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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之星：陽春

陽春，作家、詩人。1983年端午前夜生于四川省威遠縣。畢業(yè)于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并發(fā)表作品，主要著作有文集《墻外行人》、詩集《去云彩里打個盹兒》等多部。作品入選《中國青年詩人作品選》《青年詩歌年鑒》《中國作家網(wǎng)精品文選：燈盞 · 2019》《中國新詩排行榜》等年度選本。曾獲中華文學獎年度散文獎、中華文學獎年度圖書獎等多項嘉獎。

作品欣賞：

在贛州遇見蘇軾和辛棄疾

一

飛機降落贛州黃金機場前，有意在贛州城上空兜了一個整圈。隔著舷窗眺望出去，柔軟的白云之下，清晰可見自南向北的章、貢二水穿山越嶺而至，在贛州城內(nèi)不約而同地扭了一個腰，儼然畫出一幅八卦圖，再迤迤然從西東兩面合抱過來，將各自一路上的收藏全部托付于八境臺下的龜角尾，揮寫出一個大大的“人”字。從這里開始，往北襟帶千里，它們的名字合稱贛江。

這些年大凡想去的地方都已踏遍，贛州本不在我的期待之列。然而，當飛機著陸后，車漸入城中，驚訝和震撼便接踵而至，街道寬敞整潔、綠樹成蔭、碧水環(huán)繞，樓廈鱗次櫛比，高架橋綿延二三十公里，霓虹逶迤，蔚為壯觀，儼然一派現(xiàn)代大都市風貌。贛州地處江南最南、嶺北最北，隨著近代贛江水路交通的失利，贛州曾陷入長期閉塞，舊時風光不再，卻也因此遠避戰(zhàn)火罹患，人文歷史幾得幸存。

踱步舊城區(qū)，紅旗大道古樟蔽日，滿目旖旎，仿若時空折疊，誤入記憶的上游，頓生親切。自唐相張九齡開通大庾嶺梅關驛道，從中原逆贛江而上便可直通海粵，海上絲綢之路的黃金水道，與客家先民的人口大遷徙，成就了贛州城的千載繁華，也成就了中國文化史上的貶謫流放之路。

三江并流處，遠山疊嶂、浮橋橫江，宛若相識。在河流與閣樓之間，是被稱作宋城孤品的贛州古城墻。現(xiàn)保存較完整的古城墻建于北宋嘉佑年間，為江南現(xiàn)存規(guī)模之最，也是全國屈指可數(shù)的北宋磚墻之一。城墻平均高七米，從東門至西門長三千六百米，垛墻、炮城、馬面、城門都保存完好。古城墻有著歷史的印記，部分墻磚上可見到自宋以后許多朝代的銘文。我著意摩挲了一塊城磚，刻有“淳祐乙已修城磚使”字樣。“淳祐”是南宋理宗年號，距今已近八百年。目前可查最早的城磚為熙寧二年，“熙寧”為北宋神宗年號，是年即公元一〇六九年，正是熙寧變法的開端，也稱王安石變法。

這段城墻像是珠鏈一樣，串起了遺忘過、丟失過的最珍貴的善因。贛州正是因為有了宋城墻，才守住了一座城的文脈和氣度。古城墻外是天然的護城河——章、貢二水，水面開闊，浩浩湯湯。城頭極目，城墻逶迤，宛若游龍，青灰色的城堞上苔痕深覆，暗滋生長。城墻下古木蔥郁，漫然一碧。坐落在贛州城北的八境臺是贛州古城的象征，因城為臺，今臺筑三層，仿古式建筑高近三十米，其形飛檐斗拱，其內(nèi)雕梁畫棟，其上琉璃蓋頂，雄偉壯麗。登上八境臺，贛州八景盡收眼底，故此取名為“八境”。

二

一〇九四年秋天的一個黃昏，一葉扁舟在夾峙的激流中，艱難曲折地沿洄千嶂十八灘。光孝寺最后一聲荒涼的暮鼓響徹了全城，時針就劃進了北宋紹圣元年的仲秋。百年不涸的貢江水，竟出現(xiàn)“水涸不可舟”的異象。

彼時，贛州叫作虔州。小舟悄然停泊在了西津門外的官渡，虔州知州黃元翁率眾鄉(xiāng)賢士子在碼頭欣然迎接。虔州城迎來了賦予這座中原視野極限之外的南方小城以特殊精神氣質的又一位失意的過客。是的，他就是垂暮投荒的蘇東坡，隨行的還有侍妾王朝云與季子蘇過，一路驚惶憂懼，顛沛流離。比起在汴梁臨行前“無人送臨賀”的景況，此時的虔州，讓蘇東坡心頭別有一番炎涼滋味。

蘇東坡及岸虔州后，并未宿于逆旅，而是投寄在城南慈云寺，半生宦海沉浮，遠路疲憊不堪，只想在青燈黃卷之間借得片刻安寧。寺中長老明鑒禪師頗通詩文，與黃山谷曾有酬唱之交。蘇東坡信手寫了幾頁詩，與高僧們開了幾個充滿禪意的玩笑，一場秋雨就淅淅瀝瀝地下了起來。故鄉(xiāng)眉州在這個時節(jié)應該也是這樣的雨吧，算著行程子由也該到貶地筠州了，此刻兄弟倆相距六百里。窗外的雨穿林打葉，更似民間的疾苦之聲了。

蘇東坡與虔州最早的關聯(lián)，源于天竺寺里的一座詩碑。早在唐憲宗時期，虔州天竺寺建成，高僧韜光自錢塘天竺來此駐錫。時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寫詩相贈，以寄托他對韜光的思念之情。詩曰：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

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云起北山云。

前臺花發(fā)后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

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韜光得詩后，請人鑿成詩碑，作為鎮(zhèn)寺之寶。唐以降宋，“樂天墨跡”依然“筆勢奇逸，墨跡如新”。蘇軾十二歲那年，游歷虔州的蘇洵回到眉州，將江南西道的風物見聞激動地講與蘇軾、蘇轍兄弟，其間曾提及“天竺寺白樂天詩碑”，在二蘇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神往之情便由此萌生。然而，虔州遠離中原，偏居于贛江源頭的青山翠嶺中，是荒蠻不達的南國邊境，再加上惟一可行的贛江水路灘多水急，要走近虔州，實屬不易。從此，虔州便在蘇軾記憶的上游，光陰交錯。

蘇東坡與虔州的第二次結緣，與《虔州八境圖》有關。機緣的巧合常給人意外的驚喜，一〇七七年，接任蘇軾密州太守的恰好是前虔州知州孔宗瀚。在此之前，孔宗翰鑒于“江水壞城，改甃以石，并建臺城上”。石樓建成后，“虔州八景”盡收眼底。離任虔州時，孔宗翰請丹青妙手制成《虔州八境圖》，留作紀念。面對匆匆趕來的接任者，蘇東坡在驚喜之中聽聞了許多關于虔州的風物。孔宗瀚順勢緩袖展開《虔州八境圖》，郁孤臺、章貢臺、皂蓋樓、白鵲樓、石樓、舍利塔、馬祖巖、崆峒山躍然而出，蘇東坡游目騁懷，心曠神怡。孔宗瀚見機緣成熟，便請?zhí)K東坡題詩，其時蘇東坡雖未到過虔州，卻依憑圖畫和想象，慷慨揮就八首，還滿懷激情地在序中寫道，“東望七閩、南望五嶺，覽群山之參差，俯章貢之奔流，云煙出沒，草木蕃麗，邑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孔宗瀚的善舉和蘇東坡的《虔州八境圖》八首，讓虔州人倍加感激和珍惜，并以此為發(fā)端，舉起了“八境文化”的旗幟。

距離蘇洵游歷虔州四十七年后，被貶惠州的蘇東坡途徑虔州，登八境樓臺，親蒞其境，遍覽虔州的旖旎風光。應虔州士大夫之請，蘇東坡書舊作《虔州八境圖》八首。揮墨完畢，蘇東坡又深感十七年前的題詩未能道其萬一，遂補作《虔州八境圖后序》一篇，來對虔州美景作新的描繪。從此，八境臺成為歷代文人墨客唱和不絕的詩畫臺，一展時人風騷意氣，緬懷古今風物流年。

蘇東坡喜歡白居易是不爭的事實，烏臺詩案后，他在黃州城東墾荒耕種，“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東坡”之名即始于斯。天竺寺有如一位故友，靜靜地等候蘇東坡的尋訪，在寺內(nèi)蘇東坡見到了白居易的詩文刻石，遺憾的是，父親曾見過的筆勢奇逸的詩碑早已斑駁依稀，不勝惋惜的蘇東坡在石刻上復書《贈韜光禪師》。見天竺寺呈衰敗之勢，觸景傷情的蘇東坡聯(lián)想到自己天涯流落的境遇，又題《天竺寺并引》，以悵人生的夢寐滄桑，“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為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云……今四十七年矣，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詩。”

天竺寺仿佛一個載夢的歸宿，蘇東坡在這里思考他五十七年雪鴻泥爪的人生，有年少的得意、有官宦的沉浮，也有著人生如夢的初醒。在天人合一的天竺寺，他惆悵的不是歲月流逝，卻是遺跡故家的依戀。“四十七年真一夢，天涯流落淚橫斜。”面對漂泊不定的人生，蘇東坡喟嘆一聲倒也坦然，就如明月和江水一樣獲得自身的淡然與寧靜。

留居虔州的光陰里，蘇東坡一路在友人陪同下偕游唱和，盡覽美景佳勝。“山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景色秀麗的虔州，讓他暫時消除了謫遷流離之苦，享受短暫的世外桃園之樂。他漫長的虔州夢，是對如畫山水與詩情世界的向往，是對“翠竹江村繚白紗”的田園生活的深愛，也透出了這座古城的魅力和分量。

這一次在虔州，蘇東坡駐足一月有余。快樂總是短暫的，千流歸海，詩人仍離海太遠，還要一路向南，去到那南方之極。“掰開章貢江流去,分得崆峒山色來。”他攜王朝云和蘇過繼續(xù)溯章水南去，在極近極遠處消失于迷霧疊嶂之中。黃州時寫下的“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竟一語成讖。蘇東坡自經(jīng)虔州之后，在生命的最后幾年，志心道學，詩風逐漸趨于平淡天真，作為知識人的崢嶸鋒芒消磨殆盡。

“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萬幸的是，七年后的冬天，蘇東坡終究還是回來了。不妨戲謔地說，蘇東坡父子不啻為中國文化人中最早的“海歸”，只是與我們今天“師夷長技”的“海歸”不同，蘇東坡出海是文化輸出，用文明開墾蠻荒，讓化外之地弦歌不輟。遺憾的是這次北歸，朝云與家眷仆從已客死異鄉(xiāng)，僅幼子蘇過得以全軀而還。佇立船頭的詩人獨立蒼茫，孑然一身，十年生死，三千前塵，皆已被江海驚濤淘盡。當船再次行至虔州，居然又現(xiàn)“江水忽清漲丈余，贛石三百里無一見者”的異象。去時枯涸還時漲，看來江水的枯漲也是有情的。這一次逗留，蘇東坡與虔州的賢達來往交游，并向虔州百姓施舍丹藥，救貧濟苦，共計四十多天。

城外的流水一程一程地走遠了。他沿著來時的水路順流北去，一直走進這一年的七月廿八，在常州漸漸松開了他六十四年秉筆的枯槁的手。

三

北方賀蘭山脈，群嶺奔騰；南方賀蘭山，郁然孤峙。郁然孤峙的賀蘭山在虔州城西北隅，其山“郁然而隆阜，突然而孤起，峙于章貢二水之間”。唐代虔州刺史李勉在賀蘭山頂建郁孤臺，臺“平地數(shù)丈，冠冕一郡之形勝，而襟帶千里之山川。登其上者，若跨鰲背而升方壺”。

五十余年后，又一位李姓詩人李渤出任虔州刺史，他在完成了自己的抱負與功德之后，志慕清虛的他便一琴一鶴，吞云吐霧，到廬山上做他的白鹿洞主了，李渤就是后來的白鹿洞書院創(chuàng)始人。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偶然還是必然，經(jīng)他點化真形的“郁孤”二字，預言性地為這片土地上的靈魂作下了歷史的注腳，歷代文人墨客常有登臨，題詠甚多。

早在《虔州八境圖》中，巍峨秀麗的郁孤臺就深深地吸引了蘇東坡。第一次過虔州時，他登上郁孤臺，俯瞰虔州城美景，想著流放嶺海之苦楚和生還內(nèi)地之渺茫，一首《過虔州郁孤臺》即興而發(fā)：

八境見圖畫，郁孤如舊游。

山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

日麗崆峒曉，風酣章貢秋。

丹青未變?nèi)~，鱗甲欲生洲。

嵐氣昏城樹，灘聲入市樓。

煙云侵嶺路，草木半炎洲。

故國千峰處，高臺十日留。

他年三宿處，準擬系歸舟。

七年后，遇赦北返的蘇東坡，在虔守霍漢英、監(jiān)郡許朝奉的陪同下，重登郁孤臺，思緒萬千，又作《郁孤臺再過虔州和前韻》詩：

吾生如寄耳，嶺外亦閑游。

贛石三百里，寒江尺五流。

楚山微有霰，越瘴久無秋。

望斷橫云嶠，魂飛咤雪洲。

曉鐘時出寺，暮鼓各鳴樓。

歸路迷千嶂，勞生閱百洲。

不隨猿鶴化，甘作賈胡留。

只有貂裘在，猶堪買釣舟。

郁孤臺見證了蘇東坡的兩次心境變化，從南貶途中對未來頗難預卜的惆悵到北歸生還時的淡然超脫。

今天的郁孤臺是依清代舊物考究下的復刻本，臺高三層，傲然聳立，垂檐歇山，四面有廊，廊內(nèi)是廳，上下有梯。高臺之上，南可覽市井街巷，北可觀江上帆影。“孤峙天半，郁然獨立”的郁孤臺，給人一種巍峨秀麗的美感。興衰幾代，風雨迎送。郁孤臺注定了要和氣質相近的人產(chǎn)生心理共鳴。與郁孤臺淵源最深的，要數(shù)南宋著名詞人辛棄疾。

登臨郁孤臺，站在山腳，眼前是百余級臺階，一直伸向灰蒙蒙的天際。臺階兩側是蒼翠的松柏，翠草、綠樹、鮮花簇擁著山嶺和古臺。沿山徑拾級而上，跨上臺階，矗立著一尊銅像。我終于與他相遇了，他昂頭而立，神情凝重，雄瞻遠方，身披風衣，長須在風中微微飄動，寬大的手掌緊握著劍柄，劍的一截已悄然出鞘。這就是辛棄疾留給贛州人民的形象，也更符合我心中設想的辛棄疾。

對大多數(shù)人來說，他們對辛棄疾的了解，主要來于文學史上的詞人形象。事實上辛棄疾不僅是南宋聲名最著成就最高的詞宗，更是一位勇冠三軍、能征善戰(zhàn)、熟稔軍事的杰出將領。當金國女真人入侵中原，一位騎著白馬的少年英雄，長劍揮過，血涌成河。而后，二十二歲的他拉起一支兩千人的抗金隊伍，投奔耿京領導的農(nóng)民起義軍。后來義軍中出了叛徒，將印信偷走，準備投金。他又疾手提利劍單人獨馬追賊兩日，第三天提回一顆人頭，奪回印信。又一年，為光復大業(yè)，他說服耿京南歸后，南下臨安親自聯(lián)絡，不想幾天之內(nèi)又變生肘腋，部將叛變，耿京被殺。大怒之下，他躍馬橫刀，率五十余騎追趕兩天，奔馳千里，飛騎入敵營生擒叛將，又奔突千里，將其押解至臨安正法，并率上萬義軍南下歸宋。沒錯，這就是辛棄疾。他驚人的勇敢和果斷，名重一時。“壯聲英概，懦士為之興起，圣天子一見三嘆息”。

可誰想，他人生的高光時刻戛然止步于此。南宋朝廷和他開了個玩笑，他遭到主和派的倒戈，被削兵權，勇冠三軍、能征善戰(zhàn)的少年英雄從疆場走進了仰臥起坐式的官場生涯。從此，抗金的戰(zhàn)場上少了一位英雄，國家的疆土上少了一道屏障。此后，長期落職閑居于江西的辛棄疾，多次遷徒，顛沛流離。他先后寫了大量的奏疏，主張收復河山，均未被朝廷采納。

一一五三年初春，宋改虔州為贛州。廿二年后，辛棄疾在贛州就任江西提點刑獄，時年三十六歲。他大力整治軍務，增加壯勇之士，在他的疾軍事布署下，撲滅了當?shù)囟嗄觐B疾販私茶武裝割據(jù)的茶商軍。金兵南侵時，江淮居民大量向江西境內(nèi)贛州、吉州等地遷徒躲避，獲得辛棄疾的庇護。他在贛州任上，勤于政務、治理荒政、整頓治安、撫恤貧民，頗有政績，百姓交贊。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這是岳飛在《滿江紅》中寫到的抗金抱負。同為抗金名將，辛棄疾不止一次登上贛州賀蘭山，在郁孤臺遠眺汴梁，臨江孓立，深感歲月流馳，人生短暫。

惆悵之中，辛棄疾如往常一樣途經(jīng)江西萬安造口，一個決定著郁孤臺的文化高度的日子就這樣緩步走來。鷓鴣聲聲，斜陽荒草，一江春水浩蕩而去，往事一幕幕浮泛在江心：大半個中原淪陷金人手中，百姓慘遭殺戮，南宋朝廷岌岌可危，隆佑太后一路倉皇，從贛江造口壁起船上岸逃至贛州。一顆孤懸天下之心，滿懷郁結乾坤之情。十多年來的郁結之氣在胸中翻涌，一首千古絕唱《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奔瀉而出，噴灑在崖壁之上：

郁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shù)山。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

這闋詞成為郁孤臺“橫絕六合，掃空萬古”的絕響，也拔高了贛州文化的新海拔。大多數(shù)時候，文字的生命力遠比一座樓臺旺盛得多，設若沒有這闋辛詞作柱梁，郁孤臺還能否矗立到今天？在郁孤臺的數(shù)度興廢中，難道不是詞中的一腔丹殷，一次次拯救著它？不可否認，郁孤臺的名氣是遠高于作為地名存在的贛州的，它是深埋于中國士人骨子里的一種文化渴望。放眼看去，黃鶴樓之于武漢、岳陽樓之于洞庭，滕王閣之于南昌，閱江樓之于南京，無不是依附于千古卓絕的文章辭賦，才有了長久常新的生命力和穿越時空的精神氣質。

兩年后，辛棄疾追循當年蘇東坡離開的路線北去，調任杭州大理少卿。這次離去，他仍未能重回沙場，馬革裹尸。把欄桿拍遍的辛棄疾用刀和劍代替羊毫，用血和淚作墨汁，寫出一闋闋震爍著金戈之聲的作品，為歷史留下一聲聲悲壯的呼喊，一步步登頂宋代文學史上的又一座高峰，成就他在歷代文人中不可復制的氣質和獨特地位。

興許是命運有意為之，離開贛州后，兜兜轉轉，辛棄疾又回到江西鄉(xiāng)間閑居二十來年，自號“稼軒”，一任秋風空老華發(fā)，在“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里冷卻壯心，最終歸于鉛山。

四

在中國的水系里，大多是“一江春水向東流”，或“山山皆向北，條條南流水”，而唯有湘江和贛江是一改常態(tài)的極少數(shù)，由南流向北，這本身就是詩化了的意象。蘇東坡七年間，往返于水墨之流，所到之處皆施以仁，在渡己與渡人之間歸于至境，成為兩宋峰頂?shù)囊淮淖冢莱扇馍恚谌霑缡馈Ｐ翖壖蚕褚粔K鐵，時而被燒紅錘打，時而又被扔到冷水中淬火。盡管無法統(tǒng)軍飲馬中原、收復失地，但他每為官一處，都盡心竭力，打理國計民生，政績卓著。

從文學史的角度去看，同為豪放派詞人代表，蘇東坡和辛稼軒的詞都有被政治所擠壓、扭曲、擰絞、燒煉、錘打后的光華和超脫。所不同的是，蘇東坡的豪放在于大江東去，山水之闊，和出乎天性的曠達與博愛之心；而辛稼軒的豪放多了一股民族仇、復國志來煉詞魂，多了胡塵飛、金戈鳴來壯其詞威，這也是歷史對他的厚澤。

蘇東坡與辛棄疾，讓我想到的是中國古代士子中的兩種人：通子和執(zhí)子。“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是通子的從容，“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是通子的曠達；“了卻君王天下事，嬴得生前身后名”是執(zhí)子的堅持，“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是執(zhí)子的信念。通子沉穩(wěn)柔和如圓，執(zhí)子棱角分明如星。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時，以通子的安時順命融入杭州，蘇東坡做杭州太守時，仍存有幾分執(zhí)子的崢嶸，他們先后以白堤、蘇堤為部首，在西湖上一撇一捺寫出大大的“人”字，完善了白蘇的人格；而在贛州，自海外北還的蘇東坡以通子的曠達，與執(zhí)子辛棄疾，先后以章貢二水為部首，合力為贛州城書寫出一個完整的“人”字。尤其是蘇東坡，俯拾起贛州的一撇和杭州的一捺，更是獨立完成了他作為“人”的人間修為。

蘇軾、辛棄疾的同行者們皆是心系蒼生、匡扶社稷的忠賢清流。早于蘇軾三十三年登岸虔州的通判周敦頤，于城北衙署內(nèi)辟池植蓮，帶著一身荷香，與出淤泥而不染的知州鐵面御史趙抃一道，于水東玉虛觀創(chuàng)濂溪書院，收弟子程頤、程顥兄弟，講授理學，開脈學術正朔風氣之先；一二七四年，文天祥任贛州知州，散盡家資組織義軍勤王。兵敗被俘，卻成高潔；一五一七年，王陽明赴任南贛巡撫，治贛八年，文治武功，卓于大成……

天下的水都是相連的，清廉高潔的水脈定義了贛州的文化品格，造就了城市的精神高峰。我曾暗自思忖，贛州古城墻作為當今宋城的孤品，最重要的原因并非在其現(xiàn)存規(guī)模最大、保護最完整、修繕最頻繁，其內(nèi)核還是在于因皇朝變更和流放到此的無數(shù)仁人志士，將這座城市文明推向宋代歷史高位的不滅功績。

驀然回首，贛州城區(qū)內(nèi)縱橫的街道、櫛比的樓房，盡伏腳下。建春門外，一江秋水之上，由百余只木船托起的東津橋，以四百米的長度，隨機應變地連接起貢水兩岸，這座橫江的古浮橋依靠木船的浮力支撐橋體，隨江水的漲落而升沉。千百年間，過往行人一淺一深的履歷，見證了贛州城的繁榮和蒼涼。

本期點評：盧靜

一葉扁舟，始終張貼在人生急漩，與緩緩游去的一縷淡云下。千百年后，在作者的深切回望里，不止明月，江水，整個贛州城，都活了起來。

    為與古人悠悠心會，作者先巧妙憑籍了飛行的視角，俯瞰之下，一幅闊遠而不乏抽象的畫面，不僅描摹了古城，而且令讀者心神漸寧，更趨近于彼時的思想背景與氛圍，只待一探八卦圖后人生的洪流，做一番鉤沉與文化心理透析。

原創(chuàng)區(qū)有的作者，或因人文襟懷、閱歷及史學素養(yǎng)等某一方面有待提升，難于捕捉創(chuàng)作靈感與歷史創(chuàng)意，或慣于史料生硬的堆砌，造成板滯。陽春駕輕就熟，將剖析、深情與飛閃的火花，一縷縷捻入飛馳的歷史云煙，使文章血肉豐滿，性情畢現(xiàn)，興味盎然，予人啟迪，發(fā)人遐思。《在杜甫江閣》《從湘水里撩起的長沙米粉》《煙水金陵》等數(shù)篇，像攤開一角的文化版圖，吸引我一路暢游下去。

拿贛州這篇來說吧。蔽日古樟，宋城孤品，天竺寺，郁孤臺……，飛閃在似隱若現(xiàn)的珠串上，一景一物，自然融入人物的宦海風波與人生沉浮，令人感慨遙深的命運中，再經(jīng)作者慧眼獨到的發(fā)現(xiàn)，便被賦予了十足的性情。不消說，一座城的性格神態(tài)，也呼之欲出了。同時，影影綽綽的古城背景，更反射出文化的深沉力量。沒有辛棄疾的一曲“郁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景觀就會大為遜色。

流放地，見證了精神的高峰。

作為精神象征的山水圖式，從一開始就指向思想史的縱深。何不秉燭，一探宋代士人心靈的幽微？同為豪放派的詞人代表，在贛州東坡“通子”，稼軒“執(zhí)子”，何謂？在這里，作者表達觀點，并未枯議，而是或通過主人公的萍蹤行事，或寓于景物，或者，引其歌吟，以詩鑒照，含蓄味長，既找到一把直啟人物心扉的鑰匙，傳遞靈魂深處的震蕩，又使本來有可能表情冷漠的歷史，增強了詩意。

不過，在次要人物的官職履歷上，在偶爾景觀介紹的套話上，個人覺得，可以再精煉。

宏觀著眼，微觀入手，幾千年士人心態(tài)，如管中窺豹，已可見一斑，于是結尾照應開端，產(chǎn)生慢慢淡出畫面的效果，依稀一條歷史的航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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