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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記》甲戌本的問世，被認為是紅學考證派最終代替索隱派成為學術主流的歷史轉折點。而甲戌本自1927年為胡適意外購得，至2005年被上海博物館購回，78年的時間中有著諸多曲折。作者李彤先生將此中原委爬疏考證，細加闡述。在胡適先生辭世59周年之際，本版特刊發此文，以饗讀者，以慰先生之靈。

甲戌本《石頭記》首頁

從哪里來？

多少錢買？

1927年4月胡適離美歸國之際，國內的形勢嚴峻，正處于又一次大變局的風云激蕩之中。他在5月17日乘船回到上海，迎面遇上了《紅樓夢》版本史上的一件大事。且看次年2月，胡適在《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文中的記錄：

去年（1927）我從海外歸來，便接著一封信，說有一部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愿讓給我。我以為“重評”的《石頭記》大概是沒有價值的，所以當時竟沒有回信。不久新月書店的廣告出來了，藏書的人把此書送到店里來，轉交給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抄本，遂出重價把此書買了。

什么叫“新月書店的廣告出來了”？時過境遷之后，五十年代一粟（周紹良、朱南銑）編《紅樓夢書錄》，作這樣的理解：“（甲戌本）后歸上海新月書店，已發出版廣告，為胡適收買，致未印行。”胡適認為“這是無意的誤解或有心的歪曲”，他在1961年5月作《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時，為此進一步說明：

這句話是說：當時報紙上登出了胡適之、徐志摩、邵洵美一班文藝朋友開辦新月書店的新聞及廣告。那位原藏書的朋友（可惜我把他的姓名住址都丟了）就親自把這部脂硯甲戌本送到新開張的新月書店去，托書店轉交給我。那位藏書家曾讀過我的《紅樓夢考證》，他打定了主意要把這部可寶貴的寫本賣給我，所以他親自尋到新月書店去留下這書給我看。如果報紙上沒有登出胡適之的朋友們開書店的消息，如果他沒有先送書給我看，我可能就不回他的信，或者回信說我對一切“重評”的《石頭記》不感興趣……于是這部世界最古的《紅樓夢》寫本就永遠不會到我手里，很可能就永遠被埋了！

那么賣書人是誰？這歷史細節似乎永久地被封存了。誰也沒有想到，過了六十多年，這封信居然奇跡般地從胡適留在北京的檔案里重新現世：

茲啟者：敝處有舊藏原抄《脂硯齋批紅樓》，惟祇存十六回，計四大本。因聞先生最喜《紅樓夢》，為此函詢，如合尊意，祈示知，當將原書送閱。手此。即請

適之先生道安

胡星垣拜啟 五月二十二日

連信封也保存完好，“本埠靜安寺路投滄州飯店，胡適之先生臺啟，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號胡緘”，郵戳為“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海”。

6月30日，上海報紙刊登了新月書店的新張廣告，7月1日正式開張。這是原來在北京新月社和《現代評論》的一群故交，為避亂南逃來到上海，而招股集資創辦的，以胡適為董事長。開張后不久，通過書店轉交，胡適買到了甲戌本。此書的買價何如？胡適文中有意不公開，只稱“重價”。又一個沒想到，在新千年之后，有人在舊報紙中有了新的發現。

1928年3月15日，胡適在上海的一次飯局上神侃，被記載在三天后的《申報》“自由談”副刊上：

胡君又言，近得一部曹雪芹生前《紅樓夢》之抄本，凡三冊（應為四冊——筆者），計十六回，內多今本所未見，代價值袁頭三十。書中于雪芹歿時之年月日，均歷歷可稽。

因此知胡適購買甲戌本的價格是銀元（袁頭）30塊。這里隱藏了一個疑點，或者說叫歷史的遺憾。胡適在1961年后悔道：“我當時太疏忽，沒有記下賣書人的姓名住址，沒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這部書在最近幾十年里的歷史。”而實際上，賣書人胡星垣的地址就清楚地寫在信封上，躺在他的文案堆中。其實即使忘記了地址，也可以在通過新月書店轉交書款時重建聯系啊！不知為什么，胡適沒有見到也沒有再聯系胡星垣。據陳林考證，從胡星垣的住處到新月書店之間，只有不到一公里距離，可謂近在咫尺。但是胡適在上海住了三年半時間，卻始終沒有與胡星垣聯系過。

未顧及尋訪流傳前史

此本后來被稱為甲戌本。不要小看這僅僅一個抄本的發現，1921年胡適寫《紅樓夢考證》時，立志要研究“著者”和“本子”，至此才獲得了早期抄本的實證。甲戌本問世，被認為是考證派最終代替索隱派成為學術主流的歷史轉折點。

在進行了初步研究后，胡適寫成研究報告《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1928年3月在他們自辦的《新月》雜志創刊號上發表，脂評本始為學界所知。俞平伯讀過之后，在4月25日致胡適信中問：“脂本十六回，何日全部重刊？至盼。”這說明，胡適購得這一“孤本秘籍”之后，并沒有將它珍藏秘斂，秘不示人，而是到處昭告。

胡適在1930年11月底二進北大，擔任文學院長、中國文學系主任、文科研究所主任等職。這時俞平伯正在清華大學中文系任教。師友重逢，胡適就把珍貴的脂硯齋評甲戌本借給俞平伯閱讀。轉過年后的1931年1月3日，俞平伯又將此書轉借給同事講師浦江清。浦江清看了11天，“覺胡適之的考證確實不容易推翻。”1月13日浦江清把書還回俞平伯。俞平伯在3月26日“是晚始節抄脂硯齋評在我的《紅樓夢》上（第一卷畢）”。

應胡適的要求，俞平伯6月19日在甲戌本第四冊的空頁上作跋。他并沒有高度贊揚甲戌本，反而是在“商榷”“此書之價值”，強調“非脂評原本，乃由后人過錄”；脂批也許“經后人附益，亦屬難定”。甲戌本在俞平伯手中停留了半年左右。胡適讀到俞平伯貶多于褒的跋語，肯定是出乎意料，大失所望。

1933年1月，胡適又看到了一部七十八回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這是徐星署先生前一年在北平隆福寺書攤上偶然碰到，花八元購得。胡適在認真考察后，寫成長達十一頁的《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得庚辰本與甲戌本并列而立，“新紅學派”的基礎更鞏固了。

在30年代和40年代，胡適兩度在北平住了近十年。那時甲戌本原收藏者劉銓福的兒孫兩代都活躍于琉璃廠，是知名的金石篆刻家。胡適也常與琉璃廠書商聯系買書，卻未顧及尋訪劉氏后人探問甲戌本流傳前史，這是又一次歷史的遺憾。

當年胡星垣的來信，信封和信件保存完好

責其私藏，胡先生有點冤枉

胡適把甲戌本私藏了34年，方在1961年付之影印。這個事實和時間之長，受到不少批評。最有代表性的是吳世昌先生，他在60年代初寫英文的《紅樓夢探源》時，根本拒絕“甲戌本”這個名稱，并“指責胡適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十六回殘本長期占為己有，不予公開印行是獨霸材料、阻礙學術研究的行為”。周汝昌先生到1986年仍有類似指責。我們在九十多年后平心而論，胡先生是有點冤枉。

首先，從胡適的主觀意圖來看，壟斷資料不符合他一貫的治學態度和為人準則。事實上，胡適一直在可能的條件下，把甲戌本無私地借給最需要的人。

其次，是出版商方面的經濟和技術條件。要影印一部古書，不光取決于書主一方面的意愿，更重要的是出版商方面的意愿和條件。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背景下，需要并愿意買甲戌影印本的有多少人？出版商賣多少本才能盈利？那時對古本《石頭記》（還是殘缺的！）的需求，與幾十年后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出版商肯定要將本求利，不能做虧本買賣。另一方面，當時具備制版影印技術的印刷公司，集中于上海。張學良1928年計劃影印沈陽的文溯閣《四庫全書》，也必須借重上海的技術工人，最終也沒辦成。但1932年“12·8”戰事期間，上海的出版公司如中華、商務等，多遭日寇炮火轟炸，損失慘重，此業遂受重創，其后十余年間，一蹶不振。這樣的客觀條件不可不察。

再次，是大時代的風云際會，更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且看胡適那三十多年是怎么過的：1927年以后的三年里，胡適在上海一邊做中國公學的校長，一邊辦《新月》雜志，向國民黨政府“爭人權”，惹惱了當局，被迫離開上海，他哪有心思印甲戌本？胡適移居北平未久，就爆發了九一八事變，民族危亡，他與朋友辦《獨立評論》，討論時局，已經很難全身心地投入學術事業中去。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原來的朋友王克敏（庚辰本的介紹人）做了華北的偽政權“委員長”，成為頭號漢奸。但人各有志，胡適接受政府征召，先是去歐美開展國民外交，爾后又擔任駐美大使。在任大使的四年里，“從沒有寫過一篇中國文字”。卸任大使后，胡適因心臟病仍居住在美國，先后長達九年之久。此時的胡適，又迷上了《水經注》研究。從1934年到1947年，是胡適《紅樓夢》研究生涯的空白期，他的研紅情愫，要等待一個青年學生周汝昌來喚醒。

周汝昌與甲戌本

1947年秋，燕京大學學生周汝昌在燕大圖書館發現了胡適久尋不見的《懋齋詩抄》，并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三進北大擔任校長的胡適也因此而發現了紅學后繼者，與周生開始了既忘年又忘卻地位差別的書信往還。1948年6月4日周汝昌致信胡適，商請借閱多種書籍，包括代借別家和自藏的甲戌珍本。這多少有些冒昧和過分奢求。兩人于6月27日在東廠胡同一號胡適家中相見，胡適在獎贊鼓勵之外，對借閱甲戌本一事慨然允諾，親手將書交給了周汝昌。周汝昌將書帶回天津郊區咸水沽家中過暑假，因極其喜愛又機會難得，便與四兄周祜昌一起抄了一個副本，卻是先斬后奏，未經書主同意。暑假期間他曾兩次致信胡適，都只字不提，必要將生米做成熟飯。同時他還寫了一篇很長的“跋脂文”，批駁俞平伯在書內的跋甚至諷刺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卻寄給胡適求發表。

待返校開學后的9月11日，他才惴惴不安地報告了抄副本的事。胡適在13日非常大度地回信說：“我讀你信上說的你們弟兄費了整整兩個月的工夫，鈔完了這個脂硯甲戌本，使這個天地間僅存的殘本有個第二本，我真覺得十分高興！這是一件大功勞！將來你把這副本給我看時，我一定要寫一篇題記。這個副本當然是你們兄弟的藏書。我自己的那一部原本，將來也是要歸公家收藏的。”

此時，古小說專家孫楷第先生從北大轉到燕京任教，成為胡適與周汝昌之間的送書使者。周汝昌擅自在甲戌本上寫下題記：“卅七年六月自適之先生借得，與祜昌兄同看兩月，并為錄副。周汝昌謹識。卅七、十、廿四。”10月27日，周汝昌收到胡適的掛號信，告：“《四松堂集》，又你的長文，今早都托孫楷第（子書）教授帶給你了。”并囑：“脂本的原本與過錄本，都可以請子書先生看看。他若高興題一篇跋，一定比平伯先生的跋更有價值。”

在連續兩天里，周汝昌與孫楷第兩次見面，周得到了《四松堂集》，孫楷第卻空手而歸。這里是一個疑點，周汝昌沒有遵胡適囑把甲戌本交給老師，也許書并不在手邊。周汝昌在10月29日回信胡適，除表示“感謝不盡”外，還說：“孫子書先生昨天特別親過敝屋，把先生的來信已給他看過了，我預備今明日就把脂本正副都拿給他看……脂原本本想立即歸還，但因先生提議給孫子書先生看，我想等和《四松堂集》一并奉還吧。”周汝昌這樣說了，但并沒有做到。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孫楷第看到過甲戌本。

11月末，北平城外解放大軍已形成合圍之勢。周汝昌的同窗周培章邀他一起進城，到東四七條朋友王家借宿。周汝昌帶上了甲戌原本和錄副本，與周同學步行走到西直門。第二天，周汝昌再次走到東廠一號胡宅還書，在門外把甲戌原本交給了胡適的二兒子胡思杜。很可能是在得到還書的當晚（12月1日），胡適在書末再加題跋：“現存的八十回本《石頭記》，共有三本……今年周汝昌君（燕京大學學生）和他的哥哥借我此本去鈔了一個副本。我盼望這個殘本將來能有影印流傳的機會。”

1960年，胡適（右一）與長子胡祖望、兒媳曾淑昭、孫子胡復在一起

胡適給甲戌本最后的安排

12月14日上午，胡適最后告別北大，連接南京的電話和電報，要派飛機來接他立即南行。胡適回家，只有兩個多小時整理行裝。他只帶了父親和自己的幾份文稿，書只帶了一部《石頭記》甲戌本，作為他上萬冊藏書的代表。當天因故沒有走成，12月15日下午飛抵南京。

1949年4月，胡適黯然赴美，甲戌本也隨他漂洋渡海。當自己的生存問題還沒有解決，他就想到了設法保護傳承甲戌本《石頭記》。1950年4月，胡適利用美國官方的資金和技術，在華盛頓的國會圖書館為甲戌本制作縮微膠片。當時拍攝了一套負片，洗印成四套正片。除國會圖書館外，三套正片分別贈予母校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和《紅樓夢》英譯者王際真，一套自己保存，以后送給了林語堂。

1958年，胡適離美赴臺，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1960年12月17日，胡適在錢思亮為他舉行的七十壽宴上，對參加宴會的“中央印鑄局”秘書張祖詒表示，想請他們影印甲戌本，當即得到慨允。1961年2月，胡適寫了《影印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緣起》，文中說：“三十年來，許多朋友勸我把這個本子影印流傳。我也顧慮到這個人間孤本在我手里，我也有保存流傳的責任。”在跋文中他再強調“甲戌本在四十年來《紅樓夢》的版本研究上曾有過劃時代的貢獻”。1961年5月，以朱墨兩色套印的甲戌本終于問世。此后，臺灣、內地和香港多次據此翻印。幾乎可以說，這是胡適最后的安排。

僅僅幾個月之后，胡適于1962年2月24日因心臟病發，猝然離世，享年70歲零兩個月。在胡適身后，家屬將甲戌本寄存于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1980年，在威斯康星大學舉行第一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甲戌本被借到會場上展覽傳閱。如此時光穿梭，一過四十年。

終歸上海博物館

2002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社長郭又陵和總編輯徐蜀到美國康奈爾大學東亞圖書館參觀，見到了甲戌本《石頭記》。那時，國圖社正準備系統影印《紅樓夢》所有相關的版本，于是提出能否用甲戌本作底本出版。館方回答說不行，因為甲戌本的所有權并不屬該館，是胡適后人寄存的。

郭社長從美國回來之后，下決心商談購買之事。他通過同學聯系上了胡適的大兒子胡祖望和胡太太，即胡適的兒媳曾淑昭。方知胡祖望已83歲，得了老年癡呆癥，要住養老院和做護理，需要一大筆錢。而胡適并沒有給家里留下什么財產，所以胡家想賣出一些東西，將寄存在康奈爾的物品取回家來。郭社長請他的同學去胡家目驗物品，這位同學還在胡家住了一夜。

郭社長通過同學做中間人，商量細節。國圖想把價錢壓低，與胡家反復談價，一拖就是兩年多。與此同時，胡家還接觸了另一家國內的收藏機構，就是上海博物館，商談很順利，上博不講價錢，直接就同意了。成交的價格，據傳是八十萬美元。上海博物館為什么對價格毫不猶豫？因為他們咨詢了嘉德拍賣公司，嘉德出具了正式的估價函，是由古籍部總經理拓曉堂做出的。拓先生見到原本，研究之后，給出了三點意見：第一，年代對；第二，這是胡適收藏的那件《石頭記》；第三，如果價位合理，應該收藏。過后，上海博物館出資買下了這件《石頭記》甲戌本。

2005年7月，新聞媒體報道：流失海外的孤本《紅樓夢》甲戌本已由上海博物館花重金從美國康奈爾大學購回，入藏上海博物館的圖書館內。上博很低調，不接受采訪，也不透露甲戌本回歸的過程。只是表示，甲戌本《紅樓夢》購回之后，將不會對外展出，也不借閱，只供圖書館研究之用。

78年過去，甲戌本回到了它的出身之地。此時甲戌本已經化一為萬，影印本唾手可得，其原件可以束之高閣了。胡適曾經希望將來“影印流傳”，“歸公家收藏”。甲戌本有幸，如先生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