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叔堂》新書分享會在京舉行 劉慶邦：在家族小說之外找到處理家族資源的方式
作家劉慶邦常常被人說“寫得老實”。首屆林斤瀾“杰出短篇小說作家獎”頒獎詞稱，劉慶邦就像老實本分的手藝人，“我們從他的短篇小說中看到了不受喧囂干擾的專注、耐心與沉迷，看到那唯有保持在笨拙里的誠懇，以及唯有這種誠懇才能達到的精湛技藝。”言下之意是劉慶邦有著手藝人般的老實。作家王安憶評價他：“這是個如農民愛惜糧食般愛惜文字的人，從不揮灑浪費。”這近乎是說他有著農民般的“老實”。雖然劉慶邦從不以老實自居，但他近些年的創作卻像是“老實”到了家，老老實實地接連出了幾部長篇小說，如《家長》《女工繪》等，讀者即使沒讀過，單看書名也就知道他寫了什么。而他的長篇新作《堂叔堂》，以作家梁曉聲在4月11日于北京舉行的新書分享會上的說法，他是一拿到書看到書名，就立刻想到劉慶邦要寫很多堂叔了，而且一定是以農村為背景。
如其所想，在長篇新作里，劉慶邦就是以十二個篇章，講述了他十四位堂叔的人生故事。其中既有大叔劉本德作為臺灣老兵回鄉的故事——從親情的角度，含蓄表達了渴望兩岸統一的心愿；也有一心惦記賺錢的鄉村老師劉本魁的故事——側面反映改革開放之初的人心波動；更有劉樓村第一位黨員劉本成訥于言敏于行的故事——展現了基層黨員寶貴的質樸無私精神。而且這些堂叔里除了一位因為尚在人世，劉慶邦用了化名外，其他十三位都是用的本名。以劉慶邦自己的說法，這樣也就強調了紀實性。但是不是因此就可以把這部作品稱為非虛構作品或者紀實文學作品呢？他老老實實地說，這是不可以的。因為在他看來，再實的東西，一旦被寫成小說，它就變成虛的了，就不可能完全是紀實的了。他說，作家寫作都要經歷回憶的過程，他們的寫作素材就是從記憶中來的，而記憶都有選擇，有選擇了以后，就不完全是現實版照相了，肯定包含了虛的，或者說主觀的東西在里頭。再則，在劉慶邦看來，小說肯定是要表達情感的，情感是抓不住、摸不著的，是不免有些情緒化的，就是虛的。“何況文字也是虛的。文字特別是我們中國的漢字，單個看是實體，但語言一旦變成了文字，它就變成了一個符號了，一旦符號化，它就抽象化，一旦抽象化，它就成了虛的東西。”
劉慶邦可謂把他的虛實之道推向了極致，他像是要表明一切皆虛，也似乎是因此，具體到寫作本身，他更是強調要往實里寫。所謂實，在他這里主要指細節。他這樣闡釋歷史與人的關系：“我認為每個人都是歷史的細節。我們看歷史的時候必須看到人，如果沒有細節等于什么都沒有看到，這個世界是空空的，只有看到人這個細節，我們才能看到歷史。所以說我們作為一個作者，我們的寫作肯定離不開歷史，因為人都生活在歷史中。你要是看到歷史了，你就必須看到細節，可以說每一個人都是歷史的細節。”
與此同時，劉慶邦強調，每個人也都是歷史的“人質”，歷史的載體。“說人是歷史的‘人質’，就是說歷史總是宏大的，和歷史比較起來，每個人都顯得很渺小，渺小如一粒塵埃。”但在劉慶邦看來，人再是渺小，他都是歷史的載體。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劉慶邦何以通過寫堂叔來承載他要表達的“歷史”？以他自己的說法，他從1972年開始寫作，到明年就寫了半個世紀，有時候覺得好像沒什么可寫的了，但回頭一想還有這么多堂叔沒寫，“我過去生活的那個村子叫劉樓村，大都姓劉，我在老家的時候，我們村有三百多人。村子并不大，但我的叔叔輩有一百多個，從老太爺那一輩，每家弟兄都有好幾個，都是我的堂叔。我就覺得應該寫寫他們。”
這么看，劉慶邦寫堂叔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在評論家賀紹俊看來，這里面是有講究的。“他寫堂叔，或許是因為這里面包含了一種特殊的親屬關系，從中我們能看到鄉村社會倫理和情感之間的復雜關系。慶邦寫到親情和人的利益、人的欲望之間的糾葛，會讓我們對中國這種社會，尤其是鄉村社會有更加深入的認識。”
顯而易見，劉慶邦寫的這些堂叔各有各的故事，要都寫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就挑有典型性的、有趣的、跟他有比較多交往的來寫。“就這樣，我寫了十二章，寫了十四個堂叔，其實涉及到的可能有十七八個，越寫越有趣。直到最后寫完了，回頭一看最后一章里我就寫了三個，我幾千字就把人家寫完了。”話雖如此，對其中任何一個人物，劉慶邦都可謂寫得鄭重其事。以他自己的說法，也許他以前的小說沒有做到貼著人物寫，但在這部小說里，他是真正做到了。在寫作過程中，每一個堂叔都在他腦子里活靈活現，他和這些堂叔是融合的，寫他們同時也是在寫自己。“‘貼著人物寫’，是沈從文先生的一個說法。我是從我的恩師林斤瀾那里聽說的，當時一聽，我就記住了。他老人家為什么要用一個‘貼’字呢？這里面是有講究的，也就是說作家不是推著人物寫，拉著人物寫，或者拽著人物寫，這一個‘貼’字，起碼表現了作家對人物的尊重，這里面有主動性，但他并不是牽著人物的鼻子走，并不是說隨心所欲地改變他，而是必須首先尊重人物的心理，然后才可能理解他，才可能寫好他。”
當然，貼著人物寫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貼著細節寫。在賀紹俊看來，劉慶邦總是能夠把故事講得很生動，他不用華麗的辭藻，就是很平實地敘述，但就是讓人覺得很生動，很有味，他有抓住事物的核心，把它凸顯出來的本事。賀紹俊認為，作家怎么去認識，怎么去理解細節和記憶，說到底也涉及到歷史觀的問題。“慶邦有這么多堂叔，也就是說這個家族是非常龐大的，他怎么來處理這個資源？他不是從慣常家族小說的那種模式去處理自己的資源，他把這次寫作看成是重新認識歷史或者人生的一種方式。他的每一個堂叔，性格各異，都跟他們的經歷、跟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有密切的關系。實際上他們一生的經歷也可以映射出歷史的某個點來。”也因此，賀紹俊覺得，劉慶邦并不是企圖通過這些堂叔來建構一個完整的歷史圖景，他是要讓我們看到每一個人物跟歷史的關系，還有歷史是怎樣塑造人的。“從文學角度來說，這是獨創的，他在家族小說之外找到了另外一種處理家族資源的方式。小說重點寫了十四個叔叔，我們可以通過每個叔叔的故事，對當時的歷史有不同的認識，而每個故事都可以指向不同的社會層面。小說的豐富性就體現在這里。”
事實上，劉慶邦寫這些人物也確實是各有側重的，他這樣寫是因為在他看來他們背后承載的歷史是不一樣的。“我寫這些堂叔，并沒有準備給他們樹碑立傳，我就是寫他們的命運，寫他們的苦辣酸甜，寫這個時代打在他們心理上的烙印，寫歷史和時代與他們之間的關系。”之所以能寫出這種關系，也因為歷史和時代在他身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青年時他一心想要擺脫農民的身份，而寫《堂叔堂》這樣的作品，可以說是他年歲漸長以后對鄉土的回望。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賀紹俊說，劉慶邦對一百多位堂叔的故事，應該說早就了然于心，但他放到今天來寫，在積累了這么多人生經驗和人生智慧后來寫，顯然更能體現出他成熟、穩重的歷史觀。這種歷史觀或者說世界觀，在劉慶邦看來，是來自于一個作家的思想。“一個作家要不斷提自己的思想力量、思想水平。作品高下很多時候就體現在你對這個世界有沒有自己獨特的看法。這其中體現了你的生命力量。力量不是體現在體力上，主要是體現在能不能勤學善思，有沒有自己獨立的思考。”
以劉慶邦的理解，一個作家要成長，除了提高自己的力量以外，還得不斷增加自己的分量。“生命的分量不是先天就有的，它是經過歷練得來的。我們在生活中可能會遇到挫折，甚至可能曾經失去過尊嚴等等，這些都可能會增加自己生命的分量。沈從文在評價司馬遷的時候就說，司馬遷之所以寫出《史記》在于他的憂患意識，在于他生命的分量。”這誠可謂一位“老實”作家的肺腑之言。某種意義上也因為“老實”，劉慶邦才有這樣的老生常談：“最大的技巧是真誠，一切技巧的核心在于要不失天性，守住天性，始終要找到自己。”
- 作家劉慶邦：煤礦文學跟上時代，煤礦作家大有可為[2021-1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