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個作家成為經典而被反復凝視的時候，走進他的世界，自然有不同的方式。證之于魯迅研究史，就有不少方法論的經驗。如今與魯迅對話者多是自愿的選擇，閱讀文本的過程越來越帶有個體生命的印記。在許多時候，一些走紅的理論家們是不太愿意談論魯迅的，他們以為這個人物已經被過度闡釋，變得不可親近。這自然與流行語境有關，實則是我們的語言方式與五四那代人隔膜過久。雖說那代人已經被談論得很多，但在一些研究者看來，還有許多尚未敲開的精神之門，關于文本和時代的認識，依然存在著盲區。我們今天的單一知識結構似乎難以應對其豐富的遺存，近些年來的研究也在說明，面對一個有難度的存在，不斷凝視與反觀并非都是重復的勞作。

魯迅生前不太喜歡學院派的一些話語方式，但在今天，描述他最多的恰是學院派，闡釋文本的知識人一直與其存在著語境的差異。進入21世紀，其顯學地位因了大學學科的固化越發明顯，也導致了象牙塔化的傾向。這既推動了思考的細化，也相對弱化了與時代對話的功能。不過象牙塔之外的魯迅研究，一直以野性的力量顯示著自己的意義，非學院派的聲音，也為經典的傳播作了不小的貢獻。魯迅研究在今天被分化為多種形態散落在不同領域，細細考量，都非書齋中人可以簡單想象的。

作為一種學術形態，今天的魯迅研究格局是在20世紀80年代被重新建構起來的。在唐弢、王瑤、李何林、陳涌之后，學術言說匯入了諸多時代語境。其中康德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等思潮都進入學界的思考里，我們在許多著述里，看到了那時候的風氣。林非、劉再復、孫玉石、張恩和、王得后、袁良駿、錢理群、王富仁、汪暉、王曉明、王乾坤等人的學術研究曾引領了新的路徑，其特點是在大的文化背景里思考五四以來的文學傳統，探討中國新文學的基本問題。20世紀90年代后，錢理群、王富仁、王得后的研究持續關注知識分子的話語方式以及現代與傳統間的難題，汪暉則從魯迅那里借用“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的資源，轉入思想史研究的領域。20世紀80年代形成的探索方式在他們那里雖然有所調整，但對于這一經典的基本認知，還在大致相近的邏輯鏈條里，這些一直輻射到近年的學術形態里。對此，張夢陽《新世紀中國魯迅學的進展與特點》（《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19年第2期）、張福貴《魯迅研究的三種范式與當下的價值選擇》（《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11期）、劉增人等主編的《魯迅研究年鑒》都有過認真的描述。

在隨后的時光里，一批新人的研究開始引起學界的注意。高遠東、郜元寶、王彬彬等人的思考已經與20世紀80年代的重要學者有了一定區別，他們在沉思里帶有較為豐富的知識結構，而趙京華、董炳月、李冬木、黃喬生翻譯域外學術著作的經驗，也促進了自己的寫作，格局大不相同了。高遠東《現代如何“拿來”——魯迅的思想與文學論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對于魯迅現代性的理解，以及古今之變的認識，已經有了深的體味。他后來提出的“互為主體”的觀念，在思維方式上告別了上一代人的單向價值判斷。郜元寶《魯迅六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在沉思中帶出海德格爾式的某些意蘊，目光所及，見出銳氣。王彬彬《魯迅內外》（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的述學文體里有雜文的智慧，激活了沉靜的遺跡。活躍的中青年學者們擅長發現歷史個案，在理論的筆觸與嚴明的史料勾勒之間，難掩鋒芒。

上述諸人的論文與著述無疑都屬于“有思想的學問”，他們從知識譜系的復雜性和問題的多樣性中理出了線索，為深入思考文學史提供了參照。與他們同時活躍的研究者，也不同程度參與了相關話題的討論，一些論著較之過去的書寫有所深化。據我的淺見，可以從如下五個方面來看大致的情形：

一是新舊文明觀研究。新世紀以來國學大熱，質疑魯迅與五四的思潮常常可見。梳理魯迅與傳統文化的關系，問題意識里有對于國學熱的回應。王得后《魯迅與孔子》（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筆鋒縱橫，辭章毫不溫吞，回答了新儒家對于五四精神的某些詰問。王富仁《中國文化的守夜人——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點染出新文化對于舊文明的超越的意義，酣暢淋漓的表述直指精神的暗區。這些與王元化對于五四的反省不在一個維度上，眾人一直恪守著《新青年》同人當年的基本底線，他們認為反思五四固然重要，但魯迅精神在民國殘酷的環境里是有特定指向的，離開時代性批評魯迅可能存在問題。在一些學者看來，從大的文化生態里反觀五四新文人的存在，可以避免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陳平原在書寫現代學術史的時候，雖然從章太炎、胡適出發建立自己的認知模式，但依然借用著魯迅的資源。魯迅與傳統的關系，并非像新儒家和新派知識人想象得那么簡單，他的超越性思維是不能以流行的觀點簡單歸納的。人們在思考這一現象時，都注意到魯迅言說的特定語境，離開這些語境，不能見到全貌。年輕一代學者更注意具體的話題，田剛《魯迅與中國士人傳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鄭家建《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編〉詩學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鮑國華《魯迅小說史學研究》（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年版），對于古代文明的認識與現代性的感悟，討論的對象更為微觀，為重新打量文本注入鮮活之氣。不過這種新舊研究，在現有學科體制里可能存在局限。楊義等人早就看到了這一缺陷，認為目前人們的思考大多是在現當代文學二級學科內進行的，與魯迅駁雜的知識結構相比，還略顯單一，因而提出“大文學觀”的研究理念。確實，能夠像徐梵澄那樣以古典學眼光審視新舊文明的學者，還很少見到。

二是中外對比研究。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魯迅研究曾受到蘇俄文學理論的影響，流行本質主義的模式。新世紀后，日本左翼思想的參照性凸顯出來。丸山昇、木山英雄、伊藤虎丸與孫玉石、王得后、高遠東的互動中，也催生了關于中國左翼文化的反省文章。董炳月《魯迅形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趙京華《周氏兄弟與日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都具有前沿意識，把東亞視角引入文本中，新的研究風氣由此暗生。李冬木《魯迅精神史探源：“進化”與“國民”》（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靳叢林、李明暉等《日本魯迅研究史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都透出思維的活躍。

歐美思潮下的魯迅審美世界，也是許多人關注的一隅，魏韶華《“林中路”上的精神相遇——魯迅與克爾凱郭爾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和劉青漢《跨文化魯迅論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具備了先前論者的不同背景；梁展《顛覆與生存——德國思想與魯迅前期的自我觀念（1906—1927）》（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07年版）打開了另一種空間。此外，我們還看到了張鐵榮《比較文化研究中的魯迅》（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崔云偉《魯迅與西方表現主義美術》（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版）等著作，不同背景里的沉思擺脫了學科的一些慣性，這些恰是人們感興趣的地方。彭小燕討論存在主義下的作家寫作，深化了該題目的思考；范國富在中俄文學比較里，發現了晚清重要資料，對于魯迅與托爾斯泰的關系作了有深度的解釋；王家平關于魯迅翻譯思想的著作《〈魯迅譯文全集〉翻譯狀況與文本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多了思考的系統性，魯迅思想的敏感部分被一一聚焦在筆下。

魯迅與蘇俄的關系，也是有難度的話題，近年對于其中的審美與價值取向的研究有所深化。李今等人關于翻譯的歷史考辨文章，發現魯迅思考的問題焦點多在列寧時期之前的藝術，所譯介的普列漢諾夫、盧那察爾斯基著作與后來流行的波格丹諾夫的思想是不同的。張直心《晚鐘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對于蘇俄文學如何進入左翼作家的視野，有精致的論述。李春林繼《魯迅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徽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之后，主編《魯迅與外國文學關系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一書。顧鈞《魯迅翻譯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楊姿《“同路人”之上——魯迅后期思想、文學與托洛茨基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版）等，都回答了對于那個時代的諸種追問。

三是魯迅傳統研究。在史料、傳記的延長線上，魯迅遺風成為許多人思考的對象。從身后的歷史反觀魯迅，看到了現當代文學走向。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透露出20世紀40年代后的知識群落的行跡，引起爭議的同時，拽出歷史深處的悖論。姚錫佩《風定落花——品三代文化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所述聶紺弩、樓適夷、徐梵澄，魯迅之影歷歷，儒雅里不乏憂思。周燕芬筆下的胡風、張業松眼里的路翎、姬學友描繪的李何林，散著“魯迅學”的熱度。魯迅傳統在當代文化里的折射，是重要的現象，許多人走進其間，因了個體生命的經驗，或是時代的因緣。相關的書籍無意中也解釋了其間的疑問。值得一提的是周令飛主編《魯迅社會影響調查報告》（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年版）、袁盛勇《當代魯迅現象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徐妍《新時期以來魯迅形象的重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在傳播史思考方面各有會心之語。李新宇《愧對魯迅》（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版）是帶有強烈的自我追問意識的，王學謙、李繼凱考察魯迅對于莫言等人的影響，陳國恩、李林榮思考當代文學背后的歷史基因，都是打開審美空間的一次次努力。從一個重要的存在的背影里，看文化起落間的思想生成，也矯正著某些流行的思想。五四之后的文化史，增長了什么，遺失了什么，都刺激著人們將目光投向時光的深處。

但這種思考大多還在專業圈子里，與時代對話的空間其實很廣，人們大都尚未跨出象牙塔的大門。近年來，一些人對于魯迅傳統是否有新的價值是持懷疑態度的，有的認為魯迅已經過時，現在進入了胡適時代。謝泳編《胡適還是魯迅》（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便含著一種價值取舍，以為相比于魯迅，胡適的意義更大。高遠東則認為這種非此即彼的認識還是舊式的專斷思維，他將魯迅比作“藥”，形容胡適是“飯”1，就是一種綜合性的判斷，也是其“互為主體”觀念的現實運用。但許多研究者面對新思潮的挑戰，不都能有類似的回應能力，魯迅當年的論辯精神，在當下學者那里普遍是弱化的。

四是文本細讀。二十年間，學界對于魯迅作品的解析，有頗可夸耀的成績。嚴家炎、吳曉東發現了《吶喊》《彷徨》的復調性，王風在文本里讀出文章之道，張麗華從《吶喊》覓出現代小說起源之徑；李國華討論《在酒樓上》，孟慶澍解析《阿金》對文本后的指涉讓人豁然開朗；劉彬對于《朝花夕拾》的解析，在幽微處閃動著暖意之光；鄧小燕從博物學視角思考魯迅，是跨學科的介入；張全之論述《阿Q正傳》的文章，有文章學的背景，在詞語間覓出敘述策略；同樣是面對《阿Q正傳》，汪暉有另一番筆觸，于人物的瞬間讀出幽暗里的靈思……這些人的筆觸在知識論的層面有著豐富的彈性，魯迅作品自身的經典意義不僅僅在精神哲學的層面啟示著后人，也帶有知識譜系上難盡的話題。比如對于《野草》的研究，汪衛東《探尋“詩心”：〈野草〉的整體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張潔宇《獨醒者與他的燈：魯迅〈野草〉細讀與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朱崇科《〈野草〉文本心詮》（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各自角度不同，卻共同拓展了話語的表述空間。

五是史料研究。在各類敘述文本里，博物館系統的研究方式別具一格。與學院派不同的是，博物館系統的研究更為注重歷史細節與基本問題。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紀念館與紹興魯迅紀念館都有一批扎實的成果問世。葉淑穗、王得后、陳漱渝、李允經、姚錫佩、張杰、周楠本、黃喬生、姜異新、王錫榮、李浩、樂融、喬麗華、裘士雄等從獨特的角度出發還原歷史的場景。黃喬生《八道灣十一號》（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勾勒周氏兄弟的日常生活，一些罕見的資料指示了歷史幽微的一頁。張杰《魯迅雜考》（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周楠本《我注魯迅》（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關于歷史細節的陳述，是沉浸在時光深處的獨語。王錫榮《魯迅生平疑案》（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年版）、喬麗華《我也是魯迅的遺物——朱安傳》（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年版），都有先前不被人注意的文獻，有的是前人未做的工作。這些學者從前輩那里得到的暗示，延伸了舊學的治學遺風，勤于考辨，敏乎辭章，林辰、唐弢的筆法隱約可見。《魯迅研究月刊》對于研究的推動不可忽略，史料鉤沉與學術爭鳴，在當代學術史上是有痕跡的。博物館推出的系列資料集，一直被人們關注，其中《魯迅藏拓本全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6年版）、《魯迅編印版畫全集》（譯林出版社2019年版）等都拓展了人們的閱讀視野。

國內的史料研究早就形成了傳統，我們時常還是能夠從一些學者筆下見到新的文獻。概括起來不過兩點，一是解決了一些懸案，比如早期魯迅知識背景的形成，日本學者曾有過考證，宋聲泉從大量日文文獻閱讀中，發現了《科學史教篇》的來源，其《〈科學史教篇〉藍本考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期）一文解決了多年模糊不清的難題。倪墨炎、陳子善、陳福康、劉運峰、符杰祥、侯桂新在文本研究中都有一些新的發現，于書籍的叢林里覓出進入歷史的新徑，他們的筆下，偶見古風。現代文學文獻學與古代文學文獻學之間，有了邏輯上的連接。二是回應了對于魯迅思想的某些質疑，當不同思想對峙的時候，正是事實的梳理解決了某些爭論的難點。比如有學者認為魯迅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有親日的傾向，但王錫榮等人組織的關于魯迅與抗戰的展覽，就以豐富的史料回擊了種種謬論，王彬彬在《魯迅有關抗日問題的若干言論詮釋》（《西北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里詳盡的陳述也使質疑者理屈詞窮。陳漱渝在《魯迅為何未去蘇聯考察療養？》（《新文學史料》2020年第4期）中以細致的筆調澄清了20世紀30年代歷史的某些表述，對于理解魯迅晚年提供了可信的資料。

與史料鉤沉相呼應的是傳記的寫作。2004年，王世家編輯出版了林辰的《魯迅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其扎實的史家之筆，讓我們讀出老一代人的學識與見識。朱正修訂本《魯迅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較先前的傳記多了新的視角。陳漱渝《搏擊暗夜——魯迅傳》（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有紛紜復雜里的清晰，依然以史料梳理取勝。張夢陽《魯迅全傳：苦魂三部曲》（華文出版社2016年版）則顯示了深深的愛意，內容豐贍而駁雜。魯迅去世后，關于他的生平的描述已經構成一道風景，從王士菁、曹聚仁、唐弢、林非、劉再復幾代人的書寫里看出，敘述這個非凡的人物，并非易事。傳記寫作涉及詩與史的平衡、思與識的鋒芒，人們雖不滿意于先前的各種記錄，但大凡做此嘗試者，也多少帶有突圍舊我的努力。

上述幾個方面，僅僅是二十年間“魯迅學”發展的略影，可注意的學者甚多，我們從朱壽桐、高旭東、黃健、王本朝、何錫章、楊劍龍、楊聯芬、呂周聚、田建民、李怡、邵寧寧、許祖華、王曉初、陳力君、遲蕊、于小植等人的言說方式里，都或多或少感到一代人的心結。許多人的成果尚未進入我的閱讀視線，故不能一一言之。

如何評價如此豐富的成果，學界有不同的聲音。張全之就認為，從整體來看，還缺乏有深度的著述。他說：“新世紀以來的魯迅研究雖不乏創新成果，但突破性成果卻難得一見。”2王彬彬對于研究方式的八股化提出過警告，他是業內最有批評勇氣的學者，顯示了學人自省的力量。郜元寶就指出魯迅研究界畫地為牢的現象，希望人們能夠在豐富的視域中與經典對話。張旭東從更開闊的馬克思主義背景梳理文學現象，對于批判精神的提倡都有針對性。譚桂林與汪暉商榷的文字，是學界內部爭論的一部分，學人間的分歧也推動了某些話題的深入思考。這種不滿與提示，也激勵著更多的青年人，保持研究中的個性。畢竟，沒有對話、交鋒的學術場域，色調是貧乏的。

伴隨著各種批評，學術界也發生著悄悄的變化。不斷有新的面孔走進學界，比如，20世紀70年代出生的學者基本是博士出身，他們對于文學史與作家文本的描述，更為專業。張克、崔云偉主編的《70后魯迅研究學人論文集》（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版），內收鮑國華、邱煥星、姜異新、劉春勇、齊宏偉、梁展、曹清華、賈振勇、袁盛勇、符杰祥、李林榮、朱崇科、張潔宇、程桂婷、崔云偉、程振興、潘磊、古大勇、陳潔、張克二十位青年學者的論文。一代人的審美方式與思維方式得以集中亮相，精神是開放的。青年學者試圖在更新的層面思考文學史與現代史，也提出了諸多新思路：姜異新關于啟蒙的探索、陳潔對于北京時期魯迅知識分子身份的打量、劉春勇對“多疑魯迅”的闡釋、鐘誠“政治魯迅”的觀念的提出，都是引入不同知識譜系后的種種心得。邱煥星在討論鐘誠、李瑋的新作時，也透露出這一代研究者希望另辟蹊徑的心音。

二十年間，國內魯迅著作出版與研究叢書的出版，都刺激了魯迅學的發展。2005年，新版《魯迅全集》問世，這是一個標志性的成果，幾代人的注釋、思考，都映現在這套全集中，這為研究提供了權威的版本。2008年，《魯迅譯文全集》問世，此套著作糾正了20世紀50年代版本里的錯誤，填補了多年的空白。國內各大出版社關于魯迅的書籍，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對于思想的普及都功不可沒。與此相對應的是研究著作與叢書的出版。2004年，青島大學推出了姜振昌等主編的“中國新文學研究書系”，關于魯迅研究的著作就有六本；2006年，黃旭、肖振鳴策劃了“而已叢書”，推出了十一本新著；2013年，葛濤主編“中國魯迅研究名家精選集叢書”問世，這些多被譯介到了韓國；2018年，譚桂林主編的“魯迅與20世紀中國研究叢書”亮相，對魯迅遺產作了全景審視。此外，我們還看到了《韓國魯迅研究精選集》《日本魯迅研究精選集》等域外研究者的論集，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的互動，在今天都值得深深回味。

不同群落的知識人對于經典的思考，也看出文化傳播的豐富性。與各種專業研究對應的是，民間魯迅研究一直是活躍的。自20世紀80年代，非專業化的魯迅書寫一直散落在不同的地方。典型的例子是陳丹青、林賢治、房向東等，他們以靈動的筆觸表達自己的認識，沒有學科的邊界的禁錮，筆觸溢出野性的審美之維。2005年，陳丹青在魯迅博物館作了《笑談大先生》的演講，全無以往魯迅研究的腔調，以畫家的眼光發現了魯迅審美的底色和思想的調式。陳氏的魯迅觀，有著一般知識人少有的介入文本的感受，將閱讀的內覺和個體生命的呼應以詩意的方式呈現出來。錢理群將此看成當年魯迅研究重要的收獲，也嗅出了另外一種氣息。對于民間的各種研究，錢理群給予了大力支持，他為一些漂泊在都市里的魯迅迷的著述寫的推薦語與序跋，都看出象牙塔內外的互動。

魯迅研究日趨專業化的時候，學科內部的研究帶來了某些自閉性。倒是一些作家的介入，將話題的凝固性消解了。朱正、邵燕祥編著的《重讀魯迅》（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有著憂思的涌動，毫無流行的八股氣；莫言討論魯迅《故事新編》的方式，在發散的思維里帶出生猛的意象；在《小說課》里，畢飛宇解讀《故鄉》則道出一般學者沒有的體驗；小說家張煒與余華關于魯迅的描述，也說出學界少見的體味，他們以自己的寫作經驗對應《吶喊》《彷徨》時的感嘆，許多也隱含著可以深挖的學術話題。

細說起來，國內學風的變化，也得益于多國學者間的互動。海外魯迅研究者們一直與國內同行有著頻繁的交往，對話打破了隔膜。近二十年國際交往增加，許多國家舉行過與魯迅相關的會議。繼1981年在美國召開第一次魯迅研討會后，2009年2月，劉禾在哥倫比亞大學主持了“多媒體魯迅：現代中國研究的過去與未來”國際學術研討會，許多有分量的題目在會議上亮相。2013年4月，在哈佛大學召開了“魯迅與東亞”國際學術研討會，王德威、藤井省三、樸宰雨、寇志明、張旭東等人的發言都具有新的維度，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聚集在一起，碰出諸多火花，許多論文也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此后，在韓國、印度、尼泊爾、法國、德國、印度尼西亞等國也多次舉行研討會，每一次題旨都有較豐富的內涵，學者的隊伍也日趨壯大。

從來沒有一個作家的遺產在今天輻射到如此廣泛的領域。民國期間的魯迅受到讀者的喜愛，以及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與新文化建設和反抗壓迫的關系甚深，這也是中國現代史的一道風景。新中國之后，特別是進入新世紀，關于魯迅遺產的闡釋，依然糾纏著知識分子話題、民族性與世界主義的話題，只是這樣的討論漸漸不再有劇烈的意識形態的沖突，而是一種文化現象與學術現象。不過，僅僅看專業內的文字，自然存在一些弱點，主要是主題和思路的重復。這里，有兩位學者值得注意，一是批評家黃子平的許多批評文本，是以魯迅為方法的，收在《文本及其不滿》（譯林出版社2020年版）的《魯迅的文化研究》一文，顯示出比許多同代的魯迅研究者更為深切的視野與情懷，在福柯與德里達的映照下，魯迅的意義變得更為非同尋常了。另一位學者尤西林是知識分子研究的專家，他的學術研究與康德學術關系甚深，其《闡釋并守護世界意義的人——人文知識分子的起源及其使命》（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在面對中國問題時以魯迅為參照，具有很深的價值。從不同精神資源回到魯迅，就有了一般中文專業的學者所沒有的另類氣象。

顯然，對于魯迅的不同言說方式，源于對應其文本的一種必要呼應。那些本于心性的言說，流露的是讀書人的閱讀心態，更帶有精神的原色。木心敘述魯迅的文體，靈光閃動中，有詩化哲學之影，閱之余味回旋。閻晶明的著作《魯迅還在》（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箭正離弦：〈野草〉全景觀》（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版），是一種批評與散文式的表達，其直接與明快消解了學院派的枯澀。李靜借著劇本《大先生》的對答，直指一個幽深之所。鄭欣淼《魯迅是一種力量》（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一書，告訴世人魯迅資源如何成為文物研究工作者的參照。有些學者雖然并不在學界，但他們以魯迅為方法所作的學術思考，顯示了豐富的內力。王培元關于延安魯藝和人民文學出版社歷史的描述，就常常有《且介亭雜文》式的情思在。這些與學院派形成了一種差異的表達，但未嘗沒有學問的深度。

二十年僅為一瞬，但人們卻續寫了精神史的長卷。翻檢那些熟悉與不熟悉的學者與作家的文字，會發現幾代人的背影里，延續著精神自新的夢。看到那些從心靈里流出的文字，便覺得，雖然有著一種視野的限定，有時不能從容往來于那個闊大的精神時空，但不斷求索的心，是熱的。或許，錢理群以下的話，說出了幾代研究者的心音：

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是一個矛盾重重，問題重重，空前復雜的中國與世界。我自己就多次發出感慨：我們已經失去了認識和把握外在世界的能力，而當下中國思想文化界又依然堅持處處要求“站隊”的傳統，這就使我這樣的知識分子陷入了難以言說的困境，同時也就產生了要從根本上跳出“二元對立”模式的內在要求。我以為，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魯迅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無立場”的立場，對一切問題都采取更為復雜的纏繞的分析態度，就具有了一種特殊的意義。而魯迅的思想與文學的獨立自主性，無以歸類性，由此決定的他的思想與文學的超時代性，也就使得我們今天面對我們自己時代的問題，并試圖尋求新的解決時，魯迅的思想與文學或許是一個特別值得注意和重視的精神資源。3

今天一些象牙塔里的學人越來越脫離這樣的傳統，生存狀態的變化與表達的變化，將有血有肉的精神存在凝成了冷冷的數據。但那些不安于固定的人依然行走著，他們面對魯迅，不僅僅因了那曾帶痛感的軀體流出的愛意，還有創造新生活的渴念。這是魯迅與別的作家不同的地方，也是“魯迅學”持續存在的魅力所在。魯迅研究，其實是不斷自省的民族精神的尋路，那些具有“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4的學者，那些參與到改革社會的忘我的知識人，可能對魯迅的理解更為深切。而他們留下的思考性的文字，都值得珍視、感念。

2020年12月22日

注釋：

1 高遠東：《記念丸山昇先生——關于他及當代中國思想》，《魯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2期。

2 張全之：《新世紀以來魯迅研究的困境與“政治魯迅”的突圍——對近年來魯迅研究一種新動向的考察》，《東岳論叢》2020年第7期。

3 錢理群：《魯迅九講》，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30頁。

4 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