍然是特殊性與絕對性的矛盾體。因此，知識形態仍然是向未來敞開的，正如知識本身是向未來敞開的一樣。

現代信息技術和互聯網已經且正在大大改變知識生產的背景條件：柔性電子、智能感知、先進材料、泛物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信息科學技術的代際躍遷，不斷沖擊技術天花板，加速孕育顛覆性重大技術變革，而電子系統的微型化、柔性化、泛在化，實現人—機—物的高度融合。特別是以5G技術引領的信息革命，改變了人與自然環境的互動關系，形成了“人機共生”和“萬物一體”的全鏈接狀態。原來許多神話般的現象，卻在當代科技的支撐下變成了現實。這些變化都改變了知識生產的條件和方法。譬如，互聯網就是一個促進思想觀念不斷更新、不斷增殖的技術平臺，可能因知識的快速而頻繁的傳播催生新形態知識的出現。另外，作為現代科學發展的“大科學”概念，如果沒有超級計算機技術，是很難解決多學科極為復雜的交叉以及巨量數據的處理問題的。在一定意義上，信息技術已經成為當代大科學發展的平臺。因此，在筆者看來，當代這種新形態的知識是“信息技術介入狀態下的差異化知識”或曰“以信息技術為平臺的交疊形態的知識”。也就是說，信息技術不僅是信息技術，它日益與其他學科的知識相互融合貫通，從而讓科學知識呈現出許多新的特征。尤其是量子信息，更是改變著世界的面貌和知識的形態。有學者指出：量子計算利用的是量子論里獨特的“量子疊加態”。“量子論和經典物理的最大不同，就是它認為事物狀態并不是唯一確定的，而可以是各種可能性的‘疊加’。傳統計算機處理信息的最小單位比特，要么是0要么是1，不可能有其他狀態；但在量子論看來，一個比特可以既是0又是1，也就是處于0和1的疊加態，這叫作‘量子比特’。量子計算機就是利用這種性質進行計算，因為處理的是處于疊加態的量子比特，所以可以用同步并行的方式進行。”這種疊加狀態讓經驗形態的知識，或者說“地方性知識”“個體知識”，在原理形態知識的基礎上或在與原理形態的知識的相互嵌入中獲得了某種新的生機。

由此，根據筆者的分析框架，我們就有了三種形態的知識：經驗形態的知識、原理形態的知識、信息技術支撐的交疊形態的知識。相應地，在經驗形態的知識基礎上發展出原理形態的知識，在原理形態的知識基礎上發展出信息技術支撐的交疊形態的知識；在某種意義上，也許第三種形態的知識是前兩種形態知識的合題。由此，知識形態演進可以分三個層次：經驗形態的知識主要面對的是宏觀物體的機械運動，主要靠初等數學并且通過日常經驗來驗證；原理形態的知識是微觀物理運動、化學過程和生命機理的認識，主要靠理論假設和模型來表達并且通過實驗加以驗證；第三個層次是信息技術介入的復雜科學或“大科學”，需要利用計算機進行大量的模擬計算，并且以一定的算法闡釋人的行為科學，包括經濟學類、管理學類等，這就需要人們通過大量的數據挖掘、計算和分析，來處理各種自然或社會的復雜問題。交疊形態的知識在微觀上更深入，借助技術人們可以深入到事物更加內在的微妙之處；在宏觀上更遼遠，知識的思考可以把地球上的變化與遙遠的星體運行關聯起來。當“納米”與“光年”聯手時，科學知識也就在層次上綜合起來，人們希望從多種層次上融貫地理解世界。作為思想觀念中把握的世界，知識也許永遠無法實現與世界的真正同一。但是，對這種絕對同一性目標的追求，使知識生產永遠具有主觀上的內在動力。

中國就是帶著經驗形態知識的“前理解結構”，在學習原理形態知識真諦的同時，趕上了信息化的浪潮，而且在獨立自主地開展改革開放的思想文化氛圍中，形成了某種更加靈活地綜合理解知識的可能性或思想“場域”。中國在信息技術的“算法”及“超級App”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給我們帶來某種有可能實現突破的希望。從知識生產的邏輯看，中國某些方面的突破，主要是中國在短時間之內從經驗形態的知識逐漸經歷了原理形態的知識和信息技術支撐的交疊形態的知識的洗禮。中國人似乎獲得了更靈活、更綜合地理解各種形態知識的可能優勢。信息時代的創新和知識生產很大程度上是算法和規模的雙重競爭，中國的超級App的特點在于海量用戶數據的涌入和基于數據積累的算法更新速度；去中心化的信息和數據生產的根本價值在于創造生態，就像信息產業那樣，現在要用代碼開發一個應用系統和應用程序并不困難，真正的困難是用戶規模和活躍度，包括數據量和算法更新的資源供應。這就引出了數據的資產化，數據資產的生產能力是基于用戶數和市場規模的，中國的核心優勢在現階段是這個。另一個需要關注的就是虛擬計算能力可以通過模擬現實不斷降低試錯成本，要降低這樣的試錯成本，就要考慮算力的競爭。量子計算的本質在于算力的指數級增長帶來的算力優勢，這是代際優勢。無論如何，與過去分散的經驗知識的生產、分學科的知識生產相比，當代科學特別是“大科學”都需要巨大財力支撐的科學平臺和人力調配。因此，基于信息技術平臺的交疊形態的知識生產，往往從民間資本的支持轉向國家資金的支持，而在知識生產方面處于領先地位的國家往往是最有實力的國家。美國作為超級大國，也成為當代科學知識生產的主導國家。美國的“軍工聯合體”集中資本和人力優勢成為知識創新的控制者，同時卻鼓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阻止了其他國家知識創新的競爭力。交疊知識形態綜合性決定了必須集中資本和人力才能有所突破。近來，中國在知識生產方面的異軍突起，與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密切相關。中國制度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可以說對當代科學發展是恰逢其時。

根據唯物史觀，知識生產的歷史，也是勞動生產活動的歷史。如果說農業時代是經驗形態的知識占據統治地位，那么工業社會則是學科化原理式知識的天下，而在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形態似乎變成信息技術介入下的交疊形態。所謂信息技術支撐的交疊形態的知識，有以下新的特點：一是這種形態的知識體現為跨學科綜合性知識，即所謂“大科學”，很難在一種學科原理下加以表達；因此，現在成功的知識生產往往都是跨學科研究團隊協作的結果。目前，即使是對最具原理形態的知識發現，也必須借助許多其他技術信息的處理才能被理解。二是新形態知識的層次多維性，即現代知識需要把不同層次、不同性質的知識融貫地運用，譬如機械層次上的知識、信息技術及電子學的層次、生物學層次在許多知識運用中已經融為一體。知識的多層次、多學科綜合性，決定了學習不能再靠原來單一學科的持續學習和關注，而是要在許多學科領域進行方法轉移，在解決問題時運用不同的學科知識和方法，因此許多有創造力的科學家往往是在多種學科游刃有余的貫通者。由此，也就導致現代教育理念的變化，一流大學往往是不同學科的學者可以自然而然產生相互影響的組織機制。三是這種形態的知識體現為普遍原理知識和特殊的經驗知識的結合，譬如，不同的App就會有不同的應用平臺，從而產生不同的技術路線或知識生態。與之相適應，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一方面是普遍主義話語的傳播，而另一方面是地方知識的崛起，整合與分化都有強勁的動力。在某種意義上，信息技術時代的知識形態是前兩種知識形態的合題，在這里，特殊性和普遍性都是組成知識體系的顯性要件。根據萬相昱、蔡躍洲的說法，錢學森就曾經倡導，“把專家系統、信息與知識體系及計算機系統有機結合起來，構成一個高度智能化的人機結合與融合體系，把人的思維及思維的成果，人的經驗、知識、智慧以及各種情報、資料和信息集成起來，使多方面的定性認識和必要的定量認識充分、有機地結合起來。”恰恰在這種“結合”上，似乎給了中國一個彎道超車的機會，也就是說，中國人剛剛脫離經驗形態的知識，但仍然保留著這種形態知識的習慣記憶，同時又學到了原理式知識，因而可以更加適應兩種知識形態的合題。這也許就是為什么中國人目前在知識生產上進步較快的原因。譬如，信息技術是西方的發明，但在應用方面中國卻更加自如。中國的科技企業還以更快的速度進化，它們開創了“超級App”的概念，即在單個App內提供多種服務，而美國的競爭對手直到現在才開始模仿它們。我們可以認識到，亞洲的崛起并不是因為某個國家的安排，而是由于電子商務、人工智能、云融資、區塊鏈等新技術的出現以及金融科技在亞洲的應用。金融科技在歐美進展相對緩慢，但在亞洲以移動支付為代表的金融科技卻迅速傳播。由此可見，信息技術在改變著所有產業，這也是我們利用產業業態和知識形態轉換的契機實行彎道超車的機會。實際上，在智能汽車、綠色能源以及航運碼頭智能化領域，中國已經走在全球前列或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可以預期，信息技術介入的交疊形態知識也將重塑當今世界的國際關系，一種更加理解各國不同需要的信息平臺，而不是按照霸權的模式（粗暴的整齊劃一）提供的設施，將成為塑造未來信息基礎設施的理念。

信息技術支撐的交疊形態的知識，已經改變了知識生產的某些方式，唯有持續的變革與創新才能適應這種變化。中國在某些方面的優勢，也許是因為進入知識生產前沿的時間較短，還沒有形成比較僵化的某些習慣。據觀察，西方企業打造的App通常迥異于在中國使用的App，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使用它們的方式不同，后者經常通過微信等平臺搜索和訪問它們。誰掌握了知識生產的規律與趨勢，誰就掌握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權。目前，誰適應了知識形態的改變，誰就取得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性先機。中國在知識生產方面也在迎頭趕上，在知識產權的國際市場中收入逐年提升、所占份額不斷增加。目前，中國在5G國際專利方面處于領先地位，而基于蜂窩移動網絡的車聯網信息通信技術已經成為國際標準并且快步進入產業化軌道。

信息技術支撐的交疊形態的知識在學習方式上也有新的特點，這大概是這種知識的第三個主要特點，即教育或學習方式的變化。知識形態的改變不僅帶來產業形態的變化，同時也影響到教育方式或學習文化。實際上，信息技術的發展已經使教育的方式因知識形態的變化而改變。農業時代的教育是經驗的積累，因而是隨時跟著師父來觀察體驗這種形態的知識和技能。而工業化時代的教育則是為標準化生產準備人才，因而往往進行規模性和規格化的學科化原理教育，嚴格的年級制加統一的標準要求，力求使人們成為生產線上的螺絲釘。在信息技術或知識經濟時代，教育也在發生改變或變革，人們越來越注重根據學生的個性和興趣來進行教育，鼓勵他們根據自己的特點和需要構建不同的知識結構。而創新型人才更多地從與各種技術綜合在一起的實踐活動中培育，人們在科學原理與技術創新互動中掌握規律、發現新知、提出新理念。新的教育理念不僅鼓勵孩子學會已經有的知識，而且鼓勵孩子構建自己不同的知識結構，即教育變成讓人們建立差異化、個性化的知識結構，這與工業化時代的教育是大相徑庭的。現代教育越來越強調學生知識結構的自主建構，越來越強調跨學科知識的綜合運用，越來越強調不同學科之間的知識轉移與方法轉移。

四

在農業社會或自然經濟時代，知識大多是以經驗形態而存在的，那時也有原理形態的知識但卻不占主導地位；到近代大機器工業時代，知識進入了普遍原理的形態，這時候仍然存在大量經驗形態的知識，但經驗形態的知識已經在知識創新和功能發揮方面失去了主導地位；而到今天信息化時代，知識的形態更多表現為信息技術介入的智能化知識，因而創新的意義更加突顯出來。當然，這并不是說，我們已經徹底擺脫了經驗和普遍原理的知識形態。實際上，后來的知識形態是在原先知識形態基礎上的發展，且在自身中包含著原來形態的知識，先前的知識形態是后來知識形態永恒的基礎和要素。脫離原有科學知識的基礎和要素，不可能是新知識形態的演進，而只能是知識的退步。可以說，三種知識形態既是共時結構，也是歷時狀態。由此，知識的演進也是一個充滿內在矛盾的過程。對處于一定時代的民族而言，其發展知識的優勢和弱勢往往是糾纏在一起的。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有的國家能夠揚長避短實現了知識生產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躍升，有的國家卻在知識生產和經濟社會發展方面乏善可陳、步履蹣跚。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實際上就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工業生產和知識生產上逐漸趕上了西方發達國家的步伐，世界競爭的格局也就必然發生深刻的變化。可見，推動世界進入最大變局的主要動力，恐怕是知識形態的轉換以及世界知識生產地圖的改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同時意味著中國的知識生產已經開始從過去的“跟跑”逐漸向“并跑”甚至在個別領域“領跑”的狀況轉變。目前，西方仍然占據著優勢地位，但似乎已經失去了以往絕對的支配地位，因而日益為未來“西方缺失”（Westlessness）的前景感到焦慮，它們生怕世界變得不像過去那么“西方”（Westless world）了。由此可見，中美之間的摩擦與其說是貿易不平衡，倒不如說是究竟由誰掌握產業鏈或知識生產的主導權之爭。無論如何，新形態的知識創新本身已經成為經濟社會發展最重要的動力，我們必須把關鍵技術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不被別人“卡脖子”，才能擺脫發展的“瓶頸”。民族的振興就是一個民族知識生產能力的振興，唯有知識生產保持活力，民族的振興才能有不竭的動力。

在當今世界，綜合國力的競爭仍然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現象，地緣競爭仍然是主權國家之間的政治現實。由于中國的迅速發展，不時會出現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基于其自身利益不希望中國順利地崛起，盡管中國多次聲明自己沒有支配世界的意圖，也不希望改變世界秩序，只是希望“和平發展”而已。美國霸權主義的政治邏輯，為壓制競爭對手采取極限施壓的策略，但說到底還是壓制對方知識創新的能力和勢頭。但是，壓制并不一定奏效，反而激起中國人內在的動力。知識創新有自己的歷史邏輯，我們必須順勢而為、奮發而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能夠順利實現，必定是建立在中華民族知識創新能力的復興之上的。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利益，每個民族都希望獲得振興的機會。作為新時代的中國人，有著約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我們當然期望能夠實現民族振興的目標，其中在知識創新方面，我們也希望有機會重回世界知識生產的前列，即使有這樣那樣的困難和阻撓，我們也不會退卻，也不可能按照霸權國指給中國的路徑退出知識生產競爭者的行列，甘心永遠做一個世界歷史的“跟跑者”。我們反而期望能夠有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意境和現實進程。

近年來，中國在知識生產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我們還沒有站在世界知識創新的巔峰之上，而是依然處于爬山過程的半山腰，而登上頂峰的過程恰恰也是最困難、最吃力的。我們有某些有利條件和優勢，但是也有許多的不利因素和弱勢。首先，我們必須對影響中國知識創新的不利因素有清醒的認識。一是知識生產的特點在于，知識生產需要一個長期積累的歷史過程，唯有長期堅持基礎研究，才可能在知識創新方面實現突破。事實上，不僅原理形態的知識首先出現在歐洲，即使第三形態的知識也是在歐美知識發展的基礎上出現的，西方顯然有知識積累的優勢；譬如，歐美的大學已經有數百年的歲月，而中國最早的幾所大學也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二是由于知識發展的后發狀態，中國處在趕超階段，更加注重應用的效能，因而基礎性研究仍然明顯不足，原始創新的基礎和動力都明顯偏弱。三是走在最前沿的知識生產往往對其他知識生產有統攝作用，這就是所謂“殺手锏”。中國目前的優勢是“量”，但量往往是可以取代的，在制高點上的“質”由于其不可取代，因而在科技實力的比拼中具有殺手锏的作用。可見，量的優勢未必就是質的優勢，量上的積累未必代表質上的領先。美國為什么掌握著制裁他國的強權，原因就在于美國目前仍然掌握知識生產的制高點，關鍵知識往往控制在美國人手中。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現階段的競爭優勢都是規模和效率意義上的，換言之，是成本效益層次上的，而不是知識原創意義上的。就此而言，美國等國對我們的遏制仍然是有一定效能的。四是知識生產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文化的支持，而這種文化和制度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美國之所以能夠長期引領世界知識生產的最高水平，就是因為它吸引了來自全世界的最聰明的頭腦——優秀學者在美國從事知識生產，這除了美國生活水平比較高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有著鼓勵首創精神的文化氛圍和歷史傳統。促進知識生產的有利社會文化氛圍，不是短時間之內就能夠形成的，這與社會大多數人的認識水平和接受程度密切相關。即使人們認識到科學技術的重要性，也未必能夠在思想意識層次上理解知識創新所需的寬容自由氛圍的必要性。現實中，雖然各方面都呼吁給科學技術創新創造條件，但仍然經常有科學技術人員成為先爛的“出頭椽子”。我們都已經認識到思想自由氛圍對于科學創新的重要性，但在無意識狀態下仍然有許多遏制創新的因素反映在日常習慣和社會政策上。

當然，中國雖仍處于知識創新中心的外圍，但是也有加快知識創新并重新回到世界知識生產中心的有利條件。正如前文多次提到的，第一，高速發展的產業體系需要越來越多的知識支撐，這是知識創新不竭的客觀動力，而經濟實力的增長也為科技創新提供了堅實的客觀條件和物質基礎；第二，中國在綜合對待經驗形態的知識、原理形態的知識、信息技術介入下的差異化知識或疊加形態的知識方面歷史地具有某種更加靈活的文化氛圍；第三，作為后發者，中國人有強烈的學習和吸納新知識的愿望，也有通過運用知識創新改變自己落后地位的強烈意愿，這是知識創新持續的主觀驅動力；第四，中國巨型國家和特大市場的促進效應。正如信息消費聯盟理事長項立剛所說的，“高科技的生命是市場，沒有市場，任何高科技都難有較大的發展空間，也很難獲得資金支持。”尤其是當代跨學科及對多種知識進行綜合推進的“大科學”，更需要具有戰略眼光的安排和投資。除了以上這些有利因素，實際上，近年來中國在知識生產追趕方面取得的成績或曰“奇跡”，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保障：中國的教育優先發展戰略、科技創新驅動戰略，可以從全國一盤棋的角度對科學技術研究進行系統的戰略規劃，推動創新國家的建構，體現了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越性。例如，當中國的經濟實力有了一定的基礎之后，加強科學的基礎研究也逐漸成為社會的共識。因此，政府可以從更高的戰略角度考慮基礎研究的意義。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同推動下，中國已經建立了多個科學城，主要聚焦于基礎科學研究，著眼于原始創新和技術發明，以拓展新的研究領域，獲取新知識、新原理、新方法，所研究的未必有直接的使用目的，但其發現可能成為未來具有顛覆性的“國之重器”知識基礎。實際上，資本與科學研究的關系是復雜的：一方面，資本的利益追求支撐生產發展所需要的新知識、新技術、新工藝，因而能夠在一定范圍內推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另一方面，因為資本的邏輯是逐利的，因而往往忽視不具確定性的基礎研究，科學技術的革命往往發生在資本主義的危機之時，也就是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資本才考慮更具公共性和戰略性的問題。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也許能夠找到規避資本有限性的道路：基礎研究可以建立在國家基于人民根本利益的長遠戰略考慮之上。中國共產黨十九屆五中全會已經明確，要向基礎研究和前沿研究等領域傾斜更多的資源，這種基于制度下的源源不斷的支持就可以讓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活動得以持續地正常開展下去。過去，西方某些人往往嘲笑中國用規劃來引導“創新”，以為有目的的規劃在“自由創新”上無異于緣木求魚。但是，中國發展的“奇跡”已經讓他們開始反思，也許發展中國家以國家整體戰略推進知識生產發展的做法是正確的，而且對西方國家也有某些啟示。很多觀察者發現，美國等國家也在開始推進國家總體科學技術發展規劃，以便增強競爭力。近年來，美國政府不再僅僅以美國所謂私人“車庫”的創新為傲，而是不斷采取措施花大力氣優化完善創新創業的環境和基礎，并且突出強調政府在科技創新方面的戰略導向作用，試圖將制造業創新作為創新的核心目標，力爭牢牢掌握未來科技和產業制高點的控制權和主導權。

我們的知識創新既有有利條件，也有不利因素。看不到影響知識發展的不利因素，就容易在知識創新上犯盲目樂觀的錯誤，似乎知識發展是自然而然的進程；看不到影響知識發展的有利因素，就容易失去知識自主創新的信心，犯悲觀主義的錯誤。正確的做法是，應該盡可能發揮自己的長處，消除自己的弱點。例如，我們在發揮國家整體規劃和推進的制度優勢的同時，仍然要考慮增進科學研究的自由氛圍，不要給研究者劃定過多的條條框框，因為“新的東西”往往就在條條框框之外。再如，我們應該發揮中國制造業鏈條比較完整的優勢，不斷加強科學技術研究與產業之間的聯系，但是不能完全陷于“有用才是真理”的實用主義陷阱之中，而必須花更大的力氣加強基礎研究。這就是說，我們不僅要重視應用研究，也要重視看似“沒有實際用處”的“純研究”。基礎研究是知識創新的最深厚的根基，只有在基礎研究中深度扎根，不斷有科學原理的新“發現”，才能不斷涌現能夠“捅破天”的技術“發明”。我們必須堅定文化自信，不能在思想意識上把自己限制在某一水平創新的尺度之下。實際上，任何國家都不是一開始就走在科學研究的前列的，走在前列的國家也不總是一直保持著領先地位。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的創新中心經歷了從意大利轉向荷蘭、英國的過程；19世紀，統一起來的德國逐漸奪得了歐洲創新中心的地位；美國科學的崛起也是二戰之后的事情，在這之前美國許多學者往往是在赴歐洲的大學學習獲得博士學位后，才能在心理上獲得從事學術研究的自信心，也才能獲得社會的認可。美國能在短短幾十年時間超過歐洲成為世界知識創新的中心，中國也不是沒有這個可能。由此可見，伴隨著國家對科技創新的激勵，加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的擴大，中國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世界科技創新中心的目標是完全能夠實現的。

科技創新是具備了現代科學知識的智慧頭腦思想碰撞的產物，只有在思想觀念的交流和相互激蕩中才能激發出創新的活力。因此，科技創新中心往往因世界交流樞紐地位的變化而變化，唯有保持開放才能有創新的可能空間。由此，我們也就能夠更加深切地理解改革開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要建立創新型國家，不僅要堅持自主創新是第一動力，而且必須堅持全方位對外開放，推進更高水平的開放，不斷提高“引進來”的吸引力和“走出去”的競爭力。美國多年來的科技優勢是建立在從全世界招攬人才的基礎上的，封閉的結局只能是精神上的窒息和社會發展的停滯不前。只有在開放的環境中，才能有科技人員的合作、科技觀念的交流、科技視野的擴展；只有在開放的條件下，通過激烈的競爭和磨礪，科技創新能力才能真正得到提升，才能在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贏得主動權。

為了應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知識經濟的浪潮，我們必須強化創新意識和創新精神的教育。科技越是發展，對從事科學技術研究的人才的素質要求就越高，因此能夠進行知識創新的素質門檻就越高。盡管任何時代，創新都是人類彌足珍貴的品質，但是在不同的時代其發揮作用的方式、范圍和程度還是有很大差異的。在古代生產力低下的情況下，能夠發明并且掌握新工具的群體就可能獲得優勢，但身強力壯即力氣大的人仍然發揮重要的引領作用。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的科技素養和創新能力越來越成為最為關鍵的競爭力。產業自動化、智能化進程的邏輯是：重復性的體力和智力活動都會被機器取代，而對真正能夠適應社會需要的人力資源的素質要求也就會越來越高。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和競爭力更多地體現在科技實力方面，而科技實力則表現在人才的科技素質和創新能力上。因此，要提高國家綜合實力和競爭力，就必須落實到培養更高科技素質和更有創新能力的青年一代身上。由此，我們就能夠理解教育優先發展戰略的重要性，因為只有在教育上下先手棋，中國的未來才有希望。民族復興的前景需要中國青年在知識創新方面的能力，這就要求我們培養在知識創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人才。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也是一個教育大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是巨量的，如此巨量的人才基數，就更有可能涌現出大批的創新型人才。不過，在知識創新的時代，人數本身并不一定就是優勢，要把人數優勢轉化為人才優勢，就需要教育對人的思想淬煉。要實現科學上原創性領先，我們急需的是原創思想和技術范式上的突破能力。這就需要改變人才培養的機制和科技創新與研究的評價機制。目前，我國過于細分的專業與學科壁壘，不利于原創性人才的培養。為了突破這些壁壘，可以用分科的方式設置交叉學科，既然大家都固守自己的學科，那么就設置這樣一個包括許多甚至所有學科的學科，迫使大家走出學科限制的藩籬。最近，國家在相關政策上已經有所突破。但是，更重要的是所有學科的培養機制要更加符合時代要求。建議高校可以考慮以下幾點：一是可以實現更加靈活的專業選擇和課程選擇制度，讓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特長構建有差異、有個性的知識結構；二是可以試行學生在多種學科、多種專業進行注冊，按照學分畢業的方法，以便讓學生能夠比較靈活地學習多個專業的知識，掌握融通不同知識和進行方法轉移的能力。三是鼓勵不同學科的學生混合住宿，或設置多學科學生有更多機會交流的書院制的培養空間。一句話，就是要在過去已經習慣了的分科式原理性知識形態基礎上進一步改善人才培養機制，避免原理性知識的根本限制——即人的抽象化和同質化、扁平化培養，而是考慮個性化與多元培養途徑的并行。這樣做可能會犧牲一些“效率”和“公平”之間的平衡，但是也許可以創造實現天才和想象力有更大可能涌現的培育方式。要讓中國成為世界知識創新中心，就需要我們實現教育現代化，讓教育水平真正實現脫胎換骨般的飛躍。

最后，筆者必須聲明，這篇文章對我來說是一次思想冒險，或許只是一種歷史哲學的思考或猜想。真正解決這篇文章提出的問題，還需要知識社會學、全球史特別是科學史以及當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等“大科學”知識的考察，但是這些都已經超出了本人的學養。僅以此文求教于學界，希望大家共同推進中國知識創新文化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