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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據許廣平回憶，早在留日時期，魯迅就頗有自知之明：“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許問的。我卻要問，要估量這事的價值，所以我不能夠做革命者。”（景宋：《民元前的魯迅先生》）而且，魯迅深知革命者并不純粹，雖然革命的動機大抵一致，但終極目的極為歧異：“或者為社會，或者為小集團，或者為一個愛人，或者為自己，或者簡直為了自殺。”（魯迅：《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概而言之，魯迅對于革命的復雜性了然于心，同時他也不認可一般人所界定的“革命者”內涵。

只是，就魯迅與20世紀中國革命的實際關系而言，做不做“革命者”，卻并不由得他做主。在1928年初，當創造社、太陽社大力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時候，魯迅就成為他們“祭旗”的對象。在這些圍剿魯迅的人中，成仿吾指責他是“有閑階級”“趣味主義者”，馮乃超嘲諷他是抱持“隱遁主義”的“落伍者”，郭沫若則化名杜荃給他扣上了“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等帽子。然而1933年，瞿秋白卻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說“魯迅也是士大夫階級的子弟，也是早期的民權主義的革命黨人”。到了1940年，毛澤東則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進一步肯定“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隨著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更有1954年以陳涌《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吶喊〉與〈彷徨〉研究之一》為代表的論述，認為“魯迅的這種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的思想反映在文學思想上，首先便是要求文學自覺地服從于政治，服從于中國的革命斗爭”。自此以后，魯迅與“革命”關系的解說，逐漸走向了一條由政黨政治所主宰的道路，“革命家魯迅”逐步被塑造為“黨的魯迅”。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王富仁為代表的“啟蒙者魯迅”的研究才開啟了新的研究范式。

然而，也正如王富仁《魯迅與革命——丸山昇〈魯迅·革命·歷史〉讀后（上）》（2007）所指出的，“‘革命’作為中國二十世紀文化的關鍵詞”，它“不但意味著一系列的社會行動，同時也意味著一種世界觀念和人生觀念，意味著一種文化”，魯迅正是“這樣一種世界觀念和人生觀念的最早的建構者”，因此，任何對于20世紀中國文化或對于魯迅的研究，“革命”顯然都是一個無法忽略的論域。

實際上，就以往關于魯迅與“革命”的研究來看，且不說“革命家魯迅”獨步天下的時期，單就20世紀八九十年代而言，從各種角度和議題所產生的成果，稱得上汗牛充棟。然而學界在不斷累積成果的同時，卻也容易形成某些固定思路乃至僵化模式，成為攔在后繼研究者面前的一道障礙。而如何跨越這道障礙，也正是21世紀的魯迅研究者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之一。令人欣慰的是，一方面，在中國學界“革命家魯迅”的形象定于一尊的年代，日本學界早就開始了關于魯迅“革命”思想的多源性、復雜性研究，相關成果也為魯迅研究的后繼者們提供了寶貴的鏡鑒；另一方面，相較于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界所熱衷的早年魯迅與辛亥革命、魯迅與五四文學革命、魯迅與1930年代無產階級革命等論域，近年來國內的研究者頗多聚焦于國民革命前后的魯迅，并在魯迅“革命”思想的域外資源、魯迅自身革命思想的進化、國民革命視野下的魯迅、魯迅與“革命文學”論爭等諸多方面，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當然，也留下了進一步思考的空間。

2005年，日本學者丸山昇的論文集《魯迅·革命·歷史——丸山昇現代中國文學論集》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所收16篇論文雖都完成于1960—95年間，但相關研究思路仍然引起中國學者的強烈共鳴，以至于他所提出的“革命人魯迅”，被錢理群視為“丸山昇魯迅研究的突破性標志”（錢理群：《建構“能承擔實際歷史重負的強韌歷史觀”——2005年11月27日在丸山昇先生〈魯迅·革命·歷史〉一書出版座談會上的講話》）。實際上，丸山昇的“革命人魯迅”不僅是對其前輩竹內好“文學者魯迅”的超越，而且某種意義上是對主導中國學界幾十年的“革命家魯迅”的反撥，而其對魯迅“革命”思想與托洛茨基、片上伸關系的多源性考察，也啟發了后來者的相關思路。近年來，中井政喜的長篇論文《1926—1930年的魯迅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以托洛茨基等人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中心》（2015）圍繞“革命人”“同路人”等概念，不僅橫向剖析托洛茨基對魯迅的影響，而且縱向探究魯迅對托洛茨基理論接受的過程及其變化，其《魯迅探索》（盧茂君、鄭民欽譯，知識產權出版社2017年版）一書也有專章涉及勃洛克、片上伸與魯迅關系的考察。而長堀祐造專著《魯迅與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在中國》（王俊文譯，臺北人間出版社2015年版）的第一部《魯迅對托洛茨基文藝理論的接受》則借由“革命人”“同路人”等概念，通過魯迅與托洛茨基、中國托派及中共的關系，以實證性的辨析復原了魯迅當時的“革命文學”論及其政治立場，彌補了之前魯迅研究的偏差。

與日本學者的持續發力、穩步推進相比，中國學界對于魯迅思想的域外資源，尤其魯迅與托洛茨基關系的研究方面，整體起步較晚。究其緣由，蓋因托洛茨基的政治命運及其與中國托派的特殊關系，導致相當長一段時期國內所編各種魯迅的著、譯集中，除了被視為魯迅生前口述、馮雪峰筆記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之外，涉及托洛茨基及托派的大部分文字，都因其政治敏感性而長期處于“缺失”狀態，即便是魯迅譯自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第三章的《亞歷山大·勃洛克》一文，也直到2008年和2009年才分別被《魯迅譯文全集》（福建教育出版社）和《魯迅著譯編年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收入。所幸，隨著相關文獻的公開以及某些禁區的打破，近十年來國內有關魯迅與托洛茨基等域外資源關系的研究也漸入正軌。孫郁《魯迅與俄國》（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中的部分篇章，討論魯迅“左轉”過程中對托洛茨基、普列漢諾夫、盧那察爾斯基等俄國理論家思想的接受與揚棄，張廣海、彭冠龍等青年學者也有專文論及魯迅的文學思想與托洛茨基的關系，而楊姿的專著《“同路人”之上：魯迅后期思想、文學與托洛茨基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版）更是主要在理論層面發力，從文學創作、文藝觀念和信仰構建等方面系統考察了后期魯迅與托洛茨基的關系。總的來說，國內學界對于魯迅“革命”思想的多源性和復雜性的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也由此獲得了向國外同行們學習、借鑒的契機，客觀上為展開具有批判性、對話性的獨立研究打下了較為堅實的基礎，因此，前景仍然值得期待。

二

自辛亥革命以后，魯迅最為接近政治革命的時刻，無疑是他在“革命策源地”廣州時期，因此，以往有關那時魯迅世界觀“轉變”和思想“質變”的持論，誠如李偉江遺著《魯迅粵港時期史實考述》（岳麓書社2007年版）指出，魯迅“在廣州時期初步確立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終于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而近年來的研究者則注意到了廣州時期魯迅思想進化的一貫性與復雜性。程凱《革命的張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學知識分子的歷史處境與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在梳理魯迅對“政治家”“文學家”“知識階級”等關系的表述時，揭示了魯迅的立場與其前后態度的一貫性；朱崇科《魯迅的廣州轉換》（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版）則提出，正是廣州期間魯迅對革命的辯證思考和實踐，才使得他到上海之后的逐步“左傾”顯出其痕跡和合理性；張潔宇《從體制人到革命人：魯迅與“棄教從文”》（2020）則指出，正是認識到了國民革命大潮中知識分子陣營的分化，反思了知識分子與體制及權力間的依附關系，并對1927年前后政治環境做出新的觀察和判斷，魯迅才選擇了“棄教從文”，到上海“新的政治空間”中做一個獨立批判的“革命人”。在探究魯迅自身革命思想進化的同時，研究者也注意到彼時魯迅思想言說的針對性與策略性，由此展開對其“革命文學”論及相關言說、社會實踐的深入剖析。邱煥星《魯迅1927年的“國民革命文學”否定論》（2012）指出，魯迅在1927年批判的并非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而是未分化狀態的“國民革命文學”，他的批判并非著眼于文藝問題，而是對國民革命狀況及自己在革命時代位置的思考；譚桂林《“以自己的沉沒，證明著革命的前行”——“詩人之死”與魯迅信仰轉換中的命運認知》（2015）認為，魯迅由葉賽寧、梭波里等俄羅斯詩人的自殺現象思考革命文學家的命運問題，這使得他在“革命文學”論戰中并不執著于革命文學內容、性質、對象等問題的討論，而是密切關心革命作家投身革命是聽從內心的召喚還是受到前景的誘惑；而鐘誠《魯迅文學經驗與中國的國家轉型》（2019）則揭示，魯迅后來的“左轉”和走向革命陣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用一種“雙管齊下”的方式：一方面繼續強調改造國民性，另一方面試圖尋求一種組織化的力量以革新令人失望的制度安排。

總的來看，新世紀以來有關魯迅革命思想的進化及其思想言說、社會實踐的研究，大抵經歷了從因循舊說到別擇新路的過程。研究者在俯瞰魯迅輾轉北京、廈門、廣州、上海的空間轉換的同時，根據國民革命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僅從整體上把握時代浪潮與魯迅個人思想狀況的關系，而且結合大量傳記性文獻，深入考察個人感情狀態、職業選擇、身份認同等方面的變化對于魯迅的實際影響，由此揭示彼時魯迅自身革命思想發展的一貫性與復雜性，以及其個人言說、社會實踐的針對性與策略性。這樣的研究思路，一方面跳脫了前人以1928年的“革命文學”論爭為界、將魯迅分成“從進化論最終走到了階級論”前后兩個時期的慣性思維模式，一方面也為魯迅思想發展的進一步研究打開了更為廣闊的言說空間。

在對魯迅與“革命”的相關議題探幽發微的同時，近幾年來，一些研究者如邱煥星、鐘誠、李瑋、韓琛等，也在努力突破以往啟蒙范式和革命范式的框架，他們高舉“政治魯迅”或者魯迅“再政治化”的旗幟，發表論文，出版專著，召開專題會議等，成為魯迅研究界的一種新動向。邱煥星《國民革命視野中的魯迅與現代評論派之爭》（2018）、《“黨同伐異”：廈門魯迅與國民革命》（2020）、《廣州魯迅與“在朝革命”》（2019）等論文以國民革命的發展為背景，或考察北京時期魯迅與現代評論派的站位之爭，或挖掘廈門時期魯迅對學潮的主動利用，或探討廣州時期魯迅所經歷的“主動革命—反思批判—思想創造”的“在朝革命”等等，觸及了國民革命前后魯迅思想的復雜性、矛盾性和悖論性。就以上相關論述來看，政治視角的引入，確實有助于論者在反思文學與革命（政治）、審美與歷史關系的問題鏈中，聚焦于魯迅思想的一貫性、復雜性及其悖論的張力，為魯迅研究帶來了新的刺激，也讓人頗有耳目一新之感。

然而也需看到，研究者對魯迅“再政治化”之后所獲得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思路，與以往研究范式主導下的既有論述，未必就有想象中的新舊之異或迥然之別。比如，丸山昇曾提出，我們不僅要研究魯迅如何接受馬克思主義，更要討論“馬克思主義如何接受魯迅，或者馬克思主義是否具有足夠的框架和宏大來容納魯迅這樣的思想家、文學家提出的問題？”（《魯迅·革命·歷史》）丸山昇在此指出魯迅可能溢出馬克思主義現有的理論框架，其實是強調魯迅的思想和文學具有充足的獨異性且難以歸入現有的類別，這是一個非常具有前瞻性的理論判斷。而邱煥星在《當思想革命遭遇國民革命——中期魯迅與“文學政治”傳統的創造》（2018）、《廣州魯迅與“在朝革命”》中屢屢揭示：魯迅在國民革命中創造了“革命同路人”和“革命人文學”的“文學政治”存在模式，這既不同于五四思想革命，也不同于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的傳統，而是一個屬于魯迅自身的“寶貴的革命傳統”。在筆者看來，論者所標舉的屬于魯迅自身的傳統，其內在理路未嘗不是對于丸山昇的回應或回響，至少也稱得上是一種不經意的暗合。

此外，“政治魯迅”并不意味著就與“革命家魯迅”具有本質上的不同。一般而言，“革命”本身就包含著政治變革的面向，但在魯迅的話語體系和20世紀中國的文化語境中，二者的關系尤為纏繞。在北伐開始之初，魯迅說“中國自民元革命以來”就“沒有革命”（《馬上日記之二》），這里的“革命”指的是政治革命，“革命”一詞包蘊著“政治”。親歷了廣州革命的恐怖之后，魯迅來到上海，再次提及“革命”與“政治”的關系時，他說：“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于現狀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維持現狀，自然和不安于現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這里“政治”主要指取得支配地位的“政黨政治”或“政治勢力”，而“革命”（包括階級革命）則不妨被看作劇烈的政治變革。他還說：“從前文藝家的話，政治革命家原是贊同過；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從前所反對那些人用過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來，在文藝家仍不免于不滿意，又非被排軋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頭。”（《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這里的“革命政治家”與“政治家”以革命的不同階段來區分，看似相同，可實際又有質的區別。另外，在中國學界有關魯迅與“革命”的論說史中，自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以降，魯迅作為“革命家”是與他同時作為“文學家”“思想家”的身份對舉的。換句話說，“革命家”魯迅既外在于“文學家”魯迅，又外在于“思想家”魯迅，它的確切含義其實是“革命實踐家”或“政治實踐家”魯迅。有鑒于此，“革命家魯迅”含有“政治實踐家魯迅”之意，它與“政治魯迅”實有交集。因而，如何在20世紀中國的文化語境中，將“政治”從魯迅的“革命”語匯中適當剝離出來，進而明確不同語境中各自的具體所指，以及如何客觀厘清當前的“政治魯迅”與20世紀80年代以前革命范式下的“政治實踐家魯迅”（即“革命家魯迅”）之間的本質區別，恐怕也是熱衷于倡導魯迅“再政治化”的研究者無法回避的問題。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五四’新文學家的身份塑造研究”（編號：15BZW165）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