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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魯迅的全部創作中，小說受到最早也最持久的關注。最初的研究，無論是《小說月報》主編惲鐵樵對《懷舊》的評點，還是新文化運動肇始后吳虞對《狂人日記》主題的解讀，以及周作人對《阿Q正傳》、沈雁冰對《吶喊》藝術形式的分析，均以小說為著力點，體現出魯迅小說研究的向度與限度。如果說思想研究標志著魯迅研究的整體高度與深度，那么小說研究在分享這一高度與深度的同時，還承載著魯迅研究的底線。百年來，有關魯迅小說的評論與研究，汗牛充棟。在前人成果的延長線上推陳出新，實屬不易。因此，不同時代的魯迅小說研究，在與前人的對話中，往往也最能彰顯研究者的智慧和靈性，并借此呈現時代精神的火炬不斷傳遞的軌跡。新世紀20年來的魯迅小說研究，也是如此。

一、小說研究的內與外

整體上看，新世紀20年來的魯迅小說研究處于一種相當穩定的狀態，受到關注和闡釋的始終是魯迅小說的正向價值。這固然基于魯迅小說自身的成就和地位，也源于研究者共同遵守的一個基本預設，即從“正典”的立場出發，解讀和評價魯迅小說，致力于挖掘并呈現魯迅小說在文學史上的典范意義。研究者在小說的形式與內容、或文本的內部與外部研究中，各有側重。

在小說“格式的特別”即形式研究方面，從文本出發，闡釋魯迅小說的詩學價值成為研究者的共識。趙卓《魯迅小說敘述藝術論》（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從敘述結構和敘述修辭入手，對魯迅小說的敘述藝術做出了深入分析；張箭飛《魯迅詩化小說研究》（廣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關注魯迅小說“豐盈的詩意”，依據詩歌的文體特征分析魯迅小說，著力于凸顯其內在的音樂性；曹禧修《魯迅小說詩學結構引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對魯迅小說的結構類型做出了細致的劃分，其中“智情雙結構”，連接啟蒙理想、言說困境、讀者意識等多重闡釋維度，有獨到的發現；譚君強《敘述的力量：魯迅小說敘事研究》（云南大學出版社2000、2014年版）從經典敘事學理論出發，考察魯迅小說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轉換中的意義和作用；鄭家建《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編〉詩學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從多重文化的視角考察小說文本，著重分析小說中的戲擬、隱喻等形式意味，不僅對《故事新編》的詩學價值做出了迄今最為深入的開掘，還有效地拓展了魯迅小說詩學的研究視域。反諷是魯迅小說的重要技巧；王沁《魯迅小說文體反諷性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立足于小說文體學，指出反諷是魯迅小說重要的文體特點之一。同樣以反諷為切入點，王本朝對《離婚》中的話語權問題做出深入分析；李今將反諷視為《傷逝》中幾乎無處不在的一個結構原則，并指出魯迅具有的反諷世界觀；李國華則強調反諷的詩學特征與魯迅對辛亥革命的理解之間的關聯是理解《在酒樓上》作為一個反諷性文本的關鍵因素。

魯迅小說研究的獨特性在于，不僅能夠借助層出不窮的各種理論，實現闡釋的不斷更新和深化，而且可以加深研究者對理論的理解，甚至參與對理論的建構，進而推動理論的更新和深化。魯迅小說對各種理論普遍的適應性及強大的挑戰性，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堪稱獨步。魯迅小說研究由此成為各種理論集中表演的舞臺。嚴家炎《論魯迅的復調小說》（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借助巴赫金的“復調理論”對魯迅小說進行了開創性的解讀；吳曉東深化了由嚴家炎開創的對魯迅小說復調詩學的研究，著力于闡釋魯迅第一人稱小說的復調性；吳康對魯迅小說時間鏡域的探尋，刻印著海德格爾式的理論印痕；董炳月、閻浩崗從互文性理論出發，分別對《狂人日記》和《祝福》做出深入闡釋。此外，張業松對《吶喊·自序》言說方式的解讀，楊劍龍從視覺文化視角對魯迅小說的觀照，朱壽桐對《吶喊》敘事變焦問題的探討，逄增玉對魯迅小說的非對話性與失語現象的發現，于小植從修辭角度對《孔乙己》《阿Q正傳》的細讀，譚蘇從修辭層面對魯迅小說形象色彩的分析，朱崇科對《肥皂》隱喻性的破解，王黎君對魯迅小說語言模糊性的總結，劉瀟雨從閱讀接受史層面對《阿Q正傳》諷刺藝術的再認識等，都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出發，豐富了魯迅小說詩學研究的視野。

也有研究者致力于打破不同文類、甚至不同藝術門類之間的界限。在魯迅一生的創作中，雜文創作持續時間最長、數量最多，與小說之間的關聯也較為明顯，引發研究者的關注。孫紹振對魯迅雜文家和小說家身份之關系進行了詳細的梳理；袁國興關注魯迅小說與雜文在體式上的“互侵”問題；甘智鋼集中考察魯迅小說的雜文化傾向。對小說與其他藝術門類之間關聯的研究，有孫淑芳《魯迅小說與戲劇關系研究》（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許祖華等《魯迅小說的跨藝術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則探討了魯迅小說與音樂、繪畫、詩歌、散文、電影、戲劇的關系。

在小說“表現的深切”即內容研究方面，研究者有意打破傳統的主題闡釋模式，提出新見。李宗剛從制度史視角考察魯迅小說誕生的歷史機緣，關注通俗教育研究會等促使魯迅對現代小說的認識產生質的飛躍的重要因素。姜振昌對《故事新編》在中國現代新歷史小說中的地位和意義進行了全面總結；譚桂林從生命倫理的視角觀照《狂人日記》；周楠本對《眉間尺》故事出典和《理水》中的人物有細致的梳理和分析；陳國恩從《祝福》入手呈現魯迅啟蒙主義觀念的轉變；楊聯芬、賈振勇從女性主義視角關注《傷逝》；呂周聚、袁少沖對《肥皂》的主題意蘊提出新見；袁盛勇梳理自我意識與魯迅小說中的死亡敘事之關聯；謝曉霞考察魯迅小說中“孩子”形象的變化及其意義；彭小燕從存在主義哲學出發對魯迅小說進行全面觀照；黎保榮著力闡釋魯迅小說中“病”的文化；翟業軍從惡魔性視角解讀《藥》；孫剛指出《故事新編》中包含三種異質文本：歷史、現實和自傳性文本，以寓言的方式呈現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世界；楊志從作為“大傳統”的啟蒙意識和“小傳統”的民間宗教倫理的角度討論《祝福》；張娟立足民族國家視野，闡釋《傷逝》中新人的塑造和新路的選擇；金理考察《狂人日記》與現代中國青年文化和青春想象的緊密關聯與深刻差異；羅華對《離婚》中的倫理困境和欲望敘事展開分析；趙牧從情色想象與權力秩序角度重讀《肥皂》；豐杰發現《阿Q正傳》中的辛亥革命敘事演繹著國民意識被吞噬的過程；李明將魯迅小說定義為“自我小說”；哈迎飛側重魯迅小說中的他者和自我辯證關系；祝宇紅關注《故事新編》的現實諷喻和敘事淵源；譚德晶《魯迅小說與國民性問題探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以魯迅對國民性問題的探索為中心，對其小說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

魯迅小說的文學和文化精神資源，也是研究者關注的熱點。王曉初從越文化視角對魯迅小說的鄉邦資源進行了細致鉤沉；張克、顧紅亞分別考察了《阿Q正傳》和《故事新編》中的越文化因素，前者兼及游民問題，立論新穎；陳方競凸顯魯迅小說與魏晉時代深刻的精神聯系，細致分析了《吶喊》《彷徨》從“魏晉參照”到“魏晉感受”的精神意蘊；邢程、何旻探討了《故事新編》對章太炎諸子學的繼承與超越；呂周聚《魯迅文學作品中的異質因素》（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詳細梳理魯迅小說的域外文學譜系；王學謙闡發《狂人日記》對尼采酒神精神的取舍；汪衛東豐富和拓展了對《狂人日記》材源的查考，在日本學者最為擅長的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

也有研究者不限于單一的形式或內容研究，而致力于將二者打通。季劍青從文本內部的表意機制出發，探索《狂人日記》背后的魯迅歷史觀；袁一丹關注《傷逝》及其相關文本對死亡的言說，從中尋找詩學闡釋的可能性；李志連分析《吶喊》《彷徨》中的物件細節，視角獨特；朱崇科《魯迅小說中的話語形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中山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結合跨學科視角與文本細讀方法，考察魯迅小說中不同層次的話語形構；吳翔宇《魯迅小說的中國形象研究》（九州出版社2016年版）立足中國的現代轉型，分析魯迅借助小說重建中國形象的邏輯起點及話語實踐；蔣永國《魯迅小說形象流變新論——從中西文化之“個”切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則從魯迅與中西文化之“個”的事實關系入手，呈現魯迅三部小說集的內在關聯；龍永干、鮑國華分別從《晨報副刊》《小說月報》的場域入手，將研究對象置于創作—發表—閱讀的傳播鏈條中予以觀照，還原了《阿Q正傳》《懷舊》文本生成的歷史語境；國家瑋《啟蒙與自贖——魯迅〈吶喊〉〈彷徨〉的思想與藝術》（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細致分析了魯迅小說的第一人稱敘事特點及反諷、抒情的修辭特征，借此闡釋魯迅的知識人身份及其文化立場如何參與其小說風格的構成，有效地貫通了魯迅小說的思想與藝術研究。

無論是側重形式還是內容，抑或兼顧彼此，新世紀20年來的魯迅小說研究盡管研究者和研究成果數量眾多，但在較短的時間內，選題撞車、思路因襲、方法雷同的現象屢見不鮮。成果的數量與質量，不成比例。

二、小說研究的再問題化

任何時代的文學研究，特別是經典作品闡釋，大抵是在既有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史框架之中立論，也難以避免時代精神癥候的影響，在知識塑型和觀念整合上，均受益并受制于此。隸屬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領域的魯迅研究亦如是。1980年代及其以前，魯迅研究曾經獨異于中國現代文學，起到對本學科乃至整個文學研究和思想文化領域的引領作用。然而，魯迅研究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曾經的顯學地位，實屬學術的非常態。“文革”造成的思想文化的荒漠形態，使1980年代的魯迅研究能夠產生空谷足音般的震撼效果。而1990年代以來，隨著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形態的轉變，特別是思想的淡出和學院派學術地位的不斷提升，魯迅研究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風光不再，進入了更為常態化（也可能是平庸化）的學科發展階段。這既是時代的精神癥候使然，也源于學科內部的自覺調整，即有意識地糾正1980年代相對空疏的學風，轉向更為扎實有序的理論建設和知識積累（是否會因此抽空魯迅研究的學術生命力，則言人人殊，難以達成共識）。行走在1980、1990年代以降迂回曲折的延長線上，新世紀20年來魯迅研究的危機與生機并存，在對前人成果的吸收、拒斥和相互糾纏中，也產生了一些新問題、新思路和新方法。特別是在學科建制和人才梯隊培養日益常態化、體系化的背景下，幾代學人共時性地開展研究，彼此在學術的對話和沖突中呈現出的時差與視差、洞見與不見，催生了魯迅研究包括魯迅小說研究的再問題化。

新世紀20年來魯迅小說研究的再問題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對一些經典文本和經典問題的反轉式研究，其價值不僅在于思路的轉換或方法的更新，還在于懸置或抽離既有的闡釋體系，重新激活文本和問題。

李怡認為將《狂人日記》當作社會歷史文獻還是文學作品是兩種不同的讀法，后者是在現代中國白話文學起始之日就直接步入現代主義境界的典范，昭示著魯迅感知和表達人生的最獨特的思維的經久不衰的價值，從而在文學日益邊緣化的現實背景下重申其重要價值；郜元寶對“魯迅為何沒多寫小說”這一舊問題提出新見，認為魯迅后期棄寫小說是基于現實考慮的不為而非不能，并借此反思小說“一超獨霸”的現象，使思考的向度超越了問題本身；劉彬則在其商榷文章中指出魯迅不多寫或不再寫既是因為不為也是因為不能，在這不能與不為之間，顯示著其文學理念、小說特質以及寫作限度等重要問題。魯迅小說創作的藝術譜系一直是研究者關注的熱點，限于研究者的學術視野和外語水平，相關研究更多涉及單一作家作品或某一語種文學對魯迅的影響，全面梳理藝術譜系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見。姜異新對魯迅留日期間閱讀的“百來篇外國作品”進行了詳細的鉤沉考辨，進而從小說家的創造性出發，考察閱讀積累在魯迅的文學觀（小說觀）形成過程中的意義。這種兼具史料性和理論性的研究，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張麗華致力于對《懷舊》《藥》《明天》等具體文本的解讀，從不同角度闡釋魯迅在中外小說形式之間的選擇與轉化，突破了影響研究或平行研究的理論框架，有效地呈現出中外小說觀念與藝術之間的有機性，其價值不限于魯迅小說研究自身；劉春勇溝通中外思想，從“多疑”“留白”“油滑”等關鍵詞入手，對魯迅小說展開更為立體的思考，在詩與史、文與哲的辯證中為魯迅小說研究開辟了新的路徑。魯迅小說具備“虛構性敘事作品”的現代屬性，但其中“實”的因素，即原型和本事問題，也一直引發關注。周作人曾對此大做文章，在提供珍貴史料的同時，也難免夾帶私貨。新世紀20年來，研究者對這一問題的闡釋，則超越了虛與實的簡單對照，轉而挖掘其文本價值和思想內涵。郜元寶發現《弟兄》的二重反諷結構，對舊典（《詩經》《論語》中的語句）和今典（由兄弟怡怡到兄弟失和）的消化是小說修辭成敗的關鍵；張潔宇挖掘《傷逝》中隱含的兄弟隱喻，借此闡釋周氏兄弟的人生觀分歧。邢程打撈《祝福》中的“私意”成分，提出祥林嫂死于人間關系與社會秩序在其生活中的徹底坍塌，這是魯迅在“兄弟失和”后對自身處境的隱微投射與象征。

其次是跨學科視野的不斷拓展。借助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經濟學、人類學的思路和方法，在魯迅研究中并不鮮見。但在新世紀20年來的魯迅小說研究中，上述學科的作用已不限于對文學的參與和輔助，而是在研究過程中與文學學科呈現互為主體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不同學科視野的融合。這也促使研究者不斷發現并闡釋魯迅小說內在的豐富性。

劉俐俐從人類學視角思考《故事新編》中故事與小說的關系，進而發現其特殊的文本程式，導致文本沒有闡釋邊界、屬各時代讀者、意義多向等特性，這正是后現代意義發生的方式；陳建華從商品視角解讀《肥皂》，發現小說預示著魯迅從國民性整體批判轉向對城市生活與家庭結構的觀察。魯迅小說豐富的社會文化內涵，引發青年學者的關注。黃銳杰從社會史層面立論，探討《祝福》中隱含的中國鄉土社會的倫理危機；李哲通過對《離婚》的解讀，指出魯迅將離婚從“五四”風行的文化思潮中剝離出來，視之為地方社會內部各種權力博弈的社會事件；國家瑋借助歷史地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方法，將《風波》置于1920年代具體的歷史語境中，挖掘魯迅在“聽將令”這一價值選擇之外隱曲的歷史感覺，并試圖在階級話語及啟蒙話語之外，把握到一種更具闡釋力和普遍性的民眾心理機制。以上研究的共同特點是較為熟練地運用了各學科的思路和方法，使不同學科在魯迅小說研究中形成有效的對話。

再次是魯迅小說研究的再政治化。“文革”時期政治對文學的壓制和毀滅，使1980年代的魯迅小說研究立足于“反政治”的思想立場，從文學自身的主體性出發，試圖挖掘魯迅小說的“純文學”價值。但研究者對“政治”理解的過于狹窄和“純文學”概念的游移不定，以及潛意識中“以文學抵抗政治”的思維方式，使研究時而陷入“從文學到文學”的循環論證。進入1990年代，研究者不再刻意強調文學和政治的對立和對抗關系，希望賦予文學更加超脫的地位，體現出“非政治”的理論追求，對魯迅小說的精神價值既有所發現，也不無遮蔽。事實上，在魯迅小說生成和被接受的20世紀，政治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重要存在。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實現文學與政治的脫榫，而在于如何理解政治，理解政治與文學之關聯。新世紀20年來，研究者對“政治”的理解不再局限于政府、政黨或國家機器等實體層面，轉而關注更為廣泛的、在精神領域中無處不在的文化政治。魯迅小說研究因此呈現出“再政治化”的傾向，向政治詩學拓展。

汪暉通過對阿Q生命中六個瞬間的分析，提出一系列事關中國革命的歷史闡釋和文學敘述的重要問題，思考向度超越了文學的范疇，趨向對百年來中國革命的精神史的破解和追問；仲濟強指出《風波》既顯白地呈現了魯迅對政治局勢的理解，又隱微地回應了戰友們有關文學介入政治的歧見，不僅反省了智識者的倫理資格，也開拓了獨特的文學政治的路徑。對啟蒙的理解和反省，成為魯迅小說研究再政治化的重要維度。金理將《傷逝》主題歸納為“造人”神話的反省、“偽士”批判的形象化書寫和日常生活的辯證法，將小說視為啟蒙之父對啟蒙的反思；羅崗揭示《阿Q正傳》深刻地預見了“鄉里空間”崩潰所帶來的悲劇性與革命性并重的后果，阿Q的“解放”構成了重新理解“啟蒙”的關鍵；謝俊認為對阿Q的多重解讀和爭論，源于魯迅對啟蒙的復雜認識及其處理啟蒙困境時所制造的敘事機制。邱煥星則強調魯迅小說的故鄉書寫并非真實再現，而是啟蒙主義的敘事再造。這是一種關于故鄉的“他者化”建構，造成啟蒙客體、主體和實踐三重“失語”的困境，最終導致啟蒙的自我瓦解。魯迅小說研究的再政治化有意避免從前人研究的延長線上立論，而是跳脫出來，開展獨立的觀察和思考，具有強烈的批判意識和不盲從權威（包括魯迅本人）的理論銳氣。

再問題化的研究趨向使新世紀20年來的魯迅小說研究頗具活力與創造性，但也不無爭議，并引發“過度詮釋”或“脫離文學”的疑慮。事實上，再問題化的意義不在于具體結論的確鑿不移，而在于提供思考與闡釋的可能性。

新世紀20年來的魯迅小說研究成果眾多，限于篇幅，本文只能選擇一些代表性成果進行浮光掠影式的簡單描述。而且在2020年代的第一年回顧與反思剛剛過去的20年的研究，也難免距離過近，為時尚早。整體上看，新世紀20年來的魯迅小說研究成果較為豐富，對一些具體問題有明顯的突破和創新，也呈現出眾聲喧嘩的多元化格局。然而，這些突破和創新大多發生在學院內部，表現為技術主義的推進，以及源于專業領域內部的旨在維持和穩固“學者-專門家”這一體制內身份的創新驅動，而不是出于作為思想個體的知識人尋求精神超越的生命訴求。同樣，所謂眾聲喧嘩的多元化格局，也可能意味著表面的嘈雜和實質的無聲（失語）狀態。相對而言，學院外的聲音較為微弱，也不易引起研究者的關注。成仿吾、張定璜、李長之、張承志等人在俯仰之間審視魯迅及其作品、體現同行之間思想碰撞的研究成果越發鮮見（盡管有時不那么客觀友好）。魯迅小說以一種文學文類的身份成為研究者冷靜觀察的對象，徹底被納入學院化的知識生產和價值建構的體系之中。在純文學的闡釋框架內，小說成為拯救“文學家魯迅”的良器和為這一身份辯護的底線。魯迅小說超越文學文類的思想和行動意義，則可能被忽視和遮蔽。可見，在追求知識的系統完善和理論的深刻高遠的同時，有必要對學院派研究自身的盲點做出警惕和反省。魯迅小說的意義，不限于文學文類，也不止于思想觀念或社會經驗的載體，而本身就是一種獨特的精神存在。是走進魯迅的小說世界，關注其獨特思考和表達方式，還是跳出魯迅的小說世界，在近現代中國小說的形成與流變過程中動態地關注魯迅小說，在這看似矛盾的選擇中，也許蘊含著魯迅小說研究未來的空間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