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99年，在“中國魯迅研究五十年”學術研討會上，張杰提出“魯迅研究中最薄弱的是作為學者的魯迅”。幾乎同期，馮光廉等主編、集合20余位研究名家聯袂撰寫的《多維視野中的魯迅》之結語“21世紀的魯迅研究預想”也表示“‘學者魯迅’，還是一個未曾很好研究的課題”。時至今日，關于“學者魯迅”的研究成績已漸顯厚重。僅筆者粗略搜羅翻閱所見，相關著作不下十部，文章多達400余篇。

2001年9月14日，陳漱渝在《人民政協報》上發表《作為學者的魯迅》，全面展示了魯迅的學術成就。與20世紀90年代主要由《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來談“學者魯迅”的方式不同，該文的重點在介紹魯迅的古籍輯校工作與金石拓片資料。而近二十年，這兩方面的研究皆已成氣候。對魯迅輯校古籍與金石學問的研究，有助于沖破舊有之以《中國小說史略》為主軸、以殘本《漢文學史綱要》與長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等為輔翼的學術格局，從而延展“學者魯迅”的內涵，構建新的“學者魯迅”形象。

一

在魯迅輯校古籍研究方面，古典文獻學專業的石祥在2012年曾做過述評，從集部古籍、小說文獻、子史典籍、鄉邦文獻及魯迅與文獻學、古籍整理關系等五類，簡要梳理了1949年以降的40多篇文章。其中，論及新世紀以后成果的部分相對較少，茲擴敘一二。

研究魯迅輯校古籍者素來不多，持續耕耘的僅林辰、顧農、趙英等寥寥數人。1999年，林辰、王永昌編校的四卷本《魯迅輯錄古籍叢編》采用新版古籍的通用辦法排印，涵括魯迅輯錄古籍的主要部分，將已出版和從未印行的二十種著作合編呈現、校勘標點，為后來者提供了文獻基礎和研究便利。2003年，林辰和趙英先后辭世。新世紀以來，老輩學者僅存顧農孜孜以求，考述魯迅輯本《范子計然》《魏朗子》《任奕子》《志林》《廣林》、魯迅抄本《義山雜纂》《會稽先賢著述輯存》《穆天子傳補釋》《讀道藏記·穆天子傳》等，另撰寫《魯迅與會稽文獻》《魯迅與嘉業堂所刻書》《魯迅抄過的古書（二題）》等多篇文章。

近十年來，一批年輕學人紛紛發力，如石祥承擔教育部基金項目“魯迅輯校古籍研究”，對魯迅輯校之《文士傳》《嵇康集》《謝承后漢書》《眾家文章記錄》《虞預晉書》《謝沈后漢書》等文本考辨精詳，并糾謬2005年版《魯迅全集》之《姚輯本〈謝氏后漢書補逸〉抄錄說明》，其關于《會稽郡故書襍集》諸稿本的文獻學研究尤見功力，擬出版之專著《魯迅輯校古籍的文獻學研究》甚可期待。再如，秦碩研究魯迅藏校之《百喻經》、魯迅輯校之《嶺表錄異》《嶺表錄異補遺》《續齊諧記》《云谷雜記》《會稽郡故書雜集》、魯迅輯錄之博物類古籍等，頗有成績。謝政偉、朱成華、陳龍、陽清、李柏、蔣文等對魯迅輯本《古小說鉤沉》《虞預晉書》《會稽典錄》《郭子》《祖臺之志怪》等做了大量校補勘誤、異文與征引資料考辨方面的工作。

近二十年來，在數十種魯迅輯校古籍里，《古小說鉤沉》的研究數量最多，約有40篇，但多為校勘商兌與閱讀札記；反而魯迅《嵇康集》研究更有突破，葛濤新發現魯迅的校對手稿，何躒考索黃刻本及據黃鈔刻本，葉當前論及戴明揚對魯迅的校正，還撰寫了魯迅輯校《嵇康集》整理與校勘的綜論性文章等。此外有王純、李峰、王繼武、羅志等人對魯迅文獻學成就、校勘學貢獻、版本學實績等方面的揭示。

簡言之，新世紀以來，魯迅輯校古籍方面的研究隊伍有所壯大，專業化程度得以加強，以往流于泛泛而談的魯迅校本《沈下賢文集》《云谷雜記》《虞預晉書》等亦獲深研，除《說郛錄要》《虞永興文錄》《柳惲詩》等少數文本外，魯迅整理的古籍大體上已有專論。只是目前仍在銖積寸累的階段，聚沙暫未成塔，集腋有待成裘。鮑國華所作《魯迅輯校古籍系年》力圖展現魯迅輯校古籍的生成過程以及相關學術研究基本面貌，類似成果還甚少。除李拉利寫有三篇綜論魯迅《古籍序跋集》的文章外，該編向來極少被人整體討論。而像黃凱提出的摒棄進化意義上“五四前夕”的新文化修辭、體認魯迅古籍輯校獨立價值這樣有穿透力的觀點，目前還顯欠缺。

二

在魯迅金石學研究方面，早在1938年，蔡元培《魯迅先生全集序》里就稱許魯迅“注意于漢碑之圖案”的搜羅是傳統金石學所未有者。然而，這僅為魯迅龐雜金石工作之一端。他至少撰寫了10篇金石研究文章，整理、編輯金石書籍3部（一部未完），輯錄、抄錄、編制、影寫的金石目錄著錄21份，輯錄和校勘兩漢至隋唐石刻拓本780多種，收藏石刻拓本5100余種、6200余張。

受限于時代認知與資料獲取的不足，在魯迅離世后的六十余年間，除胡冰詳敘魯迅對石刻畫像的搜集與研究、周啟付略談魯迅與金石拓本、孫瑛作魯迅藏碑輯述、徐斯年講魯迅與呂超靜墓志、張望和李允經述魯迅與漢畫像、鄭欣淼說魯迅與佛教造像等零星幾篇文章外，魯迅的金石學成就長期無人問津。新世紀后，研究勢頭迅猛，且愈加強勁。強英良以魯迅日記為線索，鉤稽史料，比并對照，陸續梳理上百則魯迅藏碑刻拓片名目，寫出單個碑拓概況和綜合性的研究概說，分四期載于《魯迅研究月刊》。《上海魯迅研究》發表了顧農談魯迅輯校石刻、張嵐述魯迅和碑帖研究等文章。夏曉靜系列性地敘及了魯迅藏瓦當拓片、魯迅的書法藝術與碑拓收藏、魯迅影摹的《秦漢瓦當文字》、魯迅藏漢畫像石拓片，陳述魯迅和周作人在拓片工作方面的關聯。在新資料方面，葉淑穗經排比對照，確認發現基本完整的魯迅遺編《漢畫象考》手稿本，葛濤也新發現兩幅魯迅搜集整理漢畫像手稿。在獨立文本考釋方面，魯迅藏漢曹全碑拓片、魯迅所撰《〈大云寺彌勒重閣碑〉校記》、魯迅手稿《帖簽碑目》、魯迅編《六朝造像目錄》《六朝墓志目錄》等都被揭讀。在新視角方面，顧農從《〈呂超墓志銘〉跋》看魯迅抄錄和研究碑刻的方法，高方英談北大國學門對魯迅金石研究的影響，馬云論魯迅創作的古碑投影。

這一領域的重大突破在對魯迅抄碑的重新審視。雖早在20世紀90年代，王士菁、魯大東已嘗試換個視角看魯迅的抄碑；但近年來隨著對魯迅金石學問成績的廓清和認識的深入，涌現一批專論魯迅抄碑的成果，如肖振宇從精神苦悶探因魯迅抄碑，陳潔論魯迅抄碑與教育部職務之關系，王芳以金石傳統的三個脈絡解讀魯迅抄碑，許可細考魯迅抄碑事跡。黃喬生所寫《魯迅藏拓本全集》碑卷序言全面重估了魯迅的藏碑抄碑。這些研究似已可打破所謂魯迅“沉默的十年”的慣常認知，打開對魯迅人生的新理解，打造多維立體的“魯迅像”。

魯迅搜購的金石拓本包括碑碣、漢畫像、造像、墓志、古錢、古磚、瓦當等眾多品類。其中，有關魯迅藏漢畫像的研究最為活躍。既有楊義、許祖華等從宏觀方面的整體把握，又有李浩、孫保瑞、楊劍龍等對魯迅藏漢畫像拓本的具體考述；既有陳江風從漢畫學學科建設出發考量魯迅，又有姜異新由漢畫像生發魯迅之問“今人如何遙想古人，西方如何觀看東方?”；既有戴曉云、牛天偉等對魯迅藏漢畫像做形象分析，又有趙獻濤、孫偉、沈偉棠等探究漢畫像對魯迅創作、文學史研究、封面設計的影響。另，沈偉棠對魯迅的“圖像證史”觀念及其實踐的分析，指出了魯迅在中國美術史研究現代轉型方面的特殊貢獻。2018年9月，國內首次召開了“魯迅與漢畫”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收入20多篇文章，并獲正式出版。

除論文外，亦有一批涉及魯迅金石學研究方面的著作問世。王錫榮、喬麗華選編的《藏家魯迅》中選有碑銘、漢畫像等，并附有編者解說。楊永德等編著《魯迅最后十二年與美術》、蕭振鳴《魯迅美術年譜》、張素麗《魯迅與中國傳統美術》等皆有與金石相關的章節。自2014年起，北京魯迅博物館編《魯迅藏拓本全集》之漢畫像卷、磚文卷、瓦當卷接連出版。其出版說明及各卷前言均精當扼要，所附《魯迅金石雜抄（漢畫像部分）》《魯迅漢畫像年表》則可資查考。

相較對魯迅輯校古籍的討論，研究魯迅金石學方面的成果專業化程度不高，少數畫像學、書法學專業人員會涉獵其間，而更為相關的出土文獻學、古文字學的專家則注目不多，類似馬瑞考出魯迅輯校石刻手稿文字誤釋、缺脫等現象的成果尚屬鮮見，對魯迅校記、書目、拓片等單篇文本的解讀仍太少，基礎研究的空間還很大；然而，優勢在學術視野更為開闊，問題意識更具深度，所用方法更加多元，尤為難得的是，駕馭全局的綜論性文章次第而生。趙成杰、張瑞田各有關于魯迅金石學研究實踐的概述文章。張杰的《作為金石學者的魯迅》氣象宏闊，平正謹嚴，逐一探討魯迅從事了哪些金石研究，其在傳統金石學框架下占怎樣的位置，以及魯迅如何在石刻訪求、校勘、著錄等方面進行金石研究諸問題，最終論定魯迅金石研究之獨特價值。孫郁的《魯迅：在金石、考古之趣的背后》更上層樓，將傳統金石學與西方考古學并置觀照魯迅的學問世界，認為魯迅從金石之趣中提煉出現代藝術的底色，從域外考古學成果中建立起多維的思維結構，提出魯迅自認“學匪”背后的雅正之氣，恰是純正的學術意識。

三

魯迅的文學史特別是小說史研究仍是這二十年來的熱點話題。周錫山、鮑國華、歐陽健、張兵、聶付生、溫慶新與中島長文等學者的多部著作問世，歐陽健《中國小說史略批判》還一度引起爭鳴。研究魯迅小說史的論文數量更在150篇以上，或為新時期至新世紀之間同類成果的4倍左右，即便“研究之研究”的述評文章亦有多篇。2020年，王松鋒從文本釋評、版本介紹、勘誤補缺、編纂方法、“小說史觀”、“小說觀”、修訂過程、編纂意圖、學術史等多維度對新世紀以來《中國小說史略》研究做了簡要述評，雖多羅列篇目，但也可起線索之用。

就大的推進來說，鮑國華、符杰祥、趙京華、張永祿、施曉燕等人的研究使魯迅與鹽谷溫之公案基本得以澄清，鮑國華、李雪、李云、汪衛東、溫慶新等人的研究大體鉤沉出《中國小說史略》的成書及修訂過程，王齊洲、關詩珮、歐陽健、路楊、溫慶新等人的研究已著力析解《中國小說史略》在中西“小說”資源與觀念之間的內在裂隙。其余如《中國小說史略》的述學文體、經典化過程、文章觀念等亦有新得。

從研究人員看，國內僅少數學者長期致力于此。最可期待的是鮑國華，2008年出版《魯迅小說史學研究》后仍深耕不輟，或揭示《中國小說史略》關于“小說”和“小說史”的理論設計，思考“小說如何入史”；或研判《中國小說史略》的文學史類型，分析其介乎教材與專著之間的雙重學術職能；或專論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推敲小說史如何講授的問題；向內精研文獻，下苦功，做魯迅《小說備校》校勘札記；向外借重教育史視野，鉤沉北京大學國文門研究所小說科史料，探究魯迅小說史研究的制度性支持；橫向引入同時代人的小說研究做對照，論述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與中國小說史學興起之關系；縱向擴展到魯迅文學史研究，圍繞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撰寫了一系列文章。如此規劃有致、步步為營、扎實推進的“學者魯迅”研究難能可貴。

新世紀以后，在魯迅的文學史研究方面，從成果數量上看，研究態勢似乎熱鬧且向好，但仍有相當部分的文章在炒冷飯或泛泛而論，學術泡沫泛起。相較古籍輯較、金石學兩方面，魯迅文學史研究的虛假繁榮格外明顯，或與此領域積淀多、上手快、易出成果不無關系。研究分布亦不均衡，重頭仍是《中國小說史略》，而《漢文學史綱要》尚停留在校勘正誤和命名討論的階段，真正有學術分量的還較少。所謂《漢文學史綱要》的編撰、特色及價值等討論多為皮相之談，僅抓住魯迅表面上說了哪些內容是不夠的，更關鍵的是要知道這些內容里哪些是魯迅重復別人的觀點、哪些是他獨特的看法、意欲對話的對象是什么。實際上，《漢文學史綱要》除第一篇外，各篇篇后均附有“參考書”，倘肯下功夫，不難厘清魯迅正文與參考內容的文本關系。

概而言之，近二十年討論魯迅的文學史研究，在具體話題和局部分支方面，越發深入，但整體學術框架仍未脫開陳平原1993年發表的《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的籠罩。倒是王學謙《文學史家的魯迅?》中對“學者魯迅”的拆解，提出了需要正視和直面的逼問。

四

除前文按研究領域分疏的三個層次的魯迅學術工作之外，近二十年來“學者魯迅”的構建還離不開對魯迅學術人生的剖析。

在魯迅學術淵源研究方面，張杰用力最深，在魯迅同時代人里，聚焦魯迅對遺老學術圈代表羅振玉、王國維古文獻及古史研究的采納與發揮，盤點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對魯迅文學史著述的影響；在學術傳統上，考校魯迅與揚州學派中堅人物王念孫、汪中、焦循、阮元等人的學術關聯，指明魯迅對廣涉文獻學、目錄學和辨偽學諸多領域的古代小說研究者胡應麟的擇選。另有孫郁《魯迅的暗功夫》從魯迅駁雜的知識譜系出發，綜論魯迅學術與創作的傳統之源與域外之音，劉德銀則略論魯迅對晚清學術思想的承傳與超越。此外，陳方競、顧瑯川、楊義、王曉初等關注魯迅對浙東學術特別是史學傳統血脈的吸取，陳雪虎、彭春凌、林少陽、陳學然等人的專著中均有章節論及魯迅與章太炎的關系。

對魯迅學術淵源的辨別查考，多仰賴于魯迅藏書與其日記書賬。新世紀以來，韋力先在《魯迅研究月刊》上連載《魯迅所藏古籍漫談》，隨后出版《魯迅古籍藏書漫談》。該書僅以《魯迅藏書目錄》為線索而寫，未能親身翻看魯迅藏本。直至2016年，韋力撰《魯迅藏書志·古籍之部》面世，自家糾正前作，完成近千部古籍提要的寫作。另有金綱編著的《魯迅讀過的書》，可對照參看。此外，李宗剛、許祖華、孫淑芳、劉潤濤等對魯迅知識結構的研討，也是相關研究。

在魯迅學院生涯研究方面，新世紀之初，桑兵、洪峻峰各有專論魯迅與廈門大學國學院風波的文章。2008年前后有畢緒龍談魯迅的學術志趣與現實選擇，陳占彪從學術與批評之間的徘徊出發，分析魯迅的身份困惑與角色體認。同年，陳占彪還發表了相關主題的系列文章，論述學術之于魯迅的意義。而后，姜彩燕、黃喬生、張潔宇皆圍繞魯迅的“棄教從文”與人生選擇做過精彩論述。朱崇科《廣州魯迅》辟專章談魯迅教學教務的糾葛，介紹“時為中山大學教務主任的魯迅”，論析魯迅對學院教授身份的棄絕。與此領域相關的還有魯迅與顧頡剛關系問題，王富仁專著《魯迅與顧頡剛》中多有辨析；盧毅、符杰祥、邱煥星等均有交惡新探類的文章，周曉平考察了魯迅對“整理國故”的矛盾態度。

在魯迅學術交游研究方面，孫郁的“魯迅與五四文化名人”系列論著中多方梳理了魯迅與友人間的學問往來與分歧。陳潔有多篇對魯迅與北京高校同事、與教育部同僚、與胡適等交游考論的文章。綜論方面有孫海軍的《魯迅北京時期的人際交往、學術走向及心境變遷——以“過年”為中心的考察》，另有趙成杰考述魯迅與高步瀛之交游，楊焄論及魯迅與許世瑛的學術因緣，侯桂新勾勒魯迅與錢玄同交往始末等。

關于魯迅學術人生的研究，目前還相當分散，特別是將魯迅具體的學術實踐與其整體的學術人生乃至人生選擇緊密結合討論的還少之又少。2010年再版的吳俊《魯迅評傳》仍是自其1992年初版之后唯一的魯迅學術評傳。另，鮑國華編有《魯迅先生學術年表》。頗可一提的是，劉克敵2018年出版的《魯迅與20世紀中國學術轉型》著重研究了魯迅的學術精神、學術觀點及學術方法對20世紀中國學術的影響，雖不以魯迅學術本身為重點，但系統呈現了“學者魯迅”的歷史價值與當代意義。

總之，“學者魯迅”是新世紀魯迅研究的一個漸成前沿的學術話題，是富于誘惑又頗具挑戰的論域，尚未開掘以及未能深挖的研究空間仍相當大。誠如董炳月2016年9月于“魯迅研究在二十一世紀”學術研討會上所言：“學者”是魯迅的常態，是“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魯迅的基礎；魯迅的學問未能得到充分研究，“回到魯迅”的工作仍未做完，“關于魯迅，遺漏、未知的東西還是很多”，應系統研究魯迅在中國近現代知識體系當中的位置。

就挑戰而言，首先，“學者魯迅”是魯迅研究中難度最大的學術領域之一。現代文學學科外的學者對魯迅其人理解未深，而學科內的研究者又往往受限于跨學科的知識盲區。換言之，當下的學科學術體系與培養機制難以造就可以全盤駕馭“學者魯迅”這一領域的學術人才。其次，“學者魯迅”研究需要相當長的研究周期，于今浮躁環境中，難合于日常學術考核機制，事倍功半，學術產出比低；無魯迅般毅力與熱忱，必覺清苦寂寞，難以為繼；前期成果或多瑣屑零散，難免碎片化之譏。再者，在新時代的條件下，重新構建“學者魯迅”絕非純為學術而學術之事。康凌曾回顧魯迅逝世后至“文革”前的“學者魯迅”建構史，徐妍則指出20世紀90年代被重構的“學者魯迅”是當時中國學者自我存在的“鏡像化”，他們的困惑與追求化作“學者魯迅”被重構的潛文本。長期以來，“學者魯迅”被等值于“退居書齋”，將現實與學問二元對立；如今能否破除既有的“學者魯迅”認知框架、能否貫通其不同的人生階段而不再拘囿于“沉默的十年”、能否將“學者魯迅”從“學院魯迅”里剝離出來從而關注其本色、能否在“學者魯迅”身上尋到超克眼前讀書人迷惘墮怠的精神支撐，無不是巨大的考驗。

路漫漫，何其遠，誰人求索？

2021年2月20日，于中關村竹馬齋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0世紀中國文學學術話語體系的形成、建構與反思研究”（批準號：20&ZD280）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