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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草千字文（局部）智永/書

真草千字文（局部）智永/書

寒食帖 蘇軾/書

隋代智永是王羲之七世孫，號“永禪師”，相傳曾作真、草《千字文》，是王氏家法的正宗傳人。但唐代書評家對他的書法評價普遍不高。初唐李嗣真在《書后品》中稱：“智永精熟過人，惜無奇態矣”，將其列入中品之中等；張懷瓘《書斷》評價：“智永章草、草書入妙，隸入能”，離最高等級“神品”還有段距離，并綜合評價他“氣調下于歐（陽詢）、虞（世南），精熟過于羊（欣）、薄（紹之）”。

一改前人對智永書法評價較低的局面，是蘇軾在書法史上做的著名翻案之一。

在唐代的書法品評體系中，最為看重的是法度。書家在法度的框架下，不能只有傳承而沒有創新。智永在歷史傳說中雖然留下了諸如“鐵門檻”“退筆冢”等刻苦工書的事跡，但在唐代書法史上，卻只剩得一副拘泥和守成的面貌，想要為他翻案其實很難。

何況蘇軾本來就不是一個守成的人。他顯然也不能表揚智永守舊。和唐人不一樣的是，他發現了智永的閃光點：“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刑，以為百家法祖，故舉用舊法，非不能出新意求變態也。然其意已逸于繩墨之外矣！”人家王氏的祖宗已經是全天下書家的祖宗了，至于“出新意求變態”，非不能也，是不為也。這是蘇軾為智永翻案的第一步，以不必要“出新意”改變了智永不會“出新意”的形象。

但是，即使技藝精熟且能“出新意求變態”的藝術家，蘇軾就一定會推崇嗎？

也未必。

他曾經稱贊吳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謂游刃余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吳道子代表了唐代繪畫特別是人物畫的最高成就，有新意有法度，天才揮灑，可謂天下獨步。但另一處，他又批評吳道子：“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于維也斂祍無間言。”蘇軾另立王維為標桿，稱王維才是讓他不自覺想送上膝蓋的那個，而吳道子只是一個“畫工”。不過這時的表述很含混且文學化，一褒一貶頗有些任性，據說還引來了蘇轍寫詩來為吳道子鳴不平。但蘇軾顯然沒有把“工”作為一個最高級的詞匯。他在另一處又批評了兩個“書工”：“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鐘，妄自粉飾欺盲聾。”張旭懷素也書藝絕倫，但蘇軾說：你們在王羲之和鐘繇面前，也只是一個“工”呀！

“工”何錯之有？從上面的批評來看，“工”不是一種職業，吳道子、張旭與懷素都不是工匠，蘇軾也沒有輕視工匠的毛病；“工”是有臺階的，不到“能”的水平，是不能稱之為“工”的。但是顯然，蘇軾覺得“能”還是不夠的。與其說他貶低“工”，不如說他懷疑“能”這種批評標準。

在前面稱贊吳道子的一則中，蘇軾總結說，“詩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韓退之，書至于顏魯公，畫至于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這幾位都代表不同領域內“能事畢矣”，將各種藝術才能玩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再沒有人能超得過他們了。在極度真誠的稱贊后面，是一種細思恐極。因為如果一直按照“能”的標準，后面的藝術家們——杜甫之后的詩人、韓愈之后的散文家、顏真卿之后的書家、吳道子之后的畫家們怎么辦？換而言之，我蘇軾怎么辦？所以他口中敬稱這些大家“能事畢矣”，心中肯定在說“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他需要在“能”之外再找到新的評價標準，使自己的藝術能有立足之地；他需要續寫“能事”之后，藝術何為？

在另一則對智永的評價中，他正式提出了這個標準：“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眾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趣。”（《書唐氏六家書后》）“能”不是終點，只是基礎；“能”也不是最難的，難的是“不逞能”，是“疏淡”。這是蘇軾對智永翻案的第二步，將智永的書法視為“淡”的典范，并用陶淵明（彭澤）的詩作為比照，一下拔高了智永的江湖地位。

陶淵明是蘇軾極為喜愛的詩人，而且越到老越喜歡。黃庭堅稱蘇軾“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淵明詩在蘇軾生活中像吃飯一樣重要；最后一次被貶海南，蘇軾不僅隨身攜帶淵明詩集，而且最終完成了124首“和陶詩”，他寫信告訴弟弟蘇轍：“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

在眾多詩人中他只傾慕陶淵明。但淵明于他，不僅是詩藝的楷模，更是他人生的導師兼知己：“然吾于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是愛詩及詩人，還是愛詩人及詩？在蘇軾心中，陶淵明不是一般的隱士。他不是敬淵明不慕名利，也不是敬淵明為官清廉，因為那些都是從外部的評價。蘇軾是把陶淵明想象成他自己，所以他慕淵明任性灑脫的人生態度：“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這是在宦海浮沉、有太多身不由己的文人士大夫最為渴慕的境界。和這樣的人生態度相應，陶淵明的創作態度是“散緩不收”的，他的詩歌中沒有激烈的情感起伏，他不著急抒情、表態，也不著急讓讀者懂得、贊嘆，甚至不著急把詩寫得像那些優美的詩，以至于被鐘嶸差評。他的詩看不出任何來自外在的寫作壓力。蘇軾說，這就是精能之至，這就是“淡”。

相比之下，“追逐世好”和“妄自粉飾”的兩禿翁，當然就不是“淡”，當然就只是“工”。

至于吳道子，他的“能”終究還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在法度之中他是“妙絕”的，王維不可能以“妙絕”更在吳道子之上，他只是“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這和以“精能”知名的吳道子完全是兩個境界。同理，蘇軾在為智永開脫后，總結一句“然其意已逸于繩墨之外矣”。這是說不應該在舊的法度體系中評價智永的書法，他的美妙之處已經在你們所能認識到的法度之外了！并最后總結道“云下歐（陽詢）、虞（世南），殆非至論”，徹底扭轉了張懷瓘的結論。這是蘇軾為智永翻案的第三步。

至此，蘇軾完成了對智永書評的翻案。從書法史來看，蘇軾通過對智永書藝的肯定，批評了中唐以來書法過于強調技法翻新的惡劣趨勢。的確，如果比較智永的楷書與中唐之后顏柳的楷書，就會發現后者在點、鉤、轉折、挑剔方面裝飾意味濃厚，筆畫兩端的頓挫明顯，回鋒刻意，遠不如智永的用筆干凈利落。蘇軾的翻案影響了后世對于智永的評價，米芾《續書評》稱其“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胄褊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與蘇軾所評“然其意已逸于繩墨之外矣”方向一致；而明代都穆贊曰：“隋釋智永《真草千字文》……氣韻飛動，優入神品，為天下法書第一”，更直接把智永從“妙品”“能品”提到了“神品”。

同時，蘇軾由對智永書評所樹立“反造疏淡”的特點，創造了書評及藝評的新標準，它是“精能之至”的，但又在“法度之外”，它既是技藝的精湛絕倫，又要由不俗的人品來保證。從書法上來看，宋四大家包括蘇軾的技法優勢并不明顯，甚至稱得上“筆法松弛”，但個性鮮明，意境完滿，每一幅作品都跟一個富有個性的書法家聯系在一起，每一幅作品都是不可重復的生命體驗。南宋朱弁《曲洧舊聞》記載稱“東坡云：遇天色明暖，筆硯和暢，便宜作草書數紙，非獨以適吾意，亦使百年之后，與我同病者有以發之也。”“適意”的書寫便是不計工拙，甚至也不在意他人評價：“書成輒棄去，繆被旁人裹”，對風格也沒有要求，認為各等都適宜“貌妍容有顰，璧美何妨橢”。這種不刻意，這種不執著，這種忠實于內心感受遠甚于外部評價的創作，就是“淡”的藝術。

對智永書藝的重評，只是蘇軾日常翻案的一則。以他在文藝領域中的翻案之多，蘇軾今天可能會被稱為“杠精”，而且，他周圍還有一大群“杠精”朋友們，如王安石、歐陽修、黃庭堅等，都是翻案高手。這是宋代文人不同于前代的一種面貌：他們出身平民，由科舉入仕，優勢在于擁有知識及伴隨知識而來的合理觀念。如果說，唐代文人更加看重歷來流傳的定評，宋代文人則更注重依據理性來反思前代的評價，這正是他們的核心精神特征。由此帶來的眾多翻案，恐怕也反映了內藤湖南稱宋代具有“近世”精神氣質的一個側面吧。

（作者：丁朝虹，單位：浙江科技學院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