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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史料化傾向甚至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學的出現，是近年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學科領域的重要現象，標志著學科理論體系與學術范式的劇烈轉型。其形成過程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環境、學術環境密切相關，與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興起與發展密不可分。從學科發展進程來看，當代文學研究走向史料化、當代文學史料學的建立有其必然性與迫切性，乃是本學科發展的短板與急需。從相關理論建樹與實際效果來看，史料的發掘與使用應具有某種邊界，應進一步處理好史實與史識、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史料使用的邊界維度等幾種關系，正確處理史料在文學史研究中的作用與意義、效度與限度。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學在逐漸確立的同時也面臨著自我規限的歷史任務。

關鍵詞：當代文學 文學史 史料化 史料學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史料化、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學的誕生，并不是自足的產物，而是在文學與史學的學科交叉、從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化/中國新文學史料化中衍生出來，既與學科發展史有密切關系，也與當代中國的學術環境、社會文化密切相關。這種發展趨勢不僅體現在學術研究范式的轉換、學術研究方法的更新、學術視野的不斷拓展、學術結論的不斷改易，也體現為學術項目申報的偏重、學術論文的易于發表等眾多側面。尤其是近年來，該趨勢已經成為當代文學研究甚至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現象，刊物專欄、學術專著、實踐成果、學術會議與論爭都大量涌現，在繁榮興盛的同時也亟需深入的學理辨析與理論深化。

一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史料化、史料學是從中國新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的史料考證與學科建設中衍生、獨立出來的。這個過程與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的當代社會的發展密切相關，也是學科內部拓展的必然結果。1980年代中期、2000年代中期、2010年代中后期是這個過程的三個重要節點。經過三個時期，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史料化完成了三級跳，基本奠定了學科的初步理論基礎、方法基礎與實踐成果。

1980年代中期，學界對史料學的倡議主要集中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逐漸從史料化向史料學過渡。1985年，馬良春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發文《關于建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建議》，該文從蔡元培“史學本是史料學”與周谷城“這話于史學界有益,但不正確”兩種觀點的辨析說起，強調了重視現代文學史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設定了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學科框架，即專題性研究史料、工具性史料、敘事性史料、作品史料、傳記性史料、文獻史料與考辨性史料，共七個有機部分。①1986年，朱金順《新文學史料引論》出版，成為了此時期史料發掘工作與史料理論化的總結性成果。以上述兩文為核心的討論大體停留基礎理論研討上，仍然聚焦于“要不要”建立相關學科的層面，雖有所觸及但完整的學科體系與理論支撐尚屬空白。相關論文稍晚另有樊駿《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上]——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新文學史料》1989年1期）。

2000年代中期，學界的倡議在前一時期的基礎上逐步向建立系統的史料學靠攏。2004年，劉增杰在《建立現代文學的史料學》一文中再次提出呼吁，并強調“我們現在要建立的現代文學的文獻學或史料學，與傳統的文獻學是既有承繼也有區別的。”②2008年，謝泳《建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構想》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門檻不高，主要原因之一即是“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學基礎還沒有建立，這使得它的專業性不明顯，這門學科的系統訓練，很難在文獻方面體現出來”。③該文從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存亡的高度去認識史料學的意義，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是建立在完整史料基礎上的一門專業學科，雖然與通常的歷史研究有所區別，但基本方向大體相同，所以史料基礎的強弱直接關系學科的存在問題，不可不給予特別注意。”④兩文之中，劉文更多從社會時代層面強調史料化、史料學對不甚正常的學風所具有的糾偏作用；謝文則建立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總體上乏善可陳的前提下，雖有偏激之處卻也有建設意義。本時期，對中國新文學、現代文學史料挖掘、史料利用、史料重估、史料學建設等方面的討論明顯多了起來。在專門史方面，該時期出現了對海外華文文學史料的集中探討，以袁勇麟《一個宏大的系統工程——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學管窺》（《世界華文學論壇》2002年1期）、《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學的回顧與展望》（《甘肅社會科學》2003年1期）最為典型。同時，由路文彬編選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文論選（1949-2000）》（中國文聯出版社2006年3月）開啟了中國當代文學史料與文論選集的集中、大量出版。該書編者設定的編選原則為：一是從文學思潮的角度去考量，注重史料的歷史指導與引領作用，注重那些對重要的創作傾向及作家理念起到推動或扭轉作用的文獻；二是從概括和回顧性的角度選取較好地觸及了文學的時代與歷史問題的文獻，作為世紀末的當代文學史料備忘。“當代文學史料備忘”這種定位表現了編選者的文獻定位，至少尚未上升到史料學的高度進行認識。同時，編選者提出的“如果中國當代文學史可以有一百部，中國當代文學史料選也可以有一百部”的觀點也引起了關注。此時期，相關論文還有陸耀東《現代作家全集的編輯與文學史料學問題》（《河北學刊》2006年6期）、白春超《舊資料的發掘與新學術的發動——近幾年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史料研究述要》（《寧夏社會科學》2008年6期）、趙普光《論書話的現代文學史料學意義》（《文學評論》2009年3期）、李青果《史料思維與現代文學研究》（《華南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5期）、趙普光《現代文學史料學》（《長江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1期）、劉增杰《文化期刊中的文學世界——從現代文學史料學的視點解讀〈東方雜志〉》（《漢語言文學研究》2010年1期）等。2012年，劉增杰《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中西書局）可以視作本階段的理論總結和關鍵成果。

2010年代中期以后，當代文學史料學逐漸成為理論熱點，研究成果呈現出井噴之勢。在眾多研究者中，最引人關注的是吳秀明，其關于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學的系列論文⑤、由此結集而成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11月）一書以及由其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叢書》（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7月后陸續出版）代表了該領域研究成果的巔峰。除此之外，在當代文學史料化/學領域用力甚多的學者還有洪子誠（《當代文學的史料問題》，《長沙理工大學學報》2016年11期）、程光煒（《從田野調查到開掘——對80年代文學史料問題的一點認識》，《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2期）、黃發有（《史料多元化與當代文學研究的相互參證》，《南方文壇》2019年3期）、吳俊（《新世紀文學批評：從史料學轉向談起》，《小說評論》2019年4期）、郜元寶（《“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史學化”趨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2期）、斯炎偉（《當代文學史料研究中的“知識化”現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10期）、付祥喜（《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主體的三個“危機”》，《社會科學論壇》2016年11期）。與此相關，關于史料與中國現代文學、中國當代文學等的學術研討會逐漸多了起來。⑥此外，《學術月刊》2017年10期發表了題為“當代文學研究中的‘史料學轉向’現象聚焦”的一組筆談，對當代文學研究的史料化/學提出了質疑，共包括四篇論文：周保欣《重建史料與理論研究的新平衡》、趙衛東《當代文學研究的“史料學轉向”是個偽命題》、姚曉雷《重視“史”，但更要尋找“詩”——也談當下文學研究中過度強調史料建設作用的迷津》、斯炎偉《當代文學史料研究中的理論思維問題》。編者坦言，這些論文“并無輕視史料的想法，只是對離開文學史研究的歷史真實和文學研究的思想理論的具體困境、片面強調史料建設、試圖通過史料建設畢其功于一役的一種頗有市場的學術觀念和學術風氣，大膽而敏銳地提出自己糾偏的意見。”但在具體論述中不乏激烈的否定意見，例如趙衛東就認為“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學”是個偽命題，“這樣的‘史料學轉向’，不過是在向人們重復宣示一個盡人皆知的學術常識而已，于真正的當代文學史研究并沒有多大的意義。”作者并且對應地提出了“文學批評轉向”的概念：“當文學史研究越來越傾向于文獻史料研究或基于文獻史料的研究的時候，如果沒有越來越多的‘文學批評’，那么將來又哪來那么多的‘文獻史料’可供研究呢？換句話說，我們重視文獻史料，卻對文獻史料最有價值的源頭‘文學批評’那么輕視，這難道不應該被改變，不應該來一個‘文學批評轉向’嗎？”⑦

將當代文學研究史料化推向高潮的是《文藝爭鳴》2016年8期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筆談”。該欄目一次性刊發論文十九篇⑧，造成了極大的學術聲勢和影響。尤其是參與討論的不乏重量級學者，能夠從宏觀上對當代文學史料研究進行整體建樹。由這些重量級論文支撐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中心”則成為第一個專門的文學史料研究中心，標志著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學從理論探索走向了學科實踐，從體系架構走向日常行為，從個別關注走向普遍聚焦。這次集群式、轟炸式的學術聲浪使得當代文學史料研究深入人心，雖然也引起了一些反思（如前述《學術月刊》的筆談，可以視作是對該專欄的直接質疑），但這些反對的聲音并未形成多大聲勢。至此，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化/學終于完成了從現代文學史料學的脫胎獨立，也逐漸在伸展自身學術外延、建構自身理論體系、尋找自身學科定位的方向上越走越扎實。

二

雖則近年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史料化傾向才逐漸到達史料學階段，但對中國現當代乃至近代文學的史料發掘與應用從未停止過⑨，陳平原對現代圖像史料、錢理群與吳福輝對現代插圖與文學廣告、金宏宇對新文學版本、黃發有等對新中國文學報刊的研究等都令人印象深刻。當然，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領域中最為突出的是魯迅文學史料研究，已經取得了其他領域無法比擬的成果與成績，對魯迅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另外，范伯群等的通俗文學研究與史料挖掘之間的緊密關系也是學界共識。由此可見，在理論上對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史料化/學的強調、推行與當代文學研究實踐之間并不是簡單的因果關系。兩者來自不同的學術目的、理論思路與發展過程，雖然有可能在今后逐漸融匯成為一體，但至少最近幾年對史料所產生的井噴般的理論闡述還沒有產生令人滿意的實踐成果。因此，史料化對當代文學研究究竟意味著什么？兩者之間的現實關系是怎樣的？未來兩者融合的路徑是怎樣的？在目前史料化成為熱潮的背景下，這些問題都值得認真厘清。

首先，當代文學史料的深入挖掘是亟待面對的歷史性課題。雖然這種挖掘一直在進行，但還遠遠未達到應有的廣度與深度。與古代文學相比，甚至與現代文學相比，當代文學的史料更加豐富，甚至可以說浩如煙海，一切與文學相關的書面、影像、網絡、口述、傳記等材料都可以成為史料。對于當代文學的巨量史料，一方面如何更廣泛地將無數史料納入到文學研究中來是一個迫切任務。現有的文學評論與文學研究仍然停留在使用最基本史料的階段，史料意識還普遍匱乏；另一方面，對這些史料的揀選與使用更為薄弱，即使一些以史料見長的當代文學史也仍然存在不少史料錯誤，這種現象亟待改善。對“文革”文學、十七年文學的許多史料進行搶救性挖掘是當下學術研究的重點，這一點應無疑義。“當代文學史料研究，正是當代文學這門學科的地基。”“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迫切任務是史料的搶救與發掘。在傳播形式日益多元化的環境中，史料形態變得越來越多樣化。在史料研究領域，歷來有貴遠賤近的傳統，當代史料往往被視為最沒有價值。問題在于，很多史料一旦消失就無法再復原。也就是說，當代史料的保存與甄別，猶如一場沒有終點的接力長跑，第一棒必須由同時代人完成使命。”⑩當代文學研究在理論體系、學術深度、結論效度等方面的欠缺往往與史料使用的不夠充分有關。當代文學研究的學科發展必然要求也最終必然推動史料研究的發展，兩者本是同一過程。另外，受制于有關材料的未解密狀態、網絡文學史料的新形態，當代文學史料挖掘的難度比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都難一些。正如有學者的概括，其中的主要任務有兩點：“一是在目前檔案解密條件不可能有大改變的情況下，我們要自覺努力使用意識形態機關的內部文獻；二是當代文學史寫作，要盡可能把歷史遺忘的重要文學活動呈現出來，這才是有學術意義的工作。”?這些任務能否達成決定著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所能達到的學術高度與深度。

其次，當代文學史料學的建構是豐富學科體系的必然結果。從研究實踐中自發的史料意識到理論上對史料（化）的強調再到史料學的建立，是古代文學研究、現代文學研究的必經之路，也會是當代文學研究即將面臨的歷史性任務。古代文學研究已經初步完成了這一過渡，現代文學史料學也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當代文學史料學的建立自然也就提上議事日程。有學者認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發展所遇到的瓶頸有賴于史料學學科的建立，因而從史料到史料學的跨越是學科發展的決定性過程。?對于當代文學研究而言，同樣的過程也是必然和必須的。?當代文學研究學科體系中，文體史、中外對比研究、版本研究、批評史等領域已經有所突破，但史料學的建立仍然還沒有成為現實。對當代作家的書信、日記、傳記、版本、檔案文獻的研究正在分頭展開，但總體上的理論建構與實踐操作還較為欠缺。洪子誠《材料與注釋》一書可以視作理論上的奠基者，吳秀明《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問題研究》與由其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叢書》可視當代文學作史料學的物質基礎。如何建構具有當代特色、與國際學術發展趨勢接軌、符合新時代社會特征的當代文學史料學是接下來該領域的核心任務，僅有對史料的熱情還不夠，更需要理論上的艱辛開拓。一俟這種轉折完成，其意義之重大是可以期待的：“這種調整對當代文學學科及其研究來說，不是個別局部和支節的修殘補缺，而是帶有整體全局性質的一次重要的‘戰略轉移’。”“它表明當代文學研究在經過十余年的醞釀積蓄后，又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正面臨著一種新的、艱難而又美麗的蛻變，有望在整體學術水平和層次上有一個大的提升。” ?

再次，當代文學史料的持續開掘與理論建構是當代文學研究的新領域、新形態、新問題。雖然史料使用是文學研究、文學史研究的前提條件與核心部分。但是當代文學史料出現了網絡史料、影像史料等新形態、檔案保密限制等新問題、網絡文學與科幻文學等新領域，這是以往文學研究中所沒有的。“網絡文學的生產和傳播都呈現出速生速滅的趨勢，從事網絡文學評論和網絡文學研究的學人要翻查三五年前的網絡數據，往往會無從下手。一方面，網絡作者經常會對自己的作品進行改寫；另一方面，網站編輯和網友在轉載時也會進行改寫。”? 文學研究與史料收集必須同步進行，否則就失去了最佳機會，這種情況在傳統文學研究中是不存在的，這是網絡媒體的發展為文學研究提出的新課題。同時，在處理史料的技術手段方面，當代文學史料與現代、古代文學史料相比已經不可天遠地遙、同日而語。面對浩如煙海的史料，電子化成為首選，這與傳統意義上的文獻化有著巨大差異。“電子化史料，是指以數碼方式將圖、文、聲、像等多方位多媒體信息存儲在磁光電介質上，通過計算機等設備閱讀使用，用以表達思想、普及知識和積累文化的史料， 它是史料現代化的基礎。” ?通過實現“載體的現代化”與“現代化的載體”，當代文學史料學也將快速走向學科手段與觀念的現代化。此外，網絡形態的史料研究還有利于形成新的“史感”，“網絡文化的虛擬色彩有助于融匯現實與虛擬之間的區別，使得史料工作最為重要的‘史料意識’與‘史感磁場’得以在網絡世界中還原，可以復蘇完整的文化史料所賦予人們的現場感覺。此處所說的‘史感磁場’，也就是在長期的對于一手史料的占用與研究中，盡可能地獲得到一種對于研究對象所產生的年代或者由于研究目的而產生的歷史還原的現實感。”? 這種新的“史感”的獲得方式也是傳統史料研究所無法觸及的。

總體而言，經由史料化走向史料學，這是當代文學研究必然面臨的發展階段，這其實提供了新的領域、問題與難度，也為其實現現代化、走向獨具特色的學科結構提供了極佳的歷史可能性。在當代史料學真切建立起來之后，當代文學研究或許將擁有新的發展機遇，迎來新的實踐形態。

三

盡管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意義，但它并不能取代當代文學研究本身，更遠遠不是文學研究的歸宿與終點。那種將史料化與史料學的作用夸大到極致的立場十分可疑，也是對學科發展毫無益處的。當代文學史料的挖掘是使用是豐富提高當代文學研究水平、促使其進入新的學術范式的有效手段，但并不意味著從根本上改變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內涵、理論架構與未來方向。前者為后者提供更加豐富的歷史細節、事例佐證與闡釋空間，甚至有時候能改變局部的文學史體系，但其存在與發展不是為了推翻后者，這樣的企圖也是無法完成的。具體而言，在清楚地認識到史料研究必然越來越成為當代文學研究的核心問題的同時，也要清醒意識到當代文學研究的史料化傾向需要在以下學術維度認真面對自身，更加清晰地確立自身的內涵與外延、性質與功能、可能性與局限性、能動性與破壞性。

其一，史實與史識的關系。兩者之間的主客體關系，其實是個不太容易解決的問題。將史料化推向史料崇拜的沖動所包含的預設前提之一就是后者產生于前者，后者是主觀的而前者是客觀的。從所謂的客觀史料引申出看似客觀的歷史知識，然后進一步產生歷史事實，這是以往文學（史）研究的慣常思路，即使“重寫文學史”思潮也未能將其置于需要反思的地位。但是，在如今史料化空前加強的背景下，史實與史識之間的邏輯關系也到了需要警惕和清理的時刻。尤其是在后現代歷史學的視野中，文學研究與歷史編纂共同成為一種話語的自我建構行為，作為史料化過程起點的史實（包括各種文獻）是否就是客觀存在的，是否就是真實可靠的，這些問題都值得重新懸置起來。文學史料與文學研究之間的主從關系也需要重新界定。所有這些問題的焦點在于文學研究、文學史的終極目的是否就是用史料對某種史觀進行確證。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將文學研究史料化推向極端的傾向必然就是值得懷疑的。如果，“今天我們不再把文學史寫作僅僅當作一種實證學術工作，更愿意把文學史寫作看作某種文學觀的建構，或者是某種文學觀的調整或解構，在今天的文學史框架下，人們不會把文學史料想象成孤零零的文學事實，而是在具體的文學史中有其確定位置和價值的文學史實。那么，孤立地批評某部文學史著作中文學史料的正誤、多寡、偏全就未必有效。文學史料的局部正誤可以辨析，諸如版本的使用、作家筆名的考證等，但這些不會影響整體文學史觀。而文學史料的多寡、偏全是文學史著作內部的問題，沒有恒定的外部標準，而且以文學史料的‘多’和‘全’構成的文學史未必是一部好的文學史，也許僅僅是資料匯編而已，況且‘全’和‘多’是沒有盡頭的，更全更多永遠在前面等著我們。” ?如果我們確認文學史料研究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達成某種更新、更深、更確切的文學史觀念和文學史文本，那么，文學史料就不能成為文學史的同位甚至上位概念，當代文學史料學也只能服務于文學史觀念的更新和演進，而不能獨立于這個方向之外。

其二，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之間的關系。當代文學最為人指摘的地方之一就是不夠學術化，學科門檻太低，甚至當代文學研究是否足以成為一門學科都會被極端者質疑。文學研究史料化的動力和成就感主要來自將當代文學研究學術化，提升其學術含量與門檻。這種學術訴求有其合理之處，但其局限也非常明顯，那就是導致對文學批評的進一步矮化。雖然當代文學批評存在泛濫、失效、不及物等明顯不足，但仍然是文學研究的基礎。在補足史料研究所缺乏的審美體驗與價值判定方面，文學批評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研究的學科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當代文學研究也仍將繼續證明。當代文學批評雖然學理化程度不高，但那正是需要加強的地方，并不構成以史料化取而代之的理由。所以，正確認識史料的利用價值與學術邊界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目前對史料的重視，并不是從史料與學術研究本體關系思考出發做出的自然選擇，而只是把史料當作逃避理論匱乏的避難所，當作思想、理論枯竭后的臨時學術續命之策。正如此，學術界的大多數人，事實上對史料問題并未形成富有學理的認知，加之當代文學的史料學積累本就薄弱，所以，對學術研究中史料的作用便缺乏準確的把握，要么無限放大、要么刻意縮小史料在學術活動中的固有價值。” ?在正視這些問題、清理這些不合理傾向的同時，應該對文學理論、文學史料與文學批評三者在文學史框架下的互動機制進行更新、更深的思考與定位，尤其要重視文學史料的使用邊界問題。“史料建設與史學化研究方法無法抵達文學研究核心，最終還是因為文學的本質是詩性的審美想象而不是史性的事實描述。”? 文學研究不同于歷史研究，自然史料研究甚至史料學，所起到的作用就有先天的不同。“清醒的史料研究者都知道，作為客體的歷史事實，其實早已被時間淹沒，史料研究孜孜以求的，只是在觀念層面上重組的一個歷史事實。這個歷史事實僅靠史料本身無法建構，它必須有研究者理論思維的參與，這樣史料之間才能建立起關系，才能呈現為某種歷史事實。” ?文學批評所產生的現場感是日后成為文學史料的關鍵因素，而日后的研究者能夠找到某種曾經作為文學批評的史料也是因為某種“史感”的存在，兩者應該是有機統一的。

其三，史料使用的主體、客體、行為等邊界維度。幾乎所有強調史料化與史料學如何重要的論者都會提及極端史料化會帶來的負面效應，這些可能產生的弊端此處毋庸重復。從學術姿態角度，有學者提出了史料研究的“四義”，“即一為求真，二為求解，三為求義，四為求價值實現之度。” ?從研究主體的角度，有學者將過分強調史料的危機概括三種，即“認為越古、越專、越細的文學史料越有價值；偏執于史料或理論；迷信研究方法。” ?對任何學科的發展而言，新的理論體系的建構、新的研究領域的拓展、新的學術階段的躍升，必然意味著在對學科核心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進行不斷探索的同時注重對學科邊界的尋找與設置。邊界意識的建立與否，也是衡量當代文學史料學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屬于社會生活范疇的史料的適用是有限度的，它只是可以幫你弄清作家創作背景及作品生成過程的一些基本事實，掃清一些外部障礙，以便能更行之有效地探尋作家作品的內在精神世界，但并不是對作家作品精神世界自身結構特征的直接賦值。要想真正地進入作家作品的精神世界，還只能是一種思想的抽象進入。這種思想的抽象進入不僅僅是建立在史料基礎上的對話，更重要是建立在文本結構形態上的敞開了的、調動研究者所有藝術感知能力以及文學史經驗的對話。”?在充分意識到史料使用過程中各個維度上的邊界之后，當代文學史料學的學科邊界才能充分建立，才能真正有效推動當代文學研究走進新的階段、新的時代。

結語

“文學史料的發掘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意義，主要體現在：史料的發掘是對中國現當代文學這門學科的完善；史料的發掘是對過去文學研究錯誤觀點的糾正；史料的發掘可以為現當代文學目前研究的乏力帶來新的學術生長點；史料的發掘可以完善研究主體的學術品格和學術人格。”?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漸次經歷了史料意識、史料化和史料學三個階段，總體上，其對當代文學研究的巨大推動作用和亟需建立的邊界意識都已經得到了充分彰顯。當代文學史料學在呼之欲出的同時也面臨著自我限定的艱巨任務。正面的積極作用主要表現為：在研究對象方面，當代文學現場史料與周邊史料的挖掘成為熱點；在研究方法方面，以史料代替西方理論方法、代替文本解讀、代替文化研究等成為重要方法；在研究結論方面，當代文學研究日益呈現出局部化、翻案化的特征。這些變化帶來的學術后果包括了正向和反向兩個層面。當前的學術研究既需要繼續大力發揚史料化研究的長處與效果，也需要盡力避免其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弊端以及過分走向考據而忽視義理的傾向。

史料作為研究視野進入當代文學研究的學科體系中，發展到近幾年已經到了關鍵時期，大量產出學術成果的同時也正在遭受越來越多的質疑。這種分裂狀態有兩個層面的集中表現。其一是史料研究的學術實踐者與理論提倡者的隔膜，雙方各自為戰，鮮有交集。有些對史料研究提倡最為大力者恰恰并不付諸實踐，而部分重要的實踐者并未進行理論闡釋與經驗總結。其二是對當代文學研究現狀中的史料傾向的判斷出現極大分歧。積極倡導者認為，現有當代文學研究在史料方面的有意無意忽視令人震驚和難以置信；公開反對者則認為當代文學研究業已存在過分史料化的傾向與現象，它們對當代文學研究已經產生了極大危害。兩個層面上的極大分裂意味著真正的史料研究并未成為當代文學研究的主要門徑，關于史料研究的許多理論問題仍需深入的理性探討。作為這種分裂狀態的集中表現，《文藝爭鳴》2016年8期集中刊發的專欄與《學術月刊》2017年10期組織的筆談所形成的對立立場，鮮明呈現了學術界在這一問題上的視角差異與結論分歧。作為近年來當代文學研究的熱點現象，史料化問題既隱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也表達著深廣的學術溝壑。尤其是在新媒體時代，史料研究問題所具有的范圍與難度有著顯著的增強與變異，成為當代文學研究的迫切命題。在文學創作極度活躍、文學研究相對邊緣、文學環境空前市場化、文學的國際交流日益全球化、文學消費手段日益網絡化的時代，當代文學研究的史料化與史料學絕不是僅僅靠簡單的理論提倡就能順利發展的，其理論邊界與實踐邊界也需要在不斷增多的學術實踐中得到總結，才能逐漸顯現出來。純粹理論上的簡單推演應在得到降溫，而深入、有效、扎實的史料研究實踐應該逐漸升溫，最終帶動當代文學研究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本文刊于《百家評論》2021年1期）

注釋：

①馬良春：《關于建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建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5年1期。

②劉增杰：《建立現代文學的史料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4年3期。

③④謝泳：《建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構想》，《文藝爭鳴》2008年7期。

⑤該系列論文主要包括《應當重視當代文學史料建設 兼談當代文學史寫作中的史料運用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年5期）、《當代文學文獻史料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基于現有成果的一種考察》（《文藝理論研究》2012年6期）、《當代文學文獻史料研究的歷史困境與主要問題》（《浙江大學學報》2013年3期）、《論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時空拓展及其檔案制度障礙》（《文藝研究》2014年3期）、《學科視域下的當代文學史料及其基本形構》（《文學評論》2014年4期）、《當代文學史教材編寫需要正視的三個問題——基于編寫實踐的一種思考》（《浙江社會科學》2014年7期）、《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歷史源流與現實發展》（《天津社會科學》2014年4期）、《當代文學史料與讀者的深度閱讀》（《創作與評論》2015年2期）、《“文化中國”視域下的世界華文文學史料》（《文藝研究》2015年7期）、《論當代文學的公共性文獻史料》（《文藝爭鳴》2015年10期）、《電子化文學史料的內在形態與知識譜系》（《福建論壇》2016年1期）、《當代書話與當代文學史料》（《海南師范大學學報》2016年1期）、《現代文學館中的當代文學史料》（《中文學術前沿》2016年1期）、《后現代主義語境中的知識重構與學術轉向——當代文學“歷史化”的譜系考察與視閾拓展》（《文藝理論研究》2016年4期）、《一場遲到了的“學術再發動”——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意義、特點與問題》（《學術月刊》2016年9期）、《當代文學研究應該與如何“及物”——基于“文獻”與“文本”的一種解讀》（《文學評論》2016年6期）、《探尋立體呈現當代文學史料的體系與方式——〈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問題研究〉的編纂理念與學術追求》（《南方文壇》2017年3期）、《論當代文學研究的知識學養問題——基于文學史料的一種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6期）、《當代文學“歷史化”的歷史觀問題探討——基于政治和革命的視角》（《浙江大學學報》2017年6期）、《“一體化”視域下的當代文學運動史料》（《南方文壇》2017年6期）、《批評與史料如何互動》（《文藝研究》2017年12期）、《整體性視域下的80年代文學史料研究——兼談“年代學”研究對當代文學的意義》（《文藝爭鳴》2018年6期）、《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狀況考察——基于數據的統計與分析》（《當代作家評論》2018年6期）、《近十年來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總體圖景——基于數據的類型分析》（《文藝爭鳴》2019年1期）、《當代文學史如何面對史料》（《當代文壇》2019年2期）。

⑥主要包括：2006年9月24日至27日，由中華文學史料學會、《文學評論》編輯部、河南大學文學院聯合舉辦的“史料問題與百年中國文學轉捩點學術研討會”；2009年5月23日至25日，在重慶召開的“文學史料與抗戰文學”學術研討會；2009年11月1日至3日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聯合主辦“中國現代文學新史料的發掘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年11月16日至17日，“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料與闡釋”學術研討會在杭州召開；2016年6月6日，由吉林省文藝理論研究室、《文藝爭鳴》雜志社、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主辦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中心成立暨學術研討會”在吉林省長春市召開；2016年8月17—18日，由東北師大大學文學院聯合《新文學史料》《現代中文學刊》《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東北師大學報》舉辦的“年譜與新文學研究經典化”專題論壇在東北師范大學舉行；2017年6月2-4日，由山東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和山東中國文學藝術博物館聯合主辦的“20世紀中國文學生活史與史料整理學術研討會暨‘當前社會文學生活調查研究’成果發布會”在山東大學召開；2017年10月21、22日，“華文文學的史料建設學術研討會·江蘇省臺港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會2017年會”在揚州大學召開；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編輯部、浙江大學出版社與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聯合主辦的“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料與文學史研究”學術研討會于2017年10月13日至15日在浙江杭州召開；2019年3月31日，華東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舉辦陳子善教授榮休儀式暨“以史料為方法：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2019年4月27日，“歐美華文社團、期刊網絡史料整理與華文文學史書寫”研討會在陜西師范大學舉行。

⑦趙衛東：《當代文學研究中的“史料學轉向”是個偽命題》，《學術月刊》2017年10期。

⑧這19篇論文依次為：洪子誠《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丁帆《亟待搶救的共和國文學史料》、程光煒《當代文學考證中的“感情視角”》、張福貴《當代文學史料的歷史價值與構成邏輯》、王堯《當代文學史研究中的史料問題》、謝泳《拓展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的幾個方向》、黃發有《當代文學史料研究：老問題與新情況》、王侃《文學史料：記憶之上、歷時性、共時性及其他》、張均《當代文學史料利用中的問題意識》、錢文亮《當代文學史料與“文學年代”的“重返”》、錢振文《當代文學史料應用的現狀和方法》、易彬《當代文學史料建設的路徑與問題》、申霞艷《口述史：抵抗平庸之惡》、楊輝《從“史料” 到“文獻”——以賈平凹〈文論集〉〈書畫論集〉的編選為例》、王秀濤《地方性史料與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李建立《資料整理中的語境意識》、袁洪權《作為當代文學史料的作家日記與書信》、魏華瑩《關于當代文學史料的想法——以〈廢都〉研究為例》、吳景明《強化史料意識，助推當代文學研究“歷史化”——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研究中心成立暨學術研討會綜述》。

⑨具體情況可參見劉勇：《從史料到史料學——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瓶頸與突破》，《社會科學輯刊》2018年5期。

⑩?黃發有：《當代文學史料研究：老問題與新情況》，《文藝爭鳴》2016年8期。

?謝泳：《拓展中國當代文學史料的幾個方向》，《文藝爭鳴》2016年8期。

?劉勇：《從史料到史料學——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瓶頸與突破》，《社會科學輯刊》2018年5期。

?關于當代文學研究中的史料意識及其發展階段，可參考吳秀明《當代文學學科建設與史料意識的自覺》，《福建論壇》2011年8期。

?吳秀明：《史料學：當代文學研究面臨的一次重要“戰略轉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年2期。

?吳秀明、李一帥：《電子化文學史料的內在形態與知識譜系》，《福建論壇》2016年1期。

?張立彬、陳鐳：《網絡文化的史料價值與利用策略》，《圖書與情報》2007年6期。

?劉曉麗：《何來文學史料——兼論對文學史寫作的一種批評》，《文藝理論研究》2010年1期。

?周保欣：《重建史料與理論研究的平衡》，《學術月刊》2017年10期。

?姚曉雷：《重視“史”，但更要尋找“詩”——也談當下文學研究中過度強調史料建設作用的迷津》，《學術月刊》2017年10期。

?斯炎偉：《當代文學史料研究中的理論思維問題》，《學術月刊》2017年10月。

?吳俊：《新世紀文學批評：從史料學轉向談起》，《小說評論》2019年4期。

?付祥喜：《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主體的三個“危機”》，《社會科學論壇》2016年11期。

?姚曉雷：《重視“史”，但更要尋找“詩”——也談當下文學研究中過度強調史料建設作用的迷津》，《學術月刊》2017年10期。

?袁洪權：《文學史料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西昌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6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