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作家影響了王家衛的電影創作?
王家衛
王家衛往往被認為在影像美學層面做出了重大革新。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他的電影一直引領著一種美學風潮,受到全世界影迷的追捧。這個現象與王家衛的電影展示出的深厚文學根底不無關系,從他為人津津樂道、高度文學化的對白可見一斑。那么,王家衛電影的文學滋養從何而來?近期出版的《王家衛的電影世界》給出了某種解答。
普伊格是對王家衛影響最大的作家
阿根廷作家曼努埃爾·普伊格(Manuel Puig)在眾星云集的拉美文壇并不引人矚目,他不從屬于“爆炸文學”團體。雖然一生創作了《蜘蛛女之吻》《麗塔·海沃斯的背叛》《傷心探戈》《布宜諾斯艾利斯情事》等八部長篇小說,普伊格的世界聲譽直到晚年才真正建立。《蜘蛛女之吻》是他最為知名的作品,曾被改編為電影,獲得過奧斯卡金像獎。
曼努埃爾·普伊格
普伊格一生顛沛流離,曾在羅馬學習電影。他最初的夢想是拍電影或當編劇,都以失敗告終。最后只能以寫作謀生,普伊格經常說:“不是我選擇了文學,而是文學選擇了我。” 因為由衷熱愛電影,普伊格的小說帶有鮮明的影像色彩。譬如他喜歡借助人物對話推進敘事,《蜘蛛女之吻》即是典范——全書從頭至尾都由人物的對話組成。普伊格廣泛吸收通俗小說和各類現代藝術的滋養,創造了與眾不同的小說風格。與此同時,普伊格的小說往往聚焦于阿根廷社會中下層普通人,同性戀、罪犯等邊緣群體經常出現在他的小說中,這也是他與“爆炸文學”作家們不同的地方。
王家衛深受普伊格的影響。他曾在訪談中提及,“南美作家影響我最大的是寫《蜘蛛女之吻》的那個作者(曼努埃爾·普伊格)。到了現在來說,對于我拍電影產生最大影響的正是他。最好的是原著小說。不過他最好的作品不是《蜘蛛女之吻》,他最好的作品是《傷心探戈》,很偉大的作品。在他之后,我就沒看過什么偉大的作品了。”這是非常高的贊譽,如同馬爾克斯在讀過胡安·魯爾福的小說后發出的由衷感嘆——“那一年余下的時間,我再也沒法讀其他作家的作品,因為我覺得他們都不夠分量。”
《蜘蛛女之吻》新版書影,由世紀文景出版
王家衛和普伊格的緣分,由對王家衛的電影事業有提攜恩情的譚家明促成。正是譚家明把普伊格的《傷心探戈》介紹給了王家衛,王家衛讀后愛不釋手。“根據譚家明的說法,王家衛嘗試通過將這部小說的結構運用于他的影像來掌握它。” 《王家衛的電影世界》作者張建德甚至稱 “王家衛或許就是香港電影界的普伊格”。
《阿飛正傳》劇照
在張建德看來,王家衛的《阿飛正傳》可被視為《傷心探戈》的松散改編。據他分析,王家衛根據演員的情感驅力重新詮釋了《傷心探戈》,“通過獨白式對話和允許人物擁有自己的情感空間”。并且,在以意識流的方式表現人物思想方面,《阿飛正傳》和《傷心探戈》都頗具實驗性而又細致入微。“王家衛善于拿捏普伊格小說結構中看上去不相關的元素之間微妙的關聯”。
《阿飛正傳》里有一個鏡頭是張國榮對著鏡子凝視自己漂亮的臉,這讓張建德聯想起普伊格在他的第一部小說《麗塔·海沃斯的背叛》中寫到的一位年輕人,小說里也出現了年輕人對鏡子梳理卷發的描寫。這種聯想乍看起來或許顯得牽強,但兩者暗中的聯系也并非絕然沒有可能。
《春光乍泄》劇照
《春光乍泄》與普伊格另一部小說《布宜諾斯艾利斯情事》有松散的關聯。《春光乍泄》的故事背景設定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原先,王家衛想把《布宜諾斯艾利斯情事》改編為電影。但在制作過程中,他最終放棄了這個計劃。改編雖然未能實現,《春光乍泄》對病態性欲的關注還是讓人想起了《布宜諾斯艾利斯情事》中充斥的色情描寫。這說明,《春光乍泄》和《布宜諾斯艾利斯情事》有著十分隱秘的聯系。
劉以鬯是王家衛的文學老師
《花樣年華》的靈感來源是劉以鬯的小說《對倒》,已被很多人知道。《對倒》寫一男一女的故事,男人從上海移民來香港,女人則在香港土生土長。《花樣年華》講述的也是一男一女的故事,一個是有夫之婦,另一個是有婦之夫。王家衛在《花樣年華》的片尾字幕里還特意感謝了劉以鬯。
《花樣年華》劇照
《花樣年華》的片尾字幕,出自劉以鬯的《對倒》
劉以鬯在2018年6月去世后,王家衛在微博引用劉以鬯小說《酒徒》中的話“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來紀念這位香港作家。很多大陸讀者正是通過王家衛的“引介”間接知道了劉以鬯的存在,但劉以鬯在香港實則鼎鼎有名。劉以鬯一直致力于嚴肅文學的創作,被認為與金庸齊名。王家衛與劉以鬯一樣,先是在上海出生,后又移民香港。兩人都對海派文學情有獨鐘,這或許讓王家衛在初次閱讀劉以鬯的《對倒》時一見如故。
劉以鬯的《酒徒》被認為是香港第一部意識流小說,開頭令人過目難忘——“生銹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煙圈里捉迷藏。推開窗,雨滴在窗外的樹枝上眨眼。雨,似舞蹈者的腳步,從葉瓣上滑落。扭開收音機,忽然傳來上帝的聲音。”如果熟悉王家衛的電影,這種綿稠、細密的語言實在很像王家衛的臺詞。陳子善稱“劉以鬯是王家衛的文學老師”,不是沒有道理的。
晚年的劉以鬯
劉以鬯簡體中文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
《對倒-花樣年華寫真集》書影
《花樣年華》首映后,一本叫“對倒-花樣年華寫真集”的書在香港出版,書中的圖片選自《花樣年華》中沒有出現的鏡頭,文字則來自劉以鬯的《對倒》。王家衛在該書前言中寫到,“對我來說,Tête-bêche(法語詞匯,意為對倒,指一正一倒的雙連郵票)不僅是郵學上的名詞或寫小說的手法,它也可以是電影的語言,是光線與色彩,聲音與畫面的交錯。Tête-bêche甚至可以是時間的交錯,一本1972年發表的小說,一部2000年上映的電影,交錯成一個1960年的故事。”王家衛說,“讓世人重新認識、知道香港曾經有過劉以鬯這樣的作家,是最讓我開心的事。”
其他作家對王家衛的影響
除了普伊格和劉以鬯,科塔薩爾、村上春樹、金庸、雷蒙德·錢德勒、加西亞·馬爾克斯、太宰治等作家的文學作品也影響到了王家衛的電影創作。張建德認為,《阿飛正傳》在借用《傷心探戈》的人物和情境外,可能還調用了其他文學資源。比如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小說里涉及記憶和遺忘的幻想讓人想起《阿飛正傳》里張國榮扮演的旭仔。
村上春樹的另一部作品《遇到百分百的女孩》則影響了《重慶森林》。“金城武飾演的害著相思病的警察以第一人稱獨白的形式喃喃回憶,或許是村上第一人稱敘述的延續。”張建德認為村上春樹對王家衛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其一,王家衛標志性的獨白反映了村上春樹小說的對話風格;其二,兩人都認同敘事是對記憶的重述。
科塔薩爾
此外,王家衛也深受科塔薩爾的影響。張建德便認為,《春光乍泄》與科塔薩爾《跳房子》的關聯,實際上勝過了普伊格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情事》。《春光乍泄》的英文片名是“Blow-Up”,這也是意大利名導安東尼奧尼(一位王家衛極為推崇的導演,兩人曾執導短片集《愛神》)的《放大》的英文片名。巧合的是,《放大》改編自科塔薩爾的《魔鬼涎》。
《東邪西毒》劇照
其他一些顯明的影響不必多說。《東邪西毒》改編自金庸的《射雕英雄傳》,是一次極富創意的個性化改編。“《東邪西毒》既可以被合乎情理地視作一部改編自金庸小說的影片(盡管是激進的改編),又是一部武俠片(盡管并不遵循這一類型的陳規)。”《墮落天使》的片名來自《圣經》,明顯指涉了凱魯亞克的《達摩流浪者》和科塔薩爾《跳房子》中“蛇社”的成員。
總之,王家衛通過援引電影(更多是新浪潮教父戈達爾的電影)和各種通俗文學作品,以及半文學資源(歌曲、詩歌等)等,將其融匯為一種高度鮮明的個人風格,從而成就 了“一種以電影化的風格講述故事的感性”。這位拍片沒有劇本,把拍攝周期不斷延長的香港導演,事實上有著深厚的文學功底。
《王家衛的電影世界》,【馬來西亞】張建德,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3月